【新唐人2012年1月24日讯】
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我刚刚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环境，我好像懂事也就早一点，记忆也格外清晰。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目睹批斗、殴打、游街、抄家、武斗、烧书、自杀、背叛、检讨、检举揭发、划清界线、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有看热闹等等，凡是人间可以想像出的丑恶行为和嘴脸，以及最悲惨最残忍的场景我都目睹了。
不要说朋友之间反目成仇，就是夫妻、父子、母女之间，告发揭露的也经常出现。人们都没安全感，都提高警惕，都将别人看做是敌人，人们互相之间怀疑、猜测、敌意，总之时时提防着。虽然是生活在人间，可是那心态比在豺狼虎豹中还要可怕。我想那就是诗人说的荒原。后来读卡夫卡的小说《地洞》，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恐怖。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戴眼镜的挺斯文的大人们，不论男女，尤其是女人，突然都变得声嘶力竭，面目狰狞，咬牙切齿，张牙舞爪，打起人来十分凶狠。他们可都是有文化的人，有的女人看上去挺温柔挺和蔼的，怎么一下就变得凶狠、狰狞、残忍、声嘶力竭、打人骂人、禽兽不如了呢?后来才知道他们叫知识分子。
我就亲眼目睹有人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从高高的烟囱上跳下来，当场死亡;有人被打的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最后上吊自杀;有的本来是斗别人打别人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小小的失误转眼之间就成为被斗被打的对象，最后饮恨死去……
我目睹最多的还是打老师。她们被高年级学生捆绑着，或者是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批斗，而后是弯腰低头向伟大领袖画像认罪。必须站够一定的时间，然后就是殴打和辱骂。当时我们太小，还没有资格直接参与批斗和殴打，只能跟在后面帮个人场，因此心中感到十分遗憾。我们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参与到打人批斗人的行列中去。因为那是崇高的，伟大的，庄严的，后来知道那也是狂热的，丑恶的，病态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黄色皮面，红色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当时我们都认识“毛主席”三个字，其馀的都不认识了，尤其是“教育革命”几个字，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也不会读不会写。老师声嘶力竭地对我们一群懵懵懂懂的小学生说：“回去抄在本子上。”就放学了。从此很长时间没有上学，于是我们就在家里抄这本小册子。
过不多久，大院里就开始了烧书。也是那些平时看上去挺斯文的、戴眼镜的或者没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们，把抄家抄出来的书，还有资料室里的书，成捆的书，成麻袋的书，新的旧的书，都堆积在院子里，浇上汽油，然后就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他们一边烧书一边喊口号，群情激昂，场面热烈，我们都兴奋地围着火堆，载歌载舞，成堆成堆的书在烈火浓烟中都化为灰烬。那情景绝对难以想像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史，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烧书的居然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拣回一本中草药书，图文并貌，破旧不堪，前后封皮都没有了。母亲由于体弱多病，经常翻看。我被那上面的图画吸引，也经常翻看。每一样植物旁边都有文字说明，包括名称，性热性凉，味甘味平或者是味苦，功能，主治什么病，如何配伍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的启蒙读物。母亲每回从医院取回中药，都将药包打开，一样一样地辨认，一边对照一边念叨;当归，黄芪，干草，白术，芍药……我站在旁边听着看着，慢慢地也认识了一些中草药。后来我对中医的爱好，大概就源自那本中药书。
学校有一位女老师，大概三十多岁，人长得挺漂亮，穿戴也很整齐，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为什么她被批斗的次数最多，被打的次数也最多，而且被打得也最惨。有一次很多高年级的学生围着她批斗殴打，我们很多低年级的小学生围在周围，寻找机会打她。混乱中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从背后打了她一下，不过那一下很不过瘾，确切地说，我打的那一下是打在她的衣服上，软沓沓的没使上劲。但我仍然很兴奋，因为我打的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坏蛋。
虽然我还不懂反革命是什么，但我知道她肯定是坏人，应该打，否则怎么那么多人打她呢?不但打她，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后来她自杀了，听说她自杀的时候穿上最好的衣服，用墨汁描了眉毛，用最便宜的雪花膏搽了脸，因为没有眉笔，也没有脂粉。那些东西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毁掉了。她还把自己的两条腿用细绳子捆起来，以免破坏了自己的仪容。
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想起那个女老师。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宁愿死去，也不愿苟活着，在临死的时候，还想到把美丽留在人间。我总是回想我打她的那一下，对此我耿耿于怀。那时，幸亏我的年龄还太小，如果我再大一点，我也会是打人的凶手之一，或者相反是被打的人之一。那就不仅仅是帮个人场的问题了，无论打人还是被人打，都将是十分悲惨的，也将是一生的阴影。那么，我能不能将避免犯错误的可能仅仅寄托在年龄小这一点上呢?这是十分危险的。太危险了。
七十年代中期，那部很着名的电影，描写一个小孩子如何报仇雪恨的，最后有一个镜头，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举起砍刀，怒目而视，狠狠地砍向仇人。那时我就对这部电影很反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就是不喜欢。后来慢慢地明白为什么不喜欢了;我们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教我们仇恨，教我们凶残，教我们敌意，教我们杀人……。十岁的小孩子，就拿起砍刀杀人，而且理直气壮，义正严词，大义凛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打人、杀人、折磨人，还有什么奇怪的呢?指责他们的人难道不该受到指责吗?
二
我看到的所有描写“文革”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革时歌颂文革的，无论歌曲、电影、戏剧、大批判文章，无不激昂热烈，慷慨凛然。七十年代中期，那首着名的歌颂文革的歌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哇，就是好哇，就是好。
…………
当时这首歌响彻大江南北。那时我正上高中，记得我们班在全校的歌咏比赛中，唱的就是这首歌，还得了第一名。
另一类是文革结束后，控诉文革的文章。这类文章主要是诉苦，从“伤痕文学”首发其端，多少年绵延不绝，好像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倾泄。无论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都有一肚子的冤屈要倾诉。害人的只是几个身穿黄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他们大都形象模糊不清，身份不明，是概念化脸谱化的形象。在影视作品里，他们都一闪而过，使人感到不伦不类。这类文章，最后都要把责任推给“四人帮”，是那几个狗男女把全国人民变得如此的丑陋，禽兽不如;是他们把知识分子变成敌人，并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们祸国殃民，使那么多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他们把国家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来说，这两类文章恐怕都写过，而且都写得主题鲜明，文通字顺，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甚至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比如我就唱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在那时写的作文里真心诚意地歌颂过“文革”，赞美过“文革”，虽然是盲目的，但是确实是虔诚的。突然有一天，我们又走上街头，起劲地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帮，打倒狗头军事张……”，于是又开始写“四人帮罪大恶极……”“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搞到即将崩溃的边缘……”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们哪个不是虔诚地检讨自己、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流毒?哪个不是痛心疾首，甚至痛哭流涕地发誓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哪个不是狠狠地批斗自己的同类，揭发自己的同类?谁没有虔诚地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效忠?他们都在进行人身的自残和自虐，是将自己妖魔化，将自己非人化，同时也将自己的同类妖魔化。也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批判打倒自己的同类时，最内行，最积极，也最干净彻底。
文革结束后，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给文革下的结论就是;文化大革命将我国的经济搞到“即将崩溃的边缘”。但是对我国思想文化造成的灾难、民族伦理道德的崩溃、价值标准的颠倒、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上的创伤与扭曲，却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特别是，除了巴金老人以外，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写文章反省自责，追问自己的过失，追问自己的责任，追问自己的灵魂。文章无一例外，都是别人的错，我们都是受害者。而且在文章中有意无意地暗示;他们当时就看出文革的荒唐和反动，是有先见之明的。只不过当时都那样，不一片红色恐怖，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主要是“四人帮”祸国殃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清白，我们多么无辜呀。
这样的表现还能担当起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的重任吗?还能称得上是民族的良心吗?还能是社会的医生吗?
三
在我生活的那个大院里，有一位权高位重的人。论辈分我们要叫他一声叔叔。他小小的个子，长得圆圆胖胖。在他的下级的揭发下，抄他的家时，从毛泽东选集里抄出了他与老上级的通信，里面有反动言论。于是，大家都认为他是狡猾的老狐狸。游街的时候，给他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他的名字，再打上一个大大的叉，让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一手拿簸箕，一手拿笤帚，走一步，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再高喊一声：我是老狐狸——。再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喊一声：我是老狐狸——。那样子十分滑稽可笑。我们跟在队伍后面看热闹，简直是大快人心。
我想文革结束以后，无论是他，还是批斗他的人都会加入到控诉文革的行列里来，加入到诉苦的行列里来。而且争先恐后，声泪俱下，苦大仇深，义愤填膺。那情景肯定是十分感人的。
我们是一个爱诉苦的民族，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与以往不幸的历史一样，文革又给我们民族提供了诉苦的材料和机会。关于文革，人们写了那么多文章诉苦，但是，人们不是在反省历史，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解决问题，避免灾难再次发生。我看到的这些文章，无论是主流话语，还是个人的倾诉，恰恰相反，都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也就是防止追究责任，回避反省历史责任，更谈不上怎样避免历史重演。这类文章除了诉苦，表示自己是受害者以外，就是简单地把问题掩盖起来，装出一脸的茫然和无辜状;总之，我们都是受害者。
面对历史，只要诉苦就够了，也只有诉苦就行了。
文革时有一句流行大江南北的话，叫做“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缺少的就是灵魂了。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上帝，一切都是物质的。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还能有什么呢?灵魂?谁见过?那是骗人的鬼话。祥林嫂追问有没有地狱和灵魂，她不就是受害者吗?
既然没有灵魂，没有地狱，所以你干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心灵的不安，不会感到恐惧，不会感到灵魂颤抖。打人、杀人、抄家、背叛、告密、揭发、划清界线，谁的心灵不安过呢?谁的心灵深处闹过革命呢?事后又有谁忏悔过呢?所以，到如今我最害怕的就是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人。这样的人做什么事都会毫无顾虑。
以我当时幼小的心灵感受和今天的反思来看，当时被打被抄家被游街的那些人，谁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相反，当时打人批斗人抄别人家的人也是怀着虔诚的心去捍卫伟大领袖的。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鲁迅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历来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宴。”
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就不存在谁正确谁反动。他们要么被吃，要么吃别人;同样，被吃的也曾经吃过别人，吃别人的也会被别人吃。不吃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积极地帮助排开吃人的宴席。不是吗?他们不是迫不及待地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宣誓自己效忠于伟大领袖，其虔诚与奴像决不比任何人差一点。谁不是积极地参与文革，参与批斗揭发。不是有的人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忠心，把领袖像章别在了自己的肉身上吗?那是怎样的残忍和血淋淋的奴像。他们都想攀附上最正确最伟大的主流权威，得到伟大权威的认可，而后置自己的对立面以死地而后快。可是，当时的形势的确瞬息万变，人们就像赌博，不知道把宝押在哪个“伟大”上。那些被打的、被斗的，看着很残忍，很可怜，如果他们翻过身来，有了打别人斗别人的机会的时候，恐怕比别人打得还要狠，还要残忍。只不过，他们没有这个机会罢了。
在文革中，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受害者，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又都是凶手和罪犯。
今天，面对历史，我们不能因为那些人当时被打被批斗就是正确的，也不能因为打人批斗人的就是罪大恶极的。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好像就是以当时谁是被打倒的，谁是打人的来判断历史的责任和正确与否。难怪人们都要摆出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来诉苦。因为谁都欲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所以，面对历史责任，面对反省与批判，面对人性的善恶，我们全体才如此的失语，才如此的回避，只知一味的诉苦，好像他们都很冤屈。特别是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扮演起“祥林嫂”的角色，到处表白“我真傻……我只知道……”。最简单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把责任推给那几个狗男女，而这些人又永远没有辩解的机会了。于是，全体解脱，谁都没有责任了，皆大欢喜。
四
我们民族历来缺乏反省的能力，缺乏自新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灵魂。面对文革这样的历史灾难，我们全体逃脱了追问责任的能力。有谁像鲁迅先生那样说出“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宴。”这样的解剖自己的话呢?逃脱责任就是重复罪恶，历史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现在重复，今后还会以其他方式重复。
比如目前，我国的科研与高校几乎又在进行“大跃进”，或者在进行另外一种文革，甚至比大跃进和文革还要可怕的运动。科研造假，论文造假，虚构数据，浮夸，急躁，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等，谁都知道这些做法违反科学规律，缺乏科学精神，也不可能出真正的成果。但是在利益的驱动和对权威的恐惧下，谁都积极地参与其中，谁都表现的万分虔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虔诚地说着心里都不相信的话，以换取安全和利益。谁都心知肚明，谁都不说破这一谎言，而且谁都趋之若骛，惟恐落人之后。等到将来，他们恐怕又是一脸的无辜状：人家都那样，我有什么办法。把责任再次推到别人身上，自己摇身一变又要充当受害者了。
对一个民族最绝望的不是曾经犯过什么错误，而是不能反省错误，甚至把错误推卸给别人，而后不断地重复错误。
回想五八年的大跃进，那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哪一个不是极力用数据和知识证明着亩产可以达到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都知道那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话。可是那些有文化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表达忠心，不是睁着眼睛说假话吗?今天与那时多么相似。
在群体失语面前，只要有人不知好歹地站出来说出真相，其他人就会立即群起而攻之，而且举起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棒子，义正严词，慷慨激昂，以不容质疑的绝对正确姿态一棒子将你置于死地。因为，你说出阿Q头上的赖疮疤，他们当然要怒目而视了。
只要不认真的反省历史，只要我们还在逃避责任，历史就会重演，而且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
其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所为，它不是在毫无秩序中的混乱行为，虽然表面上看当时十分混乱。恰恰相反，它不是源自秩序的破坏，而是源自一种完好的组织秩序、文化背景和历史惯性。而且整个过程分解了责任，分解责任的手段就是使人们都处于“代理状态”;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都是为了神圣的使命，或者都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和进行伟大革命，是在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历史使命。责任却处在“自由漂流”状态中消失了。也就是说谁都没有责任。
文革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要反省，包括政党和政府。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重演，这一点尤其重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深刻反省过文革为什么产生?人们为什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野兽?人性为什么如此丑恶?今后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我刚刚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环境，我好像懂事也就早一点，记忆也格外清晰。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目睹批斗、殴打、游街、抄家、武斗、烧书、自杀、背叛、检讨、检举揭发、划清界线、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有看热闹等等，凡是人间可以想像出的丑恶行为和嘴脸，以及最悲惨最残忍的场景我都目睹了。
不要说朋友之间反目成仇，就是夫妻、父子、母女之间，告发揭露的也经常出现。人们都没安全感，都提高警惕，都将别人看做是敌人，人们互相之间怀疑、猜测、敌意，总之时时提防着。虽然是生活在人间，可是那心态比在豺狼虎豹中还要可怕。我想那就是诗人说的荒原。后来读卡夫卡的小说《地洞》，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恐怖。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戴眼镜的挺斯文的大人们，不论男女，尤其是女人，突然都变得声嘶力竭，面目狰狞，咬牙切齿，张牙舞爪，打起人来十分凶狠。他们可都是有文化的人，有的女人看上去挺温柔挺和蔼的，怎么一下就变得凶狠、狰狞、残忍、声嘶力竭、打人骂人、禽兽不如了呢?后来才知道他们叫知识分子。
我就亲眼目睹有人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从高高的烟囱上跳下来，当场死亡;有人被打的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最后上吊自杀;有的本来是斗别人打别人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小小的失误转眼之间就成为被斗被打的对象，最后饮恨死去……
我目睹最多的还是打老师。她们被高年级学生捆绑着，或者是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批斗，而后是弯腰低头向伟大领袖画像认罪。必须站够一定的时间，然后就是殴打和辱骂。当时我们太小，还没有资格直接参与批斗和殴打，只能跟在后面帮个人场，因此心中感到十分遗憾。我们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参与到打人批斗人的行列中去。因为那是崇高的，伟大的，庄严的，后来知道那也是狂热的，丑恶的，病态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黄色皮面，红色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当时我们都认识“毛主席”三个字，其馀的都不认识了，尤其是“教育革命”几个字，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也不会读不会写。老师声嘶力竭地对我们一群懵懵懂懂的小学生说：“回去抄在本子上。”就放学了。从此很长时间没有上学，于是我们就在家里抄这本小册子。
过不多久，大院里就开始了烧书。也是那些平时看上去挺斯文的、戴眼镜的或者没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们，把抄家抄出来的书，还有资料室里的书，成捆的书，成麻袋的书，新的旧的书，都堆积在院子里，浇上汽油，然后就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他们一边烧书一边喊口号，群情激昂，场面热烈，我们都兴奋地围着火堆，载歌载舞，成堆成堆的书在烈火浓烟中都化为灰烬。那情景绝对难以想像我们有悠久的文明史，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烧书的居然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拣回一本中草药书，图文并貌，破旧不堪，前后封皮都没有了。母亲由于体弱多病，经常翻看。我被那上面的图画吸引，也经常翻看。每一样植物旁边都有文字说明，包括名称，性热性凉，味甘味平或者是味苦，功能，主治什么病，如何配伍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的启蒙读物。母亲每回从医院取回中药，都将药包打开，一样一样地辨认，一边对照一边念叨;当归，黄芪，干草，白术，芍药……我站在旁边听着看着，慢慢地也认识了一些中草药。后来我对中医的爱好，大概就源自那本中药书。
学校有一位女老师，大概三十多岁，人长得挺漂亮，穿戴也很整齐，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为什么她被批斗的次数最多，被打的次数也最多，而且被打得也最惨。有一次很多高年级的学生围着她批斗殴打，我们很多低年级的小学生围在周围，寻找机会打她。混乱中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从背后打了她一下，不过那一下很不过瘾，确切地说，我打的那一下是打在她的衣服上，软沓沓的没使上劲。但我仍然很兴奋，因为我打的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坏蛋。
虽然我还不懂反革命是什么，但我知道她肯定是坏人，应该打，否则怎么那么多人打她呢?不但打她，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后来她自杀了，听说她自杀的时候穿上最好的衣服，用墨汁描了眉毛，用最便宜的雪花膏搽了脸，因为没有眉笔，也没有脂粉。那些东西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毁掉了。她还把自己的两条腿用细绳子捆起来，以免破坏了自己的仪容。
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想起那个女老师。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宁愿死去，也不愿苟活着，在临死的时候，还想到把美丽留在人间。我总是回想我打她的那一下，对此我耿耿于怀。那时，幸亏我的年龄还太小，如果我再大一点，我也会是打人的凶手之一，或者相反是被打的人之一。那就不仅仅是帮个人场的问题了，无论打人还是被人打，都将是十分悲惨的，也将是一生的阴影。那么，我能不能将避免犯错误的可能仅仅寄托在年龄小这一点上呢?这是十分危险的。太危险了。
七十年代中期，那部很着名的电影，描写一个小孩子如何报仇雪恨的，最后有一个镜头，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举起砍刀，怒目而视，狠狠地砍向仇人。那时我就对这部电影很反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就是不喜欢。后来慢慢地明白为什么不喜欢了;我们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教我们仇恨，教我们凶残，教我们敌意，教我们杀人……。十岁的小孩子，就拿起砍刀杀人，而且理直气壮，义正严词，大义凛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打人、杀人、折磨人，还有什么奇怪的呢?指责他们的人难道不该受到指责吗?
二
我看到的所有描写“文革”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革时歌颂文革的，无论歌曲、电影、戏剧、大批判文章，无不激昂热烈，慷慨凛然。七十年代中期，那首着名的歌颂文革的歌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哇，就是好哇，就是好。
…………
当时这首歌响彻大江南北。那时我正上高中，记得我们班在全校的歌咏比赛中，唱的就是这首歌，还得了第一名。
另一类是文革结束后，控诉文革的文章。这类文章主要是诉苦，从“伤痕文学”首发其端，多少年绵延不绝，好像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倾泄。无论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都有一肚子的冤屈要倾诉。害人的只是几个身穿黄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他们大都形象模糊不清，身份不明，是概念化脸谱化的形象。在影视作品里，他们都一闪而过，使人感到不伦不类。这类文章，最后都要把责任推给“四人帮”，是那几个狗男女把全国人民变得如此的丑陋，禽兽不如;是他们把知识分子变成敌人，并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们祸国殃民，使那么多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他们把国家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来说，这两类文章恐怕都写过，而且都写得主题鲜明，文通字顺，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甚至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比如我就唱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在那时写的作文里真心诚意地歌颂过“文革”，赞美过“文革”，虽然是盲目的，但是确实是虔诚的。突然有一天，我们又走上街头，起劲地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帮，打倒狗头军事张……”，于是又开始写“四人帮罪大恶极……”“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搞到即将崩溃的边缘……”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们哪个不是虔诚地检讨自己、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流毒?哪个不是痛心疾首，甚至痛哭流涕地发誓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哪个不是狠狠地批斗自己的同类，揭发自己的同类?谁没有虔诚地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效忠?他们都在进行人身的自残和自虐，是将自己妖魔化，将自己非人化，同时也将自己的同类妖魔化。也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批判打倒自己的同类时，最内行，最积极，也最干净彻底。
文革结束后，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给文革下的结论就是;文化大革命将我国的经济搞到“即将崩溃的边缘”。但是对我国思想文化造成的灾难、民族伦理道德的崩溃、价值标准的颠倒、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上的创伤与扭曲，却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特别是，除了巴金老人以外，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写文章反省自责，追问自己的过失，追问自己的责任，追问自己的灵魂。文章无一例外，都是别人的错，我们都是受害者。而且在文章中有意无意地暗示;他们当时就看出文革的荒唐和反动，是有先见之明的。只不过当时都那样，不一片红色恐怖，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主要是“四人帮”祸国殃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清白，我们多么无辜呀。
这样的表现还能担当起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的重任吗?还能称得上是民族的良心吗?还能是社会的医生吗?
三
在我生活的那个大院里，有一位权高位重的人。论辈分我们要叫他一声叔叔。他小小的个子，长得圆圆胖胖。在他的下级的揭发下，抄他的家时，从毛泽东选集里抄出了他与老上级的通信，里面有反动言论。于是，大家都认为他是狡猾的老狐狸。游街的时候，给他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他的名字，再打上一个大大的叉，让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一手拿簸箕，一手拿笤帚，走一步，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再高喊一声：我是老狐狸——。再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喊一声：我是老狐狸——。那样子十分滑稽可笑。我们跟在队伍后面看热闹，简直是大快人心。
我想文革结束以后，无论是他，还是批斗他的人都会加入到控诉文革的行列里来，加入到诉苦的行列里来。而且争先恐后，声泪俱下，苦大仇深，义愤填膺。那情景肯定是十分感人的。
我们是一个爱诉苦的民族，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与以往不幸的历史一样，文革又给我们民族提供了诉苦的材料和机会。关于文革，人们写了那么多文章诉苦，但是，人们不是在反省历史，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解决问题，避免灾难再次发生。我看到的这些文章，无论是主流话语，还是个人的倾诉，恰恰相反，都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也就是防止追究责任，回避反省历史责任，更谈不上怎样避免历史重演。这类文章除了诉苦，表示自己是受害者以外，就是简单地把问题掩盖起来，装出一脸的茫然和无辜状;总之，我们都是受害者。
面对历史，只要诉苦就够了，也只有诉苦就行了。
文革时有一句流行大江南北的话，叫做“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缺少的就是灵魂了。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上帝，一切都是物质的。活着就是活着，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还能有什么呢?灵魂?谁见过?那是骗人的鬼话。祥林嫂追问有没有地狱和灵魂，她不就是受害者吗?
既然没有灵魂，没有地狱，所以你干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心灵的不安，不会感到恐惧，不会感到灵魂颤抖。打人、杀人、抄家、背叛、告密、揭发、划清界线，谁的心灵不安过呢?谁的心灵深处闹过革命呢?事后又有谁忏悔过呢?所以，到如今我最害怕的就是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人。这样的人做什么事都会毫无顾虑。
以我当时幼小的心灵感受和今天的反思来看，当时被打被抄家被游街的那些人，谁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相反，当时打人批斗人抄别人家的人也是怀着虔诚的心去捍卫伟大领袖的。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鲁迅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历来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宴。”
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就不存在谁正确谁反动。他们要么被吃，要么吃别人;同样，被吃的也曾经吃过别人，吃别人的也会被别人吃。不吃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积极地帮助排开吃人的宴席。不是吗?他们不是迫不及待地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宣誓自己效忠于伟大领袖，其虔诚与奴像决不比任何人差一点。谁不是积极地参与文革，参与批斗揭发。不是有的人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忠心，把领袖像章别在了自己的肉身上吗?那是怎样的残忍和血淋淋的奴像。他们都想攀附上最正确最伟大的主流权威，得到伟大权威的认可，而后置自己的对立面以死地而后快。可是，当时的形势的确瞬息万变，人们就像赌博，不知道把宝押在哪个“伟大”上。那些被打的、被斗的，看着很残忍，很可怜，如果他们翻过身来，有了打别人斗别人的机会的时候，恐怕比别人打得还要狠，还要残忍。只不过，他们没有这个机会罢了。
在文革中，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受害者，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又都是凶手和罪犯。
今天，面对历史，我们不能因为那些人当时被打被批斗就是正确的，也不能因为打人批斗人的就是罪大恶极的。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好像就是以当时谁是被打倒的，谁是打人的来判断历史的责任和正确与否。难怪人们都要摆出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来诉苦。因为谁都欲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所以，面对历史责任，面对反省与批判，面对人性的善恶，我们全体才如此的失语，才如此的回避，只知一味的诉苦，好像他们都很冤屈。特别是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扮演起“祥林嫂”的角色，到处表白“我真傻……我只知道……”。最简单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把责任推给那几个狗男女，而这些人又永远没有辩解的机会了。于是，全体解脱，谁都没有责任了，皆大欢喜。
四
我们民族历来缺乏反省的能力，缺乏自新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灵魂。面对文革这样的历史灾难，我们全体逃脱了追问责任的能力。有谁像鲁迅先生那样说出“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宴。”这样的解剖自己的话呢?逃脱责任就是重复罪恶，历史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现在重复，今后还会以其他方式重复。
比如目前，我国的科研与高校几乎又在进行“大跃进”，或者在进行另外一种文革，甚至比大跃进和文革还要可怕的运动。科研造假，论文造假，虚构数据，浮夸，急躁，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等，谁都知道这些做法违反科学规律，缺乏科学精神，也不可能出真正的成果。但是在利益的驱动和对权威的恐惧下，谁都积极地参与其中，谁都表现的万分虔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虔诚地说着心里都不相信的话，以换取安全和利益。谁都心知肚明，谁都不说破这一谎言，而且谁都趋之若骛，惟恐落人之后。等到将来，他们恐怕又是一脸的无辜状：人家都那样，我有什么办法。把责任再次推到别人身上，自己摇身一变又要充当受害者了。
对一个民族最绝望的不是曾经犯过什么错误，而是不能反省错误，甚至把错误推卸给别人，而后不断地重复错误。
回想五八年的大跃进，那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哪一个不是极力用数据和知识证明着亩产可以达到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都知道那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话。可是那些有文化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表达忠心，不是睁着眼睛说假话吗?今天与那时多么相似。
在群体失语面前，只要有人不知好歹地站出来说出真相，其他人就会立即群起而攻之，而且举起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棒子，义正严词，慷慨激昂，以不容质疑的绝对正确姿态一棒子将你置于死地。因为，你说出阿Q头上的赖疮疤，他们当然要怒目而视了。
只要不认真的反省历史，只要我们还在逃避责任，历史就会重演，而且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
其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所为，它不是在毫无秩序中的混乱行为，虽然表面上看当时十分混乱。恰恰相反，它不是源自秩序的破坏，而是源自一种完好的组织秩序、文化背景和历史惯性。而且整个过程分解了责任，分解责任的手段就是使人们都处于“代理状态”;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都是为了神圣的使命，或者都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和进行伟大革命，是在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历史使命。责任却处在“自由漂流”状态中消失了。也就是说谁都没有责任。
文革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要反省，包括政党和政府。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重演，这一点尤其重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深刻反省过文革为什么产生?人们为什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野兽?人性为什么如此丑恶?今后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