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讯】财产申报不是新事物，而是旧事物，几乎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政治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政治发展在总体上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民主没有建立，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政治权力滥用与腐败触目惊心。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过去还能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楼梯响也听不见了，好像里面的人失踪了或者跳窗逃跑了。
八十年代是个财产申报的好时机，那个时候官员财产少。官员的财产少主要原因有：第一，“文化大革命”之后起来的一批领导干部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负。第二，经过三十年的运动，领导干部对于腐败怀有恐惧感，不敢贪污。第三，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官员除了一些特权外还没有捞经济利益的机会。第四，市场经济刚开始，每一个人的收入并不多，万元户就是一个标志。第五，所有人都怕政策变，挣钱的收入担心没保障，担心回到过去把钱收回去。第六，姓社姓资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左的东西还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发家致富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第七，经济发展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官员们对发展经济还处在走一走，看一看的水平上。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使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八，当时人们对于腐败的官员是发自内心地痛恨。第九，自从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大谈政治体制改革，还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的呼声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客观因素，都不利于官员捞钱腐败。
没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末，因为那场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一下子停了下来，然后就是三年的停滞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被治理整顿所代替，政治体制改革销声匿迹，“左”的呼声甚嚣尘上，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搞民主化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会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才得到部分改观。但是，有了八九之末的政治风波，邓小平的改革观就成了错位的改革观，一方面，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在收缩，民主不提了，只提干部队伍的建设，明确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把干部队伍建设好，就能把市场经济发展好。干部队伍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而不是民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正式形成。
干部加市场经济模式最终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在二十一世纪强化。权贵经济形成之后，权力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使市场经济扭曲变形。更为主要的是，权力本身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本和财富，这些资本和财富并不是靠市场，而是靠权力，权力在政治升值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得到了升值，如果说资本家的剥削是经济剥削，就是剥削也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工人工作的前提是获得自己的工作收入，有工资。而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却是超经济剥削，没有投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没有先期投入场房、设备、资金，没有管理，甚至没有投入生产要素，仅仅靠权力本身，批地、抬高地价、搞双轨制等就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和回报，而这种回报又见不得光，又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他们得自我保护，有钱没权的，形成黑社会，有权有钱的，形成白黑社会，运用公权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想让他们进行财产申报，难度加大，甚至是不可能进行财产申报，对这些人进行财产申报，实际上就是进行财产清算。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做大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十年。既得利益集团不但绑架了政治，使政治迈不动步子，而且也绑架了经济，使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属于政治利益，同时还绑架了文化，使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娱乐功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对外人的施舍和恩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新的围城，只是与婚姻不同，城里面的人根本不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于是才有了官二代、富二代的自我繁殖，也有了穷二代的自我繁殖。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权力既得利益集团，其它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权力既得利益集团的衍生品，没有权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其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命运随时灰飞烟灭，其它既得利益集团的财产随时被充公、被廉价拍卖。重庆的打黑变成黑打，吴英案件就是明证。
有人会说，官员财产申报会引发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一个猜测。猜测是一个没有得到实证的猜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惊人报告没有引发苏联的动乱，粉碎“四人帮”那么大的政治事件不但没有引发不稳定，反而大快人心。财产申报只是政治体制改革动的小手术，并不是历史的重大事件，同时又是大快人心的事，这种改革，只会得到国人的拥护，而不会引发不稳定。说财产申报引发社会不稳定，是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说法，而不是国人的共识，其实质是把持既得利益不放。官员财产申报不是官员的要求，而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才会引发不稳定，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不稳定的可能性就会失去。财产不申报才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进一步说，财产申报最大的不稳定是社会革命，而革命在中国是这种有可能性的。中国去年的群体性事件有13万多，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性是维权与抗争，如果群体性事件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就有暴发革命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革命的可能性也会转化为现实民主建设的可能性，比如乌坎群体性事件之后变成了村民选举、村民自治，使人们看到了真实的民主。就是13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一件是针对官员的财产申报的，官员的财产申报没有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但是，财产申报会引发官场大地震，腐败的官员，尤其是腐败的高官会因此而丢官，会受法律的审判，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财产申报也会引发政局变动，但也不会引发政治内部革命，只会引发党内民主规则、法治规则的诉求。
有人会说，官员财产申报会侵害官员隐私问题。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不存在财产申报侵害官员隐私的问题。他举例说：在许多国家，财产申报是官员因其公职带来的法定义务，不但不会侵犯隐私权，反而应该主动、真实、及时地申报、公开。中青报对2908人在线调查，92.4%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既然如此，就不能使财产申报没了时间表，否则官员的财产也就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官员的财产申报，是当官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内容。
财产申报制度已经等了快三十年，人们对官员财产申报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失望，用一句歌词来表达人们的心态就是：等得花儿谢了，等得心儿碎了。在这段时间里，八年抗战结束，打国民党内战结束，抗美援朝结束。战争打完了，也打赢了，财产申报却打输了。
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财产申报开始。财产申报成本低，且得人心。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过去还能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楼梯响也听不见了，好像里面的人失踪了或者跳窗逃跑了。
八十年代是个财产申报的好时机，那个时候官员财产少。官员的财产少主要原因有：第一，“文化大革命”之后起来的一批领导干部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负。第二，经过三十年的运动，领导干部对于腐败怀有恐惧感，不敢贪污。第三，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官员除了一些特权外还没有捞经济利益的机会。第四，市场经济刚开始，每一个人的收入并不多，万元户就是一个标志。第五，所有人都怕政策变，挣钱的收入担心没保障，担心回到过去把钱收回去。第六，姓社姓资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左的东西还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发家致富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第七，经济发展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官员们对发展经济还处在走一走，看一看的水平上。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使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八，当时人们对于腐败的官员是发自内心地痛恨。第九，自从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大谈政治体制改革，还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的呼声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客观因素，都不利于官员捞钱腐败。
没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末，因为那场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一下子停了下来，然后就是三年的停滞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被治理整顿所代替，政治体制改革销声匿迹，“左”的呼声甚嚣尘上，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搞民主化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会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才得到部分改观。但是，有了八九之末的政治风波，邓小平的改革观就成了错位的改革观，一方面，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在收缩，民主不提了，只提干部队伍的建设，明确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把干部队伍建设好，就能把市场经济发展好。干部队伍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而不是民主加市场经济的模式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正式形成。
干部加市场经济模式最终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在二十一世纪强化。权贵经济形成之后，权力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使市场经济扭曲变形。更为主要的是，权力本身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本和财富，这些资本和财富并不是靠市场，而是靠权力，权力在政治升值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得到了升值，如果说资本家的剥削是经济剥削，就是剥削也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馀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工人工作的前提是获得自己的工作收入，有工资。而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却是超经济剥削，没有投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没有先期投入场房、设备、资金，没有管理，甚至没有投入生产要素，仅仅靠权力本身，批地、抬高地价、搞双轨制等就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和回报，而这种回报又见不得光，又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他们得自我保护，有钱没权的，形成黑社会，有权有钱的，形成白黑社会，运用公权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想让他们进行财产申报，难度加大，甚至是不可能进行财产申报，对这些人进行财产申报，实际上就是进行财产清算。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做大的三十年，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十年。既得利益集团不但绑架了政治，使政治迈不动步子，而且也绑架了经济，使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属于政治利益，同时还绑架了文化，使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娱乐功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对外人的施舍和恩赐。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新的围城，只是与婚姻不同，城里面的人根本不想出去，城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于是才有了官二代、富二代的自我繁殖，也有了穷二代的自我繁殖。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权力既得利益集团，其它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权力既得利益集团的衍生品，没有权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其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命运随时灰飞烟灭，其它既得利益集团的财产随时被充公、被廉价拍卖。重庆的打黑变成黑打，吴英案件就是明证。
有人会说，官员财产申报会引发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一个猜测。猜测是一个没有得到实证的猜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惊人报告没有引发苏联的动乱，粉碎“四人帮”那么大的政治事件不但没有引发不稳定，反而大快人心。财产申报只是政治体制改革动的小手术，并不是历史的重大事件，同时又是大快人心的事，这种改革，只会得到国人的拥护，而不会引发不稳定。说财产申报引发社会不稳定，是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说法，而不是国人的共识，其实质是把持既得利益不放。官员财产申报不是官员的要求，而是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才会引发不稳定，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不稳定的可能性就会失去。财产不申报才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进一步说，财产申报最大的不稳定是社会革命，而革命在中国是这种有可能性的。中国去年的群体性事件有13万多，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性是维权与抗争，如果群体性事件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就有暴发革命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革命的可能性也会转化为现实民主建设的可能性，比如乌坎群体性事件之后变成了村民选举、村民自治，使人们看到了真实的民主。就是13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一件是针对官员的财产申报的，官员的财产申报没有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但是，财产申报会引发官场大地震，腐败的官员，尤其是腐败的高官会因此而丢官，会受法律的审判，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财产申报也会引发政局变动，但也不会引发政治内部革命，只会引发党内民主规则、法治规则的诉求。
有人会说，官员财产申报会侵害官员隐私问题。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不存在财产申报侵害官员隐私的问题。他举例说：在许多国家，财产申报是官员因其公职带来的法定义务，不但不会侵犯隐私权，反而应该主动、真实、及时地申报、公开。中青报对2908人在线调查，92.4%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既然如此，就不能使财产申报没了时间表，否则官员的财产也就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官员的财产申报，是当官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内容。
财产申报制度已经等了快三十年，人们对官员财产申报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失望，用一句歌词来表达人们的心态就是：等得花儿谢了，等得心儿碎了。在这段时间里，八年抗战结束，打国民党内战结束，抗美援朝结束。战争打完了，也打赢了，财产申报却打输了。
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财产申报开始。财产申报成本低，且得人心。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