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1日讯】据香港中评社报导：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了解，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在这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至6%。
中国财政收入的35%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根据媒体公布的数位，2005年中国公款吃喝的数字是6000亿元。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依旧，公费出国有增无减。由于没有更新的数字，按照中国近几年财政收入支出增幅均超过20％计算，2005年公款出国费用应该超过4000亿元，就按4000亿元计算。根据竹立家教授所蒐集的官方资料计算，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务用车400万辆，公车消费4085亿元。假设2005年公车消费没有增长与2004年持平还是4085亿元，那么，上述三项费用则共计为14085亿元，占了31649.29亿元的44.5%。而且，还有大量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成为单位的自留资金。这部分资金，据有关专家测算，全国一年约有9000亿元，因而2005年的财政收入应该说有4万亿元。所以，2005年的公款吃喝丶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的14085亿元支出占了财政收入4万亿元的35%。这就是说，每100元的财政收入中有35元是用于官员的公款吃喝丶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的折射出中国官员的贪婪无耻和奢侈浪费到了相当大的地步。
上述数据还是2008年的。而近年，数据越来越缺乏。
国家人事部相关负责人早就强调，严禁以培训为名搞公款旅游，禁止铺张浪费。据称，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以公车为例，数百万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仅三成。《法制日报》报导，为刹住奢侈浪费之风，国家中央从制度设计到思想教育，可谓是殚精竭虑，但成效并不显着。有学者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不能成为衡量官府行为的标准。在缺失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腐败只会成为一种常态。
公务接待的问题早已被有心人总结得入木三分：“消费标准超标严重；随意消费公家埋单；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这一现象如今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正被民间热烈讨论，并被提炼为“中国行政成本浪费严重”这一命题。据某社会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在17836名受访者中，98.3%的人认为行政成本浪费现象非常普遍。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作官府工作报告时，曾两次怒斥浪费行为：“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而2007年的官府工作报告，仅仅提了“一些官府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奢侈浪费”一句。观察家指出，联系到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官员要增强节俭意识，不难看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问题，已被国家高层看成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也有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列举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而且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也用数据表明了快速增长的行政管理费用令人担忧的现状：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这种超常规增长与官府浪费现象有关”。对这种浪费更为具象的体现是，贵州一个贫困县“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现在有民间粗略统计，中国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万亿元，换句话说，每年的公款吃喝都要吞掉几个三峡工程。
中国大陆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政绩工程”，各级官府的办公楼也愈来愈气派。据报导，山西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年财政预算不足一亿元，有的部门却建起了耗资一千多万元的办公楼；广东省一个只有七名村官员的村委会耗资四百多万元兴建办公楼。还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例：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近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且党政机关部门公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成倍高出社会轿车的运输成本。
湖南省衡南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一些教师工资只发70%，就连县乡公路改造、乡村扶贫等都得从官员工资中扣钱来补“窟窿”。可当地不少官员，近年来却争先恐后地坐上了崭新的中高档轿车。
舆论认为，这种“国家式奢侈”就是“花公款的奢侈”，因为花的是公款，所以出手出奇地大方。其特色之一在于借用权力，比如当了“县官”，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买一辆在当地最豪华的轿车。而特色之二则是为了所谓的“政绩”、“形象”。
“国家式奢侈”最大的特色在于大多“不会出事”。分析人士指出，奢侈了怎么处罚？不奢侈怎么奖励？似乎没有明确标准，也少有人监督，不奢侈不光荣，奢侈也不可耻。更重要的是，有些奢侈者因为“大方”、有“魄力”、“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很快高昇。
冯培恩将行政浪费的病因总结为五个：一是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官府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社会掌握的政务信息不超过20%；二是出现了“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三是责任主体缺位，“有人上树摘果，无人浇水施肥”；四是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五是对党政官员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指标，而不计行政成本，这种考核方式使官府官员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
学者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不能成为衡量官府行为的标准。在缺失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腐败只会成为一种常态。
最近，据国家统计局刚刚披露，2011年，来自全国31个省市区GDP总和为51.8万亿元，高出统计局公布资料4.6万亿，创造了近年来最大差额记录（2009年双方相差2.68万亿，2010年相差3.2万亿）。统计有误差，这是允许的，但4.6万亿的误差，折合成美元高达7000多亿，实在让人吃惊，按全国31省区均摊，平均每省（区市）多出1500亿元美元。
与当今许多国家经济普遍不怎么景气相比，中国的GDP一直呈快速增长的势头，短短几年功夫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怪异之处在于，每年统计GDP时，中央、地方各自资料总是相互“打架”，前者低，后者明显高出许多，加在一起，地方GDP之和就远远超过中央统计的数字，呈现1+1〉2之势。
GDP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准的指标，一直饱受质疑，因为存在很大的侷限性。例如，不断的拆和建，都会增加GDP，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会使GDP倍增（这部分往往占30—40%左右）。所以多有学者呼吁以“幸福指数”、“绿色GDP”等来代替，至少不能盲目依赖GDP，把它作为主要的指标。
这个争论已持续多年，但时至今日未见改观，GDP依然是各级政权经常挂在嘴边的主要衡量标准，给人感觉似乎有一种对GDP的天然依赖，欲罢不能。官府看上眼的，一定有它非同一般的原因。官府崇尚撒谎，那么全国都充斥谎言，假作真时真亦假；崇尚斗争哲学，则暴力横行。
那么，GDP在中国既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又与人民的幸福与否无关，官府为何如此热衷？第一，畸形的GDP政绩观。把GDP当作政绩，这大概是中国大陆的创造。在中国，GDP是衡量各级政权政绩的几乎唯一的主要指标（以后考核中加进维稳等），所以说“数位出干部”、“数位出政绩”。由于GDP与干部政绩、陞迁紧密挂钩，GDP就俨然成了官员的生命线，只有不断地攀升甚至人为拔高，政绩才能显赫，才能有向上爬的资本。因此才会引发中央和地方“数字打架”。具体地，一是看GDP的增速，每年增长多少百分比；一是看GDP的绝对量。所以，这两项指标都会像放卫星一样上升，你增10%，我增15%，他增20%的；昨天还默默无闻，可能一下子就会咸鱼翻身，今年你跨入“万亿俱乐部”，我就要上2万亿、3万亿……从这个意义上，GDP除了“统计”出来的，也是相互“比”出来的。因为有很多省份，好像也没见过拥有什么傲人的产业，但GDP却很高。目前，共有23个省市区GDP总量过万亿元，广东更是突破5万亿（5.3万亿）。至于数字背后的水分多大，没人会去计较，反正大家心照不宣。GDP大省其地位也确实不同，主要官员仕途当然被看好。
过去，人们都认为大陆官员搞政治很在行，现在看来，发展经济更是得心应手。在全世界都痛感经济难关或干脆处在经济危机之时，唯中国大陆超然物我，玩弄经济于股掌中。翻开当局年度统计公报，上面各类数位资料应有尽有，净是什么产值、产量、收入增长之类自我吹嘘，而且数字很详细。对于问题，则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不会以数位来显示（那样等于露了马脚）。
GDP的缺陷在于，它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数字，不是利润，更非财富。它不考虑成本，不计损耗，不反映劳动力价值，不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如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污染等，都被排除在外。中国人民是一切社会产品社会财富（包括GDP）的创造者，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GDP的膨胀式增长，人民特别是8亿农民，分享不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困依旧，所谓社会财富、所谓“人口红利”只被不劳而获的权贵们独占。人民作为主要劳动者遭受的经济剥削，以及官府竭泽而渔式开发和由此造成资源枯竭、遍及全国的污染，统统都被掩盖。剩下的，只有官员和当局的政绩，并成为炫耀的资本；只有利益集团的一夜暴富，“国富民穷”，百姓没有任何尊严。所以，GDP掩盖了官府经济上垄断财富、剥削人民的实质性因素。社会资源的枯竭，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不仅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更是断了子孙后代的生存之路。
很多年来，国内外都在探讨所谓“中国模式”，官府也在不断吹捧改革开放的成果、成就。
若要问“中国模式”是什么？其实简单概括就三个英文字母：GDP。官府在国际上引为自豪的，唯一就是经济资料，即GDP的不断增长所堆积出来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严重掺水掺假，其馀乏善可陈。政治专断没有民主，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依旧贫困，官场黑暗腐败成风，整个社会没有正气道德沦丧，外加GDP光鲜靓丽世界第二，这些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除此无他。
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社会、人口等各个领域的共同发展，如果仅限于经济方面，必然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可能协调持续，官府是想以经济来掩饰政治等的黑暗。GDP的增长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只是官府的GDP，不属于人民。GDP只为官府而增长，GDP的增长则意味着人民更多的付出，遭受更大更重更深的剥削。
人民创造了GDP，但GDP又与人民无关，这就是官府GDP崇拜的原因。
谁都知道官府是管理社会的，没有了官府的管理，社会就全乱了。可是如果官府掺进去搅局，那就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了。现在中国广大底层的民众正在被灾难笼罩着。直接涉及到民生的一系列问题长年危害着民众的生存，如住房、医疗、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等问题。有些是连智障人士都看得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而管理社会的官府却不去实行，面对广大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官府装模作样做些“无用功”以安抚百姓。
说它管理了吧，不但没效果反而越管越涨价，说他没管吧，一个又一个的文件不断出台，其虚伪性越来越明显。以房地产为例，国务院不停地出台了几个调控房价的措施，全都没起到制止房价上涨的作用，相反却起到了为开发商搞促销的作用了。有迹象显示这是各地官府有意而为之。原因是：第一，官府不改变卖地财政的政策，限制地价从来都没有被包括进抑制房价上涨的措施中，地价仍旧大幅度上涨；第二，房地产商对房地产开发成本三缄其口，原因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垄断的产业，而且其中有很多官商联合操控市场的成分，其主要的土地又是全民资产，而开发商拒不公开成本的做法，官府给予了默许。第三，官府对银行提供资金方面没有进行有效的限制，致使开发商有资本屯积房源以抬高房价；第四，官府没有严格地执行“开发商拍得土地后二年不开发政府就予以无偿收回”的规定，使得开发商可以高价转让所拍得的建设用地，从中谋利从而又提高了地价成本。官府这样做是可以得到巨大的好处，房价提高了，税收可以相应提高，使财政多得一些钱，GDP可以上去，政绩可以增加；第五，在房地产开发中，腐败行为一直伴随着经营而发生，而且日益严重，但是官府却一直没有予以有效地防止。虽然也抓了一些这方面的贪官，但这些贪官也都帮助政府达到了推高房价的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官府却屡屡将调控的矛头指向买房方面，而且每一轮调控之前都是先公开打招呼，通知全国人民，或说要提高按揭利率了，或说要提高买房的税费了，煽动欲购房者赶快在措施实施前抢购。这又促使开发商突击卖一批房子，等于给开发商作了促销。而每一轮的措施实施也都起不到调控作用。
许多专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官府却不予采纳。
在涉及民生的其它方面，政府不停地高喊“暖民心”、“顺民意”，但却一直见不到有效行动来解决在民生方面群众存在的实际困难。解决堵车问题首先就想到向老百姓们收费；解决自然灾害问题就拼命向社会募捐；供火、供气、燃油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涨价；召开的听证会还要事先做点手脚，将听证会变成协助涨价的工具。这一系列的做法所对付的不是帝国主义反动派，也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广大民众。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又明显地显示出了官府成了虚伪的官府。
根据现在中国的行政事实来看，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官府垄断一切社会公共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国家的支柱产业和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一切产业都由官府直接掌控经营。官府一边管理国家和社会，制订和实施国家的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和法令并制订调拨运作的规则；一边又自己经营并垄断市场，参与并主导商业运作，所得收入全归官府所有。民众只有出卖劳动力的份儿。民众出卖了劳动力所得的“必要劳动价值”，还按官府制订的市场规则交回给官府。官府在“执政为民”招牌下，对广大民众实施了最大限度的剥削。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官府只是极少把全民所有的企业搞经营——从全民身上挣的社会财富用于民生。据专家调查在全世界各国中，中国是全国的GDP用于民生最小的国家。而官府本身行政支出却占全国GDP总量的40%；60多年了，中国民众在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仍面临很大困难，而官府却继续只讲好听话不作实际事，其虚伪程度足矣。
现今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都是源于虚伪的官府的虚伪作为。然而引起了不稳定的因素后又耗用民众的公帑成立“维稳办”，又是一虚伪之举。谁都知道，制造“不稳”的人和“维稳”的人，是同一伙人。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哄”字诀已不灵了，国民要的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实实在在、实际效果。只有实心实意地服务于民众，才能真正做到稳定发展。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中国财政收入的35%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根据媒体公布的数位，2005年中国公款吃喝的数字是6000亿元。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依旧，公费出国有增无减。由于没有更新的数字，按照中国近几年财政收入支出增幅均超过20％计算，2005年公款出国费用应该超过4000亿元，就按4000亿元计算。根据竹立家教授所蒐集的官方资料计算，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务用车400万辆，公车消费4085亿元。假设2005年公车消费没有增长与2004年持平还是4085亿元，那么，上述三项费用则共计为14085亿元，占了31649.29亿元的44.5%。而且，还有大量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成为单位的自留资金。这部分资金，据有关专家测算，全国一年约有9000亿元，因而2005年的财政收入应该说有4万亿元。所以，2005年的公款吃喝丶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的14085亿元支出占了财政收入4万亿元的35%。这就是说，每100元的财政收入中有35元是用于官员的公款吃喝丶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的折射出中国官员的贪婪无耻和奢侈浪费到了相当大的地步。
上述数据还是2008年的。而近年，数据越来越缺乏。
国家人事部相关负责人早就强调，严禁以培训为名搞公款旅游，禁止铺张浪费。据称，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以公车为例，数百万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仅三成。《法制日报》报导，为刹住奢侈浪费之风，国家中央从制度设计到思想教育，可谓是殚精竭虑，但成效并不显着。有学者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不能成为衡量官府行为的标准。在缺失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腐败只会成为一种常态。
公务接待的问题早已被有心人总结得入木三分：“消费标准超标严重；随意消费公家埋单；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这一现象如今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正被民间热烈讨论，并被提炼为“中国行政成本浪费严重”这一命题。据某社会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在17836名受访者中，98.3%的人认为行政成本浪费现象非常普遍。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作官府工作报告时，曾两次怒斥浪费行为：“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而2007年的官府工作报告，仅仅提了“一些官府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奢侈浪费”一句。观察家指出，联系到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官员要增强节俭意识，不难看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问题，已被国家高层看成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也有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列举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而且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也用数据表明了快速增长的行政管理费用令人担忧的现状：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这种超常规增长与官府浪费现象有关”。对这种浪费更为具象的体现是，贵州一个贫困县“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现在有民间粗略统计，中国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万亿元，换句话说，每年的公款吃喝都要吞掉几个三峡工程。
中国大陆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政绩工程”，各级官府的办公楼也愈来愈气派。据报导，山西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年财政预算不足一亿元，有的部门却建起了耗资一千多万元的办公楼；广东省一个只有七名村官员的村委会耗资四百多万元兴建办公楼。还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例：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近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且党政机关部门公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成倍高出社会轿车的运输成本。
湖南省衡南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一些教师工资只发70%，就连县乡公路改造、乡村扶贫等都得从官员工资中扣钱来补“窟窿”。可当地不少官员，近年来却争先恐后地坐上了崭新的中高档轿车。
舆论认为，这种“国家式奢侈”就是“花公款的奢侈”，因为花的是公款，所以出手出奇地大方。其特色之一在于借用权力，比如当了“县官”，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买一辆在当地最豪华的轿车。而特色之二则是为了所谓的“政绩”、“形象”。
“国家式奢侈”最大的特色在于大多“不会出事”。分析人士指出，奢侈了怎么处罚？不奢侈怎么奖励？似乎没有明确标准，也少有人监督，不奢侈不光荣，奢侈也不可耻。更重要的是，有些奢侈者因为“大方”、有“魄力”、“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很快高昇。
冯培恩将行政浪费的病因总结为五个：一是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官府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社会掌握的政务信息不超过20%；二是出现了“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三是责任主体缺位，“有人上树摘果，无人浇水施肥”；四是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五是对党政官员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指标，而不计行政成本，这种考核方式使官府官员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
学者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不能成为衡量官府行为的标准。在缺失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腐败只会成为一种常态。
最近，据国家统计局刚刚披露，2011年，来自全国31个省市区GDP总和为51.8万亿元，高出统计局公布资料4.6万亿，创造了近年来最大差额记录（2009年双方相差2.68万亿，2010年相差3.2万亿）。统计有误差，这是允许的，但4.6万亿的误差，折合成美元高达7000多亿，实在让人吃惊，按全国31省区均摊，平均每省（区市）多出1500亿元美元。
与当今许多国家经济普遍不怎么景气相比，中国的GDP一直呈快速增长的势头，短短几年功夫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怪异之处在于，每年统计GDP时，中央、地方各自资料总是相互“打架”，前者低，后者明显高出许多，加在一起，地方GDP之和就远远超过中央统计的数字，呈现1+1〉2之势。
GDP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准的指标，一直饱受质疑，因为存在很大的侷限性。例如，不断的拆和建，都会增加GDP，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会使GDP倍增（这部分往往占30—40%左右）。所以多有学者呼吁以“幸福指数”、“绿色GDP”等来代替，至少不能盲目依赖GDP，把它作为主要的指标。
这个争论已持续多年，但时至今日未见改观，GDP依然是各级政权经常挂在嘴边的主要衡量标准，给人感觉似乎有一种对GDP的天然依赖，欲罢不能。官府看上眼的，一定有它非同一般的原因。官府崇尚撒谎，那么全国都充斥谎言，假作真时真亦假；崇尚斗争哲学，则暴力横行。
那么，GDP在中国既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又与人民的幸福与否无关，官府为何如此热衷？第一，畸形的GDP政绩观。把GDP当作政绩，这大概是中国大陆的创造。在中国，GDP是衡量各级政权政绩的几乎唯一的主要指标（以后考核中加进维稳等），所以说“数位出干部”、“数位出政绩”。由于GDP与干部政绩、陞迁紧密挂钩，GDP就俨然成了官员的生命线，只有不断地攀升甚至人为拔高，政绩才能显赫，才能有向上爬的资本。因此才会引发中央和地方“数字打架”。具体地，一是看GDP的增速，每年增长多少百分比；一是看GDP的绝对量。所以，这两项指标都会像放卫星一样上升，你增10%，我增15%，他增20%的；昨天还默默无闻，可能一下子就会咸鱼翻身，今年你跨入“万亿俱乐部”，我就要上2万亿、3万亿……从这个意义上，GDP除了“统计”出来的，也是相互“比”出来的。因为有很多省份，好像也没见过拥有什么傲人的产业，但GDP却很高。目前，共有23个省市区GDP总量过万亿元，广东更是突破5万亿（5.3万亿）。至于数字背后的水分多大，没人会去计较，反正大家心照不宣。GDP大省其地位也确实不同，主要官员仕途当然被看好。
过去，人们都认为大陆官员搞政治很在行，现在看来，发展经济更是得心应手。在全世界都痛感经济难关或干脆处在经济危机之时，唯中国大陆超然物我，玩弄经济于股掌中。翻开当局年度统计公报，上面各类数位资料应有尽有，净是什么产值、产量、收入增长之类自我吹嘘，而且数字很详细。对于问题，则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不会以数位来显示（那样等于露了马脚）。
GDP的缺陷在于，它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数字，不是利润，更非财富。它不考虑成本，不计损耗，不反映劳动力价值，不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如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污染等，都被排除在外。中国人民是一切社会产品社会财富（包括GDP）的创造者，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GDP的膨胀式增长，人民特别是8亿农民，分享不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困依旧，所谓社会财富、所谓“人口红利”只被不劳而获的权贵们独占。人民作为主要劳动者遭受的经济剥削，以及官府竭泽而渔式开发和由此造成资源枯竭、遍及全国的污染，统统都被掩盖。剩下的，只有官员和当局的政绩，并成为炫耀的资本；只有利益集团的一夜暴富，“国富民穷”，百姓没有任何尊严。所以，GDP掩盖了官府经济上垄断财富、剥削人民的实质性因素。社会资源的枯竭，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不仅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更是断了子孙后代的生存之路。
很多年来，国内外都在探讨所谓“中国模式”，官府也在不断吹捧改革开放的成果、成就。
若要问“中国模式”是什么？其实简单概括就三个英文字母：GDP。官府在国际上引为自豪的，唯一就是经济资料，即GDP的不断增长所堆积出来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严重掺水掺假，其馀乏善可陈。政治专断没有民主，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依旧贫困，官场黑暗腐败成风，整个社会没有正气道德沦丧，外加GDP光鲜靓丽世界第二，这些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除此无他。
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经济、社会、人口等各个领域的共同发展，如果仅限于经济方面，必然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可能协调持续，官府是想以经济来掩饰政治等的黑暗。GDP的增长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只是官府的GDP，不属于人民。GDP只为官府而增长，GDP的增长则意味着人民更多的付出，遭受更大更重更深的剥削。
人民创造了GDP，但GDP又与人民无关，这就是官府GDP崇拜的原因。
谁都知道官府是管理社会的，没有了官府的管理，社会就全乱了。可是如果官府掺进去搅局，那就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了。现在中国广大底层的民众正在被灾难笼罩着。直接涉及到民生的一系列问题长年危害着民众的生存，如住房、医疗、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等问题。有些是连智障人士都看得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而管理社会的官府却不去实行，面对广大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官府装模作样做些“无用功”以安抚百姓。
说它管理了吧，不但没效果反而越管越涨价，说他没管吧，一个又一个的文件不断出台，其虚伪性越来越明显。以房地产为例，国务院不停地出台了几个调控房价的措施，全都没起到制止房价上涨的作用，相反却起到了为开发商搞促销的作用了。有迹象显示这是各地官府有意而为之。原因是：第一，官府不改变卖地财政的政策，限制地价从来都没有被包括进抑制房价上涨的措施中，地价仍旧大幅度上涨；第二，房地产商对房地产开发成本三缄其口，原因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垄断的产业，而且其中有很多官商联合操控市场的成分，其主要的土地又是全民资产，而开发商拒不公开成本的做法，官府给予了默许。第三，官府对银行提供资金方面没有进行有效的限制，致使开发商有资本屯积房源以抬高房价；第四，官府没有严格地执行“开发商拍得土地后二年不开发政府就予以无偿收回”的规定，使得开发商可以高价转让所拍得的建设用地，从中谋利从而又提高了地价成本。官府这样做是可以得到巨大的好处，房价提高了，税收可以相应提高，使财政多得一些钱，GDP可以上去，政绩可以增加；第五，在房地产开发中，腐败行为一直伴随着经营而发生，而且日益严重，但是官府却一直没有予以有效地防止。虽然也抓了一些这方面的贪官，但这些贪官也都帮助政府达到了推高房价的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官府却屡屡将调控的矛头指向买房方面，而且每一轮调控之前都是先公开打招呼，通知全国人民，或说要提高按揭利率了，或说要提高买房的税费了，煽动欲购房者赶快在措施实施前抢购。这又促使开发商突击卖一批房子，等于给开发商作了促销。而每一轮的措施实施也都起不到调控作用。
许多专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官府却不予采纳。
在涉及民生的其它方面，政府不停地高喊“暖民心”、“顺民意”，但却一直见不到有效行动来解决在民生方面群众存在的实际困难。解决堵车问题首先就想到向老百姓们收费；解决自然灾害问题就拼命向社会募捐；供火、供气、燃油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涨价；召开的听证会还要事先做点手脚，将听证会变成协助涨价的工具。这一系列的做法所对付的不是帝国主义反动派，也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广大民众。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又明显地显示出了官府成了虚伪的官府。
根据现在中国的行政事实来看，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官府垄断一切社会公共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国家的支柱产业和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一切产业都由官府直接掌控经营。官府一边管理国家和社会，制订和实施国家的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和法令并制订调拨运作的规则；一边又自己经营并垄断市场，参与并主导商业运作，所得收入全归官府所有。民众只有出卖劳动力的份儿。民众出卖了劳动力所得的“必要劳动价值”，还按官府制订的市场规则交回给官府。官府在“执政为民”招牌下，对广大民众实施了最大限度的剥削。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官府只是极少把全民所有的企业搞经营——从全民身上挣的社会财富用于民生。据专家调查在全世界各国中，中国是全国的GDP用于民生最小的国家。而官府本身行政支出却占全国GDP总量的40%；60多年了，中国民众在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仍面临很大困难，而官府却继续只讲好听话不作实际事，其虚伪程度足矣。
现今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都是源于虚伪的官府的虚伪作为。然而引起了不稳定的因素后又耗用民众的公帑成立“维稳办”，又是一虚伪之举。谁都知道，制造“不稳”的人和“维稳”的人，是同一伙人。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哄”字诀已不灵了，国民要的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实实在在、实际效果。只有实心实意地服务于民众，才能真正做到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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