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03月07日讯】【导读】目前在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谈论，几乎是围绕在“元凶是否是蒋介石”、与“涉案人员的责任归属”上。本文则是从一个几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一段您可能未曾听过的历史。
台共谢雪红承受了三次严酷的整肃斗争。（网路图片）
（续前） 台共谢雪红遭日警逮捕入狱
1925年谢雪红抵达上海，参加过五卅运动，化名谢飞英，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瞿秋白)四个月，1925年10月与林木顺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学习。1927年11月回到上海，1928年4月在上海参与创建“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工作，为候补中委及驻东京代表，负责与日共联系。由于参与左派运动，谢雪红曾经两次被日警逮捕，第二次被捕时系狱将近十年之久。
谢雪红在狱中遭受到日本人的刑求非常严厉，几乎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虐待，她说：“最难受的是用两根小木棍压五指尖，再用针刺指甲缝。俗语说：‘五指连心’，一点不假，痛得全身发麻冒汗。他们还无耻地剥光我的衣服，用点燃的香烟烫乳头。”
她的情人同志杨克煌也说到：“敌人对被捕者施行灌水、灌消毒水、灌汽油、剥指甲、刺乳头、辗膝盖骨、吊打、棕绳抽打等野蛮的毒刑。”谢雪红在1949年到北京参加政协时，也对《人民日报》记者谈到在日本狱中受刑的情形，“一连六个月中，不停的受着敌人的各种刑法，如灌凉水、用针扎手指、用棍子打肿腿…”
然而谢雪红万万没有想到，她这样把青春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女性，后来竟被“中国共产党”打成保守的“反右派”，被自己的台盟同志无情地出卖、批斗。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施予比日本人还要残忍、恐布的刑罚。
出狱后谢继续共产革命事业
谢雪红在1939年出狱后经商，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发起组织人民协会、农民协会，任中央委员。中共称她是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中，台中地区的起义领袖，是这次起义中很有影响的人物。起义失败后，转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与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
1949年谢雪红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代表，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总部主席。1970年11月5日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1949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台盟代表
（网路图片）
谢雪红一生穿越了三个不同的政权与时代，亦即日据时期、国民党时期与中共时期。每个时期都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实践，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日据时期她在台发展共产党组织，结果被逮捕入狱，坐了八年的牢。228事件中她组织27部队反国民党统治，后来遭到通缉。最后也是最讽刺的是，她在一生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当官，最后却承受了三次严酷的整肃斗争。
反右运动时遭共党批斗
从1957年11月10日至12月8日，台盟对谢雪红总共进行了十次批斗大会。在这十次对谢雪红的总清算里，几乎把1952年整风运动里的“罪状”重新又翻炒一次。北京的《光明日报》说：“谢雪红在1947年混入共产党，十年来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共产党内曾对她长期进行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是谢雪红始终抗拒党对她的教育，这次更利用党整风机会 放出许多毒箭，向党进攻。”
在中共主控的这场批斗中，谢雪红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批斗谢雪红犯下“四大罪行”。第一项罪状是，“点火煽风向党进攻，破坏反右派斗争”；第二项罪状是，“反动的政治路线，狂妄的个人野心”；第三项罪状是，“一贯地依靠坏人，打击左派”；第四项罪状是，“共产党叛徒，二二八的逃兵”。
同是1929年参加台共活动、负责农民运动的杨春松，在一次斗争会上批判说：“谢雪红出狱后，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经营‘三美堂’，招待日本士兵特别亲切，被称为‘兵之家’。日本投降后，谢又经营‘大华酒家’，做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
1947年，台湾人民爆发了英勇的‘二二八’起义。谢虽然在台中地区参加起义，但当群众一致要求枪毙有血债的伪台中县长刘存忠时，谢却加以包庇，硬将刘存忠送还警察局保护。谢还到各处尽力为国民党反动派解围。在国民党援军反功台中时，谢不顾起义部队的死活，携走了人民捐献的公款台币十万元，和杨克煌张惶逃往埔里。
当敌人进攻埔里时，谢又背弃人民武装和一起逃跑。在逃跑途中，看见报载蒋经国要去镇压‘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她就写信给蒋经国，介绍她自己是国民党员，要求蒋经国‘宽大处理’。谢雪红一直宣传自己是‘二二八’的女英雄，事实上她是‘二二八’的逃兵。”
另一位共产党员李纯青顺势说：“那种污泥式的生活，简直失去做共产党人的品格，那里配领导我们台盟。”
面对如此惨烈的斗争，谢雪红极为气愤，终于站起来答覆：“同志们，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过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谢雪红又说：“污泥中的生活，在共产党人的人生观来说应该是光荣的。如果这也成了对我攻击的罪状，你们去打探打探，今天党的领导同志，不问男和女，都比我污泥生活不知要烂污多少倍，为什么他们却是光荣，而目前对我就是罪状呢？”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台共谢雪红承受了三次严酷的整肃斗争。（网路图片）
（续前） 台共谢雪红遭日警逮捕入狱
1925年谢雪红抵达上海，参加过五卅运动，化名谢飞英，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瞿秋白)四个月，1925年10月与林木顺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学习。1927年11月回到上海，1928年4月在上海参与创建“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工作，为候补中委及驻东京代表，负责与日共联系。由于参与左派运动，谢雪红曾经两次被日警逮捕，第二次被捕时系狱将近十年之久。
谢雪红在狱中遭受到日本人的刑求非常严厉，几乎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虐待，她说：“最难受的是用两根小木棍压五指尖，再用针刺指甲缝。俗语说：‘五指连心’，一点不假，痛得全身发麻冒汗。他们还无耻地剥光我的衣服，用点燃的香烟烫乳头。”
她的情人同志杨克煌也说到：“敌人对被捕者施行灌水、灌消毒水、灌汽油、剥指甲、刺乳头、辗膝盖骨、吊打、棕绳抽打等野蛮的毒刑。”谢雪红在1949年到北京参加政协时，也对《人民日报》记者谈到在日本狱中受刑的情形，“一连六个月中，不停的受着敌人的各种刑法，如灌凉水、用针扎手指、用棍子打肿腿…”
然而谢雪红万万没有想到，她这样把青春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女性，后来竟被“中国共产党”打成保守的“反右派”，被自己的台盟同志无情地出卖、批斗。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施予比日本人还要残忍、恐布的刑罚。
出狱后谢继续共产革命事业
谢雪红在1939年出狱后经商，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发起组织人民协会、农民协会，任中央委员。中共称她是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中，台中地区的起义领袖，是这次起义中很有影响的人物。起义失败后，转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与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
1949年谢雪红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代表，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总部主席。1970年11月5日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1949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台盟代表
（网路图片）
谢雪红一生穿越了三个不同的政权与时代，亦即日据时期、国民党时期与中共时期。每个时期都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实践，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日据时期她在台发展共产党组织，结果被逮捕入狱，坐了八年的牢。228事件中她组织27部队反国民党统治，后来遭到通缉。最后也是最讽刺的是，她在一生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当官，最后却承受了三次严酷的整肃斗争。
反右运动时遭共党批斗
从1957年11月10日至12月8日，台盟对谢雪红总共进行了十次批斗大会。在这十次对谢雪红的总清算里，几乎把1952年整风运动里的“罪状”重新又翻炒一次。北京的《光明日报》说：“谢雪红在1947年混入共产党，十年来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共产党内曾对她长期进行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是谢雪红始终抗拒党对她的教育，这次更利用党整风机会 放出许多毒箭，向党进攻。”
在中共主控的这场批斗中，谢雪红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批斗谢雪红犯下“四大罪行”。第一项罪状是，“点火煽风向党进攻，破坏反右派斗争”；第二项罪状是，“反动的政治路线，狂妄的个人野心”；第三项罪状是，“一贯地依靠坏人，打击左派”；第四项罪状是，“共产党叛徒，二二八的逃兵”。
同是1929年参加台共活动、负责农民运动的杨春松，在一次斗争会上批判说：“谢雪红出狱后，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经营‘三美堂’，招待日本士兵特别亲切，被称为‘兵之家’。日本投降后，谢又经营‘大华酒家’，做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
1947年，台湾人民爆发了英勇的‘二二八’起义。谢虽然在台中地区参加起义，但当群众一致要求枪毙有血债的伪台中县长刘存忠时，谢却加以包庇，硬将刘存忠送还警察局保护。谢还到各处尽力为国民党反动派解围。在国民党援军反功台中时，谢不顾起义部队的死活，携走了人民捐献的公款台币十万元，和杨克煌张惶逃往埔里。
当敌人进攻埔里时，谢又背弃人民武装和一起逃跑。在逃跑途中，看见报载蒋经国要去镇压‘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她就写信给蒋经国，介绍她自己是国民党员，要求蒋经国‘宽大处理’。谢雪红一直宣传自己是‘二二八’的女英雄，事实上她是‘二二八’的逃兵。”
另一位共产党员李纯青顺势说：“那种污泥式的生活，简直失去做共产党人的品格，那里配领导我们台盟。”
面对如此惨烈的斗争，谢雪红极为气愤，终于站起来答覆：“同志们，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过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谢雪红又说：“污泥中的生活，在共产党人的人生观来说应该是光荣的。如果这也成了对我攻击的罪状，你们去打探打探，今天党的领导同志，不问男和女，都比我污泥生活不知要烂污多少倍，为什么他们却是光荣，而目前对我就是罪状呢？”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