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日讯】【导读】目前在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谈论，几乎是围绕在“元凶是否是蒋介石”、与“涉案人员的责任归属”上。本文则是从一个几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一段您可能未曾听过的历史。
二二八事件当天旧台北市的様子 （网路图片）
（续前）无可讳言，历史解释与新闻报导一样，很难绝对的客观，都存在着“立场”的问题，因此不仅是国民党、民进党，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共也经常在纪念228事件，把它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起义”。），都在抢夺“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解释权”。因此，新闻报导与历史解释的客观，必须是在新闻自由与学术自由中，才能得到体现的“可能”。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是由“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召集历史、法政学者共同参与，历时年馀而完成，是继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之后，探讨事件责任归属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代表着从台湾本土人士的观点，来看“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主要有九点结论。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
国民党长期以来，将“二二八事件”定位为台湾人要当家作主，脱离中国的叛国暴动，参与者是暴民、乱民。但近数年来二二八史料公开与研究成果，指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才是爆发“二二八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缉烟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发的导火线。是国府治台政策不当，引起民众抗争，而要求改革的运动。国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乱”之名，从中国派兵镇压，实施清乡，逮捕枪决知识菁英和民众。事件之后，国府掩盖事实真相，严密监控异议份子，造成无形的恐布气氛，致使二二八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禁忌。
二、蒋介石是事件原凶，应负最大责任
主要论点在于：事件发生前，蒋介石透过党、政、军、特等单位的报告，已掌握台湾讯息。事件发生后，许多台湾组织透过不同管道，向中央呼吁不要派兵来台，并要求惩治陈仪，赦免参与民众，但蒋介石仍然选择在3月5日指派21师师长刘雨卿率兵赴台镇压。3月8日，军队到台湾后，立即展开屠杀和清乡的镇压工作。
事件后蒋介石非但没有惩处陈仪处置不当，反而擢升他为浙江省主席，下令屠杀高雄市民的彭孟缉也高升为台湾省警备司令，这就表示蒋介石也认同他们两位的镇压屠杀的作法。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唯有蒋才能决定派兵来台，也唯有蒋的支持，陈仪等才敢漠视台湾民意，任意非为；也唯有蒋的默许，军队才敢任意逮捕，不经审判，枪杀无辜。因此，这份报告认为：蒋介石是事件原凶，应负最大责任
三、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责任
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三人自始至终主张镇压，只是陈、柯两人在援军未到之前，故意采取妥协态度。其实在事件开始，陈仪即向南京政府呈报，要求派兵镇压。此三人应负起镇压台湾人民的责任。陈仪更因施政不当，用人不明，造成社会乱象，要负起更大责任。
四、张慕陶、史宏熹、刘雨卿是镇压行动的共犯。
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整编第21师师长刘雨卿，此三人虽是执行任务，但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民众，纵容部下从中掠取钱财的行径，是镇压行动的共犯。
五、情治人员的责任
情治人员调查进步人士、制造黑名单、到处捉人、秘密杀害，因此被杀害的人民不下千数。在事件中推波助澜，做为日后罗织罪名、逮捕、枪决的证据，应负起共犯责任。
六、半山的责任
所谓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湾，在日治时代前往中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工作的人。在事件后，有些半山受到统治当局的倚重，实际参与镇压行动，成为镇压的共犯。如军统局台湾站长林顶立、曾任新竹长的刘启光、事件后接任警务处长的王民宁等。清乡工作的进行，多流传是因半山的协助，军警才能罗列名单，逮捕台湾菁英。
七、社会团体与媒体工作者的责任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党政军特各种势力进入台湾，相互抢夺地盘、从事党国不分的派系斗争。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会团体，打压异已。
媒体责任方面，中央通讯社作为国民党的党营机构，也负有为中央收集情报的职责，其所传达的讯息对于蒋介石派兵的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应负起报导不公、曲解真相、传达错误讯息的责任。
八、线民、告密者、构陷者的责任
线民、告密者、构陷者提供情报资讯，扩大加深“二二八事件”的伤害程度，有其应负的责任。但情治单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证，即采信片面之词，以致酿成祸害，其责任应该重于线民、告密者、构陷者。
九、“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伤害
台湾菁英受此摧残，几乎伤亡殆尽，死亡人数据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组估计约18,000至28,000人，但迄今仍无法掌握确实数目。幸存者则销声匿迹，不敢再过问政治。
虽然“二二八事件”的当事人今天已大多不在世上，但是责任的追究仍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那么当无辜善良的百姓受到公权力的欺凌时怎么办？也就是当“政府杀人”时，当“政府犯罪”时，该怎么办？
虽然责任的追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只要不是采取暴力报复的手段，所有在公众领域的理性讨论、学术研究、历史反省、与司法审判，不论其结果如何，都是值得尝试与鼓励的，都会是台湾在走向成熟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极为珍贵的经验与教训。
这也是告诉世上掌握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为所欲为，甚至以权力欺凌、杀戮善良无辜的老百姓，不仅会被人民所唾弃，尚且还要下台负责，并面临司法的审判。台湾的中正机场、所有叫“中正”的场所可能都得面临“改名”，甚且“中正纪念堂”可能有一天都可能“换人坐坐看”！
这不就说明了：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面临责任的追究。这个历史的教训，不仅是对蓝绿台湾的，也是对红色中国的！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二二八事件当天旧台北市的様子 （网路图片）
（续前）无可讳言，历史解释与新闻报导一样，很难绝对的客观，都存在着“立场”的问题，因此不仅是国民党、民进党，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共也经常在纪念228事件，把它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起义”。），都在抢夺“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解释权”。因此，新闻报导与历史解释的客观，必须是在新闻自由与学术自由中，才能得到体现的“可能”。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是由“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召集历史、法政学者共同参与，历时年馀而完成，是继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之后，探讨事件责任归属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代表着从台湾本土人士的观点，来看“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主要有九点结论。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
国民党长期以来，将“二二八事件”定位为台湾人要当家作主，脱离中国的叛国暴动，参与者是暴民、乱民。但近数年来二二八史料公开与研究成果，指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才是爆发“二二八事件”的原因。1947年2月27日的缉烟事件，只是引燃火山爆发的导火线。是国府治台政策不当，引起民众抗争，而要求改革的运动。国民政府不思改革之道，反扣以“叛乱”之名，从中国派兵镇压，实施清乡，逮捕枪决知识菁英和民众。事件之后，国府掩盖事实真相，严密监控异议份子，造成无形的恐布气氛，致使二二八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禁忌。
二、蒋介石是事件原凶，应负最大责任
主要论点在于：事件发生前，蒋介石透过党、政、军、特等单位的报告，已掌握台湾讯息。事件发生后，许多台湾组织透过不同管道，向中央呼吁不要派兵来台，并要求惩治陈仪，赦免参与民众，但蒋介石仍然选择在3月5日指派21师师长刘雨卿率兵赴台镇压。3月8日，军队到台湾后，立即展开屠杀和清乡的镇压工作。
事件后蒋介石非但没有惩处陈仪处置不当，反而擢升他为浙江省主席，下令屠杀高雄市民的彭孟缉也高升为台湾省警备司令，这就表示蒋介石也认同他们两位的镇压屠杀的作法。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唯有蒋才能决定派兵来台，也唯有蒋的支持，陈仪等才敢漠视台湾民意，任意非为；也唯有蒋的默许，军队才敢任意逮捕，不经审判，枪杀无辜。因此，这份报告认为：蒋介石是事件原凶，应负最大责任
三、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军政人员应负次要责任
陈仪、柯远芬、彭孟缉等三人自始至终主张镇压，只是陈、柯两人在援军未到之前，故意采取妥协态度。其实在事件开始，陈仪即向南京政府呈报，要求派兵镇压。此三人应负起镇压台湾人民的责任。陈仪更因施政不当，用人不明，造成社会乱象，要负起更大责任。
四、张慕陶、史宏熹、刘雨卿是镇压行动的共犯。
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整编第21师师长刘雨卿，此三人虽是执行任务，但不分青红皂白屠杀民众，纵容部下从中掠取钱财的行径，是镇压行动的共犯。
五、情治人员的责任
情治人员调查进步人士、制造黑名单、到处捉人、秘密杀害，因此被杀害的人民不下千数。在事件中推波助澜，做为日后罗织罪名、逮捕、枪决的证据，应负起共犯责任。
六、半山的责任
所谓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湾，在日治时代前往中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工作的人。在事件后，有些半山受到统治当局的倚重，实际参与镇压行动，成为镇压的共犯。如军统局台湾站长林顶立、曾任新竹长的刘启光、事件后接任警务处长的王民宁等。清乡工作的进行，多流传是因半山的协助，军警才能罗列名单，逮捕台湾菁英。
七、社会团体与媒体工作者的责任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党政军特各种势力进入台湾，相互抢夺地盘、从事党国不分的派系斗争。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操控社会团体，打压异已。
媒体责任方面，中央通讯社作为国民党的党营机构，也负有为中央收集情报的职责，其所传达的讯息对于蒋介石派兵的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应负起报导不公、曲解真相、传达错误讯息的责任。
八、线民、告密者、构陷者的责任
线民、告密者、构陷者提供情报资讯，扩大加深“二二八事件”的伤害程度，有其应负的责任。但情治单位及主政者未加查证，即采信片面之词，以致酿成祸害，其责任应该重于线民、告密者、构陷者。
九、“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伤害
台湾菁英受此摧残，几乎伤亡殆尽，死亡人数据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组估计约18,000至28,000人，但迄今仍无法掌握确实数目。幸存者则销声匿迹，不敢再过问政治。
虽然“二二八事件”的当事人今天已大多不在世上，但是责任的追究仍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那么当无辜善良的百姓受到公权力的欺凌时怎么办？也就是当“政府杀人”时，当“政府犯罪”时，该怎么办？
虽然责任的追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只要不是采取暴力报复的手段，所有在公众领域的理性讨论、学术研究、历史反省、与司法审判，不论其结果如何，都是值得尝试与鼓励的，都会是台湾在走向成熟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极为珍贵的经验与教训。
这也是告诉世上掌握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为所欲为，甚至以权力欺凌、杀戮善良无辜的老百姓，不仅会被人民所唾弃，尚且还要下台负责，并面临司法的审判。台湾的中正机场、所有叫“中正”的场所可能都得面临“改名”，甚且“中正纪念堂”可能有一天都可能“换人坐坐看”！
这不就说明了：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面临责任的追究。这个历史的教训，不仅是对蓝绿台湾的，也是对红色中国的！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