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3日讯】人老了，就敢说话了，比如办《炎黄春秋》的一群老人，他们在位的时候，也是不敢说实话的。退下来了，就敢说实话了。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在重要位置上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没有说实话的机会，也没有说实话的环境。他们一旦进了人大，成为某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或是主任，就开始说实话了。让国民耳目一新，天啊，原来我们的官员队伍里，水平高的人很多啊，了解社会的人很多啊，了解官场的人很多啊。我们应该向这部分说了大半辈子假话，到了人大就说实话的人致敬。
以前，本人就不知道中纪委还有个副书记叫刘锡荣，今年人代会一开，由于他的发言很不一般，甚至说是肺腑之言，因此，就知道了刘锡荣。在这个春天，我们应该向刘锡荣致敬，想敢于说出实话的原中纪委副书记致敬。
刘锡荣现在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他在人大会上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
刘书记说的有些地方，恐怕不是有些地方，而是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一个地方乱设机构，另一个地方就会十分认真地学习，也跟着设立相同的机构。一个省乱设立一个机构，就影响全省的市跟着乱设相同的机构，接着县里和乡里都要有类似的机构。看似是乱设的机构，其实都是有出处的，都是有来源的。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乱定级别，比如原来的省工会主席是正厅级，不知道那一年忽然成了副省级，那么，市里的工会主席就是副地级，县里的工会主席就是副县级。过去地市级没有人大和政协，一个地市就少了二十多个地市级干部，现在各地市都有了人大和政协，就平地一声雷的多了这么多地市级干部。指数多了，很多人一看，自己都符合标准，只要跑和买，都有可能，跑官的人就像朱自清散文里春天的青草，呼啦一声冒出来了。
过去一个地市的局长听说一个市长，几乎跟听说一个皇帝差不多，现在一个市十几个市长，还有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来挂职的市长，局长们、处长们对于市长就不那么来劲了。另外，一个市里，和副市长类似级别的人四五十人，不说够一个连，也足够一个加强排。而市人大任命的局长才28个，副市级干部两个人只能管一个局长。因此，就有了一些大局的局长无视副市长存在的可能，就有了年龄大的局长随意骂年轻副市长“你这个球娃”的官场笑话。
有的地级市是新设立的，只有两三个县和一两个区，在这样的市里工作，只要你混上了一个正处，就可能当上副市级干部。因为一个市的副市级四五十人，值钱的正处级单位领导几乎跟幼儿园分蘋果一样，每人一个是没有问题的。苦就苦在老地级市的正处级们，十几个县，几个区，还有很多部门，他们弄个市级副市级就不那么容易了，就要加紧跑和买了。
有了买官的群体，自然就有了市场经济引入官场的可能，卖官的群体也随之产生了。也就是刘书记说的买官卖官的空间扩大了，在这个空间里撺掇的人也就多了。开封的组织部长李森林一倒，几乎牵扯了开封市所有想弄个副市级的正处级和很多相当正处级的副处级。除了李森林的个人因素，也有体制性的因素，更有官场市场化的因素。而这几个因素的来源，就是买官卖官的空间大了。
假若买官卖官的空间小了，一部分人看到没有可能，也就死心了，也就不买了。而不买了，也就不去刻意收取贿赂了。随着买官群体的缩小，卖官的人生意也就小了，一旦出事的时候，牵扯的人也就少了，官员们的威信相应就高了。因为一个领导指数，就要有三个以上的人来跑，换届的时候，一个市能空出十几个指标，就几十个人跑来跑去，买来买去，卖来卖去，乱哄哄的，把官员们的威信买低了，卖低了。一个东西，只要公开叫卖的时候，就不值钱了，官位也是如此。
是谁扩大了买官卖官的空间？哪些地方是扩大买官卖官空间的始作俑者？刘书记没有说明白，我们自然也就不知道。但是，可以这样说，尽量缩小官员的队伍，尽量缩小官员的指数，尽量缩小买官卖官的空间，比任何制度惩处吏治腐败都要有效。
另外，领导指数增加过快，还会引起主席台太小的问题。有的地市的会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主席台过小，导致市里开大会的时候，主席台上没有座位的尴尬局面。有时主席台上的人肩膀挨着肩膀，上卫生间也很不方便。假若不限制领导指数，将来会堂重建的时候，就要建设一个主席台比会场大的会议场所，那就要上吉尼斯记录大全了。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在重要位置上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没有说实话的机会，也没有说实话的环境。他们一旦进了人大，成为某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或是主任，就开始说实话了。让国民耳目一新，天啊，原来我们的官员队伍里，水平高的人很多啊，了解社会的人很多啊，了解官场的人很多啊。我们应该向这部分说了大半辈子假话，到了人大就说实话的人致敬。
以前，本人就不知道中纪委还有个副书记叫刘锡荣，今年人代会一开，由于他的发言很不一般，甚至说是肺腑之言，因此，就知道了刘锡荣。在这个春天，我们应该向刘锡荣致敬，想敢于说出实话的原中纪委副书记致敬。
刘锡荣现在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他在人大会上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
刘书记说的有些地方，恐怕不是有些地方，而是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一个地方乱设机构，另一个地方就会十分认真地学习，也跟着设立相同的机构。一个省乱设立一个机构，就影响全省的市跟着乱设相同的机构，接着县里和乡里都要有类似的机构。看似是乱设的机构，其实都是有出处的，都是有来源的。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乱定级别，比如原来的省工会主席是正厅级，不知道那一年忽然成了副省级，那么，市里的工会主席就是副地级，县里的工会主席就是副县级。过去地市级没有人大和政协，一个地市就少了二十多个地市级干部，现在各地市都有了人大和政协，就平地一声雷的多了这么多地市级干部。指数多了，很多人一看，自己都符合标准，只要跑和买，都有可能，跑官的人就像朱自清散文里春天的青草，呼啦一声冒出来了。
过去一个地市的局长听说一个市长，几乎跟听说一个皇帝差不多，现在一个市十几个市长，还有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来挂职的市长，局长们、处长们对于市长就不那么来劲了。另外，一个市里，和副市长类似级别的人四五十人，不说够一个连，也足够一个加强排。而市人大任命的局长才28个，副市级干部两个人只能管一个局长。因此，就有了一些大局的局长无视副市长存在的可能，就有了年龄大的局长随意骂年轻副市长“你这个球娃”的官场笑话。
有的地级市是新设立的，只有两三个县和一两个区，在这样的市里工作，只要你混上了一个正处，就可能当上副市级干部。因为一个市的副市级四五十人，值钱的正处级单位领导几乎跟幼儿园分蘋果一样，每人一个是没有问题的。苦就苦在老地级市的正处级们，十几个县，几个区，还有很多部门，他们弄个市级副市级就不那么容易了，就要加紧跑和买了。
有了买官的群体，自然就有了市场经济引入官场的可能，卖官的群体也随之产生了。也就是刘书记说的买官卖官的空间扩大了，在这个空间里撺掇的人也就多了。开封的组织部长李森林一倒，几乎牵扯了开封市所有想弄个副市级的正处级和很多相当正处级的副处级。除了李森林的个人因素，也有体制性的因素，更有官场市场化的因素。而这几个因素的来源，就是买官卖官的空间大了。
假若买官卖官的空间小了，一部分人看到没有可能，也就死心了，也就不买了。而不买了，也就不去刻意收取贿赂了。随着买官群体的缩小，卖官的人生意也就小了，一旦出事的时候，牵扯的人也就少了，官员们的威信相应就高了。因为一个领导指数，就要有三个以上的人来跑，换届的时候，一个市能空出十几个指标，就几十个人跑来跑去，买来买去，卖来卖去，乱哄哄的，把官员们的威信买低了，卖低了。一个东西，只要公开叫卖的时候，就不值钱了，官位也是如此。
是谁扩大了买官卖官的空间？哪些地方是扩大买官卖官空间的始作俑者？刘书记没有说明白，我们自然也就不知道。但是，可以这样说，尽量缩小官员的队伍，尽量缩小官员的指数，尽量缩小买官卖官的空间，比任何制度惩处吏治腐败都要有效。
另外，领导指数增加过快，还会引起主席台太小的问题。有的地市的会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主席台过小，导致市里开大会的时候，主席台上没有座位的尴尬局面。有时主席台上的人肩膀挨着肩膀，上卫生间也很不方便。假若不限制领导指数，将来会堂重建的时候，就要建设一个主席台比会场大的会议场所，那就要上吉尼斯记录大全了。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