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11日讯】郭沫若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对他的评价，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议论纷纭。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下面是其所做的几件具体事情，供读者参考，了解。
郭沫若（网路图片）
一、郭沫若-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
作者：孙乃修
吹了牛，撒了谎，害了民，毁了财，中国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等人强迫推行“大跃进”运动中极度疲惫熬过去。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大搞公社分光吃净、全国高官小吏大吹牛大撒谎掩盖严酷实情，这些严重错误导致巨大灾难，使中国陷于危亡绝境。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三年大饥馑，整个民族在死亡边缘挣扎，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有人估计六千万），创了人类历史上大饥馑死亡之最，亦创了人类历史上由于政府犯错误造成整个民族大灾难大死亡之最。这个政治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优劣，暴露净尽。中华民族为一九五八年这场大疯狂以及持续的左倾殃民路线，付出极其惨重代价。上天冥冥无言，自有惩罚降临。
一、一九五九年：灾难初年狂吹跃进、痛诋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大饥馑第一年。二月四日，郭作《春暖花开》诗，调子明快，歌唱春天，如痴人说梦：“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一九五九年一定要胜过一九五八年呵，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请看呵，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我们要使工业和农业的指标超额完成，我们要使科学和文艺尽可能放出卫星。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要保证：一九五九年要作出更大的更快的跃进！”（《长春集》）
郭继续吹牛鼓气，“十倍地鼓足干劲”，要人们“有献礼火箭上天”“放出卫星”（当时“卫星”特指惊人数字、产量），一九五九年要有“更大的更快的跃进”。他要人民保证，自问自答：“办得到吗？我们肯定地回答：一定办得到！”他甜蜜颂扬：“党的关心更和春风一样十倍地温暖呵，它叫人们要能够保证到睡好觉，吃饱饭”。残酷现实粉碎了他的谎言。大饥馑浓重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郭却在歌颂党的英明、大跃进的干劲、五九年继续放卫星。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准备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二十三日，彭德怀依据民众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愤怒怨言和强烈呼声而给毛泽东的一封私人信件被毛印发，受到无理批判，会议转为反“右倾”，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揭发批判。这实际是对全国民意的严厉打击和压制，再次显示毛氏倒行逆施行为。
在这场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郭沫若完全站在错误的毛一边。这年九月，大饥馑遍及全国（据韦君宜《思痛录》第八十二页说，“一九五九年，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郭歌颂“大广场”“大会堂”“博物馆”“民族宫”“军事馆”“北京站”等所谓“十大建筑”，诗中飘着“满苑松风天地香”，诗中响着“山呼万岁廿垓声”（意思是六亿五千万人各呼三声万岁），诗中狡辩：“谁云跃进非真实？轮奂首先看北京！”（见九月十四日作《十年建国增徽识》）这首诗，对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作出表态。郭颂扬毛，反驳彭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
九月十五日，郭参加毛主持的文化界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总路线座谈会（见十六日《人民日报》）；十九日作七律《三呼万岁》三首（三十日《人民日报》），拥护毛祸国殃民路线、痛斥彭等正义之士，歌颂“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颂“总路线”曰：“万岁高呼三举手，两番跃进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红日，…鸾凤颂碧天。灿烂百花齐放蕊，十年建设胜千年”；颂“大跃进”曰：“万千公社翻禾浪，大小高炉涌铁泉。化尽崑崙巅上雪，要将戈壁变良田”；颂“人民公社”曰：“一大二公岂可忘？创新宇宙控玄黄。按劳分配权三级，乐业欢虞颂万章”（《诗词选》）。他知道去年这“三面红旗”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知道中国出现怎样的大饥荒，知道国内众多反对和批评意见与呼声，却依然歌舞昇平、高呼万岁，痛骂有政治勇气、为人民“鼓与呼”的人“狂犬吠红日”。在此全国大饥馑之时，他高喊“跃进再加鞭”（欲置人民于死命么？），“百花齐放蕊”（五七年绞杀，何来百花？），“万千公社翻禾浪”（不见饿殍遍野？），“一大二公”（分光吃净、坐以待毙）。
九月二十一日，作《庆祝建国十周年》道：“破浪乘风齐跃进，排山倒海敢争先”（《诗词选》）。九月二十五日，作《读好书》：“人间成乐园，生产水平高；务使生活资，按需不按劳”（《东风集》），在此大灾难之年，还在为国人画饼充饥，鼓吹“乐园”图景和不劳而获观念。十月二十四日，写《歌颂群英大会》，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将开幕而“献出衷心的歌颂”：“向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捧献出心肝”“骀宕的东风把九天四海一律吹遍，请看呵，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国内和国外尽管有一些吠尧桀犬，它们的狂吠只表现了它们的可怜。帝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右倾保守的霜雪怎敌得大火燎原？”“谁要否认大跃进，那是它瞎了两眼，太阳，不因盲人不见，而非灿烂在天！”（《东风集》）其诗低劣不用说，其人媚骨亦不必说，其对苦难现实的美化（“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以及对敢于为民请命、仗义直言的彭德怀等正义之士作的诬蔑，凸现郭的品质和为人。
二、一九六零年：民族大死难中欢唱“千秋庆岁丰”
一九六零年，大饥馑第二年，哀鸿遍野，死亡剧增，百姓持续逃荒乞讨。到这年七月，全国已经饿死二千万人。其中，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数高达一百万人。这个地区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两年后这个地区饿死人最多，发人深思（官吏谄上压下，为保第一之名而掠夺、压榨乃至批斗拷打百姓等等残暴行为愈发厉害）。这一事实有力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充满着怎样的血腥和黑暗、暴力与欺骗。在这大灾之年，各地官员不救灾救民，却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各种“斗争大会”，逼农民上交粮食（地方官员吹牛虚报，上面要粮交不出，便转嫁农民身上），到农民家里搜刮粮食财物，用各种灭绝人性的刑罚折磨农民，甚至将妇女剥光衣服游街，多人被折磨死。与此同时，耗资巨大的毛泽东庐山豪华别墅以及在湖南老家韶山的大型别墅“滴水洞”开始动工。
这大苦难之年，郭歌唱大跃进、人民公社，调门高昂。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旧历春节前二日，他作《迎春》诗，一派喜气洋洋，春随人意，唱起“千秋庆岁丰”来：“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东风集》）瞧瞧诗中用的意象：“旭日”“颂歌”“瑞雪”“东风”；看看诗中的吉祥如意：“满堂红”“四海颂歌乐”“千秋庆岁丰”；再瞧瞧诗中歌颂的关键词：“跃进雄”“公社好”，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当此大饥馑，哪里有“连年跃进雄”“公社诚哉好”？哪里有“瑞雪”、“东风”、“岁丰”？在这饿殍遍及全国之际，唱出这种昧良心的颂歌，与“人血馒头”何异？
同日，他又作《〈淮海报〉创刊二十周年题寄》：“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歌颂“总路线”（《东风集》）。二月六日作《重庆行十六首》，重复陈词滥调：“民意乐洋洋”“今日东风遍九垓”（“东风”“九垓”已用滥）。诗有“微闻春闹旱，仍见菜蔬丰”句，“微闻”二字，可见他明知时有大灾，却极力缩小灾情。仍不忘歌颂毛、同时虚造形势：“领袖诗词好，工农气象雄”（《东风集》）。三月二十二日作《颂延安》：“秧歌舞罢笑盈腮”；作《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于今跃进着先鞭”“风卷红旗分外鲜”（《东风集》）。三月二十四日作《在西安参观工厂》：“东风吹放百花枝，机械高歌跃进诗”（《东风集》）。四月三十日作《“五一”颂》：“寰宇八方传捷报，周年四季颂东风”“公社欢虞五月红”“路线光辉昭跃进，万条火箭一条龙”（《东风集》）。
五月作《六亿神州尽舜尧》，第一次在诗中露出“天灾人祸”四字。不过，他只提抢救上海钢铁工人、抢救平陆六十一个人以及京沈铁路遇洪水的第十二次列车这三件当时报刊大肆宣扬的消息（宣扬社会主义好、转移人们对大饥馑、对共产党的怨言），丝毫不提遍及全国城乡的大饥馑。诗中“天灾人祸”四字，虽隐含此意，却依然吹牛：“我们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我们要使它们在我们的目前低头”“死神、洪水、特大的天灾人祸，在英雄们的眼中应该是根本没有！”（《东风集》）郭说，人人都可成为英雄，条件是“但就要你政治挂帅，首先把你自己忘掉”，“真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宇宙缩小！”让人民忘掉自己，无视饥饿，没有思索，没有抗议。这显然是愚民。这些话的狂妄之气，亦是那个时代特产。郭以毛诗句歌颂“今朝”：“十年来的英雄事迹可以写成二十五史，真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六月八日一大早，郭沫若轻松地观鱼去了。其《紫竹院观鱼》道：“晨来紫竹院，拔草饲草鱼”“小鱼问大鱼，其乐复何如？”（《东风集》）你瞧他在大灾难时期雅兴如何？“天灾人祸”在他眼中“根本没有”，“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的战斗精神，那是别人的事。何妨他观鱼的闲情逸致？
九月六日作《十六字令三首》：“花，歌颂东风遍海涯。春永在，亿载斗芳华”。九月七日作《劈山大渠歌》：“第一条，颂东风，人民公社大而公”，称赞贻害无穷的“一大二公”。九月三十日，作七律赠日本话剧团团长曰：“纵有波澜横海岳，要将喉舌替人民”（《东风集》）。要别人大无畏，替人民说话。返躬自问，何如？倘有后世浅见之辈，取出此语为之辩护，恐不是不可能。研究历史与人物者，此辈多见。
这年秋天，作《金田新貌》，高歌“领导正确”“乐无边”：“工农联盟基础固，领导正确政权专。殖民锁链已摧毁，封建死灰不复燃。红旗三面舞东风，东风骀宕红旗鲜。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东风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处于大饥饿大死难哀恸中，郭却写出这种毫无心肝文字。注意，这里他歌颂“封建死灰不复燃”，同年十二月三日郭在信中却别有腹诽这么说：“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馀。因此，对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官僚本位’之形成、发展，作出彻底的解剖与批判，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定要持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彻底埋葬‘官僚本位’的封建残馀。”（《书信集》第一一五页）这两种话相隔仅一个月，其奸伪面目暴露无遗。九月三十日《题日本话剧团》诗“沉酣未醒有奴才”句，似是自嘲。十二月九日作《题〈向农村大进军〉》：“跃进歌声漾遐迩，拿云直上九重巅”（《东风集》）。可怜天下农民心，中国农村在郭笔下依然一副热火朝天跃进图景。
这些诗，是郭在全国一片苦难悲恸中涂抹的虚假欢乐。其中很多收入《沫若诗词选》，是他一九七七年三月挑选出来、重新校阅、认为值得留下来的诗。诗中皆是“东风”“跃进”“公社”“路线”“红旗”滥调，不是“秧歌”“捷报”“火箭”，就是“满堂红”“颂歌乐”，没有丝毫民生苦难，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没有一星社会思考，不倦做着泯灭良知、推波助澜的拼字游戏。这大饥馑大沉痛时期，他没有一首诗透露民族哀伤、长歌当哭之音。在他轻飘飘哼写这些无聊诗句时，中国大地上多少可怜弟兄姐妹和孩子死于大饥馑中，甚至出现人相食、父母杀子卖女充饥、彼此换杀亲子以食的惨痛不忍闻之事。唐代诗人杜甫有“千家今有百家存”“恸哭秋原何处村”句（《白帝》），痛写内乱中人民死亡十分之九、深秋大地一片哀哭之声，竟不辨村墟。这惨景正是三年大饥馑大死难的当代中国写照。诗人郭沫若给人们留下的是些什么呢？
三、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中高颂河山美、领袖好
一九六一年，全国大饥馑第三年。饿殍遍野，家庭绝户，村民死亡十之七八、余者离乡乞讨之事屡屡可闻。草根树皮，皆已挖净、剥光，乃至人相食之事多有所闻。
这是七十岁郭沫若兴致大发、游山玩水的一年。他一路乐陶陶，玩了云南游海南，访了泰山进四川，逛了上海奔广州，一路喜洋洋，颂歌一首接一首，舞文弄墨喜欲狂。
一月下旬，到昆明游览名胜古迹，正是“茶花盛开，景物宜人”。他作《昆明杂咏》九首，诗中只见“景物宜人”，不见民生痛苦；依然歌颂“跃进”。如此灾年，忒深苦难，却口不停歌。
其《游黑龙潭》：“黑水池中三异木，千年万代颂东风”。还是“东风”之类陈词滥调。其《游安宁温泉》：“劳农今幸成真宰”“跃进楼台满院春”。劳农是否成真宰，郭未敢扪心自问。当此大难之年，他能唱出“跃进楼台满院春”。
其《题翠湖宾馆》全诗如下：“六年之后我重来，映日茶花次第开。水月风光欣遇旧，翠湖春晓乐登台。豪游踪迹经三海，跃进歌声遍九垓。地上乐园真个有，万方宾至幸如旧。”（以上均见《东风集》）春光美好，游兴勃勃，又是“跃进歌声遍九垓”，把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饿殍遍乡遍野的苦难中国称为“地上乐园”。
二月十一日作《颂湛江》五首：“苍波红日颂无疆”，歌颂毛万寿无疆。三月十五日，作《浴从化温泉》：“跃进楼台拥秀峰”，歌颂跃进。临走时颇恋恋：“勾留一日雨中别，寄语云山约再逢”。这是郭的温泉、乐园，却是中国百姓流离逃难的饥困之乡、饿殍之野、洒满人间仇恨之地。
三月十八日作《回京途中》：“湖南桃李甚芬菲，湖北玉兰花正肥。满望农耕春水足，沿途绿化惠风吹。辉煌路线飞金箭，大好河山换锦衣。游罢琼崖来武汉，域中无处不新奇。”歌颂“路线”好、“山河”锦绣，遍地“新奇”，无一丝民生怨苦。一九五九年彭德怀以湖南家乡民众贫苦无告、深受“大跃进”之苦为内容上书毛泽东，惹毛大怒。郭此诗中“湖南”句，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言论着笔，说明“辉煌路线”引来“大好河山”，为一九五八年那场给全国人民带来大饥饿、大死亡、使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的“大跃进”辩护。
四月二十五日，作《游览北京植物园》，满纸“牡丹开”“春烂漫”“香韵低回”之类粉泽香态，最后以陈词作结：“跃进上天阶”。五月游泰山，六月十六日写《颂党庆》，满纸浮辞滥句“旭日”“东风”“红旗”，粉饰现实、歌颂毛：“六亿神州乐，讴歌实践篇”（指毛的《实践论》）；末句亦陈辞，是一篇本意：“巍巍大哉党，领袖颂无疆”。
九月三日由仰光回昆明，作《昆明七首》，留连一片美景中：“大观楼下低回久，喜见茶花上海棠”“山有美人云里卧，池开明镜月中陈。农田处处翻金浪，民族家家碾玉尘。”山如美人，池如明镜，农田丰沃，又是天堂：“昆明彷彿是天堂”。不见诗人悲天悯人之叹，却见小匠津津自得之态，将俗句抄来抄去（诗有“岁首茶花开满苑，秋来又上海棠身”句，实为上面“喜见茶花上海棠”句之演绎）。
九月十八日作《蜀道奇》，大话满嘴、高呼万岁：“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三年大灾难，他有吃有喝有地位、游山玩水颂万岁，那些“险阻”当然不足道。
十月三十日写《游闵行》，满桌美餐佳肴：“蟹饱鱼肥红米熟，日高风定白云绵。谁能不信工程速？跃进红旗在眼前”。满纸肥蟹、肥鱼、大米，大约受到款待，以为天下人都食“肉糜”了。“跃进”不离嘴，“红旗”不离手。好一个“路线”捍卫者。
十一月十三日写《从化温泉》：“远处山山开画卷，浮沉叶叶荡凫舟”。郭氏所到之处，都是良辰美景。
十二月一日写《流溪河水库观鱼》：“红旗风漫卷，奇迹满神州”。又是“红旗”“奇迹”“神州”，他的词汇已用光。十二月二十二日作《题桂花轩》：“果然风景这边好，如此江山何处来？”（《诗词选》）玩弄文字游戏，粉饰苦难现实。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民族大死亡中，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了，要为处分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云云，却对眼下这场民族大悲剧不置一辞，似乎中国大地安然无事。郭依然走“歌颂”道路，他知道毛听不得真话和批评，便一路是假话和歌颂。
这些诗表现出，游山玩水的郭沫若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不仅极力逃避，而且积极美化。倘若说，鉴于毛强权专横之威，一个元帅都被牺牲掉，一个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为，保持沉默态度，那还可以理解。但是，象郭沫若这样丧失良知，极力美化苦难现实，不能不说品德有亏。这样的人，不是人民的诗人，而是权势的食客与吹鼓手。
文章来源：《人物春秋》
二、学术大剽窃犯郭沫若
作者：邹衡
【作者简介】邹衡，北京大学教授，着名考古学家。1927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澧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为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邹衡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着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 1980-1989》等。
1946年我高中毕业，1947年沿着长江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我住宿、上学都在宣武门一座两三层高的房子里，到二年级的时候才去了红楼。开始的时候我上的是法律系，因为这个系费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钱。我觉得专业课及格很容易，所以经常听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课。胡适虽然是校长，但他开了很多课，胡适讲课脑子很清楚，很幽默，学问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1949年1月的时候，北平解放了。
1949 年下半年，我对法律越来越没有兴趣，因为很崇拜郭沫若，就转到了历史系。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考古专业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老师有郭宝钧、裴文中、夏鼐、向达等人，我的指导老师郭宝钧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之一。当时，搞考古的，全国只有十多个人，北大的研究生只有7个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朱光召。
研究生期间，我在郑州做了两年多商代遗址发掘研究，此外，还在洛阳待了半年多时间，挖了很多墓。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目标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带着问题去的。之前，我已经确定要解决郭沫若在历史学上没有解决的三大问题，为它奋斗一辈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过文献来研究，但这个方法无法解决，我就想走另外一条道路--考古学。
第一大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之前，郭沫若认为是从商朝开始的。而大家习惯性的说法是5000年，这个影响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郑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学术界一百多人在河南开了一个会，才肯定我的观点是对的。根据我的考古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商朝后期开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最早有一个夏朝，但是，否认的人不仅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不少。顾颉刚认为禹是一个虫子，他没有否认夏朝存在，但也没有承认。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没有完全解决。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观点，夏朝确实存在，但很多学者认为我所说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实是商朝的。不过到了1997年后，国内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我当年提出的观点了。
第三个问题是，郭沫若一直没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这样，以前的历史就难以确定。我后来发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铜器，但非常遗憾，郭沫若这时已经病危了。
《中国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讲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兰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绪。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调回了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在这里一直待到现在。回来以后，北大很重视我，因为当时搞考古的人特别少。可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我带学生去考古，工作刚做完，学生就说，我们要批判，就开始批我这个白专典型。“文革”期间，我还被打为“漏网右派”。
1961、196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两年，郭沫若出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史稿》。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中国科学院集合了十几个左翼专家写的。我当时在给学生上课，就给他们开了一些参考书，其中就有《中国史稿》。结果有两个学生就对我说：“邹先生，别的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史稿》就不必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学者的着作肯定没有问题，就问他们原因。学生就说，这本书我们看了，有很多与你发的讲义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讲义。我完全不相信学生的话，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会抄我的讲义，就把这本书与我的讲义对照一看，我越看越吃惊，有一二十万字与我的讲义完全一样。
我当即向总支书记汇报，他又向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汇报。翦伯赞当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凭自己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将此事闹大，然后向校长陆平汇报。三天以后，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国科学院十多个人开车来到翦伯赞家，向他表示道歉，并保证再版时该书一定会全部重写。
正在这时，“三家村”事件出来了，翦伯赞也受到批判。结果，在“文革”中历史系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给我罗列的罪名是“给翦伯赞提供材料”。我当时就想，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枪毙。那时我只有三十多岁，刚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在“文革”中，又被他们说成“个人主义”：你为什么要对翦伯赞说你的讲义被抄？无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嘛，抄了就抄了，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太厉害了。
就这样，一直批了我10年。
文章来源：《博文》
三、看郭沫若有多么丑陋！
郭沫若（网路图片）
1976年6月5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12日《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1976年10月21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杜甫》
“杜甫是个大地主。
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卷我屋上三层茅，
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
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
领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
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毛泽东的书法（网络图片）
郭沫若:“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文章来源：《凯迪网》
郭沫若（网路图片）
一、郭沫若-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
作者：孙乃修
吹了牛，撒了谎，害了民，毁了财，中国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等人强迫推行“大跃进”运动中极度疲惫熬过去。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大搞公社分光吃净、全国高官小吏大吹牛大撒谎掩盖严酷实情，这些严重错误导致巨大灾难，使中国陷于危亡绝境。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三年大饥馑，整个民族在死亡边缘挣扎，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有人估计六千万），创了人类历史上大饥馑死亡之最，亦创了人类历史上由于政府犯错误造成整个民族大灾难大死亡之最。这个政治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优劣，暴露净尽。中华民族为一九五八年这场大疯狂以及持续的左倾殃民路线，付出极其惨重代价。上天冥冥无言，自有惩罚降临。
一、一九五九年：灾难初年狂吹跃进、痛诋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大饥馑第一年。二月四日，郭作《春暖花开》诗，调子明快，歌唱春天，如痴人说梦：“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一九五九年一定要胜过一九五八年呵，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请看呵，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我们要使工业和农业的指标超额完成，我们要使科学和文艺尽可能放出卫星。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要保证：一九五九年要作出更大的更快的跃进！”（《长春集》）
郭继续吹牛鼓气，“十倍地鼓足干劲”，要人们“有献礼火箭上天”“放出卫星”（当时“卫星”特指惊人数字、产量），一九五九年要有“更大的更快的跃进”。他要人民保证，自问自答：“办得到吗？我们肯定地回答：一定办得到！”他甜蜜颂扬：“党的关心更和春风一样十倍地温暖呵，它叫人们要能够保证到睡好觉，吃饱饭”。残酷现实粉碎了他的谎言。大饥馑浓重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郭却在歌颂党的英明、大跃进的干劲、五九年继续放卫星。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准备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二十三日，彭德怀依据民众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愤怒怨言和强烈呼声而给毛泽东的一封私人信件被毛印发，受到无理批判，会议转为反“右倾”，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揭发批判。这实际是对全国民意的严厉打击和压制，再次显示毛氏倒行逆施行为。
在这场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郭沫若完全站在错误的毛一边。这年九月，大饥馑遍及全国（据韦君宜《思痛录》第八十二页说，“一九五九年，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郭歌颂“大广场”“大会堂”“博物馆”“民族宫”“军事馆”“北京站”等所谓“十大建筑”，诗中飘着“满苑松风天地香”，诗中响着“山呼万岁廿垓声”（意思是六亿五千万人各呼三声万岁），诗中狡辩：“谁云跃进非真实？轮奂首先看北京！”（见九月十四日作《十年建国增徽识》）这首诗，对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作出表态。郭颂扬毛，反驳彭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
九月十五日，郭参加毛主持的文化界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总路线座谈会（见十六日《人民日报》）；十九日作七律《三呼万岁》三首（三十日《人民日报》），拥护毛祸国殃民路线、痛斥彭等正义之士，歌颂“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颂“总路线”曰：“万岁高呼三举手，两番跃进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红日，…鸾凤颂碧天。灿烂百花齐放蕊，十年建设胜千年”；颂“大跃进”曰：“万千公社翻禾浪，大小高炉涌铁泉。化尽崑崙巅上雪，要将戈壁变良田”；颂“人民公社”曰：“一大二公岂可忘？创新宇宙控玄黄。按劳分配权三级，乐业欢虞颂万章”（《诗词选》）。他知道去年这“三面红旗”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知道中国出现怎样的大饥荒，知道国内众多反对和批评意见与呼声，却依然歌舞昇平、高呼万岁，痛骂有政治勇气、为人民“鼓与呼”的人“狂犬吠红日”。在此全国大饥馑之时，他高喊“跃进再加鞭”（欲置人民于死命么？），“百花齐放蕊”（五七年绞杀，何来百花？），“万千公社翻禾浪”（不见饿殍遍野？），“一大二公”（分光吃净、坐以待毙）。
九月二十一日，作《庆祝建国十周年》道：“破浪乘风齐跃进，排山倒海敢争先”（《诗词选》）。九月二十五日，作《读好书》：“人间成乐园，生产水平高；务使生活资，按需不按劳”（《东风集》），在此大灾难之年，还在为国人画饼充饥，鼓吹“乐园”图景和不劳而获观念。十月二十四日，写《歌颂群英大会》，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将开幕而“献出衷心的歌颂”：“向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捧献出心肝”“骀宕的东风把九天四海一律吹遍，请看呵，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国内和国外尽管有一些吠尧桀犬，它们的狂吠只表现了它们的可怜。帝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右倾保守的霜雪怎敌得大火燎原？”“谁要否认大跃进，那是它瞎了两眼，太阳，不因盲人不见，而非灿烂在天！”（《东风集》）其诗低劣不用说，其人媚骨亦不必说，其对苦难现实的美化（“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以及对敢于为民请命、仗义直言的彭德怀等正义之士作的诬蔑，凸现郭的品质和为人。
二、一九六零年：民族大死难中欢唱“千秋庆岁丰”
一九六零年，大饥馑第二年，哀鸿遍野，死亡剧增，百姓持续逃荒乞讨。到这年七月，全国已经饿死二千万人。其中，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数高达一百万人。这个地区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两年后这个地区饿死人最多，发人深思（官吏谄上压下，为保第一之名而掠夺、压榨乃至批斗拷打百姓等等残暴行为愈发厉害）。这一事实有力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充满着怎样的血腥和黑暗、暴力与欺骗。在这大灾之年，各地官员不救灾救民，却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各种“斗争大会”，逼农民上交粮食（地方官员吹牛虚报，上面要粮交不出，便转嫁农民身上），到农民家里搜刮粮食财物，用各种灭绝人性的刑罚折磨农民，甚至将妇女剥光衣服游街，多人被折磨死。与此同时，耗资巨大的毛泽东庐山豪华别墅以及在湖南老家韶山的大型别墅“滴水洞”开始动工。
这大苦难之年，郭歌唱大跃进、人民公社，调门高昂。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旧历春节前二日，他作《迎春》诗，一派喜气洋洋，春随人意，唱起“千秋庆岁丰”来：“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东风集》）瞧瞧诗中用的意象：“旭日”“颂歌”“瑞雪”“东风”；看看诗中的吉祥如意：“满堂红”“四海颂歌乐”“千秋庆岁丰”；再瞧瞧诗中歌颂的关键词：“跃进雄”“公社好”，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当此大饥馑，哪里有“连年跃进雄”“公社诚哉好”？哪里有“瑞雪”、“东风”、“岁丰”？在这饿殍遍及全国之际，唱出这种昧良心的颂歌，与“人血馒头”何异？
同日，他又作《〈淮海报〉创刊二十周年题寄》：“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歌颂“总路线”（《东风集》）。二月六日作《重庆行十六首》，重复陈词滥调：“民意乐洋洋”“今日东风遍九垓”（“东风”“九垓”已用滥）。诗有“微闻春闹旱，仍见菜蔬丰”句，“微闻”二字，可见他明知时有大灾，却极力缩小灾情。仍不忘歌颂毛、同时虚造形势：“领袖诗词好，工农气象雄”（《东风集》）。三月二十二日作《颂延安》：“秧歌舞罢笑盈腮”；作《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于今跃进着先鞭”“风卷红旗分外鲜”（《东风集》）。三月二十四日作《在西安参观工厂》：“东风吹放百花枝，机械高歌跃进诗”（《东风集》）。四月三十日作《“五一”颂》：“寰宇八方传捷报，周年四季颂东风”“公社欢虞五月红”“路线光辉昭跃进，万条火箭一条龙”（《东风集》）。
五月作《六亿神州尽舜尧》，第一次在诗中露出“天灾人祸”四字。不过，他只提抢救上海钢铁工人、抢救平陆六十一个人以及京沈铁路遇洪水的第十二次列车这三件当时报刊大肆宣扬的消息（宣扬社会主义好、转移人们对大饥馑、对共产党的怨言），丝毫不提遍及全国城乡的大饥馑。诗中“天灾人祸”四字，虽隐含此意，却依然吹牛：“我们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我们要使它们在我们的目前低头”“死神、洪水、特大的天灾人祸，在英雄们的眼中应该是根本没有！”（《东风集》）郭说，人人都可成为英雄，条件是“但就要你政治挂帅，首先把你自己忘掉”，“真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宇宙缩小！”让人民忘掉自己，无视饥饿，没有思索，没有抗议。这显然是愚民。这些话的狂妄之气，亦是那个时代特产。郭以毛诗句歌颂“今朝”：“十年来的英雄事迹可以写成二十五史，真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六月八日一大早，郭沫若轻松地观鱼去了。其《紫竹院观鱼》道：“晨来紫竹院，拔草饲草鱼”“小鱼问大鱼，其乐复何如？”（《东风集》）你瞧他在大灾难时期雅兴如何？“天灾人祸”在他眼中“根本没有”，“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的战斗精神，那是别人的事。何妨他观鱼的闲情逸致？
九月六日作《十六字令三首》：“花，歌颂东风遍海涯。春永在，亿载斗芳华”。九月七日作《劈山大渠歌》：“第一条，颂东风，人民公社大而公”，称赞贻害无穷的“一大二公”。九月三十日，作七律赠日本话剧团团长曰：“纵有波澜横海岳，要将喉舌替人民”（《东风集》）。要别人大无畏，替人民说话。返躬自问，何如？倘有后世浅见之辈，取出此语为之辩护，恐不是不可能。研究历史与人物者，此辈多见。
这年秋天，作《金田新貌》，高歌“领导正确”“乐无边”：“工农联盟基础固，领导正确政权专。殖民锁链已摧毁，封建死灰不复燃。红旗三面舞东风，东风骀宕红旗鲜。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东风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处于大饥饿大死难哀恸中，郭却写出这种毫无心肝文字。注意，这里他歌颂“封建死灰不复燃”，同年十二月三日郭在信中却别有腹诽这么说：“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馀。因此，对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官僚本位’之形成、发展，作出彻底的解剖与批判，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定要持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彻底埋葬‘官僚本位’的封建残馀。”（《书信集》第一一五页）这两种话相隔仅一个月，其奸伪面目暴露无遗。九月三十日《题日本话剧团》诗“沉酣未醒有奴才”句，似是自嘲。十二月九日作《题〈向农村大进军〉》：“跃进歌声漾遐迩，拿云直上九重巅”（《东风集》）。可怜天下农民心，中国农村在郭笔下依然一副热火朝天跃进图景。
这些诗，是郭在全国一片苦难悲恸中涂抹的虚假欢乐。其中很多收入《沫若诗词选》，是他一九七七年三月挑选出来、重新校阅、认为值得留下来的诗。诗中皆是“东风”“跃进”“公社”“路线”“红旗”滥调，不是“秧歌”“捷报”“火箭”，就是“满堂红”“颂歌乐”，没有丝毫民生苦难，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没有一星社会思考，不倦做着泯灭良知、推波助澜的拼字游戏。这大饥馑大沉痛时期，他没有一首诗透露民族哀伤、长歌当哭之音。在他轻飘飘哼写这些无聊诗句时，中国大地上多少可怜弟兄姐妹和孩子死于大饥馑中，甚至出现人相食、父母杀子卖女充饥、彼此换杀亲子以食的惨痛不忍闻之事。唐代诗人杜甫有“千家今有百家存”“恸哭秋原何处村”句（《白帝》），痛写内乱中人民死亡十分之九、深秋大地一片哀哭之声，竟不辨村墟。这惨景正是三年大饥馑大死难的当代中国写照。诗人郭沫若给人们留下的是些什么呢？
三、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中高颂河山美、领袖好
一九六一年，全国大饥馑第三年。饿殍遍野，家庭绝户，村民死亡十之七八、余者离乡乞讨之事屡屡可闻。草根树皮，皆已挖净、剥光，乃至人相食之事多有所闻。
这是七十岁郭沫若兴致大发、游山玩水的一年。他一路乐陶陶，玩了云南游海南，访了泰山进四川，逛了上海奔广州，一路喜洋洋，颂歌一首接一首，舞文弄墨喜欲狂。
一月下旬，到昆明游览名胜古迹，正是“茶花盛开，景物宜人”。他作《昆明杂咏》九首，诗中只见“景物宜人”，不见民生痛苦；依然歌颂“跃进”。如此灾年，忒深苦难，却口不停歌。
其《游黑龙潭》：“黑水池中三异木，千年万代颂东风”。还是“东风”之类陈词滥调。其《游安宁温泉》：“劳农今幸成真宰”“跃进楼台满院春”。劳农是否成真宰，郭未敢扪心自问。当此大难之年，他能唱出“跃进楼台满院春”。
其《题翠湖宾馆》全诗如下：“六年之后我重来，映日茶花次第开。水月风光欣遇旧，翠湖春晓乐登台。豪游踪迹经三海，跃进歌声遍九垓。地上乐园真个有，万方宾至幸如旧。”（以上均见《东风集》）春光美好，游兴勃勃，又是“跃进歌声遍九垓”，把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饿殍遍乡遍野的苦难中国称为“地上乐园”。
二月十一日作《颂湛江》五首：“苍波红日颂无疆”，歌颂毛万寿无疆。三月十五日，作《浴从化温泉》：“跃进楼台拥秀峰”，歌颂跃进。临走时颇恋恋：“勾留一日雨中别，寄语云山约再逢”。这是郭的温泉、乐园，却是中国百姓流离逃难的饥困之乡、饿殍之野、洒满人间仇恨之地。
三月十八日作《回京途中》：“湖南桃李甚芬菲，湖北玉兰花正肥。满望农耕春水足，沿途绿化惠风吹。辉煌路线飞金箭，大好河山换锦衣。游罢琼崖来武汉，域中无处不新奇。”歌颂“路线”好、“山河”锦绣，遍地“新奇”，无一丝民生怨苦。一九五九年彭德怀以湖南家乡民众贫苦无告、深受“大跃进”之苦为内容上书毛泽东，惹毛大怒。郭此诗中“湖南”句，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言论着笔，说明“辉煌路线”引来“大好河山”，为一九五八年那场给全国人民带来大饥饿、大死亡、使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的“大跃进”辩护。
四月二十五日，作《游览北京植物园》，满纸“牡丹开”“春烂漫”“香韵低回”之类粉泽香态，最后以陈词作结：“跃进上天阶”。五月游泰山，六月十六日写《颂党庆》，满纸浮辞滥句“旭日”“东风”“红旗”，粉饰现实、歌颂毛：“六亿神州乐，讴歌实践篇”（指毛的《实践论》）；末句亦陈辞，是一篇本意：“巍巍大哉党，领袖颂无疆”。
九月三日由仰光回昆明，作《昆明七首》，留连一片美景中：“大观楼下低回久，喜见茶花上海棠”“山有美人云里卧，池开明镜月中陈。农田处处翻金浪，民族家家碾玉尘。”山如美人，池如明镜，农田丰沃，又是天堂：“昆明彷彿是天堂”。不见诗人悲天悯人之叹，却见小匠津津自得之态，将俗句抄来抄去（诗有“岁首茶花开满苑，秋来又上海棠身”句，实为上面“喜见茶花上海棠”句之演绎）。
九月十八日作《蜀道奇》，大话满嘴、高呼万岁：“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三年大灾难，他有吃有喝有地位、游山玩水颂万岁，那些“险阻”当然不足道。
十月三十日写《游闵行》，满桌美餐佳肴：“蟹饱鱼肥红米熟，日高风定白云绵。谁能不信工程速？跃进红旗在眼前”。满纸肥蟹、肥鱼、大米，大约受到款待，以为天下人都食“肉糜”了。“跃进”不离嘴，“红旗”不离手。好一个“路线”捍卫者。
十一月十三日写《从化温泉》：“远处山山开画卷，浮沉叶叶荡凫舟”。郭氏所到之处，都是良辰美景。
十二月一日写《流溪河水库观鱼》：“红旗风漫卷，奇迹满神州”。又是“红旗”“奇迹”“神州”，他的词汇已用光。十二月二十二日作《题桂花轩》：“果然风景这边好，如此江山何处来？”（《诗词选》）玩弄文字游戏，粉饰苦难现实。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民族大死亡中，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了，要为处分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云云，却对眼下这场民族大悲剧不置一辞，似乎中国大地安然无事。郭依然走“歌颂”道路，他知道毛听不得真话和批评，便一路是假话和歌颂。
这些诗表现出，游山玩水的郭沫若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不仅极力逃避，而且积极美化。倘若说，鉴于毛强权专横之威，一个元帅都被牺牲掉，一个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为，保持沉默态度，那还可以理解。但是，象郭沫若这样丧失良知，极力美化苦难现实，不能不说品德有亏。这样的人，不是人民的诗人，而是权势的食客与吹鼓手。
文章来源：《人物春秋》
二、学术大剽窃犯郭沫若
作者：邹衡
【作者简介】邹衡，北京大学教授，着名考古学家。1927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澧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为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邹衡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着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 1980-1989》等。
1946年我高中毕业，1947年沿着长江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我住宿、上学都在宣武门一座两三层高的房子里，到二年级的时候才去了红楼。开始的时候我上的是法律系，因为这个系费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钱。我觉得专业课及格很容易，所以经常听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课。胡适虽然是校长，但他开了很多课，胡适讲课脑子很清楚，很幽默，学问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1949年1月的时候，北平解放了。
1949 年下半年，我对法律越来越没有兴趣，因为很崇拜郭沫若，就转到了历史系。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考古专业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老师有郭宝钧、裴文中、夏鼐、向达等人，我的指导老师郭宝钧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之一。当时，搞考古的，全国只有十多个人，北大的研究生只有7个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朱光召。
研究生期间，我在郑州做了两年多商代遗址发掘研究，此外，还在洛阳待了半年多时间，挖了很多墓。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目标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带着问题去的。之前，我已经确定要解决郭沫若在历史学上没有解决的三大问题，为它奋斗一辈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过文献来研究，但这个方法无法解决，我就想走另外一条道路--考古学。
第一大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之前，郭沫若认为是从商朝开始的。而大家习惯性的说法是5000年，这个影响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郑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学术界一百多人在河南开了一个会，才肯定我的观点是对的。根据我的考古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商朝后期开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最早有一个夏朝，但是，否认的人不仅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不少。顾颉刚认为禹是一个虫子，他没有否认夏朝存在，但也没有承认。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没有完全解决。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观点，夏朝确实存在，但很多学者认为我所说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实是商朝的。不过到了1997年后，国内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我当年提出的观点了。
第三个问题是，郭沫若一直没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这样，以前的历史就难以确定。我后来发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铜器，但非常遗憾，郭沫若这时已经病危了。
《中国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讲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兰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绪。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调回了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在这里一直待到现在。回来以后，北大很重视我，因为当时搞考古的人特别少。可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我带学生去考古，工作刚做完，学生就说，我们要批判，就开始批我这个白专典型。“文革”期间，我还被打为“漏网右派”。
1961、196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两年，郭沫若出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史稿》。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中国科学院集合了十几个左翼专家写的。我当时在给学生上课，就给他们开了一些参考书，其中就有《中国史稿》。结果有两个学生就对我说：“邹先生，别的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史稿》就不必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学者的着作肯定没有问题，就问他们原因。学生就说，这本书我们看了，有很多与你发的讲义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讲义。我完全不相信学生的话，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会抄我的讲义，就把这本书与我的讲义对照一看，我越看越吃惊，有一二十万字与我的讲义完全一样。
我当即向总支书记汇报，他又向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汇报。翦伯赞当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凭自己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将此事闹大，然后向校长陆平汇报。三天以后，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国科学院十多个人开车来到翦伯赞家，向他表示道歉，并保证再版时该书一定会全部重写。
正在这时，“三家村”事件出来了，翦伯赞也受到批判。结果，在“文革”中历史系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给我罗列的罪名是“给翦伯赞提供材料”。我当时就想，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枪毙。那时我只有三十多岁，刚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在“文革”中，又被他们说成“个人主义”：你为什么要对翦伯赞说你的讲义被抄？无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嘛，抄了就抄了，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太厉害了。
就这样，一直批了我10年。
文章来源：《博文》
三、看郭沫若有多么丑陋！
郭沫若（网路图片）
1976年6月5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12日《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1976年10月21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杜甫》
“杜甫是个大地主。
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卷我屋上三层茅，
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
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
领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
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毛泽东的书法（网络图片）
郭沫若:“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文章来源：《凯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