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2日讯】最近，因为看到广东汪洋先生在5月9日有思想突破的动态，于是，本人在经过一些思考之后，随后发出了《汪洋的讲话，是解放思想，还是思想革命？》。文章公布不久，广东省委新的亮点又出现了，即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广东省在13日又一改过去政法委书记担任常委的规矩，这些新的变化、看点让本人看到了可喜的地方。面对这样的实际行动变化，深信很多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大陆朋友存在不同的看法，而给广东的这个做法给予一点肯定与赞美，也就成为时代需要做的一些声音。因此，在综合地看待这些最近的变化，给汪洋的敢当行为一些鼓励，就是做《汪洋不会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最大出发点。
然而，此次公开这篇文章以后，看到有朋友这么留言“非常欣喜的看到汪洋近期表现，温总终于有同志了！”、“有了汪，温在高层不至于太孤独。”、“不要帮倒忙。知道好就行了，太张扬的下场，已经有了重庆的例子”等。
坦率地说，在看完这类的评论以后，本人深感遗憾，亦觉得这种认识与本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当然，对于众多朋友来说，因为大家多是一篇一篇地看文章，而不知道本人所持的思想，这也就缺乏对这些分散的文章进行思想连贯性的理解。而且，在过去长期的“思想启蒙家”的思想启发下，很多人受到倾向于寄望政改主张的思想影响。
寄望政改，这个话题是当下众多人所持的观点，也是国民的主流思想。但是，我不得不说，本人反对寄望政改，更反对国民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终实现寄望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中国大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实现，其终极力量是国民，是国民积极参与为权利而斗争之后才会拥有的。
不寄望政改，不把希望放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那么，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权利而斗争”是国民的奋斗目标与要求，也是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真正出路
直观地说，我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汪洋等人身上，我对大陆众多的国民把希望寄望在这些人身上是持批评态度的。
就事实而言，我相信这些人也不希望中国大陆国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几个人身上，而是希望大陆国民自己觉醒，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参与“为权利而斗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理由很简单。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展望近代、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所有政治家、政客希望自己有所成就时，都有一个心愿，他们希望更多的国民支持自己，反对自己所反对的对手。因此，面对如何争取民意时，这种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自己，批评对方，然后让国民从中做出选择。国民最终选择谁，无非都是多数国民的意思，否则，任凭个人能够如何，都无法轻易战胜对手的。
从这方面看，在当下的大陆，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士希望自己做点什么，特别是希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希望国民有这个思想观念，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如我们问问温家宝先生、汪洋先生，看看他们是否希望民众支持自己。
没有民众支持，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规律是我们国民思想意识提高的根本，也是最后真正推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真正力量。没有国民的权利意识提高，试想让某些人自愿地推行自由、民主，那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本人还是一以贯之地说：“通过斗争而得到的权利便如同十月怀胎分娩的子女，与自身紧密联结为一体；而没有经过斗争的权利，无论恩赐或是褫夺，国民都会麻木不仁，也就根本不能称为国民的法。”【1】
没有国民为权利而斗争，国民即使获得了这些权利，最后还是依然会容易失去的。因此，从这方面说，寄望某些人政改，实现自由、民主和法治，其实是本末倒置。
2. 不寄望某个人或某些人，这是最大的经验
如果我们从最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陆历史来看，不难找到一个问题：过去多年的大陆，国民都始终把希望寄托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如过去把希望寄望在邓小平的有之、把希望寄托于胡耀邦的有之、赵紫阳的有之.....而回望10年前，大多数国民像现在一样，都把目光投身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可是，10年以后，我们的结果如何呢？10年前，你寄望了谁？10年后，又是谁让你失望了？
这么的历史经验，我们一直缺乏自己去反思，而是一直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圣人政治”为中心，即大家都喜欢“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在“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意识指导下，国民始终把一个个希望、愿望轻易地寄托给某个人身上了。当这个人或这几个人没有实现愿望时，国民又不断地批评他们。
把自己的希望寄望于他人，而自己却不敢勇于承担责任，不敢担当，是中国大陆多数国民的病根。苏轼在《晁错轮》中说过：“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如今的中国大陆国民，这么多人追求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却极少人敢于站出来“为权利而斗争”。而且，当有人这么站出来了，多数人不是支持和声援“为权利而斗争”的人，反而是“看笑话”式的观望，可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火中取栗？谁该是必须付出者？特别是当有人为权利而斗争时需要付出代价时，谁该是必须去做的。如果你也不做，他也不敢做，那么，为权利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时代悲剧。
过去的10年，国民对多少人给予过寄望？又有多少人真正地为权利斗争过？在国民只希望搭便车获得胜利果实之时，我们重温德国着名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就显然十分必要。
3.组织内部有分歧与变化是好事，每一次分歧都意味着社会在进步
如果我们放眼49年以后的大陆历史，不难发现这个现象。从57年的反冒进、到庐山会议、到文革、到反对两个凡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都是在这些“分歧”之后的变化，而反对两个凡是后的社会进步，更是说明了组织内部存在分歧是好事，而且，主流的思想，也是最后的胜利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思想意识来站队伍，支持自己所支持的力量，使之成为反对落后思想队伍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对国民有利的。试想，一个团结的力量对自由、民主有利，还是有害？这个结论相信大家也心中有数。
4.认识在现实中前进
我们过去的历史是需要我们自己重新去反思的，特别是在“对立”思维和“倾向”思维的指导下，很多人在这种意识下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对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终极实现，没有国民的觉醒，没有国民认识的不断提高，没有国民不断地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经验教训，自由、民主的恩赐式实现，最终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会注定失败的。
温家宝能够给予每一个国民自由、民主和法治吗？汪洋先生能够这么去做吗？
毫无疑问，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实现，虽然是势不可挡，但是，如何运用这个“势”的力量，并且使之成为战胜当下集权体制的动力，这都是我们国民自己的事情。当多数国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中，敢问还有什么力量或人能够站在强大的“势”面前呢？
“势”的力量，是可以冲破高山险阻，就如同万里长江之水冲出三峡的潮流势力一般，直泄千里到大海。
顺势而谋者，则可以成就大业，功成名就与历史；逆势而动者，则往往身碎，自绝于千秋历史。
温家宝者、汪洋之流，皆为时代顺势之人，而非造势之徒。因而，他们深知这个势不可挡的力量，也深知国民的这股思想的驱动力。可是，我们的国民，却依然没有足够的清醒，依然把希望寄望于某些人身上。放弃寄望、抛开寄望，把事关自己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承担起来，积极做一个争取更多权益的公民，才是中国大陆实现自由、民主的希望。毕竟，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每一个国民的，而非某个人的或某几个人的。
最后，本人还是再次重申一个话题：民主法治希望在普通国民，不必过于寄望温家宝、汪洋！每一个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朋友，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力量，没有自己的参与，寄望的结果只能是“失望”！
【1】德国着名法学家耶林 《为权利而斗争》全书7万字左右，值得多数国民一读。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然而，此次公开这篇文章以后，看到有朋友这么留言“非常欣喜的看到汪洋近期表现，温总终于有同志了！”、“有了汪，温在高层不至于太孤独。”、“不要帮倒忙。知道好就行了，太张扬的下场，已经有了重庆的例子”等。
坦率地说，在看完这类的评论以后，本人深感遗憾，亦觉得这种认识与本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当然，对于众多朋友来说，因为大家多是一篇一篇地看文章，而不知道本人所持的思想，这也就缺乏对这些分散的文章进行思想连贯性的理解。而且，在过去长期的“思想启蒙家”的思想启发下，很多人受到倾向于寄望政改主张的思想影响。
寄望政改，这个话题是当下众多人所持的观点，也是国民的主流思想。但是，我不得不说，本人反对寄望政改，更反对国民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终实现寄望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中国大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实现，其终极力量是国民，是国民积极参与为权利而斗争之后才会拥有的。
不寄望政改，不把希望放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那么，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权利而斗争”是国民的奋斗目标与要求，也是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真正出路
直观地说，我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汪洋等人身上，我对大陆众多的国民把希望寄望在这些人身上是持批评态度的。
就事实而言，我相信这些人也不希望中国大陆国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几个人身上，而是希望大陆国民自己觉醒，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参与“为权利而斗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理由很简单。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展望近代、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所有政治家、政客希望自己有所成就时，都有一个心愿，他们希望更多的国民支持自己，反对自己所反对的对手。因此，面对如何争取民意时，这种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自己，批评对方，然后让国民从中做出选择。国民最终选择谁，无非都是多数国民的意思，否则，任凭个人能够如何，都无法轻易战胜对手的。
从这方面看，在当下的大陆，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士希望自己做点什么，特别是希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希望国民有这个思想观念，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如我们问问温家宝先生、汪洋先生，看看他们是否希望民众支持自己。
没有民众支持，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规律是我们国民思想意识提高的根本，也是最后真正推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真正力量。没有国民的权利意识提高，试想让某些人自愿地推行自由、民主，那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本人还是一以贯之地说：“通过斗争而得到的权利便如同十月怀胎分娩的子女，与自身紧密联结为一体；而没有经过斗争的权利，无论恩赐或是褫夺，国民都会麻木不仁，也就根本不能称为国民的法。”【1】
没有国民为权利而斗争，国民即使获得了这些权利，最后还是依然会容易失去的。因此，从这方面说，寄望某些人政改，实现自由、民主和法治，其实是本末倒置。
2. 不寄望某个人或某些人，这是最大的经验
如果我们从最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陆历史来看，不难找到一个问题：过去多年的大陆，国民都始终把希望寄托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如过去把希望寄望在邓小平的有之、把希望寄托于胡耀邦的有之、赵紫阳的有之.....而回望10年前，大多数国民像现在一样，都把目光投身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可是，10年以后，我们的结果如何呢？10年前，你寄望了谁？10年后，又是谁让你失望了？
这么的历史经验，我们一直缺乏自己去反思，而是一直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圣人政治”为中心，即大家都喜欢“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在“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意识指导下，国民始终把一个个希望、愿望轻易地寄托给某个人身上了。当这个人或这几个人没有实现愿望时，国民又不断地批评他们。
把自己的希望寄望于他人，而自己却不敢勇于承担责任，不敢担当，是中国大陆多数国民的病根。苏轼在《晁错轮》中说过：“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如今的中国大陆国民，这么多人追求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却极少人敢于站出来“为权利而斗争”。而且，当有人这么站出来了，多数人不是支持和声援“为权利而斗争”的人，反而是“看笑话”式的观望，可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火中取栗？谁该是必须付出者？特别是当有人为权利而斗争时需要付出代价时，谁该是必须去做的。如果你也不做，他也不敢做，那么，为权利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时代悲剧。
过去的10年，国民对多少人给予过寄望？又有多少人真正地为权利斗争过？在国民只希望搭便车获得胜利果实之时，我们重温德国着名法学家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就显然十分必要。
3.组织内部有分歧与变化是好事，每一次分歧都意味着社会在进步
如果我们放眼49年以后的大陆历史，不难发现这个现象。从57年的反冒进、到庐山会议、到文革、到反对两个凡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都是在这些“分歧”之后的变化，而反对两个凡是后的社会进步，更是说明了组织内部存在分歧是好事，而且，主流的思想，也是最后的胜利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思想意识来站队伍，支持自己所支持的力量，使之成为反对落后思想队伍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对国民有利的。试想，一个团结的力量对自由、民主有利，还是有害？这个结论相信大家也心中有数。
4.认识在现实中前进
我们过去的历史是需要我们自己重新去反思的，特别是在“对立”思维和“倾向”思维的指导下，很多人在这种意识下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对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终极实现，没有国民的觉醒，没有国民认识的不断提高，没有国民不断地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经验教训，自由、民主的恩赐式实现，最终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会注定失败的。
温家宝能够给予每一个国民自由、民主和法治吗？汪洋先生能够这么去做吗？
毫无疑问，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实现，虽然是势不可挡，但是，如何运用这个“势”的力量，并且使之成为战胜当下集权体制的动力，这都是我们国民自己的事情。当多数国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中，敢问还有什么力量或人能够站在强大的“势”面前呢？
“势”的力量，是可以冲破高山险阻，就如同万里长江之水冲出三峡的潮流势力一般，直泄千里到大海。
顺势而谋者，则可以成就大业，功成名就与历史；逆势而动者，则往往身碎，自绝于千秋历史。
温家宝者、汪洋之流，皆为时代顺势之人，而非造势之徒。因而，他们深知这个势不可挡的力量，也深知国民的这股思想的驱动力。可是，我们的国民，却依然没有足够的清醒，依然把希望寄望于某些人身上。放弃寄望、抛开寄望，把事关自己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承担起来，积极做一个争取更多权益的公民，才是中国大陆实现自由、民主的希望。毕竟，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每一个国民的，而非某个人的或某几个人的。
最后，本人还是再次重申一个话题：民主法治希望在普通国民，不必过于寄望温家宝、汪洋！每一个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朋友，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力量，没有自己的参与，寄望的结果只能是“失望”！
【1】德国着名法学家耶林 《为权利而斗争》全书7万字左右，值得多数国民一读。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