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5日讯】“唱红打黑”是过去几年重庆最引以为骄傲的“名片”，风靡一时。
对于唱红歌，如果是你个人行为，喜欢唱红歌，因着红歌引起对过去的温馨回忆或者难忘经历，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你非要动用本来不多的国库资金，上升到公权力的施政行为，强势之下，强行捆绑3000多万重庆人民跟你一起唱红歌，这就是黑暗了。因为唱红歌，对于养育自己的父母重病去世，也不管不顾，更是人性沦丧，大逆不道的了。当然，监狱里面的犯人也豪情满怀的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也是滑稽之至的笑话奇谈了。
至于打黑，演变成为黑打，罔顾司法程序，长官意志，言出法随，生死一任己意，更是典型的专制回潮。记得当时一位律师朋友跟我说：他代理一个涉黑犯罪嫌疑人的案子，官司打到二审了，却无法见到当事人。我是一个不怎么了解司法程序的人，但是，也明白代理律师无法见到当事人，一定不正常。最近看到重庆着名律师孙瑜先生的博文《也曾苟且》，才真正明白：过去三年，重庆在一派繁荣的外表下，演绎了多少“红色恐怖”！孙律师的博文，揭出了冰山一角，而重庆打黑黑幕的全部揭开，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附：
孙瑜：也曾苟且
孙渝简介：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兼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重庆市律师协会党委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立法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投资与金融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外语学院客座教授，先后获得“重庆市第二届十佳律师”、“重庆市诚信执业百优律师”、“全国优秀律师”等殊荣。
看历史上各色人物的沉浮，虽也唏嘘，但总有隔世之感，那些血雨腥风的事，毕竟离自己很远，殊难真切感受其间的恐怖。看客的心思，莫不盼望英雄辈出，期待他们的生猛与无畏，最好能“怒向刀丛觅小诗”，非如此不觉得过瘾。倘身临其境，置身腥风血雨之中，才会懂得，原来做英雄并不容易。对大多数人而言，隐忍乃至苟且，或许是很常见的选择。
过往三年重庆发生的种种，谓之“红色恐怖”，似不过分。飓风过岗，人皆伏草，有风骨的角色，反而少见。这便是常人的态度，当然也很符合常情。说到“常情”，缪哲先生曾有高见，他说：儒家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对常人作不平常的要求；而情理的界限，却应以常人为度。境界高，当然好。但悬为所有人的鹄的，其奈常人的情操何？保身家，保妻子，遇事多想自己，这是常人的愿望，也是权利的人情之渊。承认“权利”，就得承认常情之正当。拿过高的境界要求人，以之摧折常情，不是脑袋糊涂，就是心怀鬼胎。
这里的常情，说白了就是明哲保身，是人的一种本能。虽然如易中天所言，面子是中国人的宝贝，但当真为了这个宝贝去弄险的，却是少数。重庆打黑，黑打者众，无辜被关押的、被掠夺的，屡见于我们身边，这对素有正义梦想的法律人来说，是很驳面子的事情，但未必有几人如赵长青般敢于疾呼，如孙发荣般敢于抗争。大多数人不敢，我也不敢。有人嘲笑别人的隐忍乃至苟且，就是为了养家餬口的一杯羹，───这或许可笑，倘若那些折腰之举是为了免于人祸，还有人笑得出来么？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过去几年之于重庆的法律人，特别是律师，不啻一场噩梦。警察权的极度氾滥，致起诉权和审批权深受掣肘，律师的辩护则越显凋落，几近于“杂音”了。如果仅仅是人微言轻，别人不把你说的话当回事，尚可理解，盖数十年的司法实践，律师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倘律师之言，被视为异端，成了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则律师之辩，非但对牛弹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事实正是这样，当初赵长青老师为黎强辩护，于情于理于法，不失中规中矩，他一如既往地摆事实，讲道理，态度平和，言语恳切，措辞之间，绝少逼仄，亦给控方留足面子，其言其表，正是我数十年熟知的先生风范。然，便是这样的说理，也有人恨之入骨，不惜恶言相向，极尽威胁与中伤，更有五毛为其扣上了种种不堪的帽子（参见拙文《网络时代的公案》，2009年12月6日。）。所幸先生德高望重，诸事谨慎，不曾授人以柄，遂得免于兴师问罪。及至后来，李庄出场，以血气方刚挑战极权，让某些人憋在肚子里的一口恶气终于喷薄而出，从而酿成悲剧。
重庆权力之巅的心机，首见于官方在黎强案上的过度反应，透过五毛们的种种言词，明白无误地传递出一种信息：“打黑”不但要高歌猛进，而且要以漂亮的方式完成诉讼过程。“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在这样的定性面前，犯罪嫌疑人已然“恶鬼”或“霸王”，为之辩者，岂非帮凶？中伤先生，算是宣战；入罪李庄，则是杀鸡给猴看。彼时彼景的重庆律师界，已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也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些重庆律师正悄然遭遇黑打。某张姓律师，人胖，海归，一介书生。他受聘为一开发商担任法律顾问，日常所事，无非起草合同和审查合同，除此之外，即使有心与老板亲近点，人家也未必肯。忽一日，老板涉黑被抓，警察索素材于张律师，惜乎胖哥生来一根筋，不会编故事，搪塞之间，惹恼了警察，以涉嫌包庇罪将其刑拘于某“农家乐”，日日手铐脚镣伺候，一关就是三十馀天，若非检察院有青天，早被归为黑社会同党了。另有一刘姓律师，遭遇与之相似，不同的是，人被关了六十馀天，却不知道自己涉嫌何罪。
以上所述，若非亲闻，实不敢轻信于攸攸之口。在这样的恐怖中，不恐惧，反倒失之常情。品德上有高调的人，自然不屑于常情，倘身临其境，凡事拿自己的安危去设想，势必苟且者众，高调者寡。当初，李庄在庭审中，从不认罪到认罪，战术上近似迂回，战略上实为苟且，或者，说得中听一点，叫妥协。对这样的选择，我认为符合常情，是很可理解的。毕竟，漫漫长夜，要靠自己的躯体去接受煎熬。今天，李庄的机会来了，这正应了我此前说过的一句话：“挟天理有赖乘势，持铁证亦需待时”（参见拙文《半是江湖半是岸》，2010年4月25日。），解决法律上的问题，或需借助政治的契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这些年，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活得很苟且。成天和无聊的存在周旋，想说的话不能说，想做的事不敢做，除了情急之下的偶尔张目，馀下的时光，多耗于发呆了。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了李敖先生的下述文字：“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我以为这话很对，或是李先生经历牢狱之灾后的经验之谈，其于我辈，不无点拨之功。于是，我在书的空白处作了题记：“有时候，政治就像一条疯狗，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离它尽可能远一点。”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落实到行动上，便是拒绝染指涉黑案。于我看来，围绕这类案件所透显的种种，似已超出了法律的范畴，更像是另一个专业的游戏了。我学习刑法近三十年，却不能参详其中的玄机，闭关自悟，算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人的苟且，很近于一种生存态度，虽失之消极，却别于堕落。与仗义直言比，苟且是卑微的；与摇尾献媚比，苟且是自爱的。倘与助纣为虐比，苟且简直堪称高尚了。我说这些话，无意自表，而是寄望人们客观看待在强人淫威下沉默而驯服的芸芸众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曾苟且，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人的诅咒，对阳光的憧憬，甚至，时不时地，对强人的意志也阳奉阴违，悄然抗争。如果说，围观是一种力量，苟且则是对力量的储蓄。伏草的禀性在于，先低头活下来，复求伸张。重庆的命运没有滑向深渊，党中央的英明固然居功至伟，然与一批体制内外苟且着的人，也不无关系。
陈丹青先生谈及“立人”，曾恨恨地说：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今人之于民国人，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的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就是资深奴才。于我看来，仅就丹青先生说话时横眉瞪眼的那副模样，不大像奴才，反倒颇有些鲁迅先生的遗风。至于贺卫方先生，我看也不像奴才，他在黑云压城时写给重庆法律人的那封公开信，是颇具风骨和胆识的。或有一种人，譬如某些大唱赞歌的，他们会举双手赞同丹青先生的说法，盖大家都是奴才，真正的奴才也就不足为奇了。和这些人相比，曾经苟且的人，或可居于上流了。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对于唱红歌，如果是你个人行为，喜欢唱红歌，因着红歌引起对过去的温馨回忆或者难忘经历，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你非要动用本来不多的国库资金，上升到公权力的施政行为，强势之下，强行捆绑3000多万重庆人民跟你一起唱红歌，这就是黑暗了。因为唱红歌，对于养育自己的父母重病去世，也不管不顾，更是人性沦丧，大逆不道的了。当然，监狱里面的犯人也豪情满怀的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也是滑稽之至的笑话奇谈了。
至于打黑，演变成为黑打，罔顾司法程序，长官意志，言出法随，生死一任己意，更是典型的专制回潮。记得当时一位律师朋友跟我说：他代理一个涉黑犯罪嫌疑人的案子，官司打到二审了，却无法见到当事人。我是一个不怎么了解司法程序的人，但是，也明白代理律师无法见到当事人，一定不正常。最近看到重庆着名律师孙瑜先生的博文《也曾苟且》，才真正明白：过去三年，重庆在一派繁荣的外表下，演绎了多少“红色恐怖”！孙律师的博文，揭出了冰山一角，而重庆打黑黑幕的全部揭开，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附：
孙瑜：也曾苟且
孙渝简介：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兼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重庆市律师协会党委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立法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投资与金融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外语学院客座教授，先后获得“重庆市第二届十佳律师”、“重庆市诚信执业百优律师”、“全国优秀律师”等殊荣。
看历史上各色人物的沉浮，虽也唏嘘，但总有隔世之感，那些血雨腥风的事，毕竟离自己很远，殊难真切感受其间的恐怖。看客的心思，莫不盼望英雄辈出，期待他们的生猛与无畏，最好能“怒向刀丛觅小诗”，非如此不觉得过瘾。倘身临其境，置身腥风血雨之中，才会懂得，原来做英雄并不容易。对大多数人而言，隐忍乃至苟且，或许是很常见的选择。
过往三年重庆发生的种种，谓之“红色恐怖”，似不过分。飓风过岗，人皆伏草，有风骨的角色，反而少见。这便是常人的态度，当然也很符合常情。说到“常情”，缪哲先生曾有高见，他说：儒家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对常人作不平常的要求；而情理的界限，却应以常人为度。境界高，当然好。但悬为所有人的鹄的，其奈常人的情操何？保身家，保妻子，遇事多想自己，这是常人的愿望，也是权利的人情之渊。承认“权利”，就得承认常情之正当。拿过高的境界要求人，以之摧折常情，不是脑袋糊涂，就是心怀鬼胎。
这里的常情，说白了就是明哲保身，是人的一种本能。虽然如易中天所言，面子是中国人的宝贝，但当真为了这个宝贝去弄险的，却是少数。重庆打黑，黑打者众，无辜被关押的、被掠夺的，屡见于我们身边，这对素有正义梦想的法律人来说，是很驳面子的事情，但未必有几人如赵长青般敢于疾呼，如孙发荣般敢于抗争。大多数人不敢，我也不敢。有人嘲笑别人的隐忍乃至苟且，就是为了养家餬口的一杯羹，───这或许可笑，倘若那些折腰之举是为了免于人祸，还有人笑得出来么？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过去几年之于重庆的法律人，特别是律师，不啻一场噩梦。警察权的极度氾滥，致起诉权和审批权深受掣肘，律师的辩护则越显凋落，几近于“杂音”了。如果仅仅是人微言轻，别人不把你说的话当回事，尚可理解，盖数十年的司法实践，律师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倘律师之言，被视为异端，成了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则律师之辩，非但对牛弹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事实正是这样，当初赵长青老师为黎强辩护，于情于理于法，不失中规中矩，他一如既往地摆事实，讲道理，态度平和，言语恳切，措辞之间，绝少逼仄，亦给控方留足面子，其言其表，正是我数十年熟知的先生风范。然，便是这样的说理，也有人恨之入骨，不惜恶言相向，极尽威胁与中伤，更有五毛为其扣上了种种不堪的帽子（参见拙文《网络时代的公案》，2009年12月6日。）。所幸先生德高望重，诸事谨慎，不曾授人以柄，遂得免于兴师问罪。及至后来，李庄出场，以血气方刚挑战极权，让某些人憋在肚子里的一口恶气终于喷薄而出，从而酿成悲剧。
重庆权力之巅的心机，首见于官方在黎强案上的过度反应，透过五毛们的种种言词，明白无误地传递出一种信息：“打黑”不但要高歌猛进，而且要以漂亮的方式完成诉讼过程。“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在这样的定性面前，犯罪嫌疑人已然“恶鬼”或“霸王”，为之辩者，岂非帮凶？中伤先生，算是宣战；入罪李庄，则是杀鸡给猴看。彼时彼景的重庆律师界，已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也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些重庆律师正悄然遭遇黑打。某张姓律师，人胖，海归，一介书生。他受聘为一开发商担任法律顾问，日常所事，无非起草合同和审查合同，除此之外，即使有心与老板亲近点，人家也未必肯。忽一日，老板涉黑被抓，警察索素材于张律师，惜乎胖哥生来一根筋，不会编故事，搪塞之间，惹恼了警察，以涉嫌包庇罪将其刑拘于某“农家乐”，日日手铐脚镣伺候，一关就是三十馀天，若非检察院有青天，早被归为黑社会同党了。另有一刘姓律师，遭遇与之相似，不同的是，人被关了六十馀天，却不知道自己涉嫌何罪。
以上所述，若非亲闻，实不敢轻信于攸攸之口。在这样的恐怖中，不恐惧，反倒失之常情。品德上有高调的人，自然不屑于常情，倘身临其境，凡事拿自己的安危去设想，势必苟且者众，高调者寡。当初，李庄在庭审中，从不认罪到认罪，战术上近似迂回，战略上实为苟且，或者，说得中听一点，叫妥协。对这样的选择，我认为符合常情，是很可理解的。毕竟，漫漫长夜，要靠自己的躯体去接受煎熬。今天，李庄的机会来了，这正应了我此前说过的一句话：“挟天理有赖乘势，持铁证亦需待时”（参见拙文《半是江湖半是岸》，2010年4月25日。），解决法律上的问题，或需借助政治的契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这些年，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活得很苟且。成天和无聊的存在周旋，想说的话不能说，想做的事不敢做，除了情急之下的偶尔张目，馀下的时光，多耗于发呆了。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了李敖先生的下述文字：“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我以为这话很对，或是李先生经历牢狱之灾后的经验之谈，其于我辈，不无点拨之功。于是，我在书的空白处作了题记：“有时候，政治就像一条疯狗，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离它尽可能远一点。”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落实到行动上，便是拒绝染指涉黑案。于我看来，围绕这类案件所透显的种种，似已超出了法律的范畴，更像是另一个专业的游戏了。我学习刑法近三十年，却不能参详其中的玄机，闭关自悟，算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人的苟且，很近于一种生存态度，虽失之消极，却别于堕落。与仗义直言比，苟且是卑微的；与摇尾献媚比，苟且是自爱的。倘与助纣为虐比，苟且简直堪称高尚了。我说这些话，无意自表，而是寄望人们客观看待在强人淫威下沉默而驯服的芸芸众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曾苟且，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人的诅咒，对阳光的憧憬，甚至，时不时地，对强人的意志也阳奉阴违，悄然抗争。如果说，围观是一种力量，苟且则是对力量的储蓄。伏草的禀性在于，先低头活下来，复求伸张。重庆的命运没有滑向深渊，党中央的英明固然居功至伟，然与一批体制内外苟且着的人，也不无关系。
陈丹青先生谈及“立人”，曾恨恨地说：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今人之于民国人，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的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就是资深奴才。于我看来，仅就丹青先生说话时横眉瞪眼的那副模样，不大像奴才，反倒颇有些鲁迅先生的遗风。至于贺卫方先生，我看也不像奴才，他在黑云压城时写给重庆法律人的那封公开信，是颇具风骨和胆识的。或有一种人，譬如某些大唱赞歌的，他们会举双手赞同丹青先生的说法，盖大家都是奴才，真正的奴才也就不足为奇了。和这些人相比，曾经苟且的人，或可居于上流了。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