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日讯】【导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共窃国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1][2][3]。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并令《人民日报》三批着名文艺评论家胡风。由于毛泽东的批判定性，周扬、郭沫若等一批文人推波助澜，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
晚年的胡风 （网路图片）
左联负责人 曾经欢呼中共政权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1949年前，长期在上海任中共外围组织机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曾做过中共与鲁讯的联系人。
1933年，胡风与妻子梅志。（网路图片）
中共窃国后，曾写下《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为毛泽东及中共政权欢呼，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
自由创作原则遭到周扬等人批判
自1950年开始，毛泽东中共即开始策划实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发动了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思想批判和迫害运动。
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创作上信奉自由创作的原则，这跟毛泽东中共扼杀独立个性、以党性替代人性、将文艺创作彻底政治化的路线发生了冲突，由此受到中共在文化界的领导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的批判。
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
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对胡风进行了批判，胡风遂于1954年上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批评了中共对文艺发展的限制，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造性才能的自由，并要求中央给予公正裁定。
私人通信被当作罪证 毛使批判运动骤然升级
中宣部对胡风30万言书进行研究后，于1955年1月20日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过去虽然对胡风思想进行过一些批判，但由于不彻底，没有发动更多人来参加斗争，始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进行彻底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中央批准 了中宣部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
1954年的胡风与中共公安部1955年的逮捕证。（网路图片）
1955年4月13日，胡风早年曾经热心扶持的一个文学青年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把自己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作为揭发材料交给中共，促使对胡风的批判骤然升级。
在舒芜揭发胡风私人信件之前，中共对胡风的批判，一直限于对其文学理论和思想观点的批判。而胡风当时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和支持者，他们多是胡风培养的年轻作家和学者，已经担任各省、市、地区的文化界和教育界领导职务。这些支持胡风文艺思想的人士被毛泽东视为反动组织。舒芜交出的胡风私人信件，正好给毛泽东全面清除胡风思想和支持者提供了镇压借口。
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三批胡风，并亲自写编者按。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
郭沫若马上投毛所好，落井下石， 5月25日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致开 幕词，追随毛泽东《编者按语》定下的罪名：“胡风集团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文艺报》1955年第11期）在这天会议上，郭再次发言表态，其《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刊登于《文艺报》。
5月26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请依法处理胡风》一文，巴金也昧着良心在同版发表文章《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
由于毛泽东的批判定性，郭沫若等一批文人推波助澜，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
全国2100多人受株连
由于舒芜的出卖，中共在抓捕胡风后，立即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天津等各大城市秘密展开一场紧急逮捕行动。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作家、学者、知识分子落难。在狭小的铁窗、昏暗的囚室，张着无情的黑口，在吞噬着有独立见解的优秀知识分子的青春和生命。
根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全国还有2100多人受牵连，逮捕其中92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后来，经过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此案实际触及人数，应当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文革时期重判为无期徒刑。
假设一个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3人计算，则共触及6300人，其实，受株连的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据有关材料揭露，和胡风或其他胡风分子素昧平生，只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平平常常的通信；曾表示过对某一胡风分子作品的喜爱；为了一首小诗曾获胡风推荐而发表过；为了听过胡风主讲的一个专题；为了是胡风的妻妹；为了是某胡风分子的内弟……以上这些都是曾经受株连的罪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是当年在 胡风家乡，即湖北蕲春县，曾把全县的所有语文教师都停职反省一年，要他们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实际上，除了胡风的侄儿张恩，胡风对他们无一相识。
诋毁、诬陷和迫害 凸显中共暴虐和血腥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乃修撰文认为，胡风冤案体现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和人格进行野蛮无理的诋毁和诬陷，凸显这个政权的本质特点——它的暴虐性和血腥气：胡风及其朋友们受到野蛮的人身迫害、遭到紧急逮捕、反覆严审和长期监禁（胡风、贾植芳、阿垅三人判刑最重、监禁最长，阿垅死于狱中，贾植芳和胡风分别被监禁和失去自由长达二十三四年之久）。 在胡风冤案问题上，这个政权采用的是刑事判罪方式和暴力镇压手段。
孙乃修说，自从舒芜卖友、谤友、诬友事件发生后，“检举”、“揭发”、“反戈一击”为毛泽东政权开展以整人、迫害人特别是以整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各种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不二法宝，而且空前加剧这种迫害的残酷性和血腥气，它的直接表现就是肉体摧残、长期监禁和秘密枪决。
他认为，邓小平对魏京生等有政治见识的青年民主人士的人身迫害、长期监禁和流放边疆，他对1989年全民民主运动采取的机枪加坦克式的血腥镇压，以及“六四”事件后大批勇敢的年轻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被长期判刑和惨遭枪决等等残酷事实，都与1955年胡风事件那种残酷处理方式一脉相承，
政论家郑贻春撰文表示，胡风冤案告诉我们：中共的文艺政策以及它自我标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都是欺骗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赤裸裸的谎言，都是禁锢中国人民思想与言论的伸缩如的手铐和脚镣，都是使文艺创作成为不可能之事的思想牢狱。胡风冤案告诉我们：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通信自由的权利，是必须受到尊重的。不尊重人的私人领域，就没有基本的人权可言。只有充分地尊重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制止任何悲剧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徐卫东. 让死人复活，让活人说话. 南方都市报. 2008年6月30日 [2008-5-1] （简体中文）。“而胡风先是1944年提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阴影，后在1954年上呈长达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而激怒决策者，从而招致全面批判，终于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字狱”
2.高伐林. 共和国的第一场“文字狱”——专访胡风女儿晓风. 多维月刊. 2005年7月28日 [2008-5-1] （简体中文）。
3.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前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 《文汇月刊》1986年10月. 2001年: 37 （繁体中文）. “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
原标题：“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文章来源：《大纪元》
晚年的胡风 （网路图片）
左联负责人 曾经欢呼中共政权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1949年前，长期在上海任中共外围组织机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曾做过中共与鲁讯的联系人。
1933年，胡风与妻子梅志。（网路图片）
中共窃国后，曾写下《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为毛泽东及中共政权欢呼，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
自由创作原则遭到周扬等人批判
自1950年开始，毛泽东中共即开始策划实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发动了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思想批判和迫害运动。
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创作上信奉自由创作的原则，这跟毛泽东中共扼杀独立个性、以党性替代人性、将文艺创作彻底政治化的路线发生了冲突，由此受到中共在文化界的领导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的批判。
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
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对胡风进行了批判，胡风遂于1954年上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批评了中共对文艺发展的限制，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造性才能的自由，并要求中央给予公正裁定。
私人通信被当作罪证 毛使批判运动骤然升级
中宣部对胡风30万言书进行研究后，于1955年1月20日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过去虽然对胡风思想进行过一些批判，但由于不彻底，没有发动更多人来参加斗争，始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进行彻底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中央批准 了中宣部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
1954年的胡风与中共公安部1955年的逮捕证。（网路图片）
1955年4月13日，胡风早年曾经热心扶持的一个文学青年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把自己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作为揭发材料交给中共，促使对胡风的批判骤然升级。
在舒芜揭发胡风私人信件之前，中共对胡风的批判，一直限于对其文学理论和思想观点的批判。而胡风当时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关系密切的朋友和支持者，他们多是胡风培养的年轻作家和学者，已经担任各省、市、地区的文化界和教育界领导职务。这些支持胡风文艺思想的人士被毛泽东视为反动组织。舒芜交出的胡风私人信件，正好给毛泽东全面清除胡风思想和支持者提供了镇压借口。
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三批胡风，并亲自写编者按。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
郭沫若马上投毛所好，落井下石， 5月25日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致开 幕词，追随毛泽东《编者按语》定下的罪名：“胡风集团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文艺报》1955年第11期）在这天会议上，郭再次发言表态，其《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刊登于《文艺报》。
5月26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请依法处理胡风》一文，巴金也昧着良心在同版发表文章《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
由于毛泽东的批判定性，郭沫若等一批文人推波助澜，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
全国2100多人受株连
由于舒芜的出卖，中共在抓捕胡风后，立即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天津等各大城市秘密展开一场紧急逮捕行动。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作家、学者、知识分子落难。在狭小的铁窗、昏暗的囚室，张着无情的黑口，在吞噬着有独立见解的优秀知识分子的青春和生命。
根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全国还有2100多人受牵连，逮捕其中92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后来，经过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此案实际触及人数，应当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文革时期重判为无期徒刑。
假设一个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3人计算，则共触及6300人，其实，受株连的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据有关材料揭露，和胡风或其他胡风分子素昧平生，只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平平常常的通信；曾表示过对某一胡风分子作品的喜爱；为了一首小诗曾获胡风推荐而发表过；为了听过胡风主讲的一个专题；为了是胡风的妻妹；为了是某胡风分子的内弟……以上这些都是曾经受株连的罪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是当年在 胡风家乡，即湖北蕲春县，曾把全县的所有语文教师都停职反省一年，要他们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实际上，除了胡风的侄儿张恩，胡风对他们无一相识。
诋毁、诬陷和迫害 凸显中共暴虐和血腥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乃修撰文认为，胡风冤案体现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和人格进行野蛮无理的诋毁和诬陷，凸显这个政权的本质特点——它的暴虐性和血腥气：胡风及其朋友们受到野蛮的人身迫害、遭到紧急逮捕、反覆严审和长期监禁（胡风、贾植芳、阿垅三人判刑最重、监禁最长，阿垅死于狱中，贾植芳和胡风分别被监禁和失去自由长达二十三四年之久）。 在胡风冤案问题上，这个政权采用的是刑事判罪方式和暴力镇压手段。
孙乃修说，自从舒芜卖友、谤友、诬友事件发生后，“检举”、“揭发”、“反戈一击”为毛泽东政权开展以整人、迫害人特别是以整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各种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不二法宝，而且空前加剧这种迫害的残酷性和血腥气，它的直接表现就是肉体摧残、长期监禁和秘密枪决。
他认为，邓小平对魏京生等有政治见识的青年民主人士的人身迫害、长期监禁和流放边疆，他对1989年全民民主运动采取的机枪加坦克式的血腥镇压，以及“六四”事件后大批勇敢的年轻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众被长期判刑和惨遭枪决等等残酷事实，都与1955年胡风事件那种残酷处理方式一脉相承，
政论家郑贻春撰文表示，胡风冤案告诉我们：中共的文艺政策以及它自我标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都是欺骗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赤裸裸的谎言，都是禁锢中国人民思想与言论的伸缩如的手铐和脚镣，都是使文艺创作成为不可能之事的思想牢狱。胡风冤案告诉我们：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通信自由的权利，是必须受到尊重的。不尊重人的私人领域，就没有基本的人权可言。只有充分地尊重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制止任何悲剧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徐卫东. 让死人复活，让活人说话. 南方都市报. 2008年6月30日 [2008-5-1] （简体中文）。“而胡风先是1944年提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阴影，后在1954年上呈长达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而激怒决策者，从而招致全面批判，终于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字狱”
2.高伐林. 共和国的第一场“文字狱”——专访胡风女儿晓风. 多维月刊. 2005年7月28日 [2008-5-1] （简体中文）。
3.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前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 《文汇月刊》1986年10月. 2001年: 37 （繁体中文）. “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
原标题：“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