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4日讯】她，又出现在我眼前，一个瘦小的女人卷缩在大街条椅上,过夜。今天我带着好奇问她为什么在这里过夜？她的叙述使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思。
一张证明让我目瞪口呆，她的遭遇让我联想起几千万上访人。
一九八三年她前夫肖长发在王国玉处打工，每天挣十一个工分，每个工分[欠债]一元六角二分，共计打工一百九十天，挣工分两千零九十分，欠债三千三百八十五点八元......平均每天欠债十七元八角二分
我父亲人民教师八三年工作三十馀年，月工资四十九点七元，肖长发每天打工欠的债比我父亲十天工资还多......我不敢往下想了
打工挣钱，为养家餬口，打工不给工钱已超出常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遭到众人谴责，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成为各大媒体报导的佳话。打工不但没工钱，而且欠债，计算之细，有整有，清清楚楚......大千世界，大千世界......
肖长发，杨金芝结婚数年所有家产，竟不够还肖长发打一百九十天工所欠的债。据杨金芝回忆当时法院办案人员来了一车，她们的两处住房被查抄，其中一处装满粮食，三头奶牛被商贩牵走，办案人员对杨金芝说；不同意就拘留你......她的户口及有用证据被扣，原因是如果她与肖长发离婚，不扣下点有用的以后怕找不到她人，没法要钱还债。看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爷爷吃了酸葡萄把孙子的牙酸倒了。更确切地说；爷爷吃了酸葡萄把孙媳妇的牙酸倒了。丈夫打工一百九十天一分工钱没有，欠债三千多元，他们所有财产作价抵债，还要将他妻子的户口等有用证据扣下，怕她跑了找不到人，没人还债，不知这家法院执的是什么法，照这个逻辑爷爷犯了罪，儿子，孙子都要判刑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呼伦贝尔盟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着，肖长发打工欠债三千三百八十五元八角。到一九八六年肖长发欠债成了三千九百七十一元八角七分，一年长了六百一十三元零七分。肖长发杨金芝夫妇平分，每人应欠债一千九百八十五元九角三分五，而杨金芝负债是一千九百八十五元九角四分,杨金芝竟比肖长发多负债零点五分。一九八五年该中院判决书上写着三头奶牛卖了一千七百元钱，到一九八六年说三头奶牛估价一千五百五十元，一年贬值了一百五十元，杨金芝说一九八三年，那头大奶牛有人给一千七百元她没卖。
她为像其他公民一样有一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为得到国法公正，公平的保护，她踏上了上访这条路，九七年她被收容---“实际被关进黑监狱七十多天，捆绑吊打。”两千零二年被送进精神病院三十七天，捆绑超过二十八小时。两千零四年八月她早晨八点被抓海淀区万寿路派出所双手反铐，毒打数小时，到第二天下午六点多才从派出所出来，两千一二年又被拘留五天
据杨金芝说；肖长发欠债证明是伪造的，王国玉与有关部门签订的合同因一场水灾而终止，有关部门按合同法规定，天灾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祸，免去了王国玉的借债，王国玉不欠债，也没向打工人员要钱，肖长发欠债证明是牧原公社护林 队乔铁成伪造的。法院根据乔铁成的伪造证明，演了一场人间悲剧，害得杨金芝二十八年没有正常公民所应有的身份证明，失去正常生活二十八年，流离失所，露宿街头，靠沿街乞讨至今。
中国法律规定四级审判制，一般民事案中级法院的审判就是最终审判了，呼伦贝尔盟中级法院判决书成了丈二的和尚让人摸不着头，当事人的[债]八五年说，三千三百五十八元八角，八六年说三千九百七十一元八角七分，一次比一次多；抵债的资产三头奶牛八五年说卖了一千七百元，八六年说估价一千五百五十元，抵债物作价一次比一次少，法律的可信度不得不让人质疑。王国玉八七年出证明，写得清清楚楚，他与护林队的合同是以他个人名誉定的，他没与小组成员定合同，如果欠债他一人承当，他本人承包土地遭灾后有关部门免去他的借款，他没欠债，其他成员只是打工的，既没欠债，也没人与他们要债，杨金芝丈夫肖长发的“欠债”是护林队乔铁城伪造的。法院对证明材料不指证，不认定真伪，不是依法追究造假人责任，而是做判决依据害人，让人不可思议？法律在中国法官那里早已成了，标尺失衡没有砝码的天平。中国的法律不再是拯救弱势群体的稻草，而是成了套在弱势群体脖子上的枷锁，公权持有者怎样拽，人民就要怎样受。
我在杨金芝的遭遇里再一次体会到中国上访人的艰辛，痛苦，与无奈，一张没有任何依据的假证明将一个弱女子害的露宿街头，沿街乞讨二十八年之久，二十八年没有一个正常公民应有的证明自己身份的身份证，她现在还和其他上访人一样一如既往地跑各信访点，也许还要在信访部门跑二十八年，三十八年，五十八年......也许她还要在大街长条椅上。
联系电话66125918 86954359
杨金芝联系电话13439830854晚上八点以后
2012/7/4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一张证明让我目瞪口呆，她的遭遇让我联想起几千万上访人。
一九八三年她前夫肖长发在王国玉处打工，每天挣十一个工分，每个工分[欠债]一元六角二分，共计打工一百九十天，挣工分两千零九十分，欠债三千三百八十五点八元......平均每天欠债十七元八角二分
我父亲人民教师八三年工作三十馀年，月工资四十九点七元，肖长发每天打工欠的债比我父亲十天工资还多......我不敢往下想了
打工挣钱，为养家餬口，打工不给工钱已超出常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遭到众人谴责，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成为各大媒体报导的佳话。打工不但没工钱，而且欠债，计算之细，有整有，清清楚楚......大千世界，大千世界......
肖长发，杨金芝结婚数年所有家产，竟不够还肖长发打一百九十天工所欠的债。据杨金芝回忆当时法院办案人员来了一车，她们的两处住房被查抄，其中一处装满粮食，三头奶牛被商贩牵走，办案人员对杨金芝说；不同意就拘留你......她的户口及有用证据被扣，原因是如果她与肖长发离婚，不扣下点有用的以后怕找不到她人，没法要钱还债。看到这里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爷爷吃了酸葡萄把孙子的牙酸倒了。更确切地说；爷爷吃了酸葡萄把孙媳妇的牙酸倒了。丈夫打工一百九十天一分工钱没有，欠债三千多元，他们所有财产作价抵债，还要将他妻子的户口等有用证据扣下，怕她跑了找不到人，没人还债，不知这家法院执的是什么法，照这个逻辑爷爷犯了罪，儿子，孙子都要判刑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呼伦贝尔盟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着，肖长发打工欠债三千三百八十五元八角。到一九八六年肖长发欠债成了三千九百七十一元八角七分，一年长了六百一十三元零七分。肖长发杨金芝夫妇平分，每人应欠债一千九百八十五元九角三分五，而杨金芝负债是一千九百八十五元九角四分,杨金芝竟比肖长发多负债零点五分。一九八五年该中院判决书上写着三头奶牛卖了一千七百元钱，到一九八六年说三头奶牛估价一千五百五十元，一年贬值了一百五十元，杨金芝说一九八三年，那头大奶牛有人给一千七百元她没卖。
她为像其他公民一样有一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为得到国法公正，公平的保护，她踏上了上访这条路，九七年她被收容---“实际被关进黑监狱七十多天，捆绑吊打。”两千零二年被送进精神病院三十七天，捆绑超过二十八小时。两千零四年八月她早晨八点被抓海淀区万寿路派出所双手反铐，毒打数小时，到第二天下午六点多才从派出所出来，两千一二年又被拘留五天
据杨金芝说；肖长发欠债证明是伪造的，王国玉与有关部门签订的合同因一场水灾而终止，有关部门按合同法规定，天灾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祸，免去了王国玉的借债，王国玉不欠债，也没向打工人员要钱，肖长发欠债证明是牧原公社护林 队乔铁成伪造的。法院根据乔铁成的伪造证明，演了一场人间悲剧，害得杨金芝二十八年没有正常公民所应有的身份证明，失去正常生活二十八年，流离失所，露宿街头，靠沿街乞讨至今。
中国法律规定四级审判制，一般民事案中级法院的审判就是最终审判了，呼伦贝尔盟中级法院判决书成了丈二的和尚让人摸不着头，当事人的[债]八五年说，三千三百五十八元八角，八六年说三千九百七十一元八角七分，一次比一次多；抵债的资产三头奶牛八五年说卖了一千七百元，八六年说估价一千五百五十元，抵债物作价一次比一次少，法律的可信度不得不让人质疑。王国玉八七年出证明，写得清清楚楚，他与护林队的合同是以他个人名誉定的，他没与小组成员定合同，如果欠债他一人承当，他本人承包土地遭灾后有关部门免去他的借款，他没欠债，其他成员只是打工的，既没欠债，也没人与他们要债，杨金芝丈夫肖长发的“欠债”是护林队乔铁城伪造的。法院对证明材料不指证，不认定真伪，不是依法追究造假人责任，而是做判决依据害人，让人不可思议？法律在中国法官那里早已成了，标尺失衡没有砝码的天平。中国的法律不再是拯救弱势群体的稻草，而是成了套在弱势群体脖子上的枷锁，公权持有者怎样拽，人民就要怎样受。
我在杨金芝的遭遇里再一次体会到中国上访人的艰辛，痛苦，与无奈，一张没有任何依据的假证明将一个弱女子害的露宿街头，沿街乞讨二十八年之久，二十八年没有一个正常公民应有的证明自己身份的身份证，她现在还和其他上访人一样一如既往地跑各信访点，也许还要在信访部门跑二十八年，三十八年，五十八年......也许她还要在大街长条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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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芝联系电话13439830854晚上八点以后
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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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