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3日讯】【《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总结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民主与专制的三大较量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即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四阶段，亦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创建前夕，严格地说虽然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它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和中国现代史的端绪时代。它和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史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是它的准备期，又是它的奋斗期，所以，我们才将本阶段当作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阶段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准备阶段。这样，将有利于我们简要地分阶段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
第一阶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专制统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与民主革命力量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较量和相消长。
在本阶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导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时兴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绝改良，坚持镇压革命，直至一朝败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从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良、发动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改良并一再遭遇失败。在民主革命一方，则是从“天下共弃”走向了“天下共拥”，直至初造成功。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来自清政府不愿、拖延、欺骗和镇压政治改良的顽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争，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阶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胜利至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初次实现和初步实行，到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公开反扑和变相反扑，构演出了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一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勋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的变相复辟及长期混战，虽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制造了极大困境，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却坚持护国、护法、反覆辟以“竟辛亥之功”。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终因领导北伐胜利，而将“竟辛亥之功”的历史使命得以初步实现。中华民国因此而获得了初步统一。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之后，将必然迎来民主与专制的艰难较量和反覆较量，因此，要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卫刚刚创建的共和国统，就必须建立有权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实现地方自治，就必须造成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权基础和社会基础，就必须逐步地实行军政、训政和宪政，特别是实行宪政过渡期的训政，以确保革命政权不被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所颠覆。
第三阶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至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败退台湾。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壮烈的卫国战争之中，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民主的艰难推进和专制的变相反扑，乃构演成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持续较量与复杂较量状态。由是，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历经艰难进取，中国现代历史虽有巨大进步，中华民国虽已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终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所战胜。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因此而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因此而面临着巨大的倒退。从而构演出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二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是护国护法的目的达成；二是遵照孙中山遗训，实行训政，准备宪政。三是逐步夺回国家主权，逐步建立民权基础。在军事上一是削平军阀复辟的馀波，二是围剿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和叛国，三是采取与日本和战并用的策略，积极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在经济上“确认民生建设为首要”，保护民族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赢得“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在思想文化上则坚持三民主义，批判共产主义，倡行各种文化并存，允许新闻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为止仍然无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阶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领导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卓绝，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进民主、准备宪政，在经济上建设后方，在文化上继往开来。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终废百年不平等条约，并成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在本阶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战后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虽因中国国民党和其它政党、政团的共同努力而获得急剧推进，
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因中共志在发动一场打江山的农民战争并获得了成功，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逆转，使中国大陆陷于旷日持久的全面专制复辟之中。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是在民主力量相继战胜了专制势力公然、公开和变相的复辟之后，在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以共产革命为名义的专制复辟，乃是对民主力量与共和国家进行反扑和颠覆的最大危险。二十世纪东方若干农业国家遭遇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对此提供了血腥的证明。
第四阶段（一九四九 —— ），自中华民国政权败守台湾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建国始。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中国，两个国名和两个政权。一个在失败后坚持恢复训政，致力发展民生，艰难推进民主，直至实现宪政即还政与民，终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繁荣的世界先进地区和全中国民主富裕的模范省。一个却迅速复辟专制制度，全面建立极权体制，践踏民权，破坏民生，摧毁自由经济，消灭市场经济，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和以发动政治运动为手段，长期地摧残和迫害中国大陆人民。嗣后虽推行改革以自救，却又一再地拒绝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现晚清社会政治局面，从而迎来了又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本阶段是为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的第三大较量。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辛亥以来的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即“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则分裂生”。因此，中国的统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这，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和革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及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后记
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零乱”地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性，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着作和纪实文学着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着述，不仅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着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的着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下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 。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着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音），原来专为历史着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因“胆怯”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着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
文献和参考书目
孙中山：《三民主义》。
孙中山：《建国大纲》。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
蒋介石：《中国的命运》。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战略》。
列 宁：《国家与革命》。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出版社。
黑格尔〔德〕：《精神现象学》。
费尔巴哈〔德〕：《基督教的本质》。
孟德斯鸠〔法〕：《法意》。
汤因比〔英〕：《历史研究》。
罗素〔英〕：《西方哲学史》。
敦尼克主编：《西方哲学史》，前苏联科学院出版。
陈修斋、杨祖陶编着：《欧洲哲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德昭：《世界通史》，香港版。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世界近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徐天新、梁志明等：《当代世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郑之、王平编着：《世界中古史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亨利·皮朗〔比〕：《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凤一鸣编着：《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但丁〔德〕：《论世界帝国》。
德尼·维拉斯〔法〕：《塞瓦兰人的历史》。
米涅〔法〕：《法国革命史》。
米歇尔·博德〔法〕：《资本主义史1500─1980》。
戴维·麦克莱伦〔英〕：《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振江：《中国近代史简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瑞华、程道德、饶戈平：《帝国主义侵华简史》，黄山书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
史扶邻〔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史稿》（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全套《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全套《中国革命史丛书》。
古屋奎二〔日〕：全套《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徐辉琪、李希沁、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至八册〕，三联书店。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
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
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世兰、史久远、余茂笈：《国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易劳逸：《失败的种子》，即《蒋介石和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斯捷潘诺夫〔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巴库林〔俄〕：《中国大革命武汉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振铎主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
伯乐尔〔美〕：《一九零七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谢·尤·维特〔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
达斯科等：《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新华出版社。
张宏儒主编：《苏联历史的沉思》，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各国宗教概况》。
湖北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全书完——
(接上期)
总结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民主与专制的三大较量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即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四阶段，亦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创建前夕，严格地说虽然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它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和中国现代史的端绪时代。它和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史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是它的准备期，又是它的奋斗期，所以，我们才将本阶段当作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阶段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准备阶段。这样，将有利于我们简要地分阶段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
第一阶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专制统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与民主革命力量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较量和相消长。
在本阶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导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时兴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绝改良，坚持镇压革命，直至一朝败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从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良、发动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改良并一再遭遇失败。在民主革命一方，则是从“天下共弃”走向了“天下共拥”，直至初造成功。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来自清政府不愿、拖延、欺骗和镇压政治改良的顽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争，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阶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胜利至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初次实现和初步实行，到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公开反扑和变相反扑，构演出了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一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勋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的变相复辟及长期混战，虽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制造了极大困境，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却坚持护国、护法、反覆辟以“竟辛亥之功”。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终因领导北伐胜利，而将“竟辛亥之功”的历史使命得以初步实现。中华民国因此而获得了初步统一。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之后，将必然迎来民主与专制的艰难较量和反覆较量，因此，要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卫刚刚创建的共和国统，就必须建立有权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实现地方自治，就必须造成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权基础和社会基础，就必须逐步地实行军政、训政和宪政，特别是实行宪政过渡期的训政，以确保革命政权不被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所颠覆。
第三阶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至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败退台湾。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壮烈的卫国战争之中，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民主的艰难推进和专制的变相反扑，乃构演成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持续较量与复杂较量状态。由是，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历经艰难进取，中国现代历史虽有巨大进步，中华民国虽已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终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所战胜。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因此而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因此而面临着巨大的倒退。从而构演出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二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是护国护法的目的达成；二是遵照孙中山遗训，实行训政，准备宪政。三是逐步夺回国家主权，逐步建立民权基础。在军事上一是削平军阀复辟的馀波，二是围剿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和叛国，三是采取与日本和战并用的策略，积极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在经济上“确认民生建设为首要”，保护民族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赢得“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在思想文化上则坚持三民主义，批判共产主义，倡行各种文化并存，允许新闻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为止仍然无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阶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领导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卓绝，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进民主、准备宪政，在经济上建设后方，在文化上继往开来。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终废百年不平等条约，并成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在本阶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战后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虽因中国国民党和其它政党、政团的共同努力而获得急剧推进，
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因中共志在发动一场打江山的农民战争并获得了成功，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逆转，使中国大陆陷于旷日持久的全面专制复辟之中。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是在民主力量相继战胜了专制势力公然、公开和变相的复辟之后，在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以共产革命为名义的专制复辟，乃是对民主力量与共和国家进行反扑和颠覆的最大危险。二十世纪东方若干农业国家遭遇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对此提供了血腥的证明。
第四阶段（一九四九 —— ），自中华民国政权败守台湾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建国始。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中国，两个国名和两个政权。一个在失败后坚持恢复训政，致力发展民生，艰难推进民主，直至实现宪政即还政与民，终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繁荣的世界先进地区和全中国民主富裕的模范省。一个却迅速复辟专制制度，全面建立极权体制，践踏民权，破坏民生，摧毁自由经济，消灭市场经济，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和以发动政治运动为手段，长期地摧残和迫害中国大陆人民。嗣后虽推行改革以自救，却又一再地拒绝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现晚清社会政治局面，从而迎来了又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本阶段是为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的第三大较量。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辛亥以来的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即“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则分裂生”。因此，中国的统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这，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和革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及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后记
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零乱”地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性，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着作和纪实文学着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着述，不仅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着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的着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下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 。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着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音），原来专为历史着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因“胆怯”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着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
文献和参考书目
孙中山：《三民主义》。
孙中山：《建国大纲》。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
蒋介石：《中国的命运》。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战略》。
列 宁：《国家与革命》。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出版社。
黑格尔〔德〕：《精神现象学》。
费尔巴哈〔德〕：《基督教的本质》。
孟德斯鸠〔法〕：《法意》。
汤因比〔英〕：《历史研究》。
罗素〔英〕：《西方哲学史》。
敦尼克主编：《西方哲学史》，前苏联科学院出版。
陈修斋、杨祖陶编着：《欧洲哲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德昭：《世界通史》，香港版。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世界近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徐天新、梁志明等：《当代世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郑之、王平编着：《世界中古史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亨利·皮朗〔比〕：《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凤一鸣编着：《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但丁〔德〕：《论世界帝国》。
德尼·维拉斯〔法〕：《塞瓦兰人的历史》。
米涅〔法〕：《法国革命史》。
米歇尔·博德〔法〕：《资本主义史1500─1980》。
戴维·麦克莱伦〔英〕：《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振江：《中国近代史简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瑞华、程道德、饶戈平：《帝国主义侵华简史》，黄山书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
史扶邻〔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史稿》（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全套《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全套《中国革命史丛书》。
古屋奎二〔日〕：全套《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徐辉琪、李希沁、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至八册〕，三联书店。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
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
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世兰、史久远、余茂笈：《国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易劳逸：《失败的种子》，即《蒋介石和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斯捷潘诺夫〔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巴库林〔俄〕：《中国大革命武汉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振铎主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
伯乐尔〔美〕：《一九零七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谢·尤·维特〔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
达斯科等：《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新华出版社。
张宏儒主编：《苏联历史的沉思》，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各国宗教概况》。
湖北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