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6日讯】编者按：十八大看点是胡锦涛的权力能不能顺利移交习近平。本文是另一个中共权力接班人的故事：三十年前接班梯队的第一名是罗征启，而不是胡锦涛……作者是见证人。
也许，我们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总书记。
他叫罗征启，我们清华建筑系的学长。一九三二年出生，比胡锦涛大八岁，比我大十二岁。他也是所谓“清华牌”干部，学生时代的政治辅导员，文革前，他已经是清华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清华的文艺社团的党组织归口宣传部领导。当年，文艺社团的书记是印甫盛，团长是胡锦涛，我是文艺社团的普通一兵。所以，印和胡是我的领导，老罗则是我领导的领导。
我曾经这样评论他们三位：罗征启英气逼人，印甫盛霸气凌人，胡锦涛和气煦人。在政治上，老罗是我们共同的引路人。
入党介绍人和我谈莫札特
罗征启曾经是文艺社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曾经在《清华岁月》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我在清华文艺社团被吸纳为“伟光正”的一员，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按规定，介绍人要同新成员谈一次话。老罗约我到他的宿舍，在荷花池畔。我心里怀有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讲甚么样的共产主义大道理。也有点忐忑，因为他是太上领导。
走进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惊讶过道里的乱。那时候清华的教工宿舍，走廊里拥挤杂乱，每家的厨房就在走道里。进了门，就整齐多了。他招呼我坐下。我紧张得憋红了的脸。他微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万润南，想不想听莫札特？”
我惊讶得无言以对。他放了一张唱片，当作乐队的伴奏，然后拉起了小提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但会用心去感受。罗征启的音乐素养和娴熟的技巧绝对一流。那一天，他没有告诉我甚么是共产主义，但却给我启蒙了莫札特：在庄严的前奏之后，很快就进入优美的轻快；然后是优雅的空灵，一腔柔情的倾诉；从层层……的齐奏，到活泼跳跃的回旋；从深情悠扬的柔板，到激情紧凑的快板……
我完全放松了，倾听着从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莫札特，开始打量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党官。罗征启的侧影像拜伦，帅得有点洋气。后来读到章诒和从上海资本家大小姐那里批发来的审美标准，才懂得那是真漂亮。双目清澈而明亮，老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安德列王爵。
蒋南翔器重的第一笔杆
文革一开场，罗征启成为被打倒的黑帮，印甫盛则是黑帮爪牙，我就当了“小爬虫”。造反派去抄了罗征启的家。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向我展示从老罗家里抄来的几本印刷得极其精美的画册：西方各流派的名画、世界着名建筑的摄影。他一边翻阅，一边嘴里啧啧称赞：“你看罗征启的丑恶灵魂！”我心里很不平。几天以后，趁一个晚上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我把这几本画册用纸包上，送到荷花池宿舍。老罗听了我的说明，沉思了片刻，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你把它们拿回去，就当我把这几本画册送给他了。只要他懂得欣赏这些东西，他就坏不到哪里去。”我把这几本画册放到了原处。那位同学得了画册，我得了教诲，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老罗是当年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蒋校长的许多重要讲话，都由罗征启捉刀。文革中清华分成两派，他是两派都希望延揽的人才。但他明确表态，他更倾向四一四的观点。不仅是倾向，他还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创办人和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这两件事情，我都有参与。为了赶出第一期《四一四井冈山报》，我们几乎包揽了大部分文章。第一期的社论是他和我一边讨论一边写就的。记得社论的标题是：《对革命干部要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当我写到“当大部分干部脸上还是黑乎乎的时候，他们就……”，老罗大呼：“形象！生动！”
如何对待清华的教工干部，是清华两派的主要分歧点。有两副对联，惟妙惟肖地反映了两派的对立。在清华教工干部的食堂大门前，蒯大富的团派张贴了一副对联：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吃喝玩聊睡一群混蛋。四一四派则贴了另一副对联：铍镁钙锶钡活性稍差；比学赶帮追赶快革命。清华理工男的文思确实与文科生不一般。
写作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清华文革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字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注目。这份大字报的原稿，是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开始了写作，并且和班上的同学有过多次讨论。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除了列宁语录这个亮点，我写的那篇并无多少新意。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这一切，现在已是过眼烟云。但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浪。周泉缨因为炮打陈伯达而坐牢，这篇大字报也是罪状之一。罗征启则成为团派的眼中钉，他们把老罗看成四一四派精神上的教父。蒯大富们整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罗文李绕反革命集团”，动用私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罗征启被团派关进三堡，那里是清华原来的一个干休所。在三堡，他饱受了酷刑。王立军在重庆黑打时的那些手段，老罗四十年前就领教了：用大灯泡照，不许休息；左右开弓的毒打；被罚站了三天三夜，站得小腿和大腿一般粗……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老罗从三堡逃出来了。他是从二层楼跳下来的，着地时扭了脚。他几乎是一路爬到了昌平。他在被抓的时候，机智地在鞋底里藏了十元钱，现在派上用场了。他搭长途车进了城。既不能回学校，又不敢回家。他藏身在日坛公园，通过在人大的姐夫和我们联系上以后，他被接出来安排在科学馆。接送时，前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我和印甫盛都是其中的一员。老罗在科学馆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都是我负责照料。建七的沙春元陪他同住。
弟弟罗征敷死于清华武斗
恼羞成怒的老团，把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抓起来当人质。为了防止他出声，用棉丝堵住了他的嘴。很不幸，他弟弟在被抓捕的过程中窒息死亡。老罗的悲痛可想而知，他还不能出面料理这一切。我就成了他的全权代表，穿梭在科学馆和他家之间。他家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几乎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老罗的母亲慈祥、睿智，大姐和姐夫都是人大的老师，大姐文气、姐夫厚重，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姐是芭蕾舞演员，漂亮得让我不敢正眼看她，她热情地把我当作自家的弟弟。在家人眼里，我代表了老罗。在老罗那里，我带给他所有家人的慰藉。
清华园的武斗在升级，科学馆不再安全了。于是我们把老罗转移到李衍平同学的老家——广东汕头。李同学也是我们文艺社的笔杆。我们一行三人上了京广线的列车，我护送他们到了保定，确认安全之后，我从保定下车，折回了京城。期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
工宣队进校后，老罗回到了学校。因为他参与写作《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事情，宣传部的专案组曾经来找我调查。我一字一顿地回答：“据我所知，罗征启同志是一位马列主义水准很高的同志。”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专案组的人一下子把他面前的那张桌子掀翻了。我不动声色。在边上旁听的工宣队朱师傅，对他们的粗鲁非常不以为然，却对我的不胡说八道大表好感。
迟群和小谢（谢静宜）成了清华的新贵，他们也想用老罗这杆笔。但罗征启看不惯这两位的做派，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清华，有才能的聪明人很多，但既聪明能干又有品有脊梁有担当的，却不是很多。所以在文革结束后，老罗在清华的威望如日中天，他被提拔为清华的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不计恩怨的党委书记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罗征启四十四岁，成为中共接班梯队中的头号种子选手。他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长。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纪云和尉健行，老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被安排去接任韩英的团中央书记。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更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第一件我称之为“推恩报怨与人善”， 这件事至今为所有的人所称道。
当年抓捕罗征敷的行动队负责人孙耘，也是清华的高材生。后来他主动承担了刑责。恢复高考后，他报考了哈工大的研究生。高分，哈工大却不敢录取。这时候，孙耘夫妇到东总布胡同找到我，希望我给罗征启转一封信。另外，我的岳父李昌曾经是哈工大的老校长，也许能说得上话。老罗很明确地给哈工大回了话：孙同学已经为文革中的问题承担了罪责，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应当再影响他今后的工作和学习。
罗征启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受到胡耀邦的激赏，据说另有亲笔批示。当时哈工大的领导有一位亲戚也有造反派的案底，就顺势一起打包概括接受了他们的入学。这件事，改变了孙同学一家的命运。
厄运：仗义直斥陈云邓小平
第二件事我称之为“仗义直言斥帝京”。这样的壮举，老罗平生干过两次。
第一次，是“仗义直言斥陈云”。但这件事情，不仅改变了老罗本人的命运。也许，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话说陈云有个儿子，叫陈元，和我在清华是同届校友。恢复高考后他回清华读研，当时有一个到美国留学的名额，陈元想通过非正常程式得到，结果在清华引起了公愤。罗征启非常善意地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文革后人心思定，对老干部非常关注，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负众望。
但人们寄予厚望的老同志并没有这样的胸怀，而是勃然大怒。认定罗征启“有自由化倾向”、“清华的团派是造反派，不能用；四一四也是造反派，也不可重用”。这不仅阻断了老罗的仕途，也腰斩了许多清华人的仕途，据我所知，当时有一批人受到了影响。如果没有这封信，也许，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位“有自由化倾向”的总书记。陈元在清华也待不下去了，转到社科院继续读研。老罗被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外放到深圳办学，成为深圳大学的奠基人，先后担任深圳大学的书记和校长。
在一九八九年的风暴中，罗征启再次“仗义直言斥帝京”。这一回，他斥的是邓大人。他要求邓小平结束垂帘听政，让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行使权力。同时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问责李鹏政府。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通过党代会的决议表达的，所以被定性为“官办动乱”。老罗被双开。他的夫人梁鸿文，也是清华建筑系的才女。老罗曾经这样调侃自己：“我现在是四无一有：无党籍、无公职、无户口，无工资，有夫人。否则连饭也吃不上。”多年后，他们夫妇俩在深圳合办了一个建筑设计院，现在已经相当有规模。
今年三月，是罗老师七十八岁生日，我写了一首七律，以表寸心：
荷花池畔雅弦声，水木清华雏凤鸣。
一日从师聆教诲，终身受用谨躬行。
推恩报怨与人善，仗义直言斥帝京。
看淡浮云舒卷起，但求夤夜不心惊。
“看淡浮云舒卷起”，内心的安宁，比甚么都重要。当今世上，能做到的人不多。我相信，罗老师是其中之一。有一位朋友评论说：
“理想主义太害人，罗征启的故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陷入今天的僵局，上层不肯改革，底层不敢革命，只有等待政变，不也是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失吗？”
“但如果你以为中国没有希望了，我想提醒你，六四的发端就是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也因为另一个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地坚守住了底线。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也许，我们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总书记。
他叫罗征启，我们清华建筑系的学长。一九三二年出生，比胡锦涛大八岁，比我大十二岁。他也是所谓“清华牌”干部，学生时代的政治辅导员，文革前，他已经是清华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清华的文艺社团的党组织归口宣传部领导。当年，文艺社团的书记是印甫盛，团长是胡锦涛，我是文艺社团的普通一兵。所以，印和胡是我的领导，老罗则是我领导的领导。
我曾经这样评论他们三位：罗征启英气逼人，印甫盛霸气凌人，胡锦涛和气煦人。在政治上，老罗是我们共同的引路人。
入党介绍人和我谈莫札特
罗征启曾经是文艺社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曾经在《清华岁月》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我在清华文艺社团被吸纳为“伟光正”的一员，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按规定，介绍人要同新成员谈一次话。老罗约我到他的宿舍，在荷花池畔。我心里怀有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讲甚么样的共产主义大道理。也有点忐忑，因为他是太上领导。
走进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惊讶过道里的乱。那时候清华的教工宿舍，走廊里拥挤杂乱，每家的厨房就在走道里。进了门，就整齐多了。他招呼我坐下。我紧张得憋红了的脸。他微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万润南，想不想听莫札特？”
我惊讶得无言以对。他放了一张唱片，当作乐队的伴奏，然后拉起了小提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但会用心去感受。罗征启的音乐素养和娴熟的技巧绝对一流。那一天，他没有告诉我甚么是共产主义，但却给我启蒙了莫札特：在庄严的前奏之后，很快就进入优美的轻快；然后是优雅的空灵，一腔柔情的倾诉；从层层……的齐奏，到活泼跳跃的回旋；从深情悠扬的柔板，到激情紧凑的快板……
我完全放松了，倾听着从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莫札特，开始打量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党官。罗征启的侧影像拜伦，帅得有点洋气。后来读到章诒和从上海资本家大小姐那里批发来的审美标准，才懂得那是真漂亮。双目清澈而明亮，老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安德列王爵。
蒋南翔器重的第一笔杆
文革一开场，罗征启成为被打倒的黑帮，印甫盛则是黑帮爪牙，我就当了“小爬虫”。造反派去抄了罗征启的家。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向我展示从老罗家里抄来的几本印刷得极其精美的画册：西方各流派的名画、世界着名建筑的摄影。他一边翻阅，一边嘴里啧啧称赞：“你看罗征启的丑恶灵魂！”我心里很不平。几天以后，趁一个晚上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我把这几本画册用纸包上，送到荷花池宿舍。老罗听了我的说明，沉思了片刻，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你把它们拿回去，就当我把这几本画册送给他了。只要他懂得欣赏这些东西，他就坏不到哪里去。”我把这几本画册放到了原处。那位同学得了画册，我得了教诲，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老罗是当年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蒋校长的许多重要讲话，都由罗征启捉刀。文革中清华分成两派，他是两派都希望延揽的人才。但他明确表态，他更倾向四一四的观点。不仅是倾向，他还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创办人和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这两件事情，我都有参与。为了赶出第一期《四一四井冈山报》，我们几乎包揽了大部分文章。第一期的社论是他和我一边讨论一边写就的。记得社论的标题是：《对革命干部要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当我写到“当大部分干部脸上还是黑乎乎的时候，他们就……”，老罗大呼：“形象！生动！”
如何对待清华的教工干部，是清华两派的主要分歧点。有两副对联，惟妙惟肖地反映了两派的对立。在清华教工干部的食堂大门前，蒯大富的团派张贴了一副对联：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吃喝玩聊睡一群混蛋。四一四派则贴了另一副对联：铍镁钙锶钡活性稍差；比学赶帮追赶快革命。清华理工男的文思确实与文科生不一般。
写作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清华文革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字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注目。这份大字报的原稿，是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开始了写作，并且和班上的同学有过多次讨论。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除了列宁语录这个亮点，我写的那篇并无多少新意。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这一切，现在已是过眼烟云。但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浪。周泉缨因为炮打陈伯达而坐牢，这篇大字报也是罪状之一。罗征启则成为团派的眼中钉，他们把老罗看成四一四派精神上的教父。蒯大富们整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罗文李绕反革命集团”，动用私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罗征启被团派关进三堡，那里是清华原来的一个干休所。在三堡，他饱受了酷刑。王立军在重庆黑打时的那些手段，老罗四十年前就领教了：用大灯泡照，不许休息；左右开弓的毒打；被罚站了三天三夜，站得小腿和大腿一般粗……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老罗从三堡逃出来了。他是从二层楼跳下来的，着地时扭了脚。他几乎是一路爬到了昌平。他在被抓的时候，机智地在鞋底里藏了十元钱，现在派上用场了。他搭长途车进了城。既不能回学校，又不敢回家。他藏身在日坛公园，通过在人大的姐夫和我们联系上以后，他被接出来安排在科学馆。接送时，前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我和印甫盛都是其中的一员。老罗在科学馆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都是我负责照料。建七的沙春元陪他同住。
弟弟罗征敷死于清华武斗
恼羞成怒的老团，把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抓起来当人质。为了防止他出声，用棉丝堵住了他的嘴。很不幸，他弟弟在被抓捕的过程中窒息死亡。老罗的悲痛可想而知，他还不能出面料理这一切。我就成了他的全权代表，穿梭在科学馆和他家之间。他家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几乎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老罗的母亲慈祥、睿智，大姐和姐夫都是人大的老师，大姐文气、姐夫厚重，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姐是芭蕾舞演员，漂亮得让我不敢正眼看她，她热情地把我当作自家的弟弟。在家人眼里，我代表了老罗。在老罗那里，我带给他所有家人的慰藉。
清华园的武斗在升级，科学馆不再安全了。于是我们把老罗转移到李衍平同学的老家——广东汕头。李同学也是我们文艺社的笔杆。我们一行三人上了京广线的列车，我护送他们到了保定，确认安全之后，我从保定下车，折回了京城。期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
工宣队进校后，老罗回到了学校。因为他参与写作《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事情，宣传部的专案组曾经来找我调查。我一字一顿地回答：“据我所知，罗征启同志是一位马列主义水准很高的同志。”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专案组的人一下子把他面前的那张桌子掀翻了。我不动声色。在边上旁听的工宣队朱师傅，对他们的粗鲁非常不以为然，却对我的不胡说八道大表好感。
迟群和小谢（谢静宜）成了清华的新贵，他们也想用老罗这杆笔。但罗征启看不惯这两位的做派，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清华，有才能的聪明人很多，但既聪明能干又有品有脊梁有担当的，却不是很多。所以在文革结束后，老罗在清华的威望如日中天，他被提拔为清华的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不计恩怨的党委书记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罗征启四十四岁，成为中共接班梯队中的头号种子选手。他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长。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纪云和尉健行，老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被安排去接任韩英的团中央书记。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更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第一件我称之为“推恩报怨与人善”， 这件事至今为所有的人所称道。
当年抓捕罗征敷的行动队负责人孙耘，也是清华的高材生。后来他主动承担了刑责。恢复高考后，他报考了哈工大的研究生。高分，哈工大却不敢录取。这时候，孙耘夫妇到东总布胡同找到我，希望我给罗征启转一封信。另外，我的岳父李昌曾经是哈工大的老校长，也许能说得上话。老罗很明确地给哈工大回了话：孙同学已经为文革中的问题承担了罪责，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应当再影响他今后的工作和学习。
罗征启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受到胡耀邦的激赏，据说另有亲笔批示。当时哈工大的领导有一位亲戚也有造反派的案底，就顺势一起打包概括接受了他们的入学。这件事，改变了孙同学一家的命运。
厄运：仗义直斥陈云邓小平
第二件事我称之为“仗义直言斥帝京”。这样的壮举，老罗平生干过两次。
第一次，是“仗义直言斥陈云”。但这件事情，不仅改变了老罗本人的命运。也许，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话说陈云有个儿子，叫陈元，和我在清华是同届校友。恢复高考后他回清华读研，当时有一个到美国留学的名额，陈元想通过非正常程式得到，结果在清华引起了公愤。罗征启非常善意地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文革后人心思定，对老干部非常关注，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负众望。
但人们寄予厚望的老同志并没有这样的胸怀，而是勃然大怒。认定罗征启“有自由化倾向”、“清华的团派是造反派，不能用；四一四也是造反派，也不可重用”。这不仅阻断了老罗的仕途，也腰斩了许多清华人的仕途，据我所知，当时有一批人受到了影响。如果没有这封信，也许，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位“有自由化倾向”的总书记。陈元在清华也待不下去了，转到社科院继续读研。老罗被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外放到深圳办学，成为深圳大学的奠基人，先后担任深圳大学的书记和校长。
在一九八九年的风暴中，罗征启再次“仗义直言斥帝京”。这一回，他斥的是邓大人。他要求邓小平结束垂帘听政，让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行使权力。同时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问责李鹏政府。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通过党代会的决议表达的，所以被定性为“官办动乱”。老罗被双开。他的夫人梁鸿文，也是清华建筑系的才女。老罗曾经这样调侃自己：“我现在是四无一有：无党籍、无公职、无户口，无工资，有夫人。否则连饭也吃不上。”多年后，他们夫妇俩在深圳合办了一个建筑设计院，现在已经相当有规模。
今年三月，是罗老师七十八岁生日，我写了一首七律，以表寸心：
荷花池畔雅弦声，水木清华雏凤鸣。
一日从师聆教诲，终身受用谨躬行。
推恩报怨与人善，仗义直言斥帝京。
看淡浮云舒卷起，但求夤夜不心惊。
“看淡浮云舒卷起”，内心的安宁，比甚么都重要。当今世上，能做到的人不多。我相信，罗老师是其中之一。有一位朋友评论说：
“理想主义太害人，罗征启的故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陷入今天的僵局，上层不肯改革，底层不敢革命，只有等待政变，不也是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失吗？”
“但如果你以为中国没有希望了，我想提醒你，六四的发端就是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也因为另一个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地坚守住了底线。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