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6日讯】1947年秋，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北平保密局曾给中共情报系统以沉重打击。中共在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了灭顶之灾。
负责此次清剿共谍行动的是保密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网络图片）
北平秘密电台出纰漏 周恩来动怒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中共特工总头目周恩来的案头。
这封电报出自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中共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陈融生是中共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拉拢、收买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特务工作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
周恩来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要他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为严肃特工纪律，也为保护潜伏共谍的安全，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保密局发现一个秘密电台在发报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可能有演绎成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在陕北被胡宗南大军围剿，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当时，余心清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据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启用飞贼段云鹏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
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谷正文早年曾是中共党员，抗战期间任林彪115师的侦察大队队长，之后投诚报效中华民国国军。）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甚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北平秘密电台成员被抓获 仍为“活电台”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中共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精心策划了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的抓捕行动，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群保密局特工破门而入，当场缴获了中共北平秘密电台。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向国民党投诚，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摧毁的炸点。
中共情报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创
李政宣被捕后，经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2人。
经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共谍行动开始了。
李政宣等人的投诚，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中共情报系统的破绽裂开，将其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创。
原题：《1947年:北平谍变》有删节
文章来源：摘自《千龙网》
负责此次清剿共谍行动的是保密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网络图片）
北平秘密电台出纰漏 周恩来动怒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中共特工总头目周恩来的案头。
这封电报出自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中共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陈融生是中共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拉拢、收买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特务工作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
周恩来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要他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为严肃特工纪律，也为保护潜伏共谍的安全，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保密局发现一个秘密电台在发报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可能有演绎成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在陕北被胡宗南大军围剿，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当时，余心清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
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
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
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据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启用飞贼段云鹏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
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谷正文早年曾是中共党员，抗战期间任林彪115师的侦察大队队长，之后投诚报效中华民国国军。）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
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甚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北平秘密电台成员被抓获 仍为“活电台”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中共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精心策划了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的抓捕行动，安排了要抓“活电台”。
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
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群保密局特工破门而入，当场缴获了中共北平秘密电台。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
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
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向国民党投诚，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摧毁的炸点。
中共情报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创
李政宣被捕后，经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2人。
经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
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共谍行动开始了。
李政宣等人的投诚，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中共情报系统的破绽裂开，将其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创。
原题：《1947年:北平谍变》有删节
文章来源：摘自《千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