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3日讯】要么好好活着，要么赶紧死（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肖申克的救赎》
尽管美国作家菲力浦•罗斯已经放言，“老年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但是长寿的好处仍然显而易见得多。在诸多好处中，其中之一就是时间能让你的经历足够丰富。此外，拥有足够长的时间，也让你能够验证自己的观点，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无论哪一种，都能够带给人快感，因为再没有比看到自己曾经的对手已经被人遗忘、自己正因为时间的积累而声名日盛更让人满足了。所以《蒙田随笔》中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只有到他死的那一刻才可能知道。”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职业人格》，写的是职业与人格的关联。在工业时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为职业而生的，而职业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控制了人类，而不是人类控制职业。
在传统社会中，医生被称为“大夫”，或“郎中”，这几乎是一种官方职业的名称。作为“大夫”，其主要职责是恢复人的健康，保证人健康正常地生活。然而进入现代职业社会以后，医生是一种谋生方式；换言之，医生只是一种收入不错的职业。现代医生的职责是从每一个顾客身上赚到尽可能多的金钱，因此现代医生的主要服务物件是病人和有钱人；具体的说，就是有钱的病人。而且对医生的使命来说，其最根本的变化是从恢复人的健康，变为了延长人的寿命。
对现代医生来说，一个穷人要保持或者恢复健康，只能靠他自身的生命力，而一个有钱人从理论上来说，则可以让他活到让医生满意为止。所以，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许多只需花费“不多”的钱（比如10馀万），即可治愈的少儿白血病患者，被他贫穷的父母狠心抛弃，而许多如巴金、季羡林这样的“大人物”，却可以浑身插满管子，就像万年青之类的植物一样活到100多岁。尽管他们早已失去了吃喝拉撒说话做梦等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命活力，尽管他们本人也并不一定喜欢这样活着，但医生和政客们一样乐意他们这样活着。
因为职业这个不容置疑的社会价值体系存在，人即使没有被职业否定，也是被职业完全定义的。人类自以为可以超越一切，但实际仍无法超越生命本身。人类的悲剧不仅意味着死亡的必然性，而且无法回避生命的衰老过程。在电影《勇敢的心》中，梅尔•吉普森充满激情地说：“人总会死的，不是今天壮烈地死在战场，就是几十年后默默地死在床上。”在一个工业时代，职业彻底解构了人的神圣性，让每个人变成身体的旅行。对一个商业社会来说，人只是时间的载体，每个人用自己的时间去交换别人的时间。当一个人的时间不被需要时，或者当一个人没有时间可以出卖，悲剧就发生了。
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一天天老去。因为职业的不同，衰老的过程最终演变成为不同的结局：工人叫退休，可以一个人回到家里，领到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官员叫离休，权势不在了，前呼后拥的日子结束了，但馀威犹存，养尊处优的日子才正式开始；农民给国家交了一辈子公粮，等有那么一天，再也扛不动一袋粮食时，他就老了。老了就是老了，就好似被喝光之后的酒瓶。一个中国农民，他无法荫蔽儿孙，甚至儿孙也无力反哺他，他只能最本色地像一个人一样静静地老去，一切都与职业无关……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却占世界人口的35％。据说每年有35万中国人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一个悲惨的现实是，在没有安乐死的中国，自杀已经成为很多农村老人的正常死亡方式。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不幸不是死亡，无论无药可医的病死，还是无钱可医的病死，而是生不如死地活着。在城市繁荣的背后，是农村无数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在一些农村，因为青壮年人口的流失，老人死后已经没人可以抬动棺材，连安葬有时都成为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每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娘总会平静地告诉我村子里今年谁死了。像我娘这样的老人们最怕的不是死，而是生病。一旦得了病，就要花钱，就要人伺候。花钱是花儿女的钱，动不了就要儿女停下工作。老人们自认为已经油尽灯干，丧失了劳动能力，这样的“垃圾生命”往往会令他们非常不安和自责。在传统智慧里，人来到这世上，就是劳作之命，“老而不死，贼也”。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在今生今世里，生命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认真诚实地活过就很令人欣慰；他们最后的愿望只是一个尊严。老不可怕，死不足畏，只怕没有尊严地苟延残喘。
有一年，村里都没有一个老人离去。过年时，却有一个退休回老家养老的老人去世了。他60岁，回来老家刚一年。他回乡是因为憎恶火葬，或者恐惧火葬，他想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桑梓故土。他身体很好，儿女早都在城市结婚成家了。腊月里，他打完“材”，一个人闲来无事，漫山闲逛，像顽皮的孩子似的放火烧荒，一不留神跌入荒井，就这样死了。这种小孩恶作剧式的结局，竟然让村里的老人们羡慕不已，都说这人打小就是“有福”的人。人们都相信，人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包括生老病死。
那年正月里，我娘坐在炕上，抱怨老院子里的那棵桐树卖得太早了。那桐树是我爹当年栽的，当时栽了两棵。我爹给我娘说：“等咱们俩老了，一人一棵，正好打两个材。”我小时候经常爬上爬下，桐树跟风吹的似的，长得很快，我记忆里超高超粗。我娘整60岁了，过完元宵节，她拿出私房钱去买了一车松木板。在老家，60岁以后，每个老人都要自己请匠人，精雕细琢地，慢慢“打材”。在老家语言里，人活着叫“材”，人死了叫“棺”。
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其实是一种家族经济共同体。我是长子长孙，我记得小时候，我身边总是一群老人：婆、大爷和大婆、外公和外婆，我从一个人怀里跳到另一个人怀里，就这么慢慢长大。我陪着他们伐树、解板、请匠人、漆材。至今我对童年的回忆，还是刚刚刨出的雪白清香的木花卷，土漆可怕而神秘的刺痒，材板上圆润优美的白描故事，还有烟锅里的袅袅青烟，茶罐里翻滚的热茶……
天才般的约伯斯说：“死亡是我们共有的目的地，没有人逃得过，……死亡简直就是生命中最棒的发明，是生命变化的媒介，送走老人们，给新生代留下空间。”但在现实中，有太多人，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而死的时候又好像从来没有活过一样。既然生老病死像春夏秋冬一样平常，那么老或者死都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好比春天开花，秋天落叶。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美丽过、荒唐过，终于有一天，这些都将成为尘封往事。
荀子说：“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生命的斑驳凋零体现了一种悲剧美，对老人而言，这是一件神圣圆满的从容告别；对生者而言，如果没有功利的计算，这只是一种痛苦的离别。
那年X节，中国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竟然把一首来自精英的老歌唱得荡气回肠：
……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尽管美国作家菲力浦•罗斯已经放言，“老年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但是长寿的好处仍然显而易见得多。在诸多好处中，其中之一就是时间能让你的经历足够丰富。此外，拥有足够长的时间，也让你能够验证自己的观点，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无论哪一种，都能够带给人快感，因为再没有比看到自己曾经的对手已经被人遗忘、自己正因为时间的积累而声名日盛更让人满足了。所以《蒙田随笔》中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只有到他死的那一刻才可能知道。”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职业人格》，写的是职业与人格的关联。在工业时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为职业而生的，而职业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控制了人类，而不是人类控制职业。
在传统社会中，医生被称为“大夫”，或“郎中”，这几乎是一种官方职业的名称。作为“大夫”，其主要职责是恢复人的健康，保证人健康正常地生活。然而进入现代职业社会以后，医生是一种谋生方式；换言之，医生只是一种收入不错的职业。现代医生的职责是从每一个顾客身上赚到尽可能多的金钱，因此现代医生的主要服务物件是病人和有钱人；具体的说，就是有钱的病人。而且对医生的使命来说，其最根本的变化是从恢复人的健康，变为了延长人的寿命。
对现代医生来说，一个穷人要保持或者恢复健康，只能靠他自身的生命力，而一个有钱人从理论上来说，则可以让他活到让医生满意为止。所以，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许多只需花费“不多”的钱（比如10馀万），即可治愈的少儿白血病患者，被他贫穷的父母狠心抛弃，而许多如巴金、季羡林这样的“大人物”，却可以浑身插满管子，就像万年青之类的植物一样活到100多岁。尽管他们早已失去了吃喝拉撒说话做梦等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命活力，尽管他们本人也并不一定喜欢这样活着，但医生和政客们一样乐意他们这样活着。
因为职业这个不容置疑的社会价值体系存在，人即使没有被职业否定，也是被职业完全定义的。人类自以为可以超越一切，但实际仍无法超越生命本身。人类的悲剧不仅意味着死亡的必然性，而且无法回避生命的衰老过程。在电影《勇敢的心》中，梅尔•吉普森充满激情地说：“人总会死的，不是今天壮烈地死在战场，就是几十年后默默地死在床上。”在一个工业时代，职业彻底解构了人的神圣性，让每个人变成身体的旅行。对一个商业社会来说，人只是时间的载体，每个人用自己的时间去交换别人的时间。当一个人的时间不被需要时，或者当一个人没有时间可以出卖，悲剧就发生了。
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一天天老去。因为职业的不同，衰老的过程最终演变成为不同的结局：工人叫退休，可以一个人回到家里，领到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官员叫离休，权势不在了，前呼后拥的日子结束了，但馀威犹存，养尊处优的日子才正式开始；农民给国家交了一辈子公粮，等有那么一天，再也扛不动一袋粮食时，他就老了。老了就是老了，就好似被喝光之后的酒瓶。一个中国农民，他无法荫蔽儿孙，甚至儿孙也无力反哺他，他只能最本色地像一个人一样静静地老去，一切都与职业无关……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却占世界人口的35％。据说每年有35万中国人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一个悲惨的现实是，在没有安乐死的中国，自杀已经成为很多农村老人的正常死亡方式。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不幸不是死亡，无论无药可医的病死，还是无钱可医的病死，而是生不如死地活着。在城市繁荣的背后，是农村无数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在一些农村，因为青壮年人口的流失，老人死后已经没人可以抬动棺材，连安葬有时都成为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每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娘总会平静地告诉我村子里今年谁死了。像我娘这样的老人们最怕的不是死，而是生病。一旦得了病，就要花钱，就要人伺候。花钱是花儿女的钱，动不了就要儿女停下工作。老人们自认为已经油尽灯干，丧失了劳动能力，这样的“垃圾生命”往往会令他们非常不安和自责。在传统智慧里，人来到这世上，就是劳作之命，“老而不死，贼也”。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在今生今世里，生命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认真诚实地活过就很令人欣慰；他们最后的愿望只是一个尊严。老不可怕，死不足畏，只怕没有尊严地苟延残喘。
有一年，村里都没有一个老人离去。过年时，却有一个退休回老家养老的老人去世了。他60岁，回来老家刚一年。他回乡是因为憎恶火葬，或者恐惧火葬，他想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桑梓故土。他身体很好，儿女早都在城市结婚成家了。腊月里，他打完“材”，一个人闲来无事，漫山闲逛，像顽皮的孩子似的放火烧荒，一不留神跌入荒井，就这样死了。这种小孩恶作剧式的结局，竟然让村里的老人们羡慕不已，都说这人打小就是“有福”的人。人们都相信，人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包括生老病死。
那年正月里，我娘坐在炕上，抱怨老院子里的那棵桐树卖得太早了。那桐树是我爹当年栽的，当时栽了两棵。我爹给我娘说：“等咱们俩老了，一人一棵，正好打两个材。”我小时候经常爬上爬下，桐树跟风吹的似的，长得很快，我记忆里超高超粗。我娘整60岁了，过完元宵节，她拿出私房钱去买了一车松木板。在老家，60岁以后，每个老人都要自己请匠人，精雕细琢地，慢慢“打材”。在老家语言里，人活着叫“材”，人死了叫“棺”。
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其实是一种家族经济共同体。我是长子长孙，我记得小时候，我身边总是一群老人：婆、大爷和大婆、外公和外婆，我从一个人怀里跳到另一个人怀里，就这么慢慢长大。我陪着他们伐树、解板、请匠人、漆材。至今我对童年的回忆，还是刚刚刨出的雪白清香的木花卷，土漆可怕而神秘的刺痒，材板上圆润优美的白描故事，还有烟锅里的袅袅青烟，茶罐里翻滚的热茶……
天才般的约伯斯说：“死亡是我们共有的目的地，没有人逃得过，……死亡简直就是生命中最棒的发明，是生命变化的媒介，送走老人们，给新生代留下空间。”但在现实中，有太多人，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而死的时候又好像从来没有活过一样。既然生老病死像春夏秋冬一样平常，那么老或者死都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好比春天开花，秋天落叶。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美丽过、荒唐过，终于有一天，这些都将成为尘封往事。
荀子说：“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生命的斑驳凋零体现了一种悲剧美，对老人而言，这是一件神圣圆满的从容告别；对生者而言，如果没有功利的计算，这只是一种痛苦的离别。
那年X节，中国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竟然把一首来自精英的老歌唱得荡气回肠：
……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