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8日讯】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有5名儿童因为天冷烤火而闷死在垃圾箱里。这件事情被曝光以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毕节当局它的反应也不慢，很快的就处理了8名官员。官方表示说：这一个事故并不是责任事故，而是“意外”。究竟是不是意外？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当然这个话题在国内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腾讯评论在今日话题当中进行过一个调查，问：这5个孩子闷死真的只是意外吗？在这个调查当中有超过97%的人认为这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意外，当然就是责任事故。究竟这是谁的责任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为此负责，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不是政府。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谁应该为此负责？政府为什么应该负责？
从教育看政府应该负什么责任
首先谈一下教育方面，这些孩子都是学龄儿童，在5个死亡的孩子当中有4个辍学。中国是一个强制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有孩子不上学，而且这不是少数，政府是有责任的。当局当然知道政府要负责任，所以毕节政府才会把区教育局长和两位校长免职，而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停职检查。如果不认为他们在这个事故当中是有责任的，那就用不着把他们免职或者停职。但是副区长和教育局长都是政府部门的代表，除了个人责任以外，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也应该承担责任。所以不仅仅是把一、两个个人推出来做了替罪羊，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的，这里还有教育资源、管理等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也不是毕节一个地方的问题，这是全国普遍现象。
现在全国辍学的儿童有相当严重的回升现象，就是有很多学生现在辍学，绝大部分人，包括国内的人和国际社会的人，很难想像当一个国家它的GDP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了，累计对外援助经费已经达到数千亿人民币，这么一个国家，国内的很多地方的义务教育还处于这种状态。
对外援助经费是多少呢？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仅在2002年到2007年的5年间，各种报导当中提到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的话，就达到4,708亿人民币，相当于747亿美元。要知道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包括接受中国赠送学校校车的国家，他们的人均教育经费都比中国要高很多，包括非洲国家，更不要说那些雨后春笋般爆发的孔子学院。
尽管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都备受批评，但是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包括美国在内，还是禁不住中方提供财政经费的诱惑而开办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人家为什么要开？为什么要接受孔子学院？是因为钱是中方给的，不开白不开。显然国内教育没有钱不是一个理由，为什么宁愿把钱撒给那些一天就可以变脸的所谓小兄弟，甚至是比中国富裕得多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不能够投资到边远地区去？因为要知道这么多学生辍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够和教育经费的不足，这是教育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贫富差别和等级隔离。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有人跑到5个孩子的家里面和他们所居住的村子里面去，发现那里的人极度贫困，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在深圳拾荒，那个村子几乎每家都是一贫如洗。
这些年我发现中共的喉舌媒体非常关注的是美国的穷人，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但是要知道美国的穷人和毕节这些村庄里面的穷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面。当然我本人并不支持西方国家的高福利，但是不管是西方政府还是中国政府，确实有责任去消除这种极端贫困的现象，尤其是由政府主导的，指导性的、引导性的脱贫，绝对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现在已经支持了世界上相当数量的高档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和这些高档消费品的公司的生存，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在这样一个国家，还有这么多人口完全没有受益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而且这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在政治权力上的两极分化也是极其严重的。
有一个法国学者叫作布赫勒，他说他曾经到过中国的广西、贵州山区做过调查，说那里人过的生活让他震惊，有的穷得连玉米饭都吃不上，小孩根本就没有衣服穿，更不要说上学了。他说这是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向外援助几千亿的国家，太不可思议了！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他回到北京大学向学者们说出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时候，那些学者们不相信他，说他造谣！这是更令人震惊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一般的平民相距得已经太远了，已经完全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了。
中国自秦统一以后两千多年，官员的阶层大多数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考试选拔的，只有皇帝才世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早就结束了封建等级制，中国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子的封建等级制。封建社会的这个名称是中共把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状态的分析直接套用到中国来，其实是不适应的。
反倒是在中共统治以后，中国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尤其在过去的30年当中，已经固化了，世袭了，就是中国的阶层从最富有、最有权的，到最穷、最没有权的，都已经固定了，没有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跨阶层的流动。这种阶级的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仅是在中国历史上，在其它国家也是不多的。我讲两个国外的例子，就是当出现大批的学生辍学的时候，说明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都对这些学生学习的前景完全没有信心，或者说是绝望了。
讲起早期在美国排华时期的事情，美国很多城市唐人街的形成，并不是华人习惯性的聚集在一起，而是美国排华政策的一部分。唐人街是有严格的范围的，它比如说东南西北各到哪一条街，这是规定的，就是华人那时候只能在这个区域内生活和经商，当然你可以出去，但你不能到这个外面去生活，不能到这个外面去工作。这个主要是1924年美国的移民法案规定的。然而就是在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子女的教育仍然是华人最重视的。
华人在美国的移民早期第一代多半都是劳工，教育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军事工业急速膨胀，需要大量的人才，这时候他们发现在唐人街居住的那些劳工的第二代、第三代，拥有各个族裔几乎是比例最高的工程学位，就是都是大学毕业，而且都学了工程。于是在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大批的华裔工程师走出唐人街，进入美国军工和民用工业，而且这些人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也是到了50年代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在美国的军工、航天业有很多华人工程师，除了从台湾去的一部分以外，相当部分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
作为一个被法律规定了被歧视的少数族裔都能够如此重视子女教育，而且是在看不到希望和前景的情况下；对比中国现在大批贫困地区的学生辍学，你想，要何等的绝望，才能让华人去放弃他们子女的教育？
另一个例子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的帮助。这里我指的不是说中国现在一大批被中共制造出来的弱势群体，比如说拆迁户，而是指的是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等遗留下来的弱势群体，如毕节地区的这些孩子的家庭和那个地区，就是说那是一个自然条件很恶劣的地区。
我们比较一下其它国家，就是美国的非洲裔的美国人，和一些不是亚裔的少数族裔，他们在历史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远远低于白人和其它族裔。而不受教育就很难改变贫穷的状态，而越穷也就越难和别人去竞争，也就越难进入高等教育，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这种情况，美国在60年代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平权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对非裔美国人和其它的一些少数族裔进行照顾，比如说降低大学的入学分数线，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雇员是强制性的规定少数族裔的比例等等。这个叫作平权法案的，大大提高了非裔美国人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
当然这种政策性的照顾和中国目前的高考的照顾，它正好是相反的。中国目前大城市，比如北京，它的高考录取的分数线是对优势团体的照顾，不是对弱势团体的照顾，就是说北京人他录取的同样学校的分数线比外地考生要低得多，这个我们不去谈它。
当然平权法案到了后来，出现了一种被认为叫作“逆向歧视”的。比如说入学的时候，白人和亚裔要比其它族裔的人更高得多的考分才能够被录取同样的学校，这个最近被认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所以现在也出现了对平权法案要求废除，就是当年它起过作用，但是到今天继续实施平权法案的话，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最近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法案诉讼，这是后话。这个现在要求废除的呼声，并不能否认平权法案在当时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事实上政府的职能，或者立法机构的职能，如何帮助一些由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弱势群体，是没有发挥作用的。
社会救助缺失原因何在
毕节闷死孩子这个事件反映了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国家和社会救助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个人和民间应该在这一类活动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一般的社会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一方面它的社会资源是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的。中国人的实际税率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极高的国家，要高于绝大部分西方的福利国家；而政府的财政支出用于福利的比例则是低得惊人。也就是说社会资源当中，原来由政府进行第二次分配，应该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的钱被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么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不用说都明白，只要看看毕节这个地方，是维基百科上所说的，贵州省最贫穷地区的这个城市的政府的大楼就可以看到了。这是贵州最贫穷的地区，而贵州本身又是内地省份当中最穷的，连美国都很少看到这么壮观的市政府的大楼。就说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这是一方面，社会资源被政府和一些权贵阶层霸占得太多。
另一方面是民间慈善机构的缺失，这倒不是说中国没有慈善活动的传统，中国自汉、唐以来，一直有寺庙为主的宗教慈善事业；而在宋以后，包括到明清，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慈善事业，是相当完善的；到了民国以后，则逐步形成了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慈善机构。所以中国的慈善机构原来是非常完善的，从宗教到政府，到民间团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慈善事业。
很不幸的是，这些完整的慈善事业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都被消灭了。从事慈善事业的人群，西方人都逃离中国了，或者被赶出中国了，原来从事慈善事业的中国人很多都逃到台湾去了；而留下的呢，都被中共的阶层斗争，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消灭地主阶层消灭掉了。所以中国的慈善事业是被彻底的毁灭掉的。
中共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除了在阶级斗争当中消灭掉了从事慈善事业的阶层以外，它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没有人需要接受慈善援助，即使是真正有困难的人，当然就是由党去关怀他们，而不能把这些做好事的事情归到慈善机构去。这种思维和政策一直维持到现在。
比如说在其它所有的国家都是属于非政府机构的红十字会，在中国就被政府归纳成政府机构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官僚机构。它的结果如何呢？郭美美事件是对中共控制的这一类机构的本质最好的解释。
这种思维方式和这种统治方式也是中国的民间团体，包括民间慈善团体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中共不愿意让民间团体来分享从事慈善事业的荣誉。当然民间机构一旦大规模地直接介入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的话，对中共来说就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民间（团体）在效率、透明度和服务的质量方面，马上就会把中共官办的这种救助给比下去，所以中共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中共控制独此一家，就是做得再差，也要你来感恩戴德，它不能容许你的感谢转移到民间团体上去。
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中共永远对自己不能控制的民间团体是不放心的，它到今天都不容许民间团体独立注册成为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全国性的。
在这种中国特殊的国情的情况下发生这么严重的，5个孩子被闷死的事件，当然政府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和承受全部的批评，因为它不容许别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它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包下来，所以它做得不好就必须承担责任。
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警察或者政府的不作为的事情。就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情节是，家人已经在11天前就报案，说孩子失踪了，警方并没有纪录表明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而在这些孩子流浪的地区，很多人是见过他们的。
为什么没有人管？这里我想有多方面的因素。对于警方而言，很可能他们经常接到这一类报案，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这可以从当年黑砖窑的童工们的家长在山西寻找那些他们被绑、被骗的孩子们，就是被骗到黑砖窑去做奴工的孩子们，在这个找寻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一类事件，中国的警方是不会去主动调查的，即使你报案以后，他们也是非常勉强的去立案调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家长去寻找，找到了以后，有了证据再去报案。在这种情况下，警方还是非常勉强，不愿意的被卷入的。
警方的任务主要是什么？警方的任务主要是维稳，维稳就包括打压异议人士，打压宗教信仰人士，打压法轮功学员，为权贵阶层服务，这是警方的主要任务，这些做好了，他们的政绩、他们的奖金、他们的升官发财都有了。找失踪的穷孩子这样的工作，在警方是根本排不上号的。更何况那段时间正好是十八大，全国的警力都用在保卫十八大这个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可能有功夫去管那些失踪的穷孩子。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民众为什么不管？当然有多种因素，一种是这种乞丐儿童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也麻木了，而且也管不了；还有一种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像深圳的小悦悦被汽车压了，生命处于危险当中，还有这么多路人视而不见，为这些看上去活绷乱跳的男孩子操心的可能性就更少了。
还有一个，即使有人想管，也不知道怎么管，因为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政府机构、民间机构。不像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本来就不多，看到以后，有很多机构你可以去报案，马上就有相应的机构就会来管。在中国就是，没有机构去管，要想去管，也不知道怎么入手。
说句老实话，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受国际社会尊重的程度，真的不是靠有多少航母、有多少神州号火箭来决定的，也不是靠给发达国家建多少孔子学院决定的，而是对自己人民尊重的程度，自己人民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是否尊严，这才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受人尊重的程度。
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曝光者“被旅游”。这次官方媒体它倒是没有完全封杀这条消息，很多媒体和门户网站都报导了，尽管说后来有一些限制。但是最先曝光提供这个消息的人权活动者李元龙，却被当局旅游了。李元龙本人就住在毕节。当然这个旅游不一定是来自高层的指令，因为从中央到省部级，我觉得这段时间都在忙于瓜分十八大以后的权力的大饼，不会有时间来管这种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的小事。
但是地方当局敢于这样做的话，也是维稳机制的常规运行。就是当一个地方的丑闻被曝光以后，他们所想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曝光的人销声匿迹，可以是关起来，也可以送去旅游。这样做了，肯定不会有人为此丢官。这件事情丢的是当地官员的面子，在当地官员当中，想整李元龙的一定不少。官方在试图消声这方面所花的精力，肯定要比他们采取措施改善民生、改善教育，设法杜绝类似悲剧再发生，这方面的努力要大得多。
从卖火柴小女孩看中共教育宣传的尴尬
这件事情暴露出了当局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尴尬，就是事件一曝光以后，立刻就有人去拿《卖火柴的小女孩》做比较，这也是中共现在面临的越来越大的麻烦。
是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那是在小学教科书里面必读的内容。不过由于今天中共所实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更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不是现在资本主义，因此，今天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和中共揭露资本主义邪恶的那些教科书和媒体宣传对上号，而且相当多在今天中国出现的事情比那些宣传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有人马上就说，比起毕节所发生的这些孩子被闷死的事情，《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小姑娘的故事立刻就弱爆了！这就是中共的教育宣传洗脑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自己越来越像以前仇恨宣传那些被丑化的形象，而那些被丑化的形象其实大多数原本并没有那么坏，倒是中共官员们、中共现在的现实，却超出了那些描述，这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讲到这里又想起一句话，这句话当然说了很多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好前几天出了一个酒鬼（酒）塑化剂超标的新闻，我只想从酒鬼酒的消费群体来看。天涯论坛上有一个自称是酒鬼酒经销商的，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是湘潭酒鬼酒专卖店，我们的客户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他说事情出现的这几天，销售量完全没有受影响，说明领导是非常理智的，没有盲目地相信流言，他们站在领导的高度支持民族企业，非常感谢！
这句话太精彩了！酒鬼酒是属于高端行列的品牌，就是说是高档酒，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买那么多的高档酒干什么？一边是为了取暖而闷死在垃圾箱里的穷孩子，一边是用纳税人的钱大肆消费高档酒的官员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社会病态到这种程度了，连消费高档酒的官员都不能保证自己喝的酒的安全，这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大讽刺。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当然这个话题在国内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腾讯评论在今日话题当中进行过一个调查，问：这5个孩子闷死真的只是意外吗？在这个调查当中有超过97%的人认为这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意外，当然就是责任事故。究竟这是谁的责任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为此负责，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家长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不是政府。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谁应该为此负责？政府为什么应该负责？
从教育看政府应该负什么责任
首先谈一下教育方面，这些孩子都是学龄儿童，在5个死亡的孩子当中有4个辍学。中国是一个强制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有孩子不上学，而且这不是少数，政府是有责任的。当局当然知道政府要负责任，所以毕节政府才会把区教育局长和两位校长免职，而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停职检查。如果不认为他们在这个事故当中是有责任的，那就用不着把他们免职或者停职。但是副区长和教育局长都是政府部门的代表，除了个人责任以外，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也应该承担责任。所以不仅仅是把一、两个个人推出来做了替罪羊，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的，这里还有教育资源、管理等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也不是毕节一个地方的问题，这是全国普遍现象。
现在全国辍学的儿童有相当严重的回升现象，就是有很多学生现在辍学，绝大部分人，包括国内的人和国际社会的人，很难想像当一个国家它的GDP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了，累计对外援助经费已经达到数千亿人民币，这么一个国家，国内的很多地方的义务教育还处于这种状态。
对外援助经费是多少呢？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仅在2002年到2007年的5年间，各种报导当中提到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的话，就达到4,708亿人民币，相当于747亿美元。要知道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包括接受中国赠送学校校车的国家，他们的人均教育经费都比中国要高很多，包括非洲国家，更不要说那些雨后春笋般爆发的孔子学院。
尽管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都备受批评，但是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包括美国在内，还是禁不住中方提供财政经费的诱惑而开办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人家为什么要开？为什么要接受孔子学院？是因为钱是中方给的，不开白不开。显然国内教育没有钱不是一个理由，为什么宁愿把钱撒给那些一天就可以变脸的所谓小兄弟，甚至是比中国富裕得多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不能够投资到边远地区去？因为要知道这么多学生辍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够和教育经费的不足，这是教育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贫富差别和等级隔离。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有人跑到5个孩子的家里面和他们所居住的村子里面去，发现那里的人极度贫困，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在深圳拾荒，那个村子几乎每家都是一贫如洗。
这些年我发现中共的喉舌媒体非常关注的是美国的穷人，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但是要知道美国的穷人和毕节这些村庄里面的穷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面。当然我本人并不支持西方国家的高福利，但是不管是西方政府还是中国政府，确实有责任去消除这种极端贫困的现象，尤其是由政府主导的，指导性的、引导性的脱贫，绝对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现在已经支持了世界上相当数量的高档奢侈消费品的生产，和这些高档消费品的公司的生存，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在这样一个国家，还有这么多人口完全没有受益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而且这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在政治权力上的两极分化也是极其严重的。
有一个法国学者叫作布赫勒，他说他曾经到过中国的广西、贵州山区做过调查，说那里人过的生活让他震惊，有的穷得连玉米饭都吃不上，小孩根本就没有衣服穿，更不要说上学了。他说这是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向外援助几千亿的国家，太不可思议了！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他回到北京大学向学者们说出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时候，那些学者们不相信他，说他造谣！这是更令人震惊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和一般的平民相距得已经太远了，已经完全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了。
中国自秦统一以后两千多年，官员的阶层大多数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考试选拔的，只有皇帝才世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早就结束了封建等级制，中国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子的封建等级制。封建社会的这个名称是中共把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状态的分析直接套用到中国来，其实是不适应的。
反倒是在中共统治以后，中国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尤其在过去的30年当中，已经固化了，世袭了，就是中国的阶层从最富有、最有权的，到最穷、最没有权的，都已经固定了，没有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跨阶层的流动。这种阶级的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仅是在中国历史上，在其它国家也是不多的。我讲两个国外的例子，就是当出现大批的学生辍学的时候，说明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都对这些学生学习的前景完全没有信心，或者说是绝望了。
讲起早期在美国排华时期的事情，美国很多城市唐人街的形成，并不是华人习惯性的聚集在一起，而是美国排华政策的一部分。唐人街是有严格的范围的，它比如说东南西北各到哪一条街，这是规定的，就是华人那时候只能在这个区域内生活和经商，当然你可以出去，但你不能到这个外面去生活，不能到这个外面去工作。这个主要是1924年美国的移民法案规定的。然而就是在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子女的教育仍然是华人最重视的。
华人在美国的移民早期第一代多半都是劳工，教育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军事工业急速膨胀，需要大量的人才，这时候他们发现在唐人街居住的那些劳工的第二代、第三代，拥有各个族裔几乎是比例最高的工程学位，就是都是大学毕业，而且都学了工程。于是在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大批的华裔工程师走出唐人街，进入美国军工和民用工业，而且这些人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也是到了50年代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在美国的军工、航天业有很多华人工程师，除了从台湾去的一部分以外，相当部分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
作为一个被法律规定了被歧视的少数族裔都能够如此重视子女教育，而且是在看不到希望和前景的情况下；对比中国现在大批贫困地区的学生辍学，你想，要何等的绝望，才能让华人去放弃他们子女的教育？
另一个例子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的帮助。这里我指的不是说中国现在一大批被中共制造出来的弱势群体，比如说拆迁户，而是指的是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等遗留下来的弱势群体，如毕节地区的这些孩子的家庭和那个地区，就是说那是一个自然条件很恶劣的地区。
我们比较一下其它国家，就是美国的非洲裔的美国人，和一些不是亚裔的少数族裔，他们在历史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远远低于白人和其它族裔。而不受教育就很难改变贫穷的状态，而越穷也就越难和别人去竞争，也就越难进入高等教育，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这种情况，美国在60年代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平权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对非裔美国人和其它的一些少数族裔进行照顾，比如说降低大学的入学分数线，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雇员是强制性的规定少数族裔的比例等等。这个叫作平权法案的，大大提高了非裔美国人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
当然这种政策性的照顾和中国目前的高考的照顾，它正好是相反的。中国目前大城市，比如北京，它的高考录取的分数线是对优势团体的照顾，不是对弱势团体的照顾，就是说北京人他录取的同样学校的分数线比外地考生要低得多，这个我们不去谈它。
当然平权法案到了后来，出现了一种被认为叫作“逆向歧视”的。比如说入学的时候，白人和亚裔要比其它族裔的人更高得多的考分才能够被录取同样的学校，这个最近被认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所以现在也出现了对平权法案要求废除，就是当年它起过作用，但是到今天继续实施平权法案的话，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最近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法案诉讼，这是后话。这个现在要求废除的呼声，并不能否认平权法案在当时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事实上政府的职能，或者立法机构的职能，如何帮助一些由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弱势群体，是没有发挥作用的。
社会救助缺失原因何在
毕节闷死孩子这个事件反映了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国家和社会救助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个人和民间应该在这一类活动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一般的社会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一方面它的社会资源是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的。中国人的实际税率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极高的国家，要高于绝大部分西方的福利国家；而政府的财政支出用于福利的比例则是低得惊人。也就是说社会资源当中，原来由政府进行第二次分配，应该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的钱被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么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不用说都明白，只要看看毕节这个地方，是维基百科上所说的，贵州省最贫穷地区的这个城市的政府的大楼就可以看到了。这是贵州最贫穷的地区，而贵州本身又是内地省份当中最穷的，连美国都很少看到这么壮观的市政府的大楼。就说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这是一方面，社会资源被政府和一些权贵阶层霸占得太多。
另一方面是民间慈善机构的缺失，这倒不是说中国没有慈善活动的传统，中国自汉、唐以来，一直有寺庙为主的宗教慈善事业；而在宋以后，包括到明清，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慈善事业，是相当完善的；到了民国以后，则逐步形成了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慈善机构。所以中国的慈善机构原来是非常完善的，从宗教到政府，到民间团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慈善事业。
很不幸的是，这些完整的慈善事业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都被消灭了。从事慈善事业的人群，西方人都逃离中国了，或者被赶出中国了，原来从事慈善事业的中国人很多都逃到台湾去了；而留下的呢，都被中共的阶层斗争，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消灭地主阶层消灭掉了。所以中国的慈善事业是被彻底的毁灭掉的。
中共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除了在阶级斗争当中消灭掉了从事慈善事业的阶层以外，它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没有人需要接受慈善援助，即使是真正有困难的人，当然就是由党去关怀他们，而不能把这些做好事的事情归到慈善机构去。这种思维和政策一直维持到现在。
比如说在其它所有的国家都是属于非政府机构的红十字会，在中国就被政府归纳成政府机构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官僚机构。它的结果如何呢？郭美美事件是对中共控制的这一类机构的本质最好的解释。
这种思维方式和这种统治方式也是中国的民间团体，包括民间慈善团体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中共不愿意让民间团体来分享从事慈善事业的荣誉。当然民间机构一旦大规模地直接介入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的话，对中共来说就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民间（团体）在效率、透明度和服务的质量方面，马上就会把中共官办的这种救助给比下去，所以中共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中共控制独此一家，就是做得再差，也要你来感恩戴德，它不能容许你的感谢转移到民间团体上去。
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中共永远对自己不能控制的民间团体是不放心的，它到今天都不容许民间团体独立注册成为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全国性的。
在这种中国特殊的国情的情况下发生这么严重的，5个孩子被闷死的事件，当然政府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和承受全部的批评，因为它不容许别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它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包下来，所以它做得不好就必须承担责任。
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警察或者政府的不作为的事情。就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情节是，家人已经在11天前就报案，说孩子失踪了，警方并没有纪录表明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而在这些孩子流浪的地区，很多人是见过他们的。
为什么没有人管？这里我想有多方面的因素。对于警方而言，很可能他们经常接到这一类报案，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这可以从当年黑砖窑的童工们的家长在山西寻找那些他们被绑、被骗的孩子们，就是被骗到黑砖窑去做奴工的孩子们，在这个找寻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一类事件，中国的警方是不会去主动调查的，即使你报案以后，他们也是非常勉强的去立案调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家长去寻找，找到了以后，有了证据再去报案。在这种情况下，警方还是非常勉强，不愿意的被卷入的。
警方的任务主要是什么？警方的任务主要是维稳，维稳就包括打压异议人士，打压宗教信仰人士，打压法轮功学员，为权贵阶层服务，这是警方的主要任务，这些做好了，他们的政绩、他们的奖金、他们的升官发财都有了。找失踪的穷孩子这样的工作，在警方是根本排不上号的。更何况那段时间正好是十八大，全国的警力都用在保卫十八大这个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可能有功夫去管那些失踪的穷孩子。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民众为什么不管？当然有多种因素，一种是这种乞丐儿童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也麻木了，而且也管不了；还有一种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像深圳的小悦悦被汽车压了，生命处于危险当中，还有这么多路人视而不见，为这些看上去活绷乱跳的男孩子操心的可能性就更少了。
还有一个，即使有人想管，也不知道怎么管，因为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政府机构、民间机构。不像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本来就不多，看到以后，有很多机构你可以去报案，马上就有相应的机构就会来管。在中国就是，没有机构去管，要想去管，也不知道怎么入手。
说句老实话，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受国际社会尊重的程度，真的不是靠有多少航母、有多少神州号火箭来决定的，也不是靠给发达国家建多少孔子学院决定的，而是对自己人民尊重的程度，自己人民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是否尊严，这才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受人尊重的程度。
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曝光者“被旅游”。这次官方媒体它倒是没有完全封杀这条消息，很多媒体和门户网站都报导了，尽管说后来有一些限制。但是最先曝光提供这个消息的人权活动者李元龙，却被当局旅游了。李元龙本人就住在毕节。当然这个旅游不一定是来自高层的指令，因为从中央到省部级，我觉得这段时间都在忙于瓜分十八大以后的权力的大饼，不会有时间来管这种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的小事。
但是地方当局敢于这样做的话，也是维稳机制的常规运行。就是当一个地方的丑闻被曝光以后，他们所想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曝光的人销声匿迹，可以是关起来，也可以送去旅游。这样做了，肯定不会有人为此丢官。这件事情丢的是当地官员的面子，在当地官员当中，想整李元龙的一定不少。官方在试图消声这方面所花的精力，肯定要比他们采取措施改善民生、改善教育，设法杜绝类似悲剧再发生，这方面的努力要大得多。
从卖火柴小女孩看中共教育宣传的尴尬
这件事情暴露出了当局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尴尬，就是事件一曝光以后，立刻就有人去拿《卖火柴的小女孩》做比较，这也是中共现在面临的越来越大的麻烦。
是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那是在小学教科书里面必读的内容。不过由于今天中共所实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更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不是现在资本主义，因此，今天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和中共揭露资本主义邪恶的那些教科书和媒体宣传对上号，而且相当多在今天中国出现的事情比那些宣传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有人马上就说，比起毕节所发生的这些孩子被闷死的事情，《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小姑娘的故事立刻就弱爆了！这就是中共的教育宣传洗脑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自己越来越像以前仇恨宣传那些被丑化的形象，而那些被丑化的形象其实大多数原本并没有那么坏，倒是中共官员们、中共现在的现实，却超出了那些描述，这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讲到这里又想起一句话，这句话当然说了很多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好前几天出了一个酒鬼（酒）塑化剂超标的新闻，我只想从酒鬼酒的消费群体来看。天涯论坛上有一个自称是酒鬼酒经销商的，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是湘潭酒鬼酒专卖店，我们的客户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他说事情出现的这几天，销售量完全没有受影响，说明领导是非常理智的，没有盲目地相信流言，他们站在领导的高度支持民族企业，非常感谢！
这句话太精彩了！酒鬼酒是属于高端行列的品牌，就是说是高档酒，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买那么多的高档酒干什么？一边是为了取暖而闷死在垃圾箱里的穷孩子，一边是用纳税人的钱大肆消费高档酒的官员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社会病态到这种程度了，连消费高档酒的官员都不能保证自己喝的酒的安全，这其实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大讽刺。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