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7日讯】从刘大孬、陈克贵案看中国法律中的正当防卫
最近有两个案子判决了，一个是河南郑州的农民刘大孬被判死刑；另外一个是临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判3年3个月，那我们从这两起案子来看一看，中国的法律究竟有没有正当防卫。
前几天判的这两个案子，一个河南郑州村民刘大孬，他是在抗拆迁的过程当中，驾驶机动车辆导致4人死亡，2人重伤，5人轻伤，8人受伤，这是官方在判决时候公布的数字，说他的行为是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死刑。这个案子引发了很多争论。
当然这里头有很多法律问题，在法庭辩论的时候，他的辩护律师也谈到了，我们就不谈具体的法律问题，今天就谈两点。一个是在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方认为南刘庄村的拆迁，不具备立项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文件和集体土地征收批覆文件等等，这些是拆迁所必须的法定文书。拆迁这一方，它的全部根据只是一份叫作“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机要2009年71号”，所以辩方律师认为，2010年6月1日对南刘庄村的拆迁行为应该属于违法行为。
既然这个事件的诱发是由拆迁引起的，那么这个拆迁本身违不违法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刘大孬是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度，他都是防卫，他并不是去主动侵犯别人，因为对方是违法侵犯了他的利益，所以在这点上就是说法庭辩论的过程当中，显然法院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另一点想提出来的就是，法庭在给他判刑判罪的时候，说他是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事实上拆迁那方所代表的并不是公共的利益，即使危害到了这些人的安全，也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为这批人并不在一般的概念上的公共场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刘大孬对拆迁一方的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是属于对个体的伤害，并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为在这里用暴力侵犯私人财产，就是拆迁，是犯罪集团的行为，他们的行为真正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这是第一个案子。
第二个案子就是举世瞩目的陈克贵案，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在11月30日被以故意伤害罪，由临沂法院判决有期徒刑3年3个月。这件事情当时是发生在陈光诚突破了重重封锁以后，去了北京，几天以后，当地官员发现陈光诚不见了，于是就半夜三更，一大伙人没有任何证件，黑灯瞎火的就闯到陈光诚大哥陈光福的家，陈克贵在遭到了围殴以后，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用菜刀进行自卫，造成带头闯进他们家的镇长张健等几个人受伤。
这个显然是一个很典型的正当防卫案，而且是对方半夜三更破门入室，殴打陈可贵在先，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属于强盗行为，都不存在防卫过度的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当中犯罪的是张健等人，但这些人却没有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审判。
在陈克贵的案子里面，其实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进门入室。而前面这个刘大孬的案子也和“家”有关。“家”是什么？按中文，屋顶下面养一头猪（豕），这就是“家”。也就是房子里面，它要住人才是家，只有房子不是家；这个和英文是一样的。其实英文这个home和house的区别也是类似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那么它叫homeowner，而不是叫houseowner，就是你是一个家的拥有者，而不是一个房子的拥有者。古代人说的是“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安居是列为首位的，所以在民生的问题上，安居应该是第一位的。
家庭作为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的法律都有类似的规定，唐朝规定是“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格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宋朝的法律这方面的规定跟唐朝是一样的。元朝时候规定，说是“诸寅夜潜入人家，被殴伤而死者，勿论。”就是如果你深更半夜到人家家里，被人家打伤了，以后死亡了，这个打死他的人，是没有罪的。明朝时候的法律，说“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朝的法律跟明朝是一样的。
不管具体法律界如何考证这些，因为这里有些争论的。有人认为唐朝的法律强调的仅仅是夜间犯罪，而不是进入人家，就是说虽然它讲的是夜无故入人家，就是晚上无缘无故到人家家去，它强调的是夜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张健带人闯入陈克贵家的时候，他的条件是符合从唐朝到清朝，各个朝代关于这方面的法律的。
他符合这么几条，第一条他是夜间无故闯到人家家里去，所以第一个要惩罚的是入侵者，任何法律都是这样的。唐朝对于晚上闯到人家家去的，是鞭打四十，到明朝、清朝是打八十大板。第二，房主将入侵者当场杀死的话，房主无罪。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第三，如果你明知这个入侵者不是有意来入侵的，就是说可能是邻居来访问，或者是怎么样，而杀伤对方的话，他要按照打架斗殴杀伤，但是要减两级罪刑来量刑，因为这毕竟是你的家，所以它对这个家还是很重视的。
第四个就是如果入侵者已经被限制了，就是说被房主抓住了，或者是被别人来帮忙的人抓住了，就是他已经被抓住以后，再被这个房主打死的话，房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负什么法律责任呢？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就是打一百大板加三年徒刑。也就是说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陈克贵只有在把入侵者张健捆绑起来以后，张健在没有自由、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打死了，这种时候陈克贵才能判三年徒刑，也就是他现在判的这个罪。
而当时发生的情况是，即使张健被打死，陈克贵也不应该负任何法律责任。我们讲的是中国从唐到清，一千年来的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的。就从这条法律的实施来看的话，中共所说的旧社会，任何一个朝代都比这个新社会要好得多。
刚才讲的是中国历史上，再讲讲外国。在大陆大家都知道美国枪枝氾滥，但很少有人知道，美国人持枪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家，不是出去打架，当然有的人喜欢收藏，美国人有持枪的传统，有的人喜欢打猎，有的人喜欢射击等等，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保护家这是第一位的。
对于把枪拿出家，这个各个州的规定不一样，很多州对你把枪放在车上是有规定的，比较多的规定就是，开车的人和前排乘客伸手可以触及到的地方，不能放上了弹匣的枪枝。据说法律最严格的是新泽西州，新泽西州是任何车辆上不准有枪枝，只有几个例外。一个是你从买枪的商店开回家的路上，车上可以放枪枝，你总得把它拿回来；另外一个就是从家里开到容许用枪的地方，比如说打猎的场所，或者是射击俱乐部等等，那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一个州禁止在家里面保存枪枝的。
记得有一年鬼节，有一个日本的国际学生，在化妆讨糖时，因为听不懂房主叫他站住的英文，而被开枪打死，结果法庭判枪手房主无罪。有些媒体特别是一些亚裔的媒体，认为那是种族歧视。其实在美国，房主担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安全就开枪，而对方在他的房产的范围之内，在美国前后院子都是属于你的房产，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判这个开枪的房主无罪，在美国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西方的法律体系当中，家庭作为私人财产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和象征，是绝对受法律保护的，受国家保护的，不然的话，不能保护家，要国家干什么！其实在中共这个法律体系里面，也是应该保护的，只是中国的法院从来不按照法律去判案而已。这两个案子，尤其是陈克贵的案子，和早些时候发生的沈阳小贩夏俊峰的案子略有不同。夏俊峰是被城管围殴，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反抗，不当心杀死城管。
发生的地点不同，这三个案子，陈克贵的案子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家里；河南刘大孬的案子是发生在比较广义的家，就拆迁是侵犯到他的家了，但是发生地点不一定在他的家里面；而夏俊峰的案子是被抓到了城管办公室发生的，这是发生地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地方，都是政府当局违法在先，使用暴力在先，违法在先和使用暴力在先，这两个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你像刘大孬的案子，违法在先，指的是违法拆迁，而暴力是在刘大孬抗拆迁的过程当中，拆迁者使用暴力对待他。
在这三个案子当中，当局的处理是类似的，就是完全不追究当局，或者是政府人员，或者是拆迁人员，违法在先的罪行，在这三个案子当中，都没有追究。你像沈阳的城管，郑州的拆迁方，临沂的张健，以及张健所带去的人员，都没有被追究，三个案子都是把被迫自卫的受害者给判了，而且都没有提到受害者是正当防卫。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去评价这个防卫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论他是不是防卫过度了，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就是说他至少是防卫。
为什么法庭会这样判呢？三个案子反应的都是当局对民众的掠夺和剥夺。在陈克贵的案子当中，是对陈克贵政治权利的剥夺；在夏俊峰的案子当中，是对夏俊峰生存权的剥夺，就是经济上的生存权的剥夺，就不让他生活了，要没收他所有做小贩的东西；在刘大孬的案子当中，是对私人财产的掠夺，就是他的房子。除了简单的官官相护的解释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非法掠夺是中共大小权贵们积累财富和显示权力的主要方式，整个法律体系就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个系统就是这么设计的。这种枉法的判决，在中国是属于常态，就是绝大部分案件没有例外，就是这么判的。如果说出现司法正义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偶然，是例外，或者是牵涉到官场内部争斗的其它因素在里面，这才可能偶尔会出现司法正义。就是说冤判是常态。
河南平坟是销毁卖血艾滋病证据吗
下面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河南的平坟运动和艾滋病。河南这段时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河南在中共统治期间是非常特殊的地方，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因为粮食都被夺走了，致使大批农民饿死。即使当时在国内饿死了几千万人，河南信阳事件也是相当突出的，现在又出来一个平坟运动。
当然平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平坟就是重要的一环。据说给的理由是，坟是死人跟活人抢耕地。这一点我不明白，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土葬、修坟是几千年的传统，如果说和活人抢耕地，那几千年来东部人口稠密的地区应该早就没耕地了，几千年都没有这问题，怎么一到中共统治，死人就和活人抢耕地了呢？这是我没法想通的。这次河南平坟的理由也是平坟还耕。这些年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城市的扩张速度也很快。本来城市的周边都是良田。（中国）也有很多是不能耕种的荒地，从丘陵到山区，越向西越多；而城市绝大部分都是在农业被深度开发了的地方，所以城市周边都是良好的土地，都是良田，随便一个开发商，圈一次地就不知道侵占多少农田。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地方政府用侵占土地的理由，来禁止自己倒卖土地的。
另外，根据高耀洁医师的说法，显然平坟闹得最凶的地区，是艾滋病死亡人口最多的地区。也就是说那些地区本来已经人烟稀少了，缺的是人不是耕地，所以平坟找出来的藉口并不成立。既然历史上就没有人和坟抢耕地的事情，而在中国其它地区也没有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平坟运动，显然河南当局拿出来的理由是说服不了人的。只能说高耀洁医师的说法最能说服人，最可能是事情的真相。根据高耀洁医师的看法，平坟在河南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主要是平患爱滋病死亡者的坟。她认为这是要销毁艾滋病最后的证据。
从河南开始的血浆经济，造成大规模的采血交叉污染，致使艾滋病爆发，这一直是中共最高当局的一块心病。倒不是说这些当官的有什么内疚，而是这件事老一直提的话，怕影响自己升官，也怕影响中共整体形象。对于上访的人，就要求当地把他遣送回去，不要在北京影响中共形象。所以我们才看到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每年12月1日是艾滋病日，在艾滋病日的时候，一面是李克强高调会见艾滋病患者，和关注艾滋病的民间草根团体；而另一方面是将上访的艾滋病患者，那些代表登记以后，再让河南的截访人员带走。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实际上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么关注艾滋病，另一方面又这样去打压艾滋病的上访者。当然这在中共是常规操作，就是对同一件事情，它的表面宣传和真实做法永远是对立的。
上次我们谈到贵州毕节五名儿童取暖被闷死在垃圾箱里的惨剧，我提到政府有责任对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去指导性的帮助，这种帮助就应该包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当然不是掠夺性的开发，更不是像现在在西藏那些地区进行的开发。就是说这种自然资源是当地很丰富，又不会影响当地自然生态的这种开发。另外就是开发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经济作物等等，当然这个中国有的是专家。我想起那次去台北的时候，一位朋友就跟我介绍，说早在5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台湾农业的援助，很重要的一个部份就是帮助研究开发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这是美国援助的最主要部分之一。
其实在60年代发生的绿色革命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用改良农作物的品种，推广优良品种的方式，去解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问题。当然这种做法和结果仍然有很多争议和副作用，但是这毕竟是个主要的途径。
不仅美国和发达国家是这样，中国其实也是这样。中共对非洲进行援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农业的技术支援和指导，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指导和援助可以帮助非洲的经济，却不能解决国内贫穷地区的经济，以至于河南这样的中原大省，还需要由政府官员出面去推动农民卖血脱贫这样的血浆经济。全世界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国家曾经有过这么荒唐的事情。
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会让那些坐在高位上的官员们去推动让人卖血致富的经济呢？那种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作为个人卖血是可以理解的，这里不讨论自愿献血的问题，穷人卖血在哪个国家都有，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地方经济的方式来进行推广，那不是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只能去分析和猜测。
一种可能性就是当官的有一个脱贫的政策压力。在中国任何一种政策，即使是看上去很好的，脱贫听上去很好，一到中共操作的时候就变了味了。脱贫致富一旦成为一种政治运动、政治需要的时候，那么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中共所有官员的正常思维。
中共指的脱贫，说穿了，它并不是让穷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是做为官员的政绩。它官做的是数字不是人，就说每年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脱贫了，它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一个个体的人。对地方统治者来说，显然卖血的血浆经济是最不需要动用人力、物力、智力、资源，而见效最快的一种方法。
另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共发展观，这是另一种数字。在中国，数字出官，你只要数字够硬就能当官，就能升迁。李长春最后进入政治局常委当然有很多其它因素，包括他投靠江，成为江系的人马。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是在河南当政期间有血浆经济推动GDP的发展，会不会也是开始的时候，把他从河南提拔上去的理由呢？当时在河南血浆经济正繁荣的时候，艾滋病还没有出现，或者说没有大量曝光，或者说被掩盖得很好，看到的都是他的所谓政绩，至于这个政绩怎么来的，是卖血来的，上面是不管的。
而在中国的官员系统上一旦爬上去以后，不会因为他当时在原来那地方所犯下的罪行而把他拉下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说他是踏着血浆经济艾滋病受害者的垒垒白骨爬上去的，也不为过。当然其他的官员也会有其他的罪行爬上去。
中共至今仍然一口咬定，在中国艾滋病的主要来源是性传播和毒品传播，它不承认是输血和卖血的交叉感染。原因在哪呢？就是在于把艾滋病的来源归罪于性和毒品，责任是个人的；而如果是承认艾滋病是来自卖血经济的，责任是共产党的。
接见艾滋病患者和关注艾滋病的民间草根团体，它体现的是共产党对人民的“关怀”；而承认和解决河南各地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就是承认中共的犯罪和逃避中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面高调会见艾滋病活动家和患者，一面打压艾滋病上访者，出现这么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
对中共来说，销毁了证据，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因此像中共长期以来禁止对文革进行研究，和今天在河南推动的平坟运动，都是出自这种同样的思维方式。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最近有两个案子判决了，一个是河南郑州的农民刘大孬被判死刑；另外一个是临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判3年3个月，那我们从这两起案子来看一看，中国的法律究竟有没有正当防卫。
前几天判的这两个案子，一个河南郑州村民刘大孬，他是在抗拆迁的过程当中，驾驶机动车辆导致4人死亡，2人重伤，5人轻伤，8人受伤，这是官方在判决时候公布的数字，说他的行为是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死刑。这个案子引发了很多争论。
当然这里头有很多法律问题，在法庭辩论的时候，他的辩护律师也谈到了，我们就不谈具体的法律问题，今天就谈两点。一个是在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方认为南刘庄村的拆迁，不具备立项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文件和集体土地征收批覆文件等等，这些是拆迁所必须的法定文书。拆迁这一方，它的全部根据只是一份叫作“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机要2009年71号”，所以辩方律师认为，2010年6月1日对南刘庄村的拆迁行为应该属于违法行为。
既然这个事件的诱发是由拆迁引起的，那么这个拆迁本身违不违法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刘大孬是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度，他都是防卫，他并不是去主动侵犯别人，因为对方是违法侵犯了他的利益，所以在这点上就是说法庭辩论的过程当中，显然法院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另一点想提出来的就是，法庭在给他判刑判罪的时候，说他是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事实上拆迁那方所代表的并不是公共的利益，即使危害到了这些人的安全，也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为这批人并不在一般的概念上的公共场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刘大孬对拆迁一方的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是属于对个体的伤害，并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为在这里用暴力侵犯私人财产，就是拆迁，是犯罪集团的行为，他们的行为真正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这是第一个案子。
第二个案子就是举世瞩目的陈克贵案，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在11月30日被以故意伤害罪，由临沂法院判决有期徒刑3年3个月。这件事情当时是发生在陈光诚突破了重重封锁以后，去了北京，几天以后，当地官员发现陈光诚不见了，于是就半夜三更，一大伙人没有任何证件，黑灯瞎火的就闯到陈光诚大哥陈光福的家，陈克贵在遭到了围殴以后，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用菜刀进行自卫，造成带头闯进他们家的镇长张健等几个人受伤。
这个显然是一个很典型的正当防卫案，而且是对方半夜三更破门入室，殴打陈可贵在先，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属于强盗行为，都不存在防卫过度的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当中犯罪的是张健等人，但这些人却没有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审判。
在陈克贵的案子里面，其实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进门入室。而前面这个刘大孬的案子也和“家”有关。“家”是什么？按中文，屋顶下面养一头猪（豕），这就是“家”。也就是房子里面，它要住人才是家，只有房子不是家；这个和英文是一样的。其实英文这个home和house的区别也是类似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那么它叫homeowner，而不是叫houseowner，就是你是一个家的拥有者，而不是一个房子的拥有者。古代人说的是“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安居是列为首位的，所以在民生的问题上，安居应该是第一位的。
家庭作为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的法律都有类似的规定，唐朝规定是“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格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宋朝的法律这方面的规定跟唐朝是一样的。元朝时候规定，说是“诸寅夜潜入人家，被殴伤而死者，勿论。”就是如果你深更半夜到人家家里，被人家打伤了，以后死亡了，这个打死他的人，是没有罪的。明朝时候的法律，说“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朝的法律跟明朝是一样的。
不管具体法律界如何考证这些，因为这里有些争论的。有人认为唐朝的法律强调的仅仅是夜间犯罪，而不是进入人家，就是说虽然它讲的是夜无故入人家，就是晚上无缘无故到人家家去，它强调的是夜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张健带人闯入陈克贵家的时候，他的条件是符合从唐朝到清朝，各个朝代关于这方面的法律的。
他符合这么几条，第一条他是夜间无故闯到人家家里去，所以第一个要惩罚的是入侵者，任何法律都是这样的。唐朝对于晚上闯到人家家去的，是鞭打四十，到明朝、清朝是打八十大板。第二，房主将入侵者当场杀死的话，房主无罪。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第三，如果你明知这个入侵者不是有意来入侵的，就是说可能是邻居来访问，或者是怎么样，而杀伤对方的话，他要按照打架斗殴杀伤，但是要减两级罪刑来量刑，因为这毕竟是你的家，所以它对这个家还是很重视的。
第四个就是如果入侵者已经被限制了，就是说被房主抓住了，或者是被别人来帮忙的人抓住了，就是他已经被抓住以后，再被这个房主打死的话，房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负什么法律责任呢？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就是打一百大板加三年徒刑。也就是说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陈克贵只有在把入侵者张健捆绑起来以后，张健在没有自由、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打死了，这种时候陈克贵才能判三年徒刑，也就是他现在判的这个罪。
而当时发生的情况是，即使张健被打死，陈克贵也不应该负任何法律责任。我们讲的是中国从唐到清，一千年来的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的。就从这条法律的实施来看的话，中共所说的旧社会，任何一个朝代都比这个新社会要好得多。
刚才讲的是中国历史上，再讲讲外国。在大陆大家都知道美国枪枝氾滥，但很少有人知道，美国人持枪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家，不是出去打架，当然有的人喜欢收藏，美国人有持枪的传统，有的人喜欢打猎，有的人喜欢射击等等，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保护家这是第一位的。
对于把枪拿出家，这个各个州的规定不一样，很多州对你把枪放在车上是有规定的，比较多的规定就是，开车的人和前排乘客伸手可以触及到的地方，不能放上了弹匣的枪枝。据说法律最严格的是新泽西州，新泽西州是任何车辆上不准有枪枝，只有几个例外。一个是你从买枪的商店开回家的路上，车上可以放枪枝，你总得把它拿回来；另外一个就是从家里开到容许用枪的地方，比如说打猎的场所，或者是射击俱乐部等等，那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一个州禁止在家里面保存枪枝的。
记得有一年鬼节，有一个日本的国际学生，在化妆讨糖时，因为听不懂房主叫他站住的英文，而被开枪打死，结果法庭判枪手房主无罪。有些媒体特别是一些亚裔的媒体，认为那是种族歧视。其实在美国，房主担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安全就开枪，而对方在他的房产的范围之内，在美国前后院子都是属于你的房产，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判这个开枪的房主无罪，在美国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西方的法律体系当中，家庭作为私人财产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和象征，是绝对受法律保护的，受国家保护的，不然的话，不能保护家，要国家干什么！其实在中共这个法律体系里面，也是应该保护的，只是中国的法院从来不按照法律去判案而已。这两个案子，尤其是陈克贵的案子，和早些时候发生的沈阳小贩夏俊峰的案子略有不同。夏俊峰是被城管围殴，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反抗，不当心杀死城管。
发生的地点不同，这三个案子，陈克贵的案子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家里；河南刘大孬的案子是发生在比较广义的家，就拆迁是侵犯到他的家了，但是发生地点不一定在他的家里面；而夏俊峰的案子是被抓到了城管办公室发生的，这是发生地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地方，都是政府当局违法在先，使用暴力在先，违法在先和使用暴力在先，这两个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你像刘大孬的案子，违法在先，指的是违法拆迁，而暴力是在刘大孬抗拆迁的过程当中，拆迁者使用暴力对待他。
在这三个案子当中，当局的处理是类似的，就是完全不追究当局，或者是政府人员，或者是拆迁人员，违法在先的罪行，在这三个案子当中，都没有追究。你像沈阳的城管，郑州的拆迁方，临沂的张健，以及张健所带去的人员，都没有被追究，三个案子都是把被迫自卫的受害者给判了，而且都没有提到受害者是正当防卫。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去评价这个防卫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论他是不是防卫过度了，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就是说他至少是防卫。
为什么法庭会这样判呢？三个案子反应的都是当局对民众的掠夺和剥夺。在陈克贵的案子当中，是对陈克贵政治权利的剥夺；在夏俊峰的案子当中，是对夏俊峰生存权的剥夺，就是经济上的生存权的剥夺，就不让他生活了，要没收他所有做小贩的东西；在刘大孬的案子当中，是对私人财产的掠夺，就是他的房子。除了简单的官官相护的解释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非法掠夺是中共大小权贵们积累财富和显示权力的主要方式，整个法律体系就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个系统就是这么设计的。这种枉法的判决，在中国是属于常态，就是绝大部分案件没有例外，就是这么判的。如果说出现司法正义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偶然，是例外，或者是牵涉到官场内部争斗的其它因素在里面，这才可能偶尔会出现司法正义。就是说冤判是常态。
河南平坟是销毁卖血艾滋病证据吗
下面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河南的平坟运动和艾滋病。河南这段时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河南在中共统治期间是非常特殊的地方，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因为粮食都被夺走了，致使大批农民饿死。即使当时在国内饿死了几千万人，河南信阳事件也是相当突出的，现在又出来一个平坟运动。
当然平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平坟就是重要的一环。据说给的理由是，坟是死人跟活人抢耕地。这一点我不明白，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土葬、修坟是几千年的传统，如果说和活人抢耕地，那几千年来东部人口稠密的地区应该早就没耕地了，几千年都没有这问题，怎么一到中共统治，死人就和活人抢耕地了呢？这是我没法想通的。这次河南平坟的理由也是平坟还耕。这些年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城市的扩张速度也很快。本来城市的周边都是良田。（中国）也有很多是不能耕种的荒地，从丘陵到山区，越向西越多；而城市绝大部分都是在农业被深度开发了的地方，所以城市周边都是良好的土地，都是良田，随便一个开发商，圈一次地就不知道侵占多少农田。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地方政府用侵占土地的理由，来禁止自己倒卖土地的。
另外，根据高耀洁医师的说法，显然平坟闹得最凶的地区，是艾滋病死亡人口最多的地区。也就是说那些地区本来已经人烟稀少了，缺的是人不是耕地，所以平坟找出来的藉口并不成立。既然历史上就没有人和坟抢耕地的事情，而在中国其它地区也没有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平坟运动，显然河南当局拿出来的理由是说服不了人的。只能说高耀洁医师的说法最能说服人，最可能是事情的真相。根据高耀洁医师的看法，平坟在河南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主要是平患爱滋病死亡者的坟。她认为这是要销毁艾滋病最后的证据。
从河南开始的血浆经济，造成大规模的采血交叉污染，致使艾滋病爆发，这一直是中共最高当局的一块心病。倒不是说这些当官的有什么内疚，而是这件事老一直提的话，怕影响自己升官，也怕影响中共整体形象。对于上访的人，就要求当地把他遣送回去，不要在北京影响中共形象。所以我们才看到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每年12月1日是艾滋病日，在艾滋病日的时候，一面是李克强高调会见艾滋病患者，和关注艾滋病的民间草根团体；而另一方面是将上访的艾滋病患者，那些代表登记以后，再让河南的截访人员带走。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实际上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么关注艾滋病，另一方面又这样去打压艾滋病的上访者。当然这在中共是常规操作，就是对同一件事情，它的表面宣传和真实做法永远是对立的。
上次我们谈到贵州毕节五名儿童取暖被闷死在垃圾箱里的惨剧，我提到政府有责任对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去指导性的帮助，这种帮助就应该包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当然不是掠夺性的开发，更不是像现在在西藏那些地区进行的开发。就是说这种自然资源是当地很丰富，又不会影响当地自然生态的这种开发。另外就是开发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经济作物等等，当然这个中国有的是专家。我想起那次去台北的时候，一位朋友就跟我介绍，说早在5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台湾农业的援助，很重要的一个部份就是帮助研究开发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这是美国援助的最主要部分之一。
其实在60年代发生的绿色革命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用改良农作物的品种，推广优良品种的方式，去解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问题。当然这种做法和结果仍然有很多争议和副作用，但是这毕竟是个主要的途径。
不仅美国和发达国家是这样，中国其实也是这样。中共对非洲进行援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农业的技术支援和指导，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指导和援助可以帮助非洲的经济，却不能解决国内贫穷地区的经济，以至于河南这样的中原大省，还需要由政府官员出面去推动农民卖血脱贫这样的血浆经济。全世界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国家曾经有过这么荒唐的事情。
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会让那些坐在高位上的官员们去推动让人卖血致富的经济呢？那种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作为个人卖血是可以理解的，这里不讨论自愿献血的问题，穷人卖血在哪个国家都有，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地方经济的方式来进行推广，那不是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只能去分析和猜测。
一种可能性就是当官的有一个脱贫的政策压力。在中国任何一种政策，即使是看上去很好的，脱贫听上去很好，一到中共操作的时候就变了味了。脱贫致富一旦成为一种政治运动、政治需要的时候，那么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中共所有官员的正常思维。
中共指的脱贫，说穿了，它并不是让穷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是做为官员的政绩。它官做的是数字不是人，就说每年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脱贫了，它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一个个体的人。对地方统治者来说，显然卖血的血浆经济是最不需要动用人力、物力、智力、资源，而见效最快的一种方法。
另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共发展观，这是另一种数字。在中国，数字出官，你只要数字够硬就能当官，就能升迁。李长春最后进入政治局常委当然有很多其它因素，包括他投靠江，成为江系的人马。当然有很多因素。但是在河南当政期间有血浆经济推动GDP的发展，会不会也是开始的时候，把他从河南提拔上去的理由呢？当时在河南血浆经济正繁荣的时候，艾滋病还没有出现，或者说没有大量曝光，或者说被掩盖得很好，看到的都是他的所谓政绩，至于这个政绩怎么来的，是卖血来的，上面是不管的。
而在中国的官员系统上一旦爬上去以后，不会因为他当时在原来那地方所犯下的罪行而把他拉下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说他是踏着血浆经济艾滋病受害者的垒垒白骨爬上去的，也不为过。当然其他的官员也会有其他的罪行爬上去。
中共至今仍然一口咬定，在中国艾滋病的主要来源是性传播和毒品传播，它不承认是输血和卖血的交叉感染。原因在哪呢？就是在于把艾滋病的来源归罪于性和毒品，责任是个人的；而如果是承认艾滋病是来自卖血经济的，责任是共产党的。
接见艾滋病患者和关注艾滋病的民间草根团体，它体现的是共产党对人民的“关怀”；而承认和解决河南各地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就是承认中共的犯罪和逃避中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面高调会见艾滋病活动家和患者，一面打压艾滋病上访者，出现这么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
对中共来说，销毁了证据，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因此像中共长期以来禁止对文革进行研究，和今天在河南推动的平坟运动，都是出自这种同样的思维方式。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