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5日讯】民众是善良的，也是慷慨的。仅仅是不念稿、不封路，首次出巡不爬“坡”观“窑”而是重走邓的南巡路，民众就不仅报以热烈的掌声，致以崇高的敬意（陈剑《向有责任和担当的中国政治家致敬》），而且还纷纷表达出对未来改革的种种期许和对民族复兴的美好憧憬。
基于对习李团队的基本分析，笔者偏向于弱性悲观，因此，在明年三月份第二次交接之前，本不宜再匆忙撰写此类分析文章。但最近发生的三件事，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点阶段性结论。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二是官媒鼓噪网路立法，三是江先生为《绿竹神气》作序。
关于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改革纯属空谈？》的专栏文章（作者Craig Stephen），看得挺透。“这次重要会议很少提到政策细节。看起来我们可以预期现行政策会延续，暂时不会出现重大调整。……中国经济模式的痼疾是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下滑。然而，目前为止，中国当局似乎更关注于重新计算消费资料，而不是恢复经济平衡。国家统计局最近把政府和民间消费加在一起，发现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消费比重达到了55%。”看来，国统局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国际健康水准转变，不仅国人知道，连外国人也看得出来。
十八大之后，李克强先生有过几次讲话，如“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人民的收入不增长，GDP再高也没用”等，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经济症结的关键之所在。但问题在于药方是否对症。力主城镇化，不免让人回想起温先生的那几招——搞来搞去还是要回到钢筋水泥。另一方面，在官家吃地皮的贪腐环境下，农村城镇化，会不会成为消灭农村中产阶级的一场运动？在此前10年的城市化大跃进中，已经成功地消灭了中国中大型城市的第一批中产阶级。在笔者看来，经济症结的解决之道在于“三减”：简政、减税、减负。尤其是第一点。
以人民日报发表《网路不是法外之地》的文章为先导，官媒持续发起了一场给网路戴铐的舆论造势运动，并声称代表了民意。而真实的民意却是——“官场不是法外之地”。要对当今中国唯一可以监督官家的民间管道——网路进行围剿，背后是怎样一种势力，笔者不便揣测，只能就此观察习的新风新政究竟是怎么一个“新”法。不念稿、不封路、不题词、不出集子，这些具体改革诚然是必要的，对积累民意也是有益的，但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等诸多民权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再多的花边改革，也难以重拾人心。对于《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民众不仅要看习本人的表率作用，更希望看到它对全党的集体约束作用。两位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一本诗集的出版，并在《新闻联播》里作长篇报导，无疑令民众怀疑八项规定的真正成色。
与绝大多数民众一样，犀利公希望成为习李新政的一份正能量。为此，我甚至准备接受吴思、李永忠、张维迎等多位先生提出的“赦免老贪官”的建议。但就一个多月来的几件事情而言，我依然维持在《转型的三种路径及“5+2”条件》一文中所作的分析：“全面考察‘5+2’约束条件，如果不存在大的逻辑缺陷，几乎等同于判定政改在中国是一部永远不会启动的机器。”资产过亿的企业主，有三成选择了移民，近五成在考虑移民。《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提供的这组资料，揭示了当今中国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一群人，与另外一群最富有最有机谋的人——裸官，拥有同样的共识：体制无解，赶紧走人。
对待现体制，国人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一部分人等“改”，另一部分人等“埋”，还有一部分人处于无意识状态。要想让等“改”者坚定起来，让旁观者积极起来，让等“埋”者转变过来，不采取几项不可逆的关键性改革举措，是很难实现的。如官员财产公示、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司法独立、兑现言论自由等宪法承诺、推行民主选举等。等“改”者大多来自于体制外，占国民的半数以上，是改革的基本支持盘；而官僚阶层与国有垄断集团则是改革的基本反对盘，也是被改革的对象。如果基本支持盘也冰冷下来，改革无疑会走向死亡。量化分析、对比这两大基本盘，任何一位理性的分析师都很难对改革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得到的粗略资料是：基本反对盘的绝对人数尽管只占全国人口的6%，但却占有社会财富75%，享用社会福利80%，支配国土资源90%，拥有暴力机器100%，掌控国家权力100%。习李新政如果象开局一个多月来的情况一样，混合杂音，方向不定，花边不断，实质寥寥，那么，新政即便想展开，也有可能会冷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民众已经经历过对某某新政由希望到失望、由等待到死心的完整过程。今天的等“埋”者都是当年的等“改”者。一个危险的信号是，这种转变已成加速之势。
前瞻未来十年的改革形势，王占阳先生说：“三年没戏，五年就没戏，五年没戏，十年就更没戏。”看来，前三年是关键。事实上，情况的确不容乐观。有两点可以支援这一判断。其一是团队组成的特殊性。在改名为《南宋一段史实》之后才予以放行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分析，“习所受到的掣肘，较任何一位前任都要严重。这种跛脚的权力架构，将令他的声音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传播。在第一个任期内，政治上搞口水利好可以，实质性举措绝不能搞；经济上保七保八即可。”其二是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并未摆脱拼年龄的模式，在可以预见的三到五年，甚至是整个十年任期，第五代都有可能仅具备符号性意义。
与前苏联74年的历史相比，中国几乎完全雷同地重复了列宁建党、史达林建国、赫鲁雪夫有限反正、勃列日涅夫盛世腐败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会否继续重复，谁也不好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中苏两个超级社会主义大国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仔细分析陈氏建党、毛氏建国、邓氏改革，以及江-胡时代，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去重复已经逝去的老大哥的每一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基于对习李团队的基本分析，笔者偏向于弱性悲观，因此，在明年三月份第二次交接之前，本不宜再匆忙撰写此类分析文章。但最近发生的三件事，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点阶段性结论。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二是官媒鼓噪网路立法，三是江先生为《绿竹神气》作序。
关于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改革纯属空谈？》的专栏文章（作者Craig Stephen），看得挺透。“这次重要会议很少提到政策细节。看起来我们可以预期现行政策会延续，暂时不会出现重大调整。……中国经济模式的痼疾是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下滑。然而，目前为止，中国当局似乎更关注于重新计算消费资料，而不是恢复经济平衡。国家统计局最近把政府和民间消费加在一起，发现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消费比重达到了55%。”看来，国统局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国际健康水准转变，不仅国人知道，连外国人也看得出来。
十八大之后，李克强先生有过几次讲话，如“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人民的收入不增长，GDP再高也没用”等，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经济症结的关键之所在。但问题在于药方是否对症。力主城镇化，不免让人回想起温先生的那几招——搞来搞去还是要回到钢筋水泥。另一方面，在官家吃地皮的贪腐环境下，农村城镇化，会不会成为消灭农村中产阶级的一场运动？在此前10年的城市化大跃进中，已经成功地消灭了中国中大型城市的第一批中产阶级。在笔者看来，经济症结的解决之道在于“三减”：简政、减税、减负。尤其是第一点。
以人民日报发表《网路不是法外之地》的文章为先导，官媒持续发起了一场给网路戴铐的舆论造势运动，并声称代表了民意。而真实的民意却是——“官场不是法外之地”。要对当今中国唯一可以监督官家的民间管道——网路进行围剿，背后是怎样一种势力，笔者不便揣测，只能就此观察习的新风新政究竟是怎么一个“新”法。不念稿、不封路、不题词、不出集子，这些具体改革诚然是必要的，对积累民意也是有益的，但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等诸多民权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再多的花边改革，也难以重拾人心。对于《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民众不仅要看习本人的表率作用，更希望看到它对全党的集体约束作用。两位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一本诗集的出版，并在《新闻联播》里作长篇报导，无疑令民众怀疑八项规定的真正成色。
与绝大多数民众一样，犀利公希望成为习李新政的一份正能量。为此，我甚至准备接受吴思、李永忠、张维迎等多位先生提出的“赦免老贪官”的建议。但就一个多月来的几件事情而言，我依然维持在《转型的三种路径及“5+2”条件》一文中所作的分析：“全面考察‘5+2’约束条件，如果不存在大的逻辑缺陷，几乎等同于判定政改在中国是一部永远不会启动的机器。”资产过亿的企业主，有三成选择了移民，近五成在考虑移民。《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提供的这组资料，揭示了当今中国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一群人，与另外一群最富有最有机谋的人——裸官，拥有同样的共识：体制无解，赶紧走人。
对待现体制，国人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一部分人等“改”，另一部分人等“埋”，还有一部分人处于无意识状态。要想让等“改”者坚定起来，让旁观者积极起来，让等“埋”者转变过来，不采取几项不可逆的关键性改革举措，是很难实现的。如官员财产公示、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司法独立、兑现言论自由等宪法承诺、推行民主选举等。等“改”者大多来自于体制外，占国民的半数以上，是改革的基本支持盘；而官僚阶层与国有垄断集团则是改革的基本反对盘，也是被改革的对象。如果基本支持盘也冰冷下来，改革无疑会走向死亡。量化分析、对比这两大基本盘，任何一位理性的分析师都很难对改革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得到的粗略资料是：基本反对盘的绝对人数尽管只占全国人口的6%，但却占有社会财富75%，享用社会福利80%，支配国土资源90%，拥有暴力机器100%，掌控国家权力100%。习李新政如果象开局一个多月来的情况一样，混合杂音，方向不定，花边不断，实质寥寥，那么，新政即便想展开，也有可能会冷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民众已经经历过对某某新政由希望到失望、由等待到死心的完整过程。今天的等“埋”者都是当年的等“改”者。一个危险的信号是，这种转变已成加速之势。
前瞻未来十年的改革形势，王占阳先生说：“三年没戏，五年就没戏，五年没戏，十年就更没戏。”看来，前三年是关键。事实上，情况的确不容乐观。有两点可以支援这一判断。其一是团队组成的特殊性。在改名为《南宋一段史实》之后才予以放行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分析，“习所受到的掣肘，较任何一位前任都要严重。这种跛脚的权力架构，将令他的声音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传播。在第一个任期内，政治上搞口水利好可以，实质性举措绝不能搞；经济上保七保八即可。”其二是权力运行的特殊性。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并未摆脱拼年龄的模式，在可以预见的三到五年，甚至是整个十年任期，第五代都有可能仅具备符号性意义。
与前苏联74年的历史相比，中国几乎完全雷同地重复了列宁建党、史达林建国、赫鲁雪夫有限反正、勃列日涅夫盛世腐败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会否继续重复，谁也不好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中苏两个超级社会主义大国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仔细分析陈氏建党、毛氏建国、邓氏改革，以及江-胡时代，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去重复已经逝去的老大哥的每一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