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5日讯】【导读】“统战”是中共的一个独创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统战”在本质上是一层遮羞布，掩盖了许多黑暗的领域，所以，“统战”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欺骗性。统战策略是中共政治战略的延伸表现，其特点也与中共的政治特点紧密结合，在不同的时期统战表现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对中共利用文献资料，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进行的分析研究。
（接上期）三、文史资料对港台的政治感召
（一）概述
通过编写出版史料来沟通台海，联络感情，并对港台政局和舆论施加影响，是中共统战运用的十分频繁和成熟的一招。比如，重庆巴县文史委“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提供史料稿件，印制对台对外宣传稿件，开展史料交流”。 这种造势始于八十年代初。当时的方式还带有某种政治喊话和军事攻势的性质。198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曾用热气球携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数百册，“飘至海峡对岸，以使在台黄埔校友看到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图书，力求达到以文促通（两岸三通），以文促统（祖国统一）的目的。” 随着两岸局势趋于缓和，这种高音喇叭式的喊话攻势和宣传游戏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拐弯抹角的曲线交流和相对正常和普通的政治传销。
《香江历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港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所谓曲线交流，就是让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人员捎话给台湾。比如，原国民党军界人士王雨苍得力于《方城文史资料》第1辑上发表他的回忆文章，而被落实政策。对此，“王雨苍全家及其海内外的亲属，无不感激。之后，王多次与在台亲属和故旧去信，讲解共产党的政策，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积极工作。” 又如，山东宁津县的文史干部多次走访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把他们请来开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深受感动，放下了思想包袱，不仅为文史组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而且主动给海外、台湾的亲人去信，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好，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好。”
所谓政治传销，就是要求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史资料，可以有选择地在香港发行或出版，“以扩大爱国主义宣传。” 也可以将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港台赠送，或通过台侨家属“向在港澳台的亲人寄书以促进‘三通’”。比如，宜城县文史部门把编辑出版的《怀念张自忠将军》一书，给台北原警备区副司令熊明礼、国军原空军副司令郑松亭等人寄去。不久，“在台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内政部次长罗贡华要他在菲律宾马尼拉商场任副总经理的女婿设法弄到这本书。” 又如，1990年，明溪县文史部门通过县对台办，寄给海外23册《明溪文史资料》。 其间效果颇为可观。比如，原天津警察局刑侦队大队长肖某去了台湾。他在天津的亲属看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的民国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口述的史料后，“把书寄给了在台湾的他，他看完后写信说：符合事实。这也成为促成他后来回大陆定居的原因之一。” 又如，“在荆港联谊会上，香港亲友看了《荆门文史资料》一、二辑后，觉得史实真，无臆造，”一些知情人还为荆门文史官员“介绍了许多新情况，提供了一些新线索”。
史料牌也是感情牌。文史资料引发的乡愁别具滋味。河北怀安县的《文史资料》1988年传入台湾。“在台的50多位怀安籍人争相传阅此书，其中许多人由此而将压抑数十年回乡探亲的宿愿变成了行动，又一次次踏上了故土。像中国国民党党部原副主任王成德回乡三次、世界着名物理学家回乡二次、高级建筑师翁森回乡五次。……一般人员回来的更加频繁。他们为家乡的巨大变化而喜笑颜开，有的尽连自己的老宅也找不到了。”期间，在台出版的察哈尔同乡会《会刊》也传入怀安县文史部门，文史人员在第4辑上转载了4篇。这样，“凡在台人员回乡探亲必到县政协做客，而且他们以得到一份《怀安县文史资料》而欣慰。” 《山西文史资料》也早已“流传到台湾”。台湾学者赵正楷看到《山西文史资料》第68辑后，给文史委负责人来信说，“成中、川至医专两文，尤使人起沧桑之感，写的着实，是好材料。赵宗复史料，阅之不胜怆怀。” 动情，抒情，乃至煽情，是文史资料针对港台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它集中体现了中共擅长的以情动人的统战演技。
越往后来，这种史料统战就越发显得技巧和娴熟，并具有某种更易接受的传统和文化色彩。比如，1993年，第一次汪辜会谈后，中共代表汪道涵特意选择了北京市政协编的《京剧谈往录》和《京剧脸谱》作为礼物，赠送给台湾代表辜振甫。“这些包括《喜（富）连成科班始末》在内的京剧文史资料，再次成为海峡两岸沟通和联系的桥梁。” 又如，2005年泉州文史委编辑出版了《泉州与台湾关系文物史迹》，意图“推动两岸交流”。这一做法还受到《中国政协》编辑部的肯定，《文史天地》编辑特地约稿介绍经验体会，并在《中国政协》2006年第2期上刊登了泉州文史委负责人写的《神州思统一，文史话团圆》一文。 总之，不管是具体的人际关系，还是两岸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被文史资料挖掘出来，贴上统战标签，高声叫卖，四处兜售。可见，文史资料的统战效应在官方手里绝对被发挥到了最大化。而反馈回来的资讯也都绝对正面，很让官方满意和舒坦。
台湾一位陈先生看到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后表示，“李宗仁回归祖国时，在台湾及国外都有很大震动，说他背叛祖宗，是不明真象。从这书中看到祖国大陆的现在，唯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 这里需要略加提示的是，中共官方引用的各种话语或对话，都不可过分较真视作原话。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种作者本人的创作或编造。或许有些影子，但更多的是某种想当然的代笔之作。本质上，它同中共新闻中制造出来的各种“英雄模范”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同属一类货色。比如，安陆市文史部门编辑出版了《张笃伦及其一家》一书，张笃伦后人张新基来信谈“读后感”，“手捧该书，感触良多，只盼我们的后人，不再承受祖国动乱和分裂之苦。”张新基的哥哥张建基也说，此书在台湾、香港影响很大，“这一炮，就统战的意义而言是打响了，而且是很响亮的一炮。” 有时这炮声弄出的动静还挺大。比如，安徽文史委编辑出版的《纪念孙立人文集》和《孙立人传》两本书“在台港及海外孙立人的旧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在台湾，孙立人旧部奔相走告，激动不已。……他们还拿着这两本书到台北的‘国防部史政局’，要求据以恢复新一军远赴印缅抗战的真实历史”。 又如，湖南文史委在《湖南文史通讯》上开辟了“湘籍国民党将领简介”专栏，引起台湾一些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的注意，他们来信询问有关情况“并索要刊物”。
文史资料本来就包含有多种复杂资讯，经过统战这只高音喇叭的放大，就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莫辨。比如，台湾的《山西文献》上曾刊出有关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水利部长薛笃弼生平的文章，“其中说到薛不愿追随蒋去台湾，解放后只好沦落街头摆烟摊为生。”为了弄清建国后薛在大陆的真实生活状况，山西文史人员找到他在大陆唯一健在的大女儿和他生前好友，邀他们写回忆文章，介绍了薛在“解放后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礼遇”，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常委的情况，“并附有其在上海私人寓所花园的照片。”台湾历史学者赵正楷看到刊在《山西文史资料》上的这几篇文章，给编辑部来信说，资料所刊薛笃弼照片及有关他的记述，“令人低回不已。”此事实有力地匡“台湾之谬说”。这件事从常理看，应该是文史人员做了手脚。因为他用时间差的手法搞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拼图”。用八十年代以后的政协委员和私人花园把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流落街头加以剪接置换，就成了唯一的“历史真相”。这种把戏如同变戏法。变的过程是假的，可结果是真的。因为匡正了台湾“谬说”，起到了影响人心的统战效果。
统战是化敌为友。史料统战则是画地为牢。也就是用史料给统战对象画个圈，把他们装进去，在历史上给他们占个位，留个座，排个队。方法就是把说坏话变成说好话。这样，你说啥，别人都愿意听。自然就被你打动了，甚至感动了。文史资料的统战功能正在于此。应该说，中共已将史料的现实价值开发到了最大限度。写的是历史往事，反映的却是现实动态。正因如此，那些看了文史资料的海外人士，便都从中看到了中共政策的最新变化。于是，“原有偏见”都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倾向祖国大陆，或者起了变化，对家乡表示怀念、支持。从而增强了各界人民团结，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比如吴荫民一家，他有6个儿子，尚鹰（原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尚时（中大教授）。海外共有子孙数十人。“他们看了《开平文史》发表的有关尚时、尚鹰等史料并了解到国内落实各项政策的情况后，转变了原来对新中国的看法。”
重庆文史委编辑出版了《重庆谈判纪实》和《国民参政会纪实》两部大型史料专书。《重庆谈判纪实》“对于总结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经验，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大有稗益”。《国民参政会纪实》经中宣部确定为1986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对外交流的学术着作。1987年，北美华人社会科学协会第三届年会在美国召开，会议以讨论‘中共国内外谈判策略’为主题，指定《重庆谈判纪实》为会议主要研究和评论的书籍之一。……国家文化部把这套丛书列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礼品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向国内外作了报导，《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专文予以介绍，并在香港举办的首届“中国书展”上公开出售，“引起了台湾和海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称赞这两部书的出版，“是文史资料为祖国统一服务的尝试，是学术研究为祖国统一服务的一种方向。”
有的文史部门充分利用本地与港台人脉资源丰厚的地利之便，另辟蹊径，投石问路。比如，河南修武籍去台人士很多，往来密切，积累了大量书信。县文史委编辑出版了台海两岸来往书信集《桑梓情，中国心》，“受到省委统战部、中央统战部的高度评价。” 又如，厦门市同安区文史委编辑的《同安文史资料》每期都保留“两岸情深”栏目，介绍台胞祖籍地同安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许多台胞就是循此按图索骥，回乡寻根谒祖、观光旅游。”文史委在2002年与大嶝镇等联办“大嶝与金门两岸五缘历史文化研讨会”，提出促进两岸互通的建议。
（二）个案
某种意义上，藉助文史资料向海峡对岸眉目传情，既有探石问路之心，又有抛砖引玉之意。本质上属于舆论战的一种。
黄石籍名人曹亚伯是辛亥革命的先驱。黄石市文史委在征集《辛亥革命先驱曹亚伯》一书的过程中，文史干部通过信函、电话、上门拜访等形式与曹在海外的亲属、朋友、故旧取得了联系。曹在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亲属听说大陆政协要为曹出专辑，“奔相走告，积极撰稿，搜集资料。”专辑出版后，曹在台湾的儿子专程回来，到市政协看望文史干部，称赞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有人情味，最讲实事求是。”
《常德县文史资料》第2辑中刊载了台湾国大代表谭肖崖的史稿，“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仅他的子女相继来函表示感谢，而且对社会上其他历史名人的后代和‘三胞’眷属都有触动。”常德市台属丁集芬便写信给台湾的舅父、历史学家吴相湘索稿，吴很快寄来了概述自己生平的文章《三生有幸》，“同时还向湖南图书馆赠送图书万册。”
上海发表了《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一文，“很快收到康氏后代从海外发来的函电，表示高兴和感谢。“发表《王屏南与上海市民义勇军》的文章后，王的长子在香港立即表示要为祖国引进开发出力。”
《澳门回归之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澳门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河南和全国政协合编了张钫专辑后，“张在国内的子女立即写信给香港、台湾亲属，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祁阳文史资料》第2辑发表了《抗战时期驻祁阳马鞍岭第六伤兵休养院血案始末》一文，对原国军回乡军官柏岳作了公正评价。柏在港澳的亲属看到文章后深受感动，“说共产党对先人评价实事求是，表示愿为祖国效力。”
江西出版了《李烈钧将军》，来自台湾的回乡探亲人员，称赞文史机构“做了一件大好事。”
山东省文史委和诸城市文史委联合出版了《民主革命的先驱路友于》和《王统照先生怀思录》两本人物专辑。还特别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和谷牧，分别为两本书题词和题写了书名。“路友于在大陆和台湾的几十名亲属纷纷来信，感谢我们为他们的亲人出了书，正了名，感谢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 1988年，省文史办出版了《台儿庄大战亲历记》专辑，回乡探亲的不少人将此书带回台湾，流传到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手里，“他们看后甚感兴奋地说：‘大陆没有忘记我们当年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浴血奋战的历史。’不久，他们纷纷回大陆探亲、投资、捐款。”
枣庄市文史委编辑的《台儿庄大战诗词选》出版后，第一时间就寄给了台湾白崇禧原机要秘书。他来信表示，“这是抗日胜利周年的重要文献，也是枣庄政协和枣庄父老兄弟的精神瑰宝，值得向海内外宣传。”曾在台儿庄大战中受过伤的台湾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李启元“接到台儿庄大战的资料后十分高兴，当即给市政协主席来了信，深表谢意”。
《近代史研究综述》、《唐绍仪研究论文集》等书刊发表了“唐绍仪不是汉奸的结论”后，珠海市文史委将此资料转送给唐绍仪的海内外亲属。唐在香港的妻子吴维翘由女儿代笔来函，向珠海市政协主席致谢。“主席阁下搞清先夫问题，老婆子五十载包袱蒙卸。”“家乡政府未能忘记我丈夫的事情，十分感激。……老朽已无法弘扬先夫遗德，愿将政府归还的望慈山房赠送唐家镇政府。”
原江西国民党元老杨赓生先生之子，“主动向江西政协表示，乐意为两岸史料的交流充当‘红娘’。结果，《蒋经国在赣南》等300多册文史资料送到了台湾各地，约40万字的珍贵史料也从台湾及海外寄到了江西政协文史办。” 就《蒋经国在赣南》这么一本书，“为团结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起到了‘一个人牵动一条线，一本书影响一大片’的积极作用。” 据官方称，“蒋经国在江西的一些史料，传到国外，影响很大，一些海外人士赞扬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
香港《镜报》月刊社社长徐四民说，一位菲律宾华侨读了他的《一个华侨的经历》后，激动地说：“我的经历和你的经历一样，华侨爱国的道路有许多，但爱国的心是一致的。”
辽宁文史委从《辽宁文史资料》的文章中选编了一本有关张学良史料《民族功臣张学良》的书，“准备作为港澳台及海外联谊馈赠品。”
安徽文史委在1995年，征编、出版了《合肥海外名人》专辑，“介绍了一批旅居海外和台湾的合肥籍人士的业绩和爱国思乡之情，这对加深海内外人士之间的联谊，具有重要意义。”
港胞戴保清见到广西文史委编辑的《香港广西手足情》一书后，“多次来信来电话称赞该书文章真实生动，爱国之情感人肺腑，进一步增强了香港与内地同胞间的亲情、乡情和友情。”
四、化史料为新闻
官方一贯要求，“特别要搞好与新闻媒体的协作，利用媒体宣传覆盖面大、直观快捷的优势，把文史资料工作宣传出去。” 把文史资料规定为宣传，是中共总体宣传战略在历史编纂体系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使得文史资料具有了某种时效性和新闻性。根据需要，新闻可以写成历史；同样根据需要，历史可以写成新闻。 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此之谓也。中共新闻中“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在史料中则是“把坏事当作好事写”。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用政治原则写历史，用新闻形式发表历史，从而达到最大的戏剧性的社会效果。把历史写成新闻稿，以期获得最大的现实效应和政治利益，这种火候的掌控技巧和分寸的拿捏工夫，在中共手上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比如，早在1960年，全国文史办主任米暂沉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6天后就被刊登于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增刊，标题被《人民日报》编者定为《为祖国近代史提供有价值资料》。此举不仅彰显出官方的高度重视，更体现出中共统合历史与新闻的高超技艺。又如，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官方更是未雨绸缪，提前动手，早作安排，对选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的某些较重要的文史资料，明确规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日报以及一部分期刊，都要分别转载，“并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港澳和海外各地，以配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的宣传活动，扩大政治影响。” 再如，抗战40周年时，文史官员就要求“适当宣传正面战场上的一些好的事迹及一些爱国将领对抗日的贡献”。 上海各报在抗战纪念日前就摘要转载了抗战史料专辑中的一部分文章，扩大了文史资料的影响。
配合政治编史料，配合纪念出史料，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总体战略中，这都具有新闻价值，甚至，这本身就是新闻。它意味着，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闻价值，是实现史料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径。在文史官员眼中，所谓史料的新闻价值，不等于简单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好奇，藉助新闻媒体普及历史知识，而是提升文史资料的政治层次，扩大文史资料的话语权，拉近文史资料与政治之间距离的独特方式。一些文史机构颇善此道。张家口市文史委的经验是，“自1983年8月组建文史机构至今，我们始终抓紧对文史工作的宣传报导工作。每举行一次协作会议，每一辑出版，都要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社同时宣传报导，向广大文史爱好者传递资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遇有重要纪念日，也写些纪念文章。十九年来，仅通过报刊报导的文史稿件、文章计88篇。1994年6月，《张家口日报》第一版刊载了学宣委写的《市政协认真搞好文史资料出刊工作》，该稿共800字，大标题副标题十分醒目，很有说服力。” 概括起来，文史资料和新闻媒体的结合方式约有三种类型，其中又可细分出一些小的花样。
（一）文史机构主动型
（1）文史机构撰写史料直接寄给海外报刊发表，表达官方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新态度，传递官方改革开放资讯，感化海外人士。比如，享地利之便的广东文史委在这方面颇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为“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三十多篇辛亥革命历史人物轶闻、小传寄往海外报刊发表。例如，曾在孙中山领导下组织民军，参加镇南关、云南河口起义及辛亥革命光复广东，后任中央直属第四军校的革命党人《黄明堂传略》发表后，他在澳门的女儿黄薇看了非常感动，从而激起她的爱国情怀，特地从澳门回到广州，除对政府表示感激之外，还登门向作者道谢。又如，辛亥革命烈士郭典三，参加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又于辛亥革命时潜回潮汕参加武装起义牺牲；他的女儿郭丁梅继承父志，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英勇殉难。”文史干部撰写了一篇专稿《一门双烈，两代丰碑》，在香港《文汇报》6版头条通栏登出，香港郭氏亲属看到后，将该报剪寄给郭典三在美国休士敦的两个孙子，“他们阅后复信给亲人说：‘从报上我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了自己的光荣家史，感到无比自豪。今后当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为祖国四化多作努力’。” （2）文史官员在报刊发表史料性时论，配合当前形势，敲敲边鼓，凑凑热闹。比如，香港回归前，天津文史干部在《今晚报》发表了《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一文。据作者转述的读者反映，“过去一直以为香港是殖民地，”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为什么不是”。 （3）文史部门经常在新闻媒体发表文章，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和联系。比如，甘肃成县文史部门2008年，在《民主协商报》、《陇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12篇文章。
（二）文史机构被动型
（1）文史机构编辑刊发的一些史料文章因为内容具有某种独家披露的珍秘性质，而被海外杂志连载或转载。比如，《吉林市文史资料》第1辑上发表的爱新觉罗·毓嵣回忆溥仪的文章，“被香港《中报》分26次连载，在海外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又如，《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专辟一章详细记载了陈济棠与共产党的关系的史料。这一章详细记载了陈济棠在1934年秋与共产党签订秘密协议，为在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长征让路，使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赣边境的历史事实。这部分史实在广州《共鸣》杂志择要先期刊载后，引起港澳和海外报刊的广泛注意。《澳门日报》以头版专栏加以介绍，香港与海外报刊也纷纷择要转介或全文连载”。 （2）一些文史资料因为价值独特，而引起新闻机构的广泛注意。比如，《张学良在凤凰山》出版后，“先后被《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27家新闻单位进行70多次报导、转载、引用。” 又如，由于《湖南文史资料》中的一些专题内容“多系首次披露或公开发表”，深受社会关注。“有的文章被海内外报刊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亦对其中一些选辑的出版进行了报导。”
（三）文史机构和新闻机构互动型。
（1）文史部门和新闻媒体长期合作，实现了史料的新闻性转化。《鄂西报》从1986年10月起，开辟了“鄂西春秋”专栏，已出的头三期中就转载了6篇《鄂西文史资料》的文稿。鄂西州文史部门也表示，“积极协助党报把这个专栏办好。” 石家庄文史委和《燕赵晚报》合作，从1994年10月开始，“开办‘文史’专版，努力把文史资料推向社会。”专版由晚报无偿提供版面，市文史委组稿、编辑。专版辟有“史海存真”、“耆年忆旧”、“民国春秋”、“文史百叶”、“地方风物”、“文史新书”等栏目。“‘专版’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文史资料工作经费少、无公开出版号、出版物不能向社会公开发行的难题，做了有益的尝试。”具体效果有三：一是“扩大了文史资料的影响”。过去，文史书刊只在政协内部和社会上少数爱好者中间流传，“开办‘文史’专版后，藉助报纸发行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使文史资料‘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史’版也从一个侧面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为报纸赢得了部分读者。”二是“引起领导关注”。“文史”版问世后，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题词鼓励，市政协主席、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分别题词、着文，表示支持。三是“文史资料直接走上了爱国主义教育阵地”。过去，由于出版、发行体制的限制，史料大都束之高阁，“现在则变成公开发表的文章，使史料由单纯的‘存史’转变为存史和教育功能相结合，直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舟山市文史委与《舟山日报》社商议，在《舟山晚报》上开辟《文史天地》专栏（后改为《千岛文史》）。从1998年2月至2006年9月底共出刊359期、260万字（另有不少珍贵的图片）。 襄阳县文史委在2000年，与《襄阳日报》社合办了《文化周刊》栏目，提供文史资料46万字。同时以这些史料作稿源，开辟了《襄阳名人》专栏，分期介绍了60多位襄阳历史文化名人，每期都选登此类稿件。 六安市文史委在2007年，积极与当地媒体《大别山晨刊》开展合作，“从市政协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精选篇目定期刊登在《史事钩沉》栏目。” （2）通过报纸等媒体广为宣传中共政要给文史资料的“重要题词”，或本地主要官员给文史资料题写的“前言”，密切文史资料和政界人物的关系。以张家口市文史机构的新闻运作为例。1987年，“《萧克同志关心文史资料工作》的文章及题词刊在《人民政协报》及《张家口市报》上”；1988年，“聂荣臻元帅的题词及出版消息刊在《人民政协报》与《张家口市报》上”；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北京卫戍区原副司令员杨森、市长杨德庆、书法家王一新的题词及市委书记冯文海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前言刊在《张家口日报》上，并注明是为《抗战时期的张家口》书写的题词及前言，影响很大。由于是在6月底出版，在‘8.15’纪念日之前，许多单位及个人写纪念稿都参照了这篇前言。这一辑的出版消息分别在《人民政协报》、《河北日报》刊出。” （3）通过新闻及时发布有关文史资料的最新动态和消息，也能起到扩大史料影响的特殊作用。比如，张家口市文史委善于利用新闻媒体造势，推销文史资料。“存史单位及热心的读者，每当听到、看到电台、电视台、报纸上关于文史出版新闻后纷纷登门索要。”市人大办公室一位干部看到《张家口日报》第1版刊登了《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32辑出版的消息，“冒着倾盆大雨来政协要书，取走了80册。” 又如，陕西富平县文史部门在美原镇召开了现场会，“总结和交流了美原镇征集地方文史资料的经验，参阅了他们征集的全部文稿。《陕西政协报》、省广播电台、《富平报》、县广播站都及时播发了消息。”
本质上，以新闻形式来传递中共统战的历史资讯，它所发挥的作用已不限于平常说的历史为现实服务，而创造出了一种历史编剧现实导演的历史情节模式。它以新闻形式，玩历史于股掌之中，使之成为现实戏剧的绝妙道具。在这一过程中，史料的新闻形式起到了一种至关紧要的作用。它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是在国内播发新闻性的史料稿件。比如，八十年代初，考虑到“对台宣传的需要”， 广东文史机构“及时把征集、出版孙中山和民国史资料一事写成新闻稿，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并由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布新闻消息。一些侨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属、遗属，读到或听到该会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的消息，得悉他们父祖辈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事迹已载入史册时，深受感动和鼓舞，有的亲自回国或来通道谢，并表示要为支援祖国建设贡献力量。”另外，他们还刊载了“一些昔日华侨的血泪史，以及华侨积极支援祖国建设的稿件，受到侨界人士的欢迎和侨务部门的重视，激发了华侨支援祖国建设的热情。” 一是藉助国外报刊扩大史料性新闻稿的统战效果。广东文史机构把征集到的稿件，“通过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试向海外播发。”先后发了20多篇文史稿（5万多字），大部分都被香港报纸采用了，“在侨胞中激发了怀乡思国的情绪。后来，纽约《华侨日报》也搞了文史版，每星期登五、六篇，据反映现在许多海外华侨报纸也都办了文史版，并普遍受欢迎，如果没有这一版（栏），销路就不好。他们把广东省、广州市向海外发出的文史资料看作是重要的稿源。”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完整案例，来呈现中共史料统战学的复杂技巧和巨大影响。
据强剑衷介绍，在1982年5月和11月间，他曾根据刊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的资料写成学术论文《一九三五年刺汪案真相》，先后提交给中国现代史学会在苏州、厦门召开的学术讨论会。1983年3月出版的《江海学刊》，“在新开辟的‘民国史研究’专栏上，又选用了这篇论文。旋应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的特约，以‘博浪一击’为题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报告文学，由南京《周末报》自三月二十六日起分四次连载后，又被解放日报《报刊文摘》、福建日报《每周文摘》和山东烟台日报《参考资料》先后于四、五、六月份”转载。与此同时，上海《解放日报》最先在1982年11月23日出版的《报刊文摘》上，预告了1983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将要披露的有关刺杀汪精卫案的主要内容。1983年1月份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刊出一组回忆1935年刺汪案的文章和资料，“揭示了半个世纪以来神秘莫测的一桩政治巨案的真相。”香港《明报》于1983年3月21日以《刺汪案真相澄清，蒋介石毫不知情》为题，“刊出了该报特约记者编发的花边新闻。”中国新闻社在5月17日的新闻稿中，“全文转载《明报》特稿，向海外发布。”5月28日的民革中央《团结报》又全文刊载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 通过史料与新闻的双管齐下，刺汪案真相似乎在恰当的时机并以恰当的方式被恰当的人选公布出来。“当前披露刺汪案真相，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历史问题是实事求是的，即使对蒋介石这样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也是实事求是对待的。一是一，二是二，不是他干的事情决不强加到他的头上。把真相大白于天下，昭告海内外，也说明了共产党人采取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通过为死去的老蒋“洗冤”，来向活着的小蒋示好。蒋介石的历史功过成为中共统战蒋经国的现实资本。中共运用史料之妙，已达神乎其神之境。但泼尽污水之后，能否花絮般的一洗铅华，就不好乐观了。
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史学研究与新闻报导重重交叠的典型事例。它表明，一个历史事件一旦进入政治视野，具有了统战价值，那么它就应运而生，死而复活，成为官方的新闻焦点和炒作佐料。于是，史料的新闻化似乎成为中共统战的高明游戏。
（待续）
原标题：中共利用文献资料 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一期
（接上期）三、文史资料对港台的政治感召
（一）概述
通过编写出版史料来沟通台海，联络感情，并对港台政局和舆论施加影响，是中共统战运用的十分频繁和成熟的一招。比如，重庆巴县文史委“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提供史料稿件，印制对台对外宣传稿件，开展史料交流”。 这种造势始于八十年代初。当时的方式还带有某种政治喊话和军事攻势的性质。198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曾用热气球携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数百册，“飘至海峡对岸，以使在台黄埔校友看到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图书，力求达到以文促通（两岸三通），以文促统（祖国统一）的目的。” 随着两岸局势趋于缓和，这种高音喇叭式的喊话攻势和宣传游戏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拐弯抹角的曲线交流和相对正常和普通的政治传销。
《香江历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港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所谓曲线交流，就是让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人员捎话给台湾。比如，原国民党军界人士王雨苍得力于《方城文史资料》第1辑上发表他的回忆文章，而被落实政策。对此，“王雨苍全家及其海内外的亲属，无不感激。之后，王多次与在台亲属和故旧去信，讲解共产党的政策，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积极工作。” 又如，山东宁津县的文史干部多次走访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把他们请来开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深受感动，放下了思想包袱，不仅为文史组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而且主动给海外、台湾的亲人去信，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好，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好。”
所谓政治传销，就是要求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史资料，可以有选择地在香港发行或出版，“以扩大爱国主义宣传。” 也可以将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港台赠送，或通过台侨家属“向在港澳台的亲人寄书以促进‘三通’”。比如，宜城县文史部门把编辑出版的《怀念张自忠将军》一书，给台北原警备区副司令熊明礼、国军原空军副司令郑松亭等人寄去。不久，“在台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内政部次长罗贡华要他在菲律宾马尼拉商场任副总经理的女婿设法弄到这本书。” 又如，1990年，明溪县文史部门通过县对台办，寄给海外23册《明溪文史资料》。 其间效果颇为可观。比如，原天津警察局刑侦队大队长肖某去了台湾。他在天津的亲属看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的民国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口述的史料后，“把书寄给了在台湾的他，他看完后写信说：符合事实。这也成为促成他后来回大陆定居的原因之一。” 又如，“在荆港联谊会上，香港亲友看了《荆门文史资料》一、二辑后，觉得史实真，无臆造，”一些知情人还为荆门文史官员“介绍了许多新情况，提供了一些新线索”。
史料牌也是感情牌。文史资料引发的乡愁别具滋味。河北怀安县的《文史资料》1988年传入台湾。“在台的50多位怀安籍人争相传阅此书，其中许多人由此而将压抑数十年回乡探亲的宿愿变成了行动，又一次次踏上了故土。像中国国民党党部原副主任王成德回乡三次、世界着名物理学家回乡二次、高级建筑师翁森回乡五次。……一般人员回来的更加频繁。他们为家乡的巨大变化而喜笑颜开，有的尽连自己的老宅也找不到了。”期间，在台出版的察哈尔同乡会《会刊》也传入怀安县文史部门，文史人员在第4辑上转载了4篇。这样，“凡在台人员回乡探亲必到县政协做客，而且他们以得到一份《怀安县文史资料》而欣慰。” 《山西文史资料》也早已“流传到台湾”。台湾学者赵正楷看到《山西文史资料》第68辑后，给文史委负责人来信说，“成中、川至医专两文，尤使人起沧桑之感，写的着实，是好材料。赵宗复史料，阅之不胜怆怀。” 动情，抒情，乃至煽情，是文史资料针对港台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它集中体现了中共擅长的以情动人的统战演技。
越往后来，这种史料统战就越发显得技巧和娴熟，并具有某种更易接受的传统和文化色彩。比如，1993年，第一次汪辜会谈后，中共代表汪道涵特意选择了北京市政协编的《京剧谈往录》和《京剧脸谱》作为礼物，赠送给台湾代表辜振甫。“这些包括《喜（富）连成科班始末》在内的京剧文史资料，再次成为海峡两岸沟通和联系的桥梁。” 又如，2005年泉州文史委编辑出版了《泉州与台湾关系文物史迹》，意图“推动两岸交流”。这一做法还受到《中国政协》编辑部的肯定，《文史天地》编辑特地约稿介绍经验体会，并在《中国政协》2006年第2期上刊登了泉州文史委负责人写的《神州思统一，文史话团圆》一文。 总之，不管是具体的人际关系，还是两岸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被文史资料挖掘出来，贴上统战标签，高声叫卖，四处兜售。可见，文史资料的统战效应在官方手里绝对被发挥到了最大化。而反馈回来的资讯也都绝对正面，很让官方满意和舒坦。
台湾一位陈先生看到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后表示，“李宗仁回归祖国时，在台湾及国外都有很大震动，说他背叛祖宗，是不明真象。从这书中看到祖国大陆的现在，唯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 这里需要略加提示的是，中共官方引用的各种话语或对话，都不可过分较真视作原话。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种作者本人的创作或编造。或许有些影子，但更多的是某种想当然的代笔之作。本质上，它同中共新闻中制造出来的各种“英雄模范”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同属一类货色。比如，安陆市文史部门编辑出版了《张笃伦及其一家》一书，张笃伦后人张新基来信谈“读后感”，“手捧该书，感触良多，只盼我们的后人，不再承受祖国动乱和分裂之苦。”张新基的哥哥张建基也说，此书在台湾、香港影响很大，“这一炮，就统战的意义而言是打响了，而且是很响亮的一炮。” 有时这炮声弄出的动静还挺大。比如，安徽文史委编辑出版的《纪念孙立人文集》和《孙立人传》两本书“在台港及海外孙立人的旧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在台湾，孙立人旧部奔相走告，激动不已。……他们还拿着这两本书到台北的‘国防部史政局’，要求据以恢复新一军远赴印缅抗战的真实历史”。 又如，湖南文史委在《湖南文史通讯》上开辟了“湘籍国民党将领简介”专栏，引起台湾一些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的注意，他们来信询问有关情况“并索要刊物”。
文史资料本来就包含有多种复杂资讯，经过统战这只高音喇叭的放大，就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莫辨。比如，台湾的《山西文献》上曾刊出有关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水利部长薛笃弼生平的文章，“其中说到薛不愿追随蒋去台湾，解放后只好沦落街头摆烟摊为生。”为了弄清建国后薛在大陆的真实生活状况，山西文史人员找到他在大陆唯一健在的大女儿和他生前好友，邀他们写回忆文章，介绍了薛在“解放后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礼遇”，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常委的情况，“并附有其在上海私人寓所花园的照片。”台湾历史学者赵正楷看到刊在《山西文史资料》上的这几篇文章，给编辑部来信说，资料所刊薛笃弼照片及有关他的记述，“令人低回不已。”此事实有力地匡“台湾之谬说”。这件事从常理看，应该是文史人员做了手脚。因为他用时间差的手法搞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拼图”。用八十年代以后的政协委员和私人花园把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流落街头加以剪接置换，就成了唯一的“历史真相”。这种把戏如同变戏法。变的过程是假的，可结果是真的。因为匡正了台湾“谬说”，起到了影响人心的统战效果。
统战是化敌为友。史料统战则是画地为牢。也就是用史料给统战对象画个圈，把他们装进去，在历史上给他们占个位，留个座，排个队。方法就是把说坏话变成说好话。这样，你说啥，别人都愿意听。自然就被你打动了，甚至感动了。文史资料的统战功能正在于此。应该说，中共已将史料的现实价值开发到了最大限度。写的是历史往事，反映的却是现实动态。正因如此，那些看了文史资料的海外人士，便都从中看到了中共政策的最新变化。于是，“原有偏见”都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倾向祖国大陆，或者起了变化，对家乡表示怀念、支持。从而增强了各界人民团结，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比如吴荫民一家，他有6个儿子，尚鹰（原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尚时（中大教授）。海外共有子孙数十人。“他们看了《开平文史》发表的有关尚时、尚鹰等史料并了解到国内落实各项政策的情况后，转变了原来对新中国的看法。”
重庆文史委编辑出版了《重庆谈判纪实》和《国民参政会纪实》两部大型史料专书。《重庆谈判纪实》“对于总结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经验，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大有稗益”。《国民参政会纪实》经中宣部确定为1986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对外交流的学术着作。1987年，北美华人社会科学协会第三届年会在美国召开，会议以讨论‘中共国内外谈判策略’为主题，指定《重庆谈判纪实》为会议主要研究和评论的书籍之一。……国家文化部把这套丛书列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礼品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向国内外作了报导，《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专文予以介绍，并在香港举办的首届“中国书展”上公开出售，“引起了台湾和海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称赞这两部书的出版，“是文史资料为祖国统一服务的尝试，是学术研究为祖国统一服务的一种方向。”
有的文史部门充分利用本地与港台人脉资源丰厚的地利之便，另辟蹊径，投石问路。比如，河南修武籍去台人士很多，往来密切，积累了大量书信。县文史委编辑出版了台海两岸来往书信集《桑梓情，中国心》，“受到省委统战部、中央统战部的高度评价。” 又如，厦门市同安区文史委编辑的《同安文史资料》每期都保留“两岸情深”栏目，介绍台胞祖籍地同安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许多台胞就是循此按图索骥，回乡寻根谒祖、观光旅游。”文史委在2002年与大嶝镇等联办“大嶝与金门两岸五缘历史文化研讨会”，提出促进两岸互通的建议。
（二）个案
某种意义上，藉助文史资料向海峡对岸眉目传情，既有探石问路之心，又有抛砖引玉之意。本质上属于舆论战的一种。
黄石籍名人曹亚伯是辛亥革命的先驱。黄石市文史委在征集《辛亥革命先驱曹亚伯》一书的过程中，文史干部通过信函、电话、上门拜访等形式与曹在海外的亲属、朋友、故旧取得了联系。曹在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亲属听说大陆政协要为曹出专辑，“奔相走告，积极撰稿，搜集资料。”专辑出版后，曹在台湾的儿子专程回来，到市政协看望文史干部，称赞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有人情味，最讲实事求是。”
《常德县文史资料》第2辑中刊载了台湾国大代表谭肖崖的史稿，“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仅他的子女相继来函表示感谢，而且对社会上其他历史名人的后代和‘三胞’眷属都有触动。”常德市台属丁集芬便写信给台湾的舅父、历史学家吴相湘索稿，吴很快寄来了概述自己生平的文章《三生有幸》，“同时还向湖南图书馆赠送图书万册。”
上海发表了《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一文，“很快收到康氏后代从海外发来的函电，表示高兴和感谢。“发表《王屏南与上海市民义勇军》的文章后，王的长子在香港立即表示要为祖国引进开发出力。”
《澳门回归之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澳门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河南和全国政协合编了张钫专辑后，“张在国内的子女立即写信给香港、台湾亲属，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祁阳文史资料》第2辑发表了《抗战时期驻祁阳马鞍岭第六伤兵休养院血案始末》一文，对原国军回乡军官柏岳作了公正评价。柏在港澳的亲属看到文章后深受感动，“说共产党对先人评价实事求是，表示愿为祖国效力。”
江西出版了《李烈钧将军》，来自台湾的回乡探亲人员，称赞文史机构“做了一件大好事。”
山东省文史委和诸城市文史委联合出版了《民主革命的先驱路友于》和《王统照先生怀思录》两本人物专辑。还特别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和谷牧，分别为两本书题词和题写了书名。“路友于在大陆和台湾的几十名亲属纷纷来信，感谢我们为他们的亲人出了书，正了名，感谢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 1988年，省文史办出版了《台儿庄大战亲历记》专辑，回乡探亲的不少人将此书带回台湾，流传到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手里，“他们看后甚感兴奋地说：‘大陆没有忘记我们当年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浴血奋战的历史。’不久，他们纷纷回大陆探亲、投资、捐款。”
枣庄市文史委编辑的《台儿庄大战诗词选》出版后，第一时间就寄给了台湾白崇禧原机要秘书。他来信表示，“这是抗日胜利周年的重要文献，也是枣庄政协和枣庄父老兄弟的精神瑰宝，值得向海内外宣传。”曾在台儿庄大战中受过伤的台湾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李启元“接到台儿庄大战的资料后十分高兴，当即给市政协主席来了信，深表谢意”。
《近代史研究综述》、《唐绍仪研究论文集》等书刊发表了“唐绍仪不是汉奸的结论”后，珠海市文史委将此资料转送给唐绍仪的海内外亲属。唐在香港的妻子吴维翘由女儿代笔来函，向珠海市政协主席致谢。“主席阁下搞清先夫问题，老婆子五十载包袱蒙卸。”“家乡政府未能忘记我丈夫的事情，十分感激。……老朽已无法弘扬先夫遗德，愿将政府归还的望慈山房赠送唐家镇政府。”
原江西国民党元老杨赓生先生之子，“主动向江西政协表示，乐意为两岸史料的交流充当‘红娘’。结果，《蒋经国在赣南》等300多册文史资料送到了台湾各地，约40万字的珍贵史料也从台湾及海外寄到了江西政协文史办。” 就《蒋经国在赣南》这么一本书，“为团结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起到了‘一个人牵动一条线，一本书影响一大片’的积极作用。” 据官方称，“蒋经国在江西的一些史料，传到国外，影响很大，一些海外人士赞扬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
香港《镜报》月刊社社长徐四民说，一位菲律宾华侨读了他的《一个华侨的经历》后，激动地说：“我的经历和你的经历一样，华侨爱国的道路有许多，但爱国的心是一致的。”
辽宁文史委从《辽宁文史资料》的文章中选编了一本有关张学良史料《民族功臣张学良》的书，“准备作为港澳台及海外联谊馈赠品。”
安徽文史委在1995年，征编、出版了《合肥海外名人》专辑，“介绍了一批旅居海外和台湾的合肥籍人士的业绩和爱国思乡之情，这对加深海内外人士之间的联谊，具有重要意义。”
港胞戴保清见到广西文史委编辑的《香港广西手足情》一书后，“多次来信来电话称赞该书文章真实生动，爱国之情感人肺腑，进一步增强了香港与内地同胞间的亲情、乡情和友情。”
四、化史料为新闻
官方一贯要求，“特别要搞好与新闻媒体的协作，利用媒体宣传覆盖面大、直观快捷的优势，把文史资料工作宣传出去。” 把文史资料规定为宣传，是中共总体宣传战略在历史编纂体系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使得文史资料具有了某种时效性和新闻性。根据需要，新闻可以写成历史；同样根据需要，历史可以写成新闻。 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此之谓也。中共新闻中“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在史料中则是“把坏事当作好事写”。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用政治原则写历史，用新闻形式发表历史，从而达到最大的戏剧性的社会效果。把历史写成新闻稿，以期获得最大的现实效应和政治利益，这种火候的掌控技巧和分寸的拿捏工夫，在中共手上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比如，早在1960年，全国文史办主任米暂沉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6天后就被刊登于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增刊，标题被《人民日报》编者定为《为祖国近代史提供有价值资料》。此举不仅彰显出官方的高度重视，更体现出中共统合历史与新闻的高超技艺。又如，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官方更是未雨绸缪，提前动手，早作安排，对选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的某些较重要的文史资料，明确规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日报以及一部分期刊，都要分别转载，“并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港澳和海外各地，以配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的宣传活动，扩大政治影响。” 再如，抗战40周年时，文史官员就要求“适当宣传正面战场上的一些好的事迹及一些爱国将领对抗日的贡献”。 上海各报在抗战纪念日前就摘要转载了抗战史料专辑中的一部分文章，扩大了文史资料的影响。
配合政治编史料，配合纪念出史料，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总体战略中，这都具有新闻价值，甚至，这本身就是新闻。它意味着，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闻价值，是实现史料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径。在文史官员眼中，所谓史料的新闻价值，不等于简单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好奇，藉助新闻媒体普及历史知识，而是提升文史资料的政治层次，扩大文史资料的话语权，拉近文史资料与政治之间距离的独特方式。一些文史机构颇善此道。张家口市文史委的经验是，“自1983年8月组建文史机构至今，我们始终抓紧对文史工作的宣传报导工作。每举行一次协作会议，每一辑出版，都要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社同时宣传报导，向广大文史爱好者传递资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遇有重要纪念日，也写些纪念文章。十九年来，仅通过报刊报导的文史稿件、文章计88篇。1994年6月，《张家口日报》第一版刊载了学宣委写的《市政协认真搞好文史资料出刊工作》，该稿共800字，大标题副标题十分醒目，很有说服力。” 概括起来，文史资料和新闻媒体的结合方式约有三种类型，其中又可细分出一些小的花样。
（一）文史机构主动型
（1）文史机构撰写史料直接寄给海外报刊发表，表达官方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新态度，传递官方改革开放资讯，感化海外人士。比如，享地利之便的广东文史委在这方面颇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为“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三十多篇辛亥革命历史人物轶闻、小传寄往海外报刊发表。例如，曾在孙中山领导下组织民军，参加镇南关、云南河口起义及辛亥革命光复广东，后任中央直属第四军校的革命党人《黄明堂传略》发表后，他在澳门的女儿黄薇看了非常感动，从而激起她的爱国情怀，特地从澳门回到广州，除对政府表示感激之外，还登门向作者道谢。又如，辛亥革命烈士郭典三，参加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又于辛亥革命时潜回潮汕参加武装起义牺牲；他的女儿郭丁梅继承父志，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英勇殉难。”文史干部撰写了一篇专稿《一门双烈，两代丰碑》，在香港《文汇报》6版头条通栏登出，香港郭氏亲属看到后，将该报剪寄给郭典三在美国休士敦的两个孙子，“他们阅后复信给亲人说：‘从报上我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了自己的光荣家史，感到无比自豪。今后当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为祖国四化多作努力’。” （2）文史官员在报刊发表史料性时论，配合当前形势，敲敲边鼓，凑凑热闹。比如，香港回归前，天津文史干部在《今晚报》发表了《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一文。据作者转述的读者反映，“过去一直以为香港是殖民地，”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为什么不是”。 （3）文史部门经常在新闻媒体发表文章，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和联系。比如，甘肃成县文史部门2008年，在《民主协商报》、《陇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12篇文章。
（二）文史机构被动型
（1）文史机构编辑刊发的一些史料文章因为内容具有某种独家披露的珍秘性质，而被海外杂志连载或转载。比如，《吉林市文史资料》第1辑上发表的爱新觉罗·毓嵣回忆溥仪的文章，“被香港《中报》分26次连载，在海外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又如，《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专辟一章详细记载了陈济棠与共产党的关系的史料。这一章详细记载了陈济棠在1934年秋与共产党签订秘密协议，为在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长征让路，使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赣边境的历史事实。这部分史实在广州《共鸣》杂志择要先期刊载后，引起港澳和海外报刊的广泛注意。《澳门日报》以头版专栏加以介绍，香港与海外报刊也纷纷择要转介或全文连载”。 （2）一些文史资料因为价值独特，而引起新闻机构的广泛注意。比如，《张学良在凤凰山》出版后，“先后被《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27家新闻单位进行70多次报导、转载、引用。” 又如，由于《湖南文史资料》中的一些专题内容“多系首次披露或公开发表”，深受社会关注。“有的文章被海内外报刊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亦对其中一些选辑的出版进行了报导。”
（三）文史机构和新闻机构互动型。
（1）文史部门和新闻媒体长期合作，实现了史料的新闻性转化。《鄂西报》从1986年10月起，开辟了“鄂西春秋”专栏，已出的头三期中就转载了6篇《鄂西文史资料》的文稿。鄂西州文史部门也表示，“积极协助党报把这个专栏办好。” 石家庄文史委和《燕赵晚报》合作，从1994年10月开始，“开办‘文史’专版，努力把文史资料推向社会。”专版由晚报无偿提供版面，市文史委组稿、编辑。专版辟有“史海存真”、“耆年忆旧”、“民国春秋”、“文史百叶”、“地方风物”、“文史新书”等栏目。“‘专版’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文史资料工作经费少、无公开出版号、出版物不能向社会公开发行的难题，做了有益的尝试。”具体效果有三：一是“扩大了文史资料的影响”。过去，文史书刊只在政协内部和社会上少数爱好者中间流传，“开办‘文史’专版后，藉助报纸发行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使文史资料‘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史’版也从一个侧面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为报纸赢得了部分读者。”二是“引起领导关注”。“文史”版问世后，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题词鼓励，市政协主席、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分别题词、着文，表示支持。三是“文史资料直接走上了爱国主义教育阵地”。过去，由于出版、发行体制的限制，史料大都束之高阁，“现在则变成公开发表的文章，使史料由单纯的‘存史’转变为存史和教育功能相结合，直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舟山市文史委与《舟山日报》社商议，在《舟山晚报》上开辟《文史天地》专栏（后改为《千岛文史》）。从1998年2月至2006年9月底共出刊359期、260万字（另有不少珍贵的图片）。 襄阳县文史委在2000年，与《襄阳日报》社合办了《文化周刊》栏目，提供文史资料46万字。同时以这些史料作稿源，开辟了《襄阳名人》专栏，分期介绍了60多位襄阳历史文化名人，每期都选登此类稿件。 六安市文史委在2007年，积极与当地媒体《大别山晨刊》开展合作，“从市政协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精选篇目定期刊登在《史事钩沉》栏目。” （2）通过报纸等媒体广为宣传中共政要给文史资料的“重要题词”，或本地主要官员给文史资料题写的“前言”，密切文史资料和政界人物的关系。以张家口市文史机构的新闻运作为例。1987年，“《萧克同志关心文史资料工作》的文章及题词刊在《人民政协报》及《张家口市报》上”；1988年，“聂荣臻元帅的题词及出版消息刊在《人民政协报》与《张家口市报》上”；199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北京卫戍区原副司令员杨森、市长杨德庆、书法家王一新的题词及市委书记冯文海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前言刊在《张家口日报》上，并注明是为《抗战时期的张家口》书写的题词及前言，影响很大。由于是在6月底出版，在‘8.15’纪念日之前，许多单位及个人写纪念稿都参照了这篇前言。这一辑的出版消息分别在《人民政协报》、《河北日报》刊出。” （3）通过新闻及时发布有关文史资料的最新动态和消息，也能起到扩大史料影响的特殊作用。比如，张家口市文史委善于利用新闻媒体造势，推销文史资料。“存史单位及热心的读者，每当听到、看到电台、电视台、报纸上关于文史出版新闻后纷纷登门索要。”市人大办公室一位干部看到《张家口日报》第1版刊登了《张家口文史资料》第31—32辑出版的消息，“冒着倾盆大雨来政协要书，取走了80册。” 又如，陕西富平县文史部门在美原镇召开了现场会，“总结和交流了美原镇征集地方文史资料的经验，参阅了他们征集的全部文稿。《陕西政协报》、省广播电台、《富平报》、县广播站都及时播发了消息。”
本质上，以新闻形式来传递中共统战的历史资讯，它所发挥的作用已不限于平常说的历史为现实服务，而创造出了一种历史编剧现实导演的历史情节模式。它以新闻形式，玩历史于股掌之中，使之成为现实戏剧的绝妙道具。在这一过程中，史料的新闻形式起到了一种至关紧要的作用。它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是在国内播发新闻性的史料稿件。比如，八十年代初，考虑到“对台宣传的需要”， 广东文史机构“及时把征集、出版孙中山和民国史资料一事写成新闻稿，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并由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布新闻消息。一些侨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属、遗属，读到或听到该会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的消息，得悉他们父祖辈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事迹已载入史册时，深受感动和鼓舞，有的亲自回国或来通道谢，并表示要为支援祖国建设贡献力量。”另外，他们还刊载了“一些昔日华侨的血泪史，以及华侨积极支援祖国建设的稿件，受到侨界人士的欢迎和侨务部门的重视，激发了华侨支援祖国建设的热情。” 一是藉助国外报刊扩大史料性新闻稿的统战效果。广东文史机构把征集到的稿件，“通过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试向海外播发。”先后发了20多篇文史稿（5万多字），大部分都被香港报纸采用了，“在侨胞中激发了怀乡思国的情绪。后来，纽约《华侨日报》也搞了文史版，每星期登五、六篇，据反映现在许多海外华侨报纸也都办了文史版，并普遍受欢迎，如果没有这一版（栏），销路就不好。他们把广东省、广州市向海外发出的文史资料看作是重要的稿源。”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完整案例，来呈现中共史料统战学的复杂技巧和巨大影响。
据强剑衷介绍，在1982年5月和11月间，他曾根据刊入《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的资料写成学术论文《一九三五年刺汪案真相》，先后提交给中国现代史学会在苏州、厦门召开的学术讨论会。1983年3月出版的《江海学刊》，“在新开辟的‘民国史研究’专栏上，又选用了这篇论文。旋应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的特约，以‘博浪一击’为题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报告文学，由南京《周末报》自三月二十六日起分四次连载后，又被解放日报《报刊文摘》、福建日报《每周文摘》和山东烟台日报《参考资料》先后于四、五、六月份”转载。与此同时，上海《解放日报》最先在1982年11月23日出版的《报刊文摘》上，预告了1983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将要披露的有关刺杀汪精卫案的主要内容。1983年1月份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期，刊出一组回忆1935年刺汪案的文章和资料，“揭示了半个世纪以来神秘莫测的一桩政治巨案的真相。”香港《明报》于1983年3月21日以《刺汪案真相澄清，蒋介石毫不知情》为题，“刊出了该报特约记者编发的花边新闻。”中国新闻社在5月17日的新闻稿中，“全文转载《明报》特稿，向海外发布。”5月28日的民革中央《团结报》又全文刊载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 通过史料与新闻的双管齐下，刺汪案真相似乎在恰当的时机并以恰当的方式被恰当的人选公布出来。“当前披露刺汪案真相，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历史问题是实事求是的，即使对蒋介石这样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也是实事求是对待的。一是一，二是二，不是他干的事情决不强加到他的头上。把真相大白于天下，昭告海内外，也说明了共产党人采取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通过为死去的老蒋“洗冤”，来向活着的小蒋示好。蒋介石的历史功过成为中共统战蒋经国的现实资本。中共运用史料之妙，已达神乎其神之境。但泼尽污水之后，能否花絮般的一洗铅华，就不好乐观了。
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史学研究与新闻报导重重交叠的典型事例。它表明，一个历史事件一旦进入政治视野，具有了统战价值，那么它就应运而生，死而复活，成为官方的新闻焦点和炒作佐料。于是，史料的新闻化似乎成为中共统战的高明游戏。
（待续）
原标题：中共利用文献资料 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