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30日讯】【导读】“统战”是中共的一个独创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统战”在本质上是一层遮羞布，掩盖了许多黑暗的领域，所以，“统战”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强的强迫性和欺骗性。统战策略是中共政治战略的延伸表现，其特点也与中共的政治特点紧密结合，在不同的时期统战表现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对中共利用文献资料，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进行的分析研究。
（接上期） 统战西方
在中共的海外统战战略中，西方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史资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或穿针引线，或锦上添花，或推波助澜，或润物无声。总之，是一桩富有意味的雅事。通常的做法是全国政协经常将文史资料当作一种特殊礼物送给西方。比如，“向美国客人赠送了《淮海战役亲历记》等文史书刊。” 或者是将文史资料直接打进西方图书市场。比如，《阎锡山统治山西史料》“已摆在美国洛杉矶书店的货架上”。 但就实际效果观察，官方还是将文史资料在海外的统战物件主要锁定在欧美的各种华人圈。这是因为，华人特有的民族历史情结，使得文史资料有可能在中共对西方的统战谋略中发挥某种更为显着的独特作用。民族历史情结是一种比民族主义更精致、更安全的东西，也更容易直接转化为中共需要的所谓爱国主义。文史资料在影响乃至塑造海外华人民族历史情结方面，发挥了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共不是一开始就明确意识到了这点。这中间有个过程。作为一个海外统战战略的系统工程，它正式启动于所谓的改革开放年代。
据江苏铜山县文史部门介绍，八十年代初开始向海外征稿时，“‘海外关系’还是一个令人忧心的名词，虽然不再当作洪水猛兽看待，影响并未消除，馀悸仍然尾大不掉。因而，在我们多次的业务会议上，总是议而不决，更不敢付诸行动。”国内如此，海外人士同样疑虑重重。“流居海外的人士由于同我们长期隔离，不仅陌生而且存有戒心，无论我们表示如何热情、诚恳，他们总是打个问号。”直到1985年春天，才从三藩市收到了大约20万字的史料，“其中有成书，也有篇章。”经过阅读，“有一个‘中性’的感觉，多半是‘不伤大雅’的材料。”“雅”就是政治。“大雅”就是极权政治。显然这些史料并无多少违碍之处，基本属于专制政治能够接受的范畴，相当符合官方标准。当时想把这些史料刊出，但顾虑是，“查查包括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各级资料，还很少见原文刊载迄今还在海外和台港居住的国民党人士的材料。”后来学习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征集文史资料方面的众多讲话，档，思想有所解放。……中央并未规定‘流居海外人士例外’。”于是，就从王公玙的《从政之罪》一文中选出他在铜山县当县长时的部分资料，加上一个《我在铜山县长任上》的标题，“原文不动”发表在1985年8月出版的《铜山文史资料》第5辑上。三藩市华人得知此情况后，评价很高。“一是人民政协组织有胆略，敢于发表此类文章；二是人民政协的态度公正，能够实事求是对待历史。”文史部门反映，“通过他们的言传、信递，文史资料在华人心中有了良好的影响。于是，提供稿件的顾虑和偏见渐渐打消了。”在此基础上，文史人员又给已经知道地址的每一位海外同胞发封信。经过两年努力，“不仅陆续收到了在海外和台港公开出版的资料（书刊），还收到了相当数量的私人回忆资料、传记、纪念文章、专集，并且还有手稿。”许多海外同胞索取文史资料的同时，还把在美、英等国出版的华文报刊上的有关史料剪寄来。至1992年，已收到120万字的史料。
《香江历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港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醴陵市文史委介绍，十多年来，前后有580多位海内外人士供稿。美籍华人文席谋，从亲友中知道文史资料“客观公正”介绍了一批湘籍民国时期的将领后，撰写了一篇5000馀字的人物传记。民国时期的建筑工程师、热心慈善和教育的陈盛芳的海外亲友，“收到介绍其先辈的文史资料后，奔相走告，消除了原来对大陆的一些疑虑。居住在美国的民国时期知名人士刘师陶的亲友，得知我们在收集整理刘师陶的诗词后，欣喜万分，来信致谢。”
《湘西文史资料》发表了熊希龄的事迹后，“旅居台北、美国、英国的熊氏亲友，都设法得到了该文，十分欣慰。” 熊希龄在海外的亲属也多次写信“表示感激”。
原长沙太和米厂的经理熊伯鹏为“长沙和平解放”出过力。他在“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遭受迫害。1987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美国之音’当播音员的女儿，回国探亲，看到《长沙文史资料》刊载有关熊伯鹏在解放前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活动情况的文章，深为感动，感谢大陆对他父亲作了公正的评价。她回美国时还带走了几本《长沙文史资料》，华盛顿一些美籍华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打听情况并争相阅读这本资料，为促进爱国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作用。”
株洲市从1986年以来，文史部门“采取直接通信或通过侨属联系等方法，先后向侨（旅）居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地的株洲籍华侨征集了《怀念我的父亲黄笃杰》、《张德粹自传——八十年生活过程之回忆》、《彭佐治生平事迹》等5篇史料，计45000馀字。”原“新群学校”创始人黄笃杰，“一生献身教育。”文史部门与其侨居加拿大的女儿黄守傅取得联系，请她撰写其父的史料，她很快寄来《忆先父黄公志存》一文，在《株洲文史》第10辑刊出后，“黄守傅多次来信赞扬株洲市政协‘做了一件好事’。”她还答应“联系更多的海外株洲籍人士给《株洲文史》撰稿”。 文史部门还通过协助有关部门解决三胞亲属的困难来征集海外史料。文史人员在攸县向侨居美国、在世界佛学界享有盛名的陈健民的夫人陈相攸征集陈的史料时，陈女士反映，“县侨联分配给她的二居室房屋，因县房地产局某些领导从中作梗，被人强行抢占，多次交涉，未能解决。”文史官员向攸县政协和侨联作了反映，要求他们尽快处理，住房解决后，陈女士对文史部门非常感谢，不仅撰写了《回忆我的丈夫陈健民先生》，“而且还向美国佛教协会征集了《永怀陈健民上师》的史料，”给文史委送来。
仙桃市文史委为征集王劲哉专题史料，给侨居美国的原国军128师副旅长侯若愚去信征稿，他“不顾年老体弱”撰写了12000字的《王劲哉轶事》。他在史料的前言中写道：“时隔半个世纪，该地区的政府和社会贤达对日侵华，国军一二八师王劲哉先生率部英勇抗日的事迹，记忆犹新；显见真正为国的忠臣良将，是不会被埋没的。” 荆州地区文史部门在《抗日战争中的王劲哉》一书出版后，给侨居美国的王劲哉同僚寄去。他们来信说：“时隔半个多世纪，贵地区的政府和社会贤达，对日军侵华，我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率部英勇抗战的事迹，仍未忘怀，并出版专着，使我感慨万分，显见真正为国的忠臣良将，是不会被埋没的，是非功过，自有公评。”
《鄂西文史资料》刊出客观评介吴国桢父子的史料后，吴氏宗族、后裔看后很高兴，解除了精神负担。他们纷纷表示要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吴国桢在美国的长子吴修广来信说：“家乡人民对先父的功过评价是实事求是的。鄂西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实为快慰。”他还特意从美国给文史部门寄来了“其父的专着《中国人的传统》和江南撰写的《吴国桢八十忆往》、《国士吴国桢》等近10万字的资料”。 《吴国祯博士及其父兄》更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吴国祯被中共感召，暮年摒弃“积久形成的政治成见，以欣喜的心情关注中国大陆的发展，并三阅《邓小平文选》”的可疑细节，塑造出一个中共满意的统战人物形象。“政协文史资料的教育作用正是通过真实地叙述这类人物的生平尤其是其思想转变的历程充分地表达出来。”
常甯县文史部门向政协委员郭亦萍征集他参加刘建绪部抗日的一段史料时，“他在美国定居的哥哥郭笑安闻讯后，主动提供资料，并寄来题字一帧，还要求将出版的文史书刊寄去，以便帮助开展海外资料的征集。”
邵阳市文史官员说，“一个特邀委员就动员定居美国的两个原籍邵阳的知名人士为我们写文史稿什，并把我市出版的文史资料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港澳台和海外，沟通了感情，扩大了影响。”
祖籍大庸的旅美经济学家汤祖育教授，在《大庸市文史资料》第1辑上看到其堂兄汤于模的文章，“十分感动。”当即为市文史部门寄来了清朝台湾总兵刘明灯的“全部史稿”。后来，汤教授又为他幼年就学的岩口小学和市盲聋哑协会“捐资7800元”。
《老河口文史资料》第13期刊登了《我所知道的光化“国大”竞选》一文，“记述了当时光化籍士绅张敷在竞选中本来得票最多，而国民党政府强迫将代表名额分配给青年党，使张敷落选，张敷到南京以绝食、抬棺游行表示抗议的经过。”张敷之子张晓霞为美籍电脑博士，“看了这篇史料后很受教育，激起了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多次回国讲学，”还担任老河口市一家公司顾问，“帮助引进技术和资料，为祖国建设出力。”
襄樊市文史部门出版的抗战史料专辑中，刊发了谷城县医院护士长林韫山的《白衣战士，炎黄子孙情》一文。“当林媪山将这期史料寄绐她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兄弟们时，他们很感激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决心要要一秉初衷，继续作一名爱国的炎黄子孙。”
原国民政府邵阳警备区司令、岳森的儿子岳仑在法国定居，听说邵阳市文史部门要写其父的史料，积极提供资料，并写了“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一文，刊载在《邵阳文史资料》第6辑上。原新陆军副军长刘建章在美国看到了文史资料后，“多次来信赞扬，”并撰写了“转战异域扬国威——印缅血战记”一文，刊载在《邵阳文史资料》第8期上，回到邵阳后，捐款5000元给有关单位。
罗翼群是国民党元老，原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后被打成右派。其子罗祝年是美国高能物理专家。他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时应邀回国，看到政府为他父亲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将骨灰安放在“银河革命公墓”。他自己受到中央和省上的热情接待，“感动得几次流泪。”特别是他回国第一次看到《文史资料选辑》发表的罗翼群回忆录，更加激动。“他一再表示如果广东要搞核电站，只要需要他，一定回来帮助工作。”他还在美国《北美日报》发表文章和诗词，表达自己的“眷恋祖国之情”。
安徽《肥东文史资料》刊登了《抗战时期六家畈的大冤案》一文，“系统揭露了抗战初期当地四位社会名流无辜死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经过。被害人之一吴中流的女儿吴世珊，为纽约安徽同乡会名誉会长，旋即将该文转刊于美国出版的《亚美时报》，该报并发表评论说：这一冤案，国民党政府后来虽也承认，‘但冤情并未大白’，现在大陆文史资料‘才对这桩冤案有较详尽的描述’，‘作了历史的平反’。” 肥东县政协提供的关于抗战时期六家畈冤案的文史资料，“由于辨明了历史真相，终使这一冤案获得平反，在美国、台湾及海外引起较大反响。”
程君复是美国费城坦布林大学校长助理、费城华人总会会长。他看到江苏《灌云文史资料》上登载的《程君复博士家世琐记》之后，“涌起了强烈的乡思。”他在家乡参观后，决定向板浦中学赠送500箱图书、5部微电脑、4台英文打字机，“还负责为该校资送一名外语教师到美国深造，资送两名物理教师去黄河大学学习电脑知识和使用技术。”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了晏阳初平民教育会的史料后，晏阳初通过国内亲友，向文史部门索购此书。
吕霞光旅居法国的画家。临泉县文史资料编发了吕霞光的文章，并将书寄给他。他很感动，消除了误解，“增强了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并主动用自己的积蓄在巴黎市中心“美术城”购买一套画室，“作为中国文化部、美术协会选派艺术人才赴法学习研究的场所。”后来，吕霞光又为县里寄款2万元，“作为县一中学生奖学金。”
湖北宜城县编印的《怀念张自忠将军》出版后，张自忠的孙子、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弗兰大学教授张庆隆写信给国内亲人说，“祖国没有忘记曾经为之牺牲的儿女，海外游子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张庆隆回国考察后，“决心为祖国繁荣和振兴献计出力。” 《怀念张自忠将军》“还引起了当年侵华日军的关注”。池田寿龟来信说：“我是一个曾与张将军打交道老军人，对中国有愧也有罪。为中日两国永不再战和将军的安魂，老早就盼着写关于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并非虚构的作品，以慰我愧疚之心，并祝中日永远友好。”还有一些日本老军人看了《怀念张自忠》专辑后表示，“该书内容很实在，他们如果不到中国去打仗，张将军不会死，日本人民要世世代代吸取这血的教训，与中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江苏吴江市文史部门在统战部的支持安排下采访了“来华演出的美国钢铁大王、华人企业家唐仲英的妹妹唐可（钢琴演奏家），向她赠送文史资料。她看到文史资料第5辑内介绍他父亲唐炳麟资助办学的史料时，激动地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写他，真要谢谢你们。’”
在美国工作的工学博士张维功，1986年回县探亲。“当他得知县政协在组织人撰写他父亲的抗日事迹，非常感动。”又带了几本文史资料《选辑》回美国，并表示，“由他出面，成立一个海外撰写文史资料联络点。”
国民党元老徐谦，在两次国共合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女儿徐英侨居美国，现为海外中国音艺中心负责人，得知安徽省准备征集出版徐谦的史料专辑后，来皖访问。“在商谈中，她了解到出版这本史料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安排，十分满意，对比台湾当局对他们家族的冷漠和歧视，感慨万千，说：‘现在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政府了。’并表示要为祖国和家乡作贡献。”
江西文史委编印了蒋经国在赣南的史料，一些在美国的老人看到后，赞扬“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烈钧在西德的大女儿一家得知《李烈钧杨赓笙诗选》将要出版的消息后，“托人向江西省政协致谢。”杨赓笙亲戚陈素先教授从美国回来讲学，知道此事后赞扬说，“这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会在国外产生很大影响。”
原国民党军长张德能在美国的女儿，“因家庭曾评过反动官僚，30多年不敢回国。看了《回忆张德能将军》，又经乡亲联络情谊，1986年春节后回乡探亲，并到政协文史组表示感谢，盛赞祖国政策好、建设快。”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从筹备到出版，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国军高级将领和参加过抗战的人士“反映非常强烈”，认为“这样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对于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对于编修信史传诸后代，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对于为国捐躯的先烈及其亲属也是极大的慰藉。” 旅居新加坡的施于国看到《远征印缅抗战》一书后，致函该书编审组，“你们能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主持下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中亲历的战事作公正的描述。难得！难得！’”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1辑编发了《达尔罕王世家》。这个王爷有个儿子，入了美国国籍，是个电子专家、企业家，看到文史资料，“很有感触。”他说：“我的列祖列宗都是王爷，是贫困农牧民的‘老爷’。听说大陆‘文革’中的说法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我对祖国、对家乡存有疑虑，定居国外，不敢回顾乡土。后来听说恢复实事求是了，我还是不托底。看到这篇文史资料，思想上的疑虑彻底消除了。”
湖州文史资料专辑中有一篇关于国民党第62师一位营长夜袭日军获胜的事迹。该营长女婿是个美籍华人，来华学术交流时看到了这篇史料，很是高兴，“特意要了一本书送给在台湾的岳父。”原第62师的官兵得知此书，纷纷来信索要。“原该师副师长看到书后，怀着爱国热情，撰写了抗日回忆录寄给市政协。”在史料征集中扩大视野，“正确对待历史上的国际友人。”湖州福音医院创办人、美国医生孟杰，在湖州行医38年，“颇负盛名。”文史资料刊发了有关他的史料，他两位元女儿来信感谢文史资料对他的纪念。
《澳门回归之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澳门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湖南文史资料》刊登了国民党元老、原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的史料后，其夫人全汝真致函国内表示感谢。着名经济学家杨端六的亲属在美国看到《湖南文史资料》刊发了怀念杨端六的文章后“无比欣喜”，并推荐给华人月刊《珞珈》，该刊予以全文转载。“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原山西西北实业公司总经理彭士弘之子、现在美国休士顿工作的公路桥梁专家彭大钧，在太原西北实业公司同仁联谊会上，听到山西文史委将出版西北实业公司文史资料专辑后，“极为感动。”他说：“中国共产党和山西政协不忘总结过去经营工商业经验，不忘西北实业公司创建历史，不忘山西民族工业落后时期的开拓者，表现了宽大的政治胸怀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我代表已故父亲向山西当局表示感谢。”西北实业公司同仁联谊会也表示：“这本专辑，记录了旧时代工商业者的艰难，记录了旧时代工商业者的轨迹，对当代和后代都有历史教育意义。”
湖北云梦县文史部门为了征集“辛亥革命先驱吴禄贞”的史料，通过定居美国的吴禄贞女儿吴忠瑛，在美国、日本和台湾收集了5份约4万多字的资料。《吴禄贞专辑》出版后，中美友协加利福尼亚州分会副主席史迪威“将其中几篇译成英文”介绍给美国读者。
书法家张荆野曾任民初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黄冈县文史部门根据线索，在汉口找到了他的遗子张子野。通过联系，由他从侨居新加坡的姐姐那里，“征得了一套张氏父女书法珍藏、照片、生平经历的资料，实为难得。”
《武汉文史资料》第11辑刊发了卢作孚之子、长航工程师卢国维写的《回忆先父卢作孚在香港的生活片断》。作者买了40本“分赠亲友”。他妹妹从美国回汉探亲，看到此文，激动地表态，“想不到父亲在去世三十多年的今天，祖国的文史资料还刊载回忆他的文章，我回美国后，一定要收集和回忆父亲的有关资料，寄一份给市政协。”
民国时期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三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1936年北飞投蒋反陈，后被蒋编为国民党空军第二十八队和二十九队，参加抗日战争。他们英勇对敌，功勋卓着，但因非嫡系，受到排挤。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被美国报刊大篇幅报导，但在国内却从来没有宣扬。”广州文史委赴美遍访当事者数十人，采访材料4万多字，整理成《会议广东空军》一文。“发表以后，他们无比振奋，认为他们的事迹被载入了祖国史籍，感到无尚光荣。通过这次组稿活动，不但使旅居海外的旧空军人员彼此间加强了联系，也使身居大陆的旧空军人员同海外旧同事恢复了联系，增进了感情。”另外，此前，“陈济棠在广东的治绩没人敢写；对陈济棠与中共谈判，给红军让路的进步事实，更讳莫如深。”文史委在编撰《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一书时，设法与陈济棠在海外的亲属取得联系。“制定编辑大纲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好分寸，既防止过多溢美，也尊重事实，力求做到功过表述恰如其分。”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教授回国讲学途径广州时，主动与文史部门联系，并送给《陈济棠年谱》、《荣哀录》、《诗集》等供参考。有的台湾友人送来台湾出版的《陈济棠自传》，文史人员还多次到陈的家乡防城调查访问，陈氏家乡驻港代表陈耀桓积极协助，广泛联络港方人士，征集有关资料，还送给陈氏年谱参考。“因此，编撰这本专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扩大海外征稿的过程，也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过程。”这本见闻录的部分章节在市政协主办的《共鸣》杂志刊登后，在香澳和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报刊以大字标题报导，有的还全文连载，”海外归来的人纷纷索书。“海外陈氏家族三十多人与大陆隔绝多年，过去不愿回来，这本书出版以后，专门组团回乡观光。”
法国籍华人梁源法是法国《欧洲时报》总编辑，该报在六四惨案后“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中共政府的镇压行动，“对反华反共敌对势力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看了黄岩文史资料后，给黄岩文史委来信说，他从中“获益良多”，并表示，“我是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的……希望能在海外做一点有利于祖国的事。”
统战说起来是要赢得人心，真做起来就是想法让对方开心。比如，为了赶在原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回国参观访问前献上一份厚礼，《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刊载了他们主持粤政时办理战时儿童、妇女救济工作的两篇史料，“他们回国看到后，深为党和政府尊重历史事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 此前，《广州文史资料选辑》曾发表一篇《广东儿童教养院始末记》，“其中因一字之差，引起轩然大波。”该文作者原是教养院的工作人员，“其本意是肯定该教养院在抗战期间所起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作者一时疏失，对吴女士的称谓上有错误，引起吴女士的不满，一再致函作者，要求更正。”经过周旋，文史部门“刊登了作者的更正声明；对于不利于发展统一战线的词语和记述予以删节，并在编者附记中对工作上的疏失公开向吴菊芳女士道歉。吴女士表示谅解和满意。” 又如，1979年《湖南文史资料》曾刊登了原省政协主席程星龄撰写的一篇回忆湖南“和平解放”的文章，“由于作者对当时某些内幕情况了解有所局限，”在写到起义将领、原长纱绥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时，“用词不够准确，因而引起了旅居美国的李先生的不快。”程星龄得知后，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真相，并于1984年在《湖南文史资料》上再次撰文，“更正了过去的说法，”肯定了李默庵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历史作用。这使李默庵大为感动。1985年首次回国访问，还与程星龄“共商如何为振兴湖南经济出力，一时传为佳话”。
征集史料方面，日美似有不同。对美是绝大部分是华人，极个别是美人。比如，南京文史委从1988年开始，与“南京中山陵园文史室”有了正式协作。“以南京航空烈士墓的史料为基础，”编辑出版了中国空军抗战史料《蓝天碧血扬国威》。当年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行员威廉来信中说：“你们如实客观地记述了当时的战斗情景，是一本反映美、中、苏空军联合抗战的好书。我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感谢你们。” 又如，《美国飞行员萧特在吴县殉难记述》在《文史通讯》发表后，“萧特的弟弟等三批美国友人也闻讯前来拜祭，回国后都写了很好的观感文章。”
对日的史料征集对象大多数都是日人。官方的原则是，“对于掌握伪满史料的日本人，不管左、中、右，只要赞成中日友好，我们都可以征稿。”据说，文史资料对于日本人，“具有较强的磁性和粘合力。”这显然与抗战有关。文史官员强调，为了扩大伪满史料在日本社会的影响，“除积极寻找关系争取在日本翻译出版外，还要主动与外事接待部门、旅游部门联系，把书送到对外开放的视窗，”使更多的日本人能看到文史资料，同时也为扩大征稿创造条件。文史官员还表示，日本人来稿中，“有些和我们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过征稿、撰稿，广交朋友，宣传政策，增进了解。”
在对外友协安排下，北京政协接待了来自日本的一个反战人士团体，还向日本友人赠送了文史委编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抗战纪事》等书。见到这些史料，他们如获至宝，表示，“回国以后一定要利用这次收集到的资料，继续致力于反战和平运动，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奔走呼吁。”
焦作文史委征编了一本《抗日战争专辑》，其中收录了一篇由前日军军医中佐野田实提供的《回忆在太行山麓焦作解剖活人》的回忆录。文中描写了以中国活人搞医学“教育”实验的全过程。把一个“看上去很健康”的中国农民以检查身体为由骗到实验室，强行抬上手术台，在麻醉药不到位，人还在痛苦地挣扎时，日本军医就开始了残忍的解剖手术，直至最后把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碎尸万段，才秘密地弄到马厩后面挖坑埋掉。写到这里，作者无限悔恨地说道，“就在这块土地下面，埋葬着多少被我们夺去了生命饮恨而死的人们。我想到这里只是悔恨，简直想撕开自己的胸膛。”最后，还是这位悔改的侵略者，向全世界发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誓为反侵略战争而战斗不息。”
统战华侨
统战华侨是中共海外战略的一项系统工程。文史资料在其中发挥的作是，用历史唤起华侨的故国情思，赢得其好感，从而加强中共对海外华侨的潜在影响，最终达到塑造中共在海外正面形象的政治目的。这种方式灵活多样。比如，国务院侨办原副司长罗振辉称赞《惠城文史资料》是一本好书，表示要带15本到马来西亚“送给各城市的惠州会馆”。
征集华侨史料成绩最显着的是广东。早在1959年开展文史工作时，广东文史委“就把征集和出版华侨史料列入工作范围之内。”至1989年5月，征集华侨史料132篇、104万字。 广东一些沿海地区，“把赠送文史资料作为当地开展‘三胞’工作和祖国统一联谊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他们认为这种交往方式‘高雅、自然和亲切’，为海外人士乐于接受，能够在思想上、心灵上引起共鸣。” 广州市政协“每年接待‘三胞’都在千人以上”，他们有意识地从中物色和发展一些能够撰写和提供史料的重要征集物件。
文史资料在落实侨房政策以及搞好“三胞”联络这项工作中发挥了“历史参谋作用”。比如，珠海市前山区有一座面积达3800多平方米的侨房，“房主的后代早已要求归还。”为了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文史机构“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文献关于这座侨房的资料，查明房子的第一代主人是旅居夏威夷的富商陈芳，第二代是曾任民国广东省省长的陈席儒，其后代200多人主要旅居海外。落实这个侨房政策，对联络陈氏家族的作用很大。”据此，他们直接向前来检查工作的政协主席邓颖超作了汇报，在邓颖超的重视和支持下，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其后陈氏家族已先后有十多人返回了家乡，连陈芳的第五代玄孙女和她的美国丈夫也来了，并到市政协表示感谢。”唐家区的旅加拿大华侨唐颖坡，因居屋的落实政策问题没有解决，“几十年不同家乡联系。”文史机构在收集整理文史资料过程中，“发现他担任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孙科的秘书、中山纪念中学代校长等职务，据此敦促唐家区及早为他的居屋落实了政策。”后来，文史部门又整理了“他在家乡创办唐家中学的资料，在校庆专刊上发表，他很高兴，主动提出将归还居屋的折价款捐赠给唐家中学。去年又以80多岁的高龄赶回珠海参加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很长一段时间，官方对华侨历史的定性就是“华侨的历史就是发财剥削的历史，政治上反动的历史”。 现在因急需统战，由打变拉，这就要求文史资料必须配合形势，制定新的方案。于是，又打又拉，就成为征集华侨史料的标准格式。比如，1984年，广东文史委出版的《华侨沧桑录》，记载了12个国家的华侨史料。“内容有‘猪仔华工’的血泪史；有华侨为侨居国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流血流汗的奋斗史；有华侨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的爱国史；还有华侨巨贾的创业史等。”该书还被选送到1985年“香港图书展览会”展出。 随着政治形势变化，文史资料对华侨的评价也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比如，1988年，编辑出版的华侨史料专辑，“内容有记述印尼一批爱国侨领支援祖国革命斗争和建国初期第一批集资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事迹；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华侨工人为反抗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斗争史；有马来西亚华侨同当地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史。” 又如，龙岩市文史委在2000年，根据“多宣传海外乡亲艰苦创业、热心桑梓事业的事迹”的上级指示，把编辑出版“闽西侨港澳台人物史料选编”作为2001年工作的重点。于是，“召开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邀请市、县侨办、台办、侨联、台联等有关部门领导和县（市、区）政协文史办主任及部分知情人参加。”会上，文史官员“对人物入选条件、落实撰稿人员、文稿的基本内容、交稿时间等有关问题提出了要求。”该书2001年出版。
其实，在文史资料对华侨史料的征集和刊发中，始终存在有某种隐蔽性的宣传策略。这就是刻意使用对比性的史料来显示其政治意图。比如，广东文史委选刊了一些“华侨在国外生活的血泪史，华侨参加民主革命和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史料，也在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种手法符合官方对华侨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想像。这就是华侨在外国（其实好多都已经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已经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了）都是受苦受难，水深火热，饥寒交迫；反之，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则是前途光明，幸福万分。
沿着这个思路，华侨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不管“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要尽量往好处写，博其欢心，赢其好感。《海口文史资料》先后登载了《琼侨出洋概况及其贡献》等史料，“铭记他们勤俭致富、爱国爱乡的光辉业绩，歌颂他们捐资办医院，建学校，修桥建路等不忘桑梓、乐善好施的高贵品质。”香港琼籍人士吴先生阅读这些史料后，“欣喜之馀，特意来函道：‘贵刊篇篇珠玑，珠琅满目，不胜欢喜与钦佩，尤以海外游子读后更感乡情之亲切’。” 当然，最后还要将史料统战的成效落实在经济指标上。这对中共标榜“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尤为重要。比如，福建《惠安文史资料》刊载了旅星侨胞柳金定生前在家乡独资创办苍湖小学的史料，其子读后深受感动，“捐资人民币38万元办起了苍湖学校。”其弟捐资4万元发展家乡电力照明事业，“又捐星币20万元修建华侨医院门诊部。”又如，《晋江文史资料》刊载的《许子玉牧师与金井基督教会》一文，“肯定了许氏创办毓英男女合校的贡献，引起了菲律宾、美国等地许氏家族和毓英校友的注意，在菲校友集资为金井建了一座图书楼，邀请这篇传记的作者撰记立碑，并组团回国参加剪彩仪式。”再如，《云霄文史资料》发表了《张笃生先生爱国爱乡二三事》，“激发了侨居泰国的张笃生爱乡之情，先后捐资人民币5万元和港币1万元，助建幼稚园；又另捐人民币2万元修缮‘云山书院’；还将七个子女送回祖国学习，期望他们学好中华文化，不忘‘中国根’。”
应该说，政治价值和经济效益是文史资料撰写华侨历史的特殊要求。它构成了华侨史料编写模式的双重意图，一是发财不忘爱国的党化需要，一是“投桃报李”式的利益交换。这一模式自然与华侨这一特定人群和身份直接相关。华侨有钱是人们对华侨的习惯看法。中共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文史资料对于华侨的期待和反应，就不能仅仅限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必须包括相应的经济考虑。相对文史资料的其他类别，华侨史料明显带有一种以史谋财的敛钱效应。它构成了文史资料中专门用于编写华侨历史的通用笔法。其实，文史资料中的华侨模式可以追溯到中共树立的“华侨旗帜”的陈嘉庚身上。中共通过编写《回忆陈嘉庚》，制造出一个将思想进步和物质奉献完美集于一身的华侨形象，并赋予其一种感恩中共的华侨爱国主义情结。据官方说，《回忆陈嘉庚》使华侨们“无不受到感动和鼓舞，感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老朋友，激励着他们沿着陈嘉庚走过来的道路做一些爱国爱乡的工作。很多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办福利事业，总是说：‘我们学习陈嘉庚’。”
经济改革时代，中共将华侨定性为友方。这种务实的定性肯定有其鞭长莫及的现实考虑。这种客观的权力限度，多少类似于战国时代诸侯无奈于游士的流动状态。君主以士为友，同时不忘诱之以利。中共以华侨为友，则亟需华侨之财力。在某种意义上，史料统战对华侨的历史形象塑造其实就建立在史料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政治预期上。理由很简单，市场经济需要华侨以及华侨所在国的雄厚资金、丰富经验、成熟技术和广泛人脉。比如，海口文史委将载有《愿将铁血洗神州——记旅泰华侨林文英烈士的爱国事迹》的《海口文史资料》，通过本市林氏兄弟，送给东南亚琼籍林氏宗亲组织的“回乡谒祖团”。次年清明节，就引来了泰、新、马三国琼籍林氏华侨、华人“百馀人回乡观光、谒祖”。他们对海口文史委说，“林文英烈士祖籍文昌，出生泰国，办报海口，我们向来都重视研究他的史料，以荣宗耀祖，教育后人，想不到贵刊所载的史料翔实、具体、生动。我们将以贵刊的文章教育后代，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培育后继之人。”此后不但每年清明节都组团回乡，并专程到林文英纪念碑祭拜，“同时参加海南椰子节活动，投资开发建设家乡。”
史料与华侨的互动关系虽然服从于统战大局，但实际的利益还是显而易见。比如，福建龙海县政协出版的《华侨史料》专辑上，刊有《华侨赞助家乡医疗卫生事业》的一文，“适逢当年献资赞助者、印尼华侨曾静江回乡探亲，他见到此文，心情兴奋，再次访问了龙海华侨医院，他出国后继续发动侨胞为家乡卫生事业贡献力量。永定县还结合对侨领胡文虎的重新评价，征集了《胡文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有关史料。” 又如，广州市番禺县文史部门“为配合县里举行‘何贤纪念医院’落成剪彩活动”，征集了10篇文章，纪念何贤爱国爱乡事迹，在《番禺文史资料》第3期上刊登，“送其亲属100本。”何贤长子何厚铿来信致谢，“专辑对先父之事迹有所表扬，足见先父所作之劳碌未有白费；县政协之照顾关怀，有如知音、知心，我等兄弟实感动万分。”
（完）
原标题：中共利用文献资料 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一期
（接上期） 统战西方
在中共的海外统战战略中，西方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史资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或穿针引线，或锦上添花，或推波助澜，或润物无声。总之，是一桩富有意味的雅事。通常的做法是全国政协经常将文史资料当作一种特殊礼物送给西方。比如，“向美国客人赠送了《淮海战役亲历记》等文史书刊。” 或者是将文史资料直接打进西方图书市场。比如，《阎锡山统治山西史料》“已摆在美国洛杉矶书店的货架上”。 但就实际效果观察，官方还是将文史资料在海外的统战物件主要锁定在欧美的各种华人圈。这是因为，华人特有的民族历史情结，使得文史资料有可能在中共对西方的统战谋略中发挥某种更为显着的独特作用。民族历史情结是一种比民族主义更精致、更安全的东西，也更容易直接转化为中共需要的所谓爱国主义。文史资料在影响乃至塑造海外华人民族历史情结方面，发挥了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共不是一开始就明确意识到了这点。这中间有个过程。作为一个海外统战战略的系统工程，它正式启动于所谓的改革开放年代。
据江苏铜山县文史部门介绍，八十年代初开始向海外征稿时，“‘海外关系’还是一个令人忧心的名词，虽然不再当作洪水猛兽看待，影响并未消除，馀悸仍然尾大不掉。因而，在我们多次的业务会议上，总是议而不决，更不敢付诸行动。”国内如此，海外人士同样疑虑重重。“流居海外的人士由于同我们长期隔离，不仅陌生而且存有戒心，无论我们表示如何热情、诚恳，他们总是打个问号。”直到1985年春天，才从三藩市收到了大约20万字的史料，“其中有成书，也有篇章。”经过阅读，“有一个‘中性’的感觉，多半是‘不伤大雅’的材料。”“雅”就是政治。“大雅”就是极权政治。显然这些史料并无多少违碍之处，基本属于专制政治能够接受的范畴，相当符合官方标准。当时想把这些史料刊出，但顾虑是，“查查包括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各级资料，还很少见原文刊载迄今还在海外和台港居住的国民党人士的材料。”后来学习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征集文史资料方面的众多讲话，档，思想有所解放。……中央并未规定‘流居海外人士例外’。”于是，就从王公玙的《从政之罪》一文中选出他在铜山县当县长时的部分资料，加上一个《我在铜山县长任上》的标题，“原文不动”发表在1985年8月出版的《铜山文史资料》第5辑上。三藩市华人得知此情况后，评价很高。“一是人民政协组织有胆略，敢于发表此类文章；二是人民政协的态度公正，能够实事求是对待历史。”文史部门反映，“通过他们的言传、信递，文史资料在华人心中有了良好的影响。于是，提供稿件的顾虑和偏见渐渐打消了。”在此基础上，文史人员又给已经知道地址的每一位海外同胞发封信。经过两年努力，“不仅陆续收到了在海外和台港公开出版的资料（书刊），还收到了相当数量的私人回忆资料、传记、纪念文章、专集，并且还有手稿。”许多海外同胞索取文史资料的同时，还把在美、英等国出版的华文报刊上的有关史料剪寄来。至1992年，已收到120万字的史料。
《香江历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港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醴陵市文史委介绍，十多年来，前后有580多位海内外人士供稿。美籍华人文席谋，从亲友中知道文史资料“客观公正”介绍了一批湘籍民国时期的将领后，撰写了一篇5000馀字的人物传记。民国时期的建筑工程师、热心慈善和教育的陈盛芳的海外亲友，“收到介绍其先辈的文史资料后，奔相走告，消除了原来对大陆的一些疑虑。居住在美国的民国时期知名人士刘师陶的亲友，得知我们在收集整理刘师陶的诗词后，欣喜万分，来信致谢。”
《湘西文史资料》发表了熊希龄的事迹后，“旅居台北、美国、英国的熊氏亲友，都设法得到了该文，十分欣慰。” 熊希龄在海外的亲属也多次写信“表示感激”。
原长沙太和米厂的经理熊伯鹏为“长沙和平解放”出过力。他在“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遭受迫害。1987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美国之音’当播音员的女儿，回国探亲，看到《长沙文史资料》刊载有关熊伯鹏在解放前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活动情况的文章，深为感动，感谢大陆对他父亲作了公正的评价。她回美国时还带走了几本《长沙文史资料》，华盛顿一些美籍华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打听情况并争相阅读这本资料，为促进爱国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作用。”
株洲市从1986年以来，文史部门“采取直接通信或通过侨属联系等方法，先后向侨（旅）居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地的株洲籍华侨征集了《怀念我的父亲黄笃杰》、《张德粹自传——八十年生活过程之回忆》、《彭佐治生平事迹》等5篇史料，计45000馀字。”原“新群学校”创始人黄笃杰，“一生献身教育。”文史部门与其侨居加拿大的女儿黄守傅取得联系，请她撰写其父的史料，她很快寄来《忆先父黄公志存》一文，在《株洲文史》第10辑刊出后，“黄守傅多次来信赞扬株洲市政协‘做了一件好事’。”她还答应“联系更多的海外株洲籍人士给《株洲文史》撰稿”。 文史部门还通过协助有关部门解决三胞亲属的困难来征集海外史料。文史人员在攸县向侨居美国、在世界佛学界享有盛名的陈健民的夫人陈相攸征集陈的史料时，陈女士反映，“县侨联分配给她的二居室房屋，因县房地产局某些领导从中作梗，被人强行抢占，多次交涉，未能解决。”文史官员向攸县政协和侨联作了反映，要求他们尽快处理，住房解决后，陈女士对文史部门非常感谢，不仅撰写了《回忆我的丈夫陈健民先生》，“而且还向美国佛教协会征集了《永怀陈健民上师》的史料，”给文史委送来。
仙桃市文史委为征集王劲哉专题史料，给侨居美国的原国军128师副旅长侯若愚去信征稿，他“不顾年老体弱”撰写了12000字的《王劲哉轶事》。他在史料的前言中写道：“时隔半个世纪，该地区的政府和社会贤达对日侵华，国军一二八师王劲哉先生率部英勇抗日的事迹，记忆犹新；显见真正为国的忠臣良将，是不会被埋没的。” 荆州地区文史部门在《抗日战争中的王劲哉》一书出版后，给侨居美国的王劲哉同僚寄去。他们来信说：“时隔半个多世纪，贵地区的政府和社会贤达，对日军侵华，我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率部英勇抗战的事迹，仍未忘怀，并出版专着，使我感慨万分，显见真正为国的忠臣良将，是不会被埋没的，是非功过，自有公评。”
《鄂西文史资料》刊出客观评介吴国桢父子的史料后，吴氏宗族、后裔看后很高兴，解除了精神负担。他们纷纷表示要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吴国桢在美国的长子吴修广来信说：“家乡人民对先父的功过评价是实事求是的。鄂西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实为快慰。”他还特意从美国给文史部门寄来了“其父的专着《中国人的传统》和江南撰写的《吴国桢八十忆往》、《国士吴国桢》等近10万字的资料”。 《吴国祯博士及其父兄》更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吴国祯被中共感召，暮年摒弃“积久形成的政治成见，以欣喜的心情关注中国大陆的发展，并三阅《邓小平文选》”的可疑细节，塑造出一个中共满意的统战人物形象。“政协文史资料的教育作用正是通过真实地叙述这类人物的生平尤其是其思想转变的历程充分地表达出来。”
常甯县文史部门向政协委员郭亦萍征集他参加刘建绪部抗日的一段史料时，“他在美国定居的哥哥郭笑安闻讯后，主动提供资料，并寄来题字一帧，还要求将出版的文史书刊寄去，以便帮助开展海外资料的征集。”
邵阳市文史官员说，“一个特邀委员就动员定居美国的两个原籍邵阳的知名人士为我们写文史稿什，并把我市出版的文史资料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港澳台和海外，沟通了感情，扩大了影响。”
祖籍大庸的旅美经济学家汤祖育教授，在《大庸市文史资料》第1辑上看到其堂兄汤于模的文章，“十分感动。”当即为市文史部门寄来了清朝台湾总兵刘明灯的“全部史稿”。后来，汤教授又为他幼年就学的岩口小学和市盲聋哑协会“捐资7800元”。
《老河口文史资料》第13期刊登了《我所知道的光化“国大”竞选》一文，“记述了当时光化籍士绅张敷在竞选中本来得票最多，而国民党政府强迫将代表名额分配给青年党，使张敷落选，张敷到南京以绝食、抬棺游行表示抗议的经过。”张敷之子张晓霞为美籍电脑博士，“看了这篇史料后很受教育，激起了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多次回国讲学，”还担任老河口市一家公司顾问，“帮助引进技术和资料，为祖国建设出力。”
襄樊市文史部门出版的抗战史料专辑中，刊发了谷城县医院护士长林韫山的《白衣战士，炎黄子孙情》一文。“当林媪山将这期史料寄绐她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兄弟们时，他们很感激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决心要要一秉初衷，继续作一名爱国的炎黄子孙。”
原国民政府邵阳警备区司令、岳森的儿子岳仑在法国定居，听说邵阳市文史部门要写其父的史料，积极提供资料，并写了“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一文，刊载在《邵阳文史资料》第6辑上。原新陆军副军长刘建章在美国看到了文史资料后，“多次来信赞扬，”并撰写了“转战异域扬国威——印缅血战记”一文，刊载在《邵阳文史资料》第8期上，回到邵阳后，捐款5000元给有关单位。
罗翼群是国民党元老，原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后被打成右派。其子罗祝年是美国高能物理专家。他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时应邀回国，看到政府为他父亲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将骨灰安放在“银河革命公墓”。他自己受到中央和省上的热情接待，“感动得几次流泪。”特别是他回国第一次看到《文史资料选辑》发表的罗翼群回忆录，更加激动。“他一再表示如果广东要搞核电站，只要需要他，一定回来帮助工作。”他还在美国《北美日报》发表文章和诗词，表达自己的“眷恋祖国之情”。
安徽《肥东文史资料》刊登了《抗战时期六家畈的大冤案》一文，“系统揭露了抗战初期当地四位社会名流无辜死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经过。被害人之一吴中流的女儿吴世珊，为纽约安徽同乡会名誉会长，旋即将该文转刊于美国出版的《亚美时报》，该报并发表评论说：这一冤案，国民党政府后来虽也承认，‘但冤情并未大白’，现在大陆文史资料‘才对这桩冤案有较详尽的描述’，‘作了历史的平反’。” 肥东县政协提供的关于抗战时期六家畈冤案的文史资料，“由于辨明了历史真相，终使这一冤案获得平反，在美国、台湾及海外引起较大反响。”
程君复是美国费城坦布林大学校长助理、费城华人总会会长。他看到江苏《灌云文史资料》上登载的《程君复博士家世琐记》之后，“涌起了强烈的乡思。”他在家乡参观后，决定向板浦中学赠送500箱图书、5部微电脑、4台英文打字机，“还负责为该校资送一名外语教师到美国深造，资送两名物理教师去黄河大学学习电脑知识和使用技术。”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了晏阳初平民教育会的史料后，晏阳初通过国内亲友，向文史部门索购此书。
吕霞光旅居法国的画家。临泉县文史资料编发了吕霞光的文章，并将书寄给他。他很感动，消除了误解，“增强了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并主动用自己的积蓄在巴黎市中心“美术城”购买一套画室，“作为中国文化部、美术协会选派艺术人才赴法学习研究的场所。”后来，吕霞光又为县里寄款2万元，“作为县一中学生奖学金。”
湖北宜城县编印的《怀念张自忠将军》出版后，张自忠的孙子、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弗兰大学教授张庆隆写信给国内亲人说，“祖国没有忘记曾经为之牺牲的儿女，海外游子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张庆隆回国考察后，“决心为祖国繁荣和振兴献计出力。” 《怀念张自忠将军》“还引起了当年侵华日军的关注”。池田寿龟来信说：“我是一个曾与张将军打交道老军人，对中国有愧也有罪。为中日两国永不再战和将军的安魂，老早就盼着写关于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并非虚构的作品，以慰我愧疚之心，并祝中日永远友好。”还有一些日本老军人看了《怀念张自忠》专辑后表示，“该书内容很实在，他们如果不到中国去打仗，张将军不会死，日本人民要世世代代吸取这血的教训，与中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江苏吴江市文史部门在统战部的支持安排下采访了“来华演出的美国钢铁大王、华人企业家唐仲英的妹妹唐可（钢琴演奏家），向她赠送文史资料。她看到文史资料第5辑内介绍他父亲唐炳麟资助办学的史料时，激动地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写他，真要谢谢你们。’”
在美国工作的工学博士张维功，1986年回县探亲。“当他得知县政协在组织人撰写他父亲的抗日事迹，非常感动。”又带了几本文史资料《选辑》回美国，并表示，“由他出面，成立一个海外撰写文史资料联络点。”
国民党元老徐谦，在两次国共合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女儿徐英侨居美国，现为海外中国音艺中心负责人，得知安徽省准备征集出版徐谦的史料专辑后，来皖访问。“在商谈中，她了解到出版这本史料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安排，十分满意，对比台湾当局对他们家族的冷漠和歧视，感慨万千，说：‘现在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政府了。’并表示要为祖国和家乡作贡献。”
江西文史委编印了蒋经国在赣南的史料，一些在美国的老人看到后，赞扬“做了一件大好事”。 李烈钧在西德的大女儿一家得知《李烈钧杨赓笙诗选》将要出版的消息后，“托人向江西省政协致谢。”杨赓笙亲戚陈素先教授从美国回来讲学，知道此事后赞扬说，“这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会在国外产生很大影响。”
原国民党军长张德能在美国的女儿，“因家庭曾评过反动官僚，30多年不敢回国。看了《回忆张德能将军》，又经乡亲联络情谊，1986年春节后回乡探亲，并到政协文史组表示感谢，盛赞祖国政策好、建设快。”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从筹备到出版，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国军高级将领和参加过抗战的人士“反映非常强烈”，认为“这样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对于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对于编修信史传诸后代，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对于为国捐躯的先烈及其亲属也是极大的慰藉。” 旅居新加坡的施于国看到《远征印缅抗战》一书后，致函该书编审组，“你们能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主持下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中亲历的战事作公正的描述。难得！难得！’”
《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1辑编发了《达尔罕王世家》。这个王爷有个儿子，入了美国国籍，是个电子专家、企业家，看到文史资料，“很有感触。”他说：“我的列祖列宗都是王爷，是贫困农牧民的‘老爷’。听说大陆‘文革’中的说法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我对祖国、对家乡存有疑虑，定居国外，不敢回顾乡土。后来听说恢复实事求是了，我还是不托底。看到这篇文史资料，思想上的疑虑彻底消除了。”
湖州文史资料专辑中有一篇关于国民党第62师一位营长夜袭日军获胜的事迹。该营长女婿是个美籍华人，来华学术交流时看到了这篇史料，很是高兴，“特意要了一本书送给在台湾的岳父。”原第62师的官兵得知此书，纷纷来信索要。“原该师副师长看到书后，怀着爱国热情，撰写了抗日回忆录寄给市政协。”在史料征集中扩大视野，“正确对待历史上的国际友人。”湖州福音医院创办人、美国医生孟杰，在湖州行医38年，“颇负盛名。”文史资料刊发了有关他的史料，他两位元女儿来信感谢文史资料对他的纪念。
《澳门回归之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从澳门人手里征集上来的文史资料。
《湖南文史资料》刊登了国民党元老、原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的史料后，其夫人全汝真致函国内表示感谢。着名经济学家杨端六的亲属在美国看到《湖南文史资料》刊发了怀念杨端六的文章后“无比欣喜”，并推荐给华人月刊《珞珈》，该刊予以全文转载。“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原山西西北实业公司总经理彭士弘之子、现在美国休士顿工作的公路桥梁专家彭大钧，在太原西北实业公司同仁联谊会上，听到山西文史委将出版西北实业公司文史资料专辑后，“极为感动。”他说：“中国共产党和山西政协不忘总结过去经营工商业经验，不忘西北实业公司创建历史，不忘山西民族工业落后时期的开拓者，表现了宽大的政治胸怀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我代表已故父亲向山西当局表示感谢。”西北实业公司同仁联谊会也表示：“这本专辑，记录了旧时代工商业者的艰难，记录了旧时代工商业者的轨迹，对当代和后代都有历史教育意义。”
湖北云梦县文史部门为了征集“辛亥革命先驱吴禄贞”的史料，通过定居美国的吴禄贞女儿吴忠瑛，在美国、日本和台湾收集了5份约4万多字的资料。《吴禄贞专辑》出版后，中美友协加利福尼亚州分会副主席史迪威“将其中几篇译成英文”介绍给美国读者。
书法家张荆野曾任民初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黄冈县文史部门根据线索，在汉口找到了他的遗子张子野。通过联系，由他从侨居新加坡的姐姐那里，“征得了一套张氏父女书法珍藏、照片、生平经历的资料，实为难得。”
《武汉文史资料》第11辑刊发了卢作孚之子、长航工程师卢国维写的《回忆先父卢作孚在香港的生活片断》。作者买了40本“分赠亲友”。他妹妹从美国回汉探亲，看到此文，激动地表态，“想不到父亲在去世三十多年的今天，祖国的文史资料还刊载回忆他的文章，我回美国后，一定要收集和回忆父亲的有关资料，寄一份给市政协。”
民国时期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三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1936年北飞投蒋反陈，后被蒋编为国民党空军第二十八队和二十九队，参加抗日战争。他们英勇对敌，功勋卓着，但因非嫡系，受到排挤。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被美国报刊大篇幅报导，但在国内却从来没有宣扬。”广州文史委赴美遍访当事者数十人，采访材料4万多字，整理成《会议广东空军》一文。“发表以后，他们无比振奋，认为他们的事迹被载入了祖国史籍，感到无尚光荣。通过这次组稿活动，不但使旅居海外的旧空军人员彼此间加强了联系，也使身居大陆的旧空军人员同海外旧同事恢复了联系，增进了感情。”另外，此前，“陈济棠在广东的治绩没人敢写；对陈济棠与中共谈判，给红军让路的进步事实，更讳莫如深。”文史委在编撰《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一书时，设法与陈济棠在海外的亲属取得联系。“制定编辑大纲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好分寸，既防止过多溢美，也尊重事实，力求做到功过表述恰如其分。”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教授回国讲学途径广州时，主动与文史部门联系，并送给《陈济棠年谱》、《荣哀录》、《诗集》等供参考。有的台湾友人送来台湾出版的《陈济棠自传》，文史人员还多次到陈的家乡防城调查访问，陈氏家乡驻港代表陈耀桓积极协助，广泛联络港方人士，征集有关资料，还送给陈氏年谱参考。“因此，编撰这本专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扩大海外征稿的过程，也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过程。”这本见闻录的部分章节在市政协主办的《共鸣》杂志刊登后，在香澳和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报刊以大字标题报导，有的还全文连载，”海外归来的人纷纷索书。“海外陈氏家族三十多人与大陆隔绝多年，过去不愿回来，这本书出版以后，专门组团回乡观光。”
法国籍华人梁源法是法国《欧洲时报》总编辑，该报在六四惨案后“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中共政府的镇压行动，“对反华反共敌对势力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看了黄岩文史资料后，给黄岩文史委来信说，他从中“获益良多”，并表示，“我是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的……希望能在海外做一点有利于祖国的事。”
统战说起来是要赢得人心，真做起来就是想法让对方开心。比如，为了赶在原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回国参观访问前献上一份厚礼，《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刊载了他们主持粤政时办理战时儿童、妇女救济工作的两篇史料，“他们回国看到后，深为党和政府尊重历史事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 此前，《广州文史资料选辑》曾发表一篇《广东儿童教养院始末记》，“其中因一字之差，引起轩然大波。”该文作者原是教养院的工作人员，“其本意是肯定该教养院在抗战期间所起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作者一时疏失，对吴女士的称谓上有错误，引起吴女士的不满，一再致函作者，要求更正。”经过周旋，文史部门“刊登了作者的更正声明；对于不利于发展统一战线的词语和记述予以删节，并在编者附记中对工作上的疏失公开向吴菊芳女士道歉。吴女士表示谅解和满意。” 又如，1979年《湖南文史资料》曾刊登了原省政协主席程星龄撰写的一篇回忆湖南“和平解放”的文章，“由于作者对当时某些内幕情况了解有所局限，”在写到起义将领、原长纱绥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时，“用词不够准确，因而引起了旅居美国的李先生的不快。”程星龄得知后，通过调查研究，弄清了真相，并于1984年在《湖南文史资料》上再次撰文，“更正了过去的说法，”肯定了李默庵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历史作用。这使李默庵大为感动。1985年首次回国访问，还与程星龄“共商如何为振兴湖南经济出力，一时传为佳话”。
征集史料方面，日美似有不同。对美是绝大部分是华人，极个别是美人。比如，南京文史委从1988年开始，与“南京中山陵园文史室”有了正式协作。“以南京航空烈士墓的史料为基础，”编辑出版了中国空军抗战史料《蓝天碧血扬国威》。当年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国飞行员威廉来信中说：“你们如实客观地记述了当时的战斗情景，是一本反映美、中、苏空军联合抗战的好书。我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感谢你们。” 又如，《美国飞行员萧特在吴县殉难记述》在《文史通讯》发表后，“萧特的弟弟等三批美国友人也闻讯前来拜祭，回国后都写了很好的观感文章。”
对日的史料征集对象大多数都是日人。官方的原则是，“对于掌握伪满史料的日本人，不管左、中、右，只要赞成中日友好，我们都可以征稿。”据说，文史资料对于日本人，“具有较强的磁性和粘合力。”这显然与抗战有关。文史官员强调，为了扩大伪满史料在日本社会的影响，“除积极寻找关系争取在日本翻译出版外，还要主动与外事接待部门、旅游部门联系，把书送到对外开放的视窗，”使更多的日本人能看到文史资料，同时也为扩大征稿创造条件。文史官员还表示，日本人来稿中，“有些和我们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过征稿、撰稿，广交朋友，宣传政策，增进了解。”
在对外友协安排下，北京政协接待了来自日本的一个反战人士团体，还向日本友人赠送了文史委编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抗战纪事》等书。见到这些史料，他们如获至宝，表示，“回国以后一定要利用这次收集到的资料，继续致力于反战和平运动，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奔走呼吁。”
焦作文史委征编了一本《抗日战争专辑》，其中收录了一篇由前日军军医中佐野田实提供的《回忆在太行山麓焦作解剖活人》的回忆录。文中描写了以中国活人搞医学“教育”实验的全过程。把一个“看上去很健康”的中国农民以检查身体为由骗到实验室，强行抬上手术台，在麻醉药不到位，人还在痛苦地挣扎时，日本军医就开始了残忍的解剖手术，直至最后把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碎尸万段，才秘密地弄到马厩后面挖坑埋掉。写到这里，作者无限悔恨地说道，“就在这块土地下面，埋葬着多少被我们夺去了生命饮恨而死的人们。我想到这里只是悔恨，简直想撕开自己的胸膛。”最后，还是这位悔改的侵略者，向全世界发誓，“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誓为反侵略战争而战斗不息。”
统战华侨
统战华侨是中共海外战略的一项系统工程。文史资料在其中发挥的作是，用历史唤起华侨的故国情思，赢得其好感，从而加强中共对海外华侨的潜在影响，最终达到塑造中共在海外正面形象的政治目的。这种方式灵活多样。比如，国务院侨办原副司长罗振辉称赞《惠城文史资料》是一本好书，表示要带15本到马来西亚“送给各城市的惠州会馆”。
征集华侨史料成绩最显着的是广东。早在1959年开展文史工作时，广东文史委“就把征集和出版华侨史料列入工作范围之内。”至1989年5月，征集华侨史料132篇、104万字。 广东一些沿海地区，“把赠送文史资料作为当地开展‘三胞’工作和祖国统一联谊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他们认为这种交往方式‘高雅、自然和亲切’，为海外人士乐于接受，能够在思想上、心灵上引起共鸣。” 广州市政协“每年接待‘三胞’都在千人以上”，他们有意识地从中物色和发展一些能够撰写和提供史料的重要征集物件。
文史资料在落实侨房政策以及搞好“三胞”联络这项工作中发挥了“历史参谋作用”。比如，珠海市前山区有一座面积达3800多平方米的侨房，“房主的后代早已要求归还。”为了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文史机构“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文献关于这座侨房的资料，查明房子的第一代主人是旅居夏威夷的富商陈芳，第二代是曾任民国广东省省长的陈席儒，其后代200多人主要旅居海外。落实这个侨房政策，对联络陈氏家族的作用很大。”据此，他们直接向前来检查工作的政协主席邓颖超作了汇报，在邓颖超的重视和支持下，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其后陈氏家族已先后有十多人返回了家乡，连陈芳的第五代玄孙女和她的美国丈夫也来了，并到市政协表示感谢。”唐家区的旅加拿大华侨唐颖坡，因居屋的落实政策问题没有解决，“几十年不同家乡联系。”文史机构在收集整理文史资料过程中，“发现他担任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孙科的秘书、中山纪念中学代校长等职务，据此敦促唐家区及早为他的居屋落实了政策。”后来，文史部门又整理了“他在家乡创办唐家中学的资料，在校庆专刊上发表，他很高兴，主动提出将归还居屋的折价款捐赠给唐家中学。去年又以80多岁的高龄赶回珠海参加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很长一段时间，官方对华侨历史的定性就是“华侨的历史就是发财剥削的历史，政治上反动的历史”。 现在因急需统战，由打变拉，这就要求文史资料必须配合形势，制定新的方案。于是，又打又拉，就成为征集华侨史料的标准格式。比如，1984年，广东文史委出版的《华侨沧桑录》，记载了12个国家的华侨史料。“内容有‘猪仔华工’的血泪史；有华侨为侨居国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流血流汗的奋斗史；有华侨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的爱国史；还有华侨巨贾的创业史等。”该书还被选送到1985年“香港图书展览会”展出。 随着政治形势变化，文史资料对华侨的评价也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比如，1988年，编辑出版的华侨史料专辑，“内容有记述印尼一批爱国侨领支援祖国革命斗争和建国初期第一批集资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事迹；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华侨工人为反抗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斗争史；有马来西亚华侨同当地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史。” 又如，龙岩市文史委在2000年，根据“多宣传海外乡亲艰苦创业、热心桑梓事业的事迹”的上级指示，把编辑出版“闽西侨港澳台人物史料选编”作为2001年工作的重点。于是，“召开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邀请市、县侨办、台办、侨联、台联等有关部门领导和县（市、区）政协文史办主任及部分知情人参加。”会上，文史官员“对人物入选条件、落实撰稿人员、文稿的基本内容、交稿时间等有关问题提出了要求。”该书2001年出版。
其实，在文史资料对华侨史料的征集和刊发中，始终存在有某种隐蔽性的宣传策略。这就是刻意使用对比性的史料来显示其政治意图。比如，广东文史委选刊了一些“华侨在国外生活的血泪史，华侨参加民主革命和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史料，也在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种手法符合官方对华侨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想像。这就是华侨在外国（其实好多都已经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已经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了）都是受苦受难，水深火热，饥寒交迫；反之，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则是前途光明，幸福万分。
沿着这个思路，华侨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不管“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要尽量往好处写，博其欢心，赢其好感。《海口文史资料》先后登载了《琼侨出洋概况及其贡献》等史料，“铭记他们勤俭致富、爱国爱乡的光辉业绩，歌颂他们捐资办医院，建学校，修桥建路等不忘桑梓、乐善好施的高贵品质。”香港琼籍人士吴先生阅读这些史料后，“欣喜之馀，特意来函道：‘贵刊篇篇珠玑，珠琅满目，不胜欢喜与钦佩，尤以海外游子读后更感乡情之亲切’。” 当然，最后还要将史料统战的成效落实在经济指标上。这对中共标榜“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尤为重要。比如，福建《惠安文史资料》刊载了旅星侨胞柳金定生前在家乡独资创办苍湖小学的史料，其子读后深受感动，“捐资人民币38万元办起了苍湖学校。”其弟捐资4万元发展家乡电力照明事业，“又捐星币20万元修建华侨医院门诊部。”又如，《晋江文史资料》刊载的《许子玉牧师与金井基督教会》一文，“肯定了许氏创办毓英男女合校的贡献，引起了菲律宾、美国等地许氏家族和毓英校友的注意，在菲校友集资为金井建了一座图书楼，邀请这篇传记的作者撰记立碑，并组团回国参加剪彩仪式。”再如，《云霄文史资料》发表了《张笃生先生爱国爱乡二三事》，“激发了侨居泰国的张笃生爱乡之情，先后捐资人民币5万元和港币1万元，助建幼稚园；又另捐人民币2万元修缮‘云山书院’；还将七个子女送回祖国学习，期望他们学好中华文化，不忘‘中国根’。”
应该说，政治价值和经济效益是文史资料撰写华侨历史的特殊要求。它构成了华侨史料编写模式的双重意图，一是发财不忘爱国的党化需要，一是“投桃报李”式的利益交换。这一模式自然与华侨这一特定人群和身份直接相关。华侨有钱是人们对华侨的习惯看法。中共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文史资料对于华侨的期待和反应，就不能仅仅限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必须包括相应的经济考虑。相对文史资料的其他类别，华侨史料明显带有一种以史谋财的敛钱效应。它构成了文史资料中专门用于编写华侨历史的通用笔法。其实，文史资料中的华侨模式可以追溯到中共树立的“华侨旗帜”的陈嘉庚身上。中共通过编写《回忆陈嘉庚》，制造出一个将思想进步和物质奉献完美集于一身的华侨形象，并赋予其一种感恩中共的华侨爱国主义情结。据官方说，《回忆陈嘉庚》使华侨们“无不受到感动和鼓舞，感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老朋友，激励着他们沿着陈嘉庚走过来的道路做一些爱国爱乡的工作。很多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办福利事业，总是说：‘我们学习陈嘉庚’。”
经济改革时代，中共将华侨定性为友方。这种务实的定性肯定有其鞭长莫及的现实考虑。这种客观的权力限度，多少类似于战国时代诸侯无奈于游士的流动状态。君主以士为友，同时不忘诱之以利。中共以华侨为友，则亟需华侨之财力。在某种意义上，史料统战对华侨的历史形象塑造其实就建立在史料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政治预期上。理由很简单，市场经济需要华侨以及华侨所在国的雄厚资金、丰富经验、成熟技术和广泛人脉。比如，海口文史委将载有《愿将铁血洗神州——记旅泰华侨林文英烈士的爱国事迹》的《海口文史资料》，通过本市林氏兄弟，送给东南亚琼籍林氏宗亲组织的“回乡谒祖团”。次年清明节，就引来了泰、新、马三国琼籍林氏华侨、华人“百馀人回乡观光、谒祖”。他们对海口文史委说，“林文英烈士祖籍文昌，出生泰国，办报海口，我们向来都重视研究他的史料，以荣宗耀祖，教育后人，想不到贵刊所载的史料翔实、具体、生动。我们将以贵刊的文章教育后代，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培育后继之人。”此后不但每年清明节都组团回乡，并专程到林文英纪念碑祭拜，“同时参加海南椰子节活动，投资开发建设家乡。”
史料与华侨的互动关系虽然服从于统战大局，但实际的利益还是显而易见。比如，福建龙海县政协出版的《华侨史料》专辑上，刊有《华侨赞助家乡医疗卫生事业》的一文，“适逢当年献资赞助者、印尼华侨曾静江回乡探亲，他见到此文，心情兴奋，再次访问了龙海华侨医院，他出国后继续发动侨胞为家乡卫生事业贡献力量。永定县还结合对侨领胡文虎的重新评价，征集了《胡文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有关史料。” 又如，广州市番禺县文史部门“为配合县里举行‘何贤纪念医院’落成剪彩活动”，征集了10篇文章，纪念何贤爱国爱乡事迹，在《番禺文史资料》第3期上刊登，“送其亲属100本。”何贤长子何厚铿来信致谢，“专辑对先父之事迹有所表扬，足见先父所作之劳碌未有白费；县政协之照顾关怀，有如知音、知心，我等兄弟实感动万分。”
（完）
原标题：中共利用文献资料 统战港台海外和西方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