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1日讯】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但是在“文革”后期他执掌辽宁期间在辽宁住过，亲眼目睹他把辽宁搞得民不聊生，成为全国生活最苦的省份之一。很多年轻人可能无法想像当时的情况。这里就我所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老百姓的生活。
毛远新最臭名昭着的是把辽宁搞到一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当时的人不敢骂有着特殊身份的毛远新，而骂陈锡联“陈三两”。其实陈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并不主管辽宁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60张票。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1968年辽宁革命委员会成立，27岁的毛远新担任副主任，
被视为“可靠接班人”，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30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6两玉米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当时平均月工资36块钱的水平，30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馀只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那60张票里，最贵重的是最后一张，第60号票。稍微抢手一点的工业品都是靠它。譬如单车，缝纫机，手表这所谓的三大件。但是一张票时不够的，只好把家里的票集中起来，一年也许能买一件。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能拥有一辆上海产的锰钢单车。大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开宝马一样的吧。那样的单车要多少张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够的。记得我文革后我上大学了，市场上供应宽松了。我父母终于给我买了一辆锰钢车。其实那时我在外地上学，并不需要。但是父母还是买了一辆算是给我的。大概也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辽宁并不穷，不光工业是当时全国的基地，农业也很发达的。盘锦的大米，锦州的蘋果（毛选里都提到过），都是驰誉全国的农产品。事实上，文革前肉从来都不缺的。1968年文革高潮期间，忽然肉要凭票供应了，当时的说法是阶级敌人把猪给毒死了。当年掌权的人就是拿这样可笑而且缺乏常识的谎言来蒙骗老百姓的。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农业就恢复了，肉也敞开了。记得78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们就已经开始要求售货员给切瘦肉了。事实证明，辽宁人民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人祸，是毛远新之流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结果。
民族主义是当今很流行的时尚。有些人讲不出道理就喜欢用不爱国的大帽子来压制别人。其实在我看来，爱国最基本的是要爱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些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甚至造成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不判他的罪，自己也应该闭门思过，夹着尾巴做人才是。然而时至今日，并没有听说毛远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过任何的忏悔，也从未有公开向人民谢罪，却跑出来参加公众活动，而媒体也积极炒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当时的辽宁民不聊生，当时的媒体却天天在唱赞歌，天天歌颂“大好形势”，天天深情地告诫老百姓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些在凭票买糖的时代长大的青少年居然被称为是“糖水中泡大”的一代。这就是当时的媒体。
现在网上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引用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作为辩论的依据，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太天真了。当时辽宁的生活这么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查当时官方的统计数字一定是说粮食增产多少多少，猪肉增产多少多少。最近看到一些人仅仅根据一两本史书的记载，在没有任何实物证明的情况下就大胆推断郑和当时的大船为长达130多米的万吨巨轮。（唯一有关的实物是一个农民家里收藏的大锚，据专家说“有可能”是郑和的船用过的。）由此想到一百年后，当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在了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某个博士生作论文的时候从故纸堆里找出些文革时的统计数字，并根据这些数字得出辽宁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间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的结论？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看，文革时期的官方数字根本没有资格作为研究资料，更不能用来作为辩论的依据。建议中国史学界和其他学术领域都将这一条作为共识传给后人。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毛远新最臭名昭着的是把辽宁搞到一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当时的人不敢骂有着特殊身份的毛远新，而骂陈锡联“陈三两”。其实陈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并不主管辽宁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60张票。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1968年辽宁革命委员会成立，27岁的毛远新担任副主任，
被视为“可靠接班人”，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30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6两玉米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当时平均月工资36块钱的水平，30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馀只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那60张票里，最贵重的是最后一张，第60号票。稍微抢手一点的工业品都是靠它。譬如单车，缝纫机，手表这所谓的三大件。但是一张票时不够的，只好把家里的票集中起来，一年也许能买一件。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能拥有一辆上海产的锰钢单车。大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开宝马一样的吧。那样的单车要多少张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够的。记得我文革后我上大学了，市场上供应宽松了。我父母终于给我买了一辆锰钢车。其实那时我在外地上学，并不需要。但是父母还是买了一辆算是给我的。大概也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辽宁并不穷，不光工业是当时全国的基地，农业也很发达的。盘锦的大米，锦州的蘋果（毛选里都提到过），都是驰誉全国的农产品。事实上，文革前肉从来都不缺的。1968年文革高潮期间，忽然肉要凭票供应了，当时的说法是阶级敌人把猪给毒死了。当年掌权的人就是拿这样可笑而且缺乏常识的谎言来蒙骗老百姓的。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农业就恢复了，肉也敞开了。记得78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们就已经开始要求售货员给切瘦肉了。事实证明，辽宁人民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人祸，是毛远新之流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结果。
民族主义是当今很流行的时尚。有些人讲不出道理就喜欢用不爱国的大帽子来压制别人。其实在我看来，爱国最基本的是要爱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些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甚至造成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不判他的罪，自己也应该闭门思过，夹着尾巴做人才是。然而时至今日，并没有听说毛远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过任何的忏悔，也从未有公开向人民谢罪，却跑出来参加公众活动，而媒体也积极炒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当时的辽宁民不聊生，当时的媒体却天天在唱赞歌，天天歌颂“大好形势”，天天深情地告诫老百姓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些在凭票买糖的时代长大的青少年居然被称为是“糖水中泡大”的一代。这就是当时的媒体。
现在网上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引用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作为辩论的依据，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太天真了。当时辽宁的生活这么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查当时官方的统计数字一定是说粮食增产多少多少，猪肉增产多少多少。最近看到一些人仅仅根据一两本史书的记载，在没有任何实物证明的情况下就大胆推断郑和当时的大船为长达130多米的万吨巨轮。（唯一有关的实物是一个农民家里收藏的大锚，据专家说“有可能”是郑和的船用过的。）由此想到一百年后，当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在了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某个博士生作论文的时候从故纸堆里找出些文革时的统计数字，并根据这些数字得出辽宁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间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的结论？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看，文革时期的官方数字根本没有资格作为研究资料，更不能用来作为辩论的依据。建议中国史学界和其他学术领域都将这一条作为共识传给后人。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