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6日讯】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被迫发表了它有史以来最糟、最屈辱的一篇“新年献辞”，并因此出其不意地使自己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一个专注于作新闻的职业群体，这一次终于把自己做成了“新闻”。7日之后，随着下一期《南周》的正常出刊，持续近一周的各种声援或杂音也在渐渐平息。这时，如果静下心来，以客观之眼来观照整个事件及其后续动向，我们就会从中发掘出这个事件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它提醒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即将到来并必然到来的社会巨变。
《南周》“新年献辞”事件之意义所以重大，是因为整个过程中，无论表达方式、参与人群抑或发酵程度都有很多突破既往类似事件的可圈可点之处。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社会舆论、媒体舆论的共同努力，大胆地将一个媒体的维权事件推进到了反对“新闻审查制度”、捍卫言论自由、“取消中宣部”的层面。从《南周》编辑部3日发表第一篇声明，要求“对于此次……重大出版事故，进行彻底调查”开始，庹震，以及他所代表的"党委宣传部"就成了毫无翻身可能的“众矢之的”。其言论之大胆、态度之强势皆无前例可与之相媲。而当《新京报》遭宣传部逼转《环球时报》所谓“境外势力操纵”言论后，中共党委宣传部的一把手“刘云山”的大名则直接上了微博，使得整个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暴露在舆论的开放平台上。
此外，《南周》事件也创造了条件，使得公民可以公开诉求“宪政”体制，呼吁恢复宪法精神，要求用宪法精神冲破意识形态的霸权。《南周》新年献辞是因为其中对“宪政”精神的强调，而遭致庹震的无理删改的。而宪政精神与自由权利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个问题，人们不仅用反对和抗议的声音撕开了强许可权制自由表达的铁幕，而且还为公开表达“宪政”诉求提供了合适的时机。所以当强权者用霸道的方式禁止别人对“宪法”的诉求时，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不识时务与低下的管理能力。《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提到，习近平在政治局讨论《南周》时对刘云山说的一句话：“一系列的措施，反而只能加剧混乱。难道不是越压越乱吗？”倒是准确道出了舆论监管者的愚蠢。
参与者范围极广，这是此次《南周》事件的又一大特点。关注者包括媒体人、知识分子、律师以及大实业家，甚至还包括不少此前对公共事件并不特别关心的艺人。这些人作为微博上的舆论领袖，粉丝动辄超过几十万、数百万，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所有关注者表达着同样的态度，声援《南方周末》，鄙视政府对媒体的事前审查与越权改稿。大陆着名娱乐明星姚晨、李冰冰此次都有不俗表现，而来自台湾的女艺人伊能静，更是以一句“沉默的好人也许会变成邪恶的同盟”而备受人们赞誉。各门户网站通过主页面新闻标题藏头的形式表达对《南方周末》的声援；《新京报》与《潇湘晨报》敢于顶住来自最高新闻主管单位--中宣部的压力，抗命不转《环球时报》的评论；更有意味的是，有新浪内部员工在微博上直言“新浪微博”同样在努力，在“萱萱”（中宣部）的眼皮底下尽可能使消息得到传播。这些大胆的作法与言论已经突破了从前难以逾越的禁区，在自高层至底层、体制内与体制外良知者的集体参与之下，共同喊出了多少年来人们存于心底而无法喊出的共识，真的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上海学者王晓渔在微博上说：“等到企业家和艺人开始发声，就可以断言一个时代的风潮即将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社会运动的兴起已经不可阻止。”此说颇为恰切，执政者当以之为警钟。
这一次民众对《南周》的声援行动迅速走出了互联网，走上了街头，因而与以往数年来各种公民行动相比更显出不同。当数百名公民自发聚集在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集团门前时，一场生动的公民实践唤醒了中国大陆公共空间久违了的公共参与、公共表达的自由氛围。他们有的献花，有的举起手写的标语，还有的在现场发表起了演说，还有的在自觉清理现场的垃圾，几乎所有人都在拍摄，记录下现场每一张平和而坚定的面孔，记录下现场每一句发自肺腑的要求自由与正义的宣言。
在最高层的直接过问与安排下，编辑部与政府互相妥协，“《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篡改事件”略显草率地收场了。虽然结局还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有很多突破性的表现还是会对未来的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毛派及其权力阶层的支持者在这次事件中始终处于下风，在各种场合中都显露出其卑劣、好斗、虚伪、愚蠢的特性。就在1月9日中纪委宣布薄熙来、刘志军移交司法机关的当晚，毛派与“五毛党”代表人物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几乎同时在微博发出残喘之哀声，其间之“组织”联系若隐若现。《南周》新年献辞被篡改事件中双方交锋的核心，就是共产理论指导下的极权思维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意识复甦之间难以调和的激烈博弈，反映在权力层，也就必然会触及到在极权制度下为非作歹的江、康、薄一派，引起其党羽哀鸣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了。
然而无论事件背后隐藏了多少权斗的伎俩，《南周》事件的参与者们却只关注他们自己的诉求。他们不必再做政治权力的工具，也不再钻共党所谓的“政治”套子，人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做政治体制上的吁求，他们不需要政府的批准，已然自觉地做起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公民的权利自然而无可辩驳，他们对知情权、表达权的使用已经容不下权力的指手划脚。在这种情况下，极权统治必然无可立足，因为它的每一次挑衅最终都只会将自己的丑恶暴露于天下。
《南周》事件之后，有一股欢乐、热烈的气氛正在知识界和社会高层当中悄悄蔓延，虽然仍有很多杂音与危险讯号混杂其中，但人们正渐渐意识到，运用自己的力量，促使一个新社会建立起来是完全可能的。这当然与高层的政策转变有关，同时更证明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即使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浩劫，也仍然葆有可贵的民主素质、自由精神、道德勇气以及善的本性。
大转折正应运而来，执政者在这时必须保持清醒，重大时刻的选择至关重要，面临的挑战也会异常尖锐。执政者应该知道，社会的演变方向完全不会听凭当权者的操控，权力阶层只不过是复杂互动的社会巨系统中的一支参与力量而已。在社会变迁微妙且诡异的转折点，一个事件的含糊收场过后，很可能不出十数日就会跟着有另外一个事件的出现，终有一刻会越过临界值，全盘动荡、是非立判、清浊殊途。当那一刻到来时，将容不得任何利害相关者有半点的含糊！何去何从，请深长思之。
《南周》“新年献辞”事件之意义所以重大，是因为整个过程中，无论表达方式、参与人群抑或发酵程度都有很多突破既往类似事件的可圈可点之处。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社会舆论、媒体舆论的共同努力，大胆地将一个媒体的维权事件推进到了反对“新闻审查制度”、捍卫言论自由、“取消中宣部”的层面。从《南周》编辑部3日发表第一篇声明，要求“对于此次……重大出版事故，进行彻底调查”开始，庹震，以及他所代表的"党委宣传部"就成了毫无翻身可能的“众矢之的”。其言论之大胆、态度之强势皆无前例可与之相媲。而当《新京报》遭宣传部逼转《环球时报》所谓“境外势力操纵”言论后，中共党委宣传部的一把手“刘云山”的大名则直接上了微博，使得整个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暴露在舆论的开放平台上。
此外，《南周》事件也创造了条件，使得公民可以公开诉求“宪政”体制，呼吁恢复宪法精神，要求用宪法精神冲破意识形态的霸权。《南周》新年献辞是因为其中对“宪政”精神的强调，而遭致庹震的无理删改的。而宪政精神与自由权利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个问题，人们不仅用反对和抗议的声音撕开了强许可权制自由表达的铁幕，而且还为公开表达“宪政”诉求提供了合适的时机。所以当强权者用霸道的方式禁止别人对“宪法”的诉求时，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不识时务与低下的管理能力。《朝日新闻》近日报道提到，习近平在政治局讨论《南周》时对刘云山说的一句话：“一系列的措施，反而只能加剧混乱。难道不是越压越乱吗？”倒是准确道出了舆论监管者的愚蠢。
参与者范围极广，这是此次《南周》事件的又一大特点。关注者包括媒体人、知识分子、律师以及大实业家，甚至还包括不少此前对公共事件并不特别关心的艺人。这些人作为微博上的舆论领袖，粉丝动辄超过几十万、数百万，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所有关注者表达着同样的态度，声援《南方周末》，鄙视政府对媒体的事前审查与越权改稿。大陆着名娱乐明星姚晨、李冰冰此次都有不俗表现，而来自台湾的女艺人伊能静，更是以一句“沉默的好人也许会变成邪恶的同盟”而备受人们赞誉。各门户网站通过主页面新闻标题藏头的形式表达对《南方周末》的声援；《新京报》与《潇湘晨报》敢于顶住来自最高新闻主管单位--中宣部的压力，抗命不转《环球时报》的评论；更有意味的是，有新浪内部员工在微博上直言“新浪微博”同样在努力，在“萱萱”（中宣部）的眼皮底下尽可能使消息得到传播。这些大胆的作法与言论已经突破了从前难以逾越的禁区，在自高层至底层、体制内与体制外良知者的集体参与之下，共同喊出了多少年来人们存于心底而无法喊出的共识，真的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上海学者王晓渔在微博上说：“等到企业家和艺人开始发声，就可以断言一个时代的风潮即将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社会运动的兴起已经不可阻止。”此说颇为恰切，执政者当以之为警钟。
这一次民众对《南周》的声援行动迅速走出了互联网，走上了街头，因而与以往数年来各种公民行动相比更显出不同。当数百名公民自发聚集在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集团门前时，一场生动的公民实践唤醒了中国大陆公共空间久违了的公共参与、公共表达的自由氛围。他们有的献花，有的举起手写的标语，还有的在现场发表起了演说，还有的在自觉清理现场的垃圾，几乎所有人都在拍摄，记录下现场每一张平和而坚定的面孔，记录下现场每一句发自肺腑的要求自由与正义的宣言。
在最高层的直接过问与安排下，编辑部与政府互相妥协，“《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篡改事件”略显草率地收场了。虽然结局还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有很多突破性的表现还是会对未来的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毛派及其权力阶层的支持者在这次事件中始终处于下风，在各种场合中都显露出其卑劣、好斗、虚伪、愚蠢的特性。就在1月9日中纪委宣布薄熙来、刘志军移交司法机关的当晚，毛派与“五毛党”代表人物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几乎同时在微博发出残喘之哀声，其间之“组织”联系若隐若现。《南周》新年献辞被篡改事件中双方交锋的核心，就是共产理论指导下的极权思维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意识复甦之间难以调和的激烈博弈，反映在权力层，也就必然会触及到在极权制度下为非作歹的江、康、薄一派，引起其党羽哀鸣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了。
然而无论事件背后隐藏了多少权斗的伎俩，《南周》事件的参与者们却只关注他们自己的诉求。他们不必再做政治权力的工具，也不再钻共党所谓的“政治”套子，人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做政治体制上的吁求，他们不需要政府的批准，已然自觉地做起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公民的权利自然而无可辩驳，他们对知情权、表达权的使用已经容不下权力的指手划脚。在这种情况下，极权统治必然无可立足，因为它的每一次挑衅最终都只会将自己的丑恶暴露于天下。
《南周》事件之后，有一股欢乐、热烈的气氛正在知识界和社会高层当中悄悄蔓延，虽然仍有很多杂音与危险讯号混杂其中，但人们正渐渐意识到，运用自己的力量，促使一个新社会建立起来是完全可能的。这当然与高层的政策转变有关，同时更证明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即使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浩劫，也仍然葆有可贵的民主素质、自由精神、道德勇气以及善的本性。
大转折正应运而来，执政者在这时必须保持清醒，重大时刻的选择至关重要，面临的挑战也会异常尖锐。执政者应该知道，社会的演变方向完全不会听凭当权者的操控，权力阶层只不过是复杂互动的社会巨系统中的一支参与力量而已。在社会变迁微妙且诡异的转折点，一个事件的含糊收场过后，很可能不出十数日就会跟着有另外一个事件的出现，终有一刻会越过临界值，全盘动荡、是非立判、清浊殊途。当那一刻到来时，将容不得任何利害相关者有半点的含糊！何去何从，请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