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0日讯】一
政治局的“新风”刚刚刮起，“习李新政”初露端倪，在此微妙时刻，勇敢的《南方周末》人发起了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抗争。这场抗争表面上是针对一位省级宣传官员和一篇被“篡改”的文章，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言论出版审查制度和媒体管控体制。
南周“篡改”事件一经披露，就迅速在网络传播开来，沸沸扬扬。于是乎，民间和媒体人同仇敌忾，庹部长为千夫所指。几乎所有知名网友，都旗帜鲜明地加入了这场媒体抗争运动，风向完全是一边倒的。
想必庹震本人也一肚子冤屈：做的是威风八面的大官，干的是谄上欺下、阿谀取容的贱活；以省级宣传首脑之尊，休假也不敢，冒着极高风险，去替小小记者编辑改稿审稿——如此忠心赤胆，却落得举国上下指责嘲讽，凄惶惶如过街老鼠，真是何苦来哉！
这件事情给大大小小的庹震们一个深刻的教训：靠献谀辞、堵言路而混饭吃的中共宣传诸君，千万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公信力。须知，与敢言、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的《南方周末》相比，庹震部长的官威不足一提；即使是党国宣传首脑刘云山，其舆论影响也远不如一个意见“公知”。
二
在印度，一名女大学生被轮奸杀害的案件点燃了人民的怒火；在中国，一篇文章被“强奸”的事件引发了人民的抗议。为什么令群情激愤的只是一篇文章，而不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山西官员瞒报爆炸和污染、兰考弃婴葬身火海等人命关天的事件？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在此之前，胡锦涛时代曾经发生过恶整《新京报》事件、蓄意报复《南方都市报》事件、“冰点事件”、“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公然下达禁书名单）、“逼走Google”事件，更有“燕园评论”、“中国选举与治理”、“乌有之乡”等众多知名网站被强行关闭……。中宣部早就恶行累累，上述桩桩件件，哪一桩哪一件又不比南周删改事件更加恶劣？可是，为什么彼时波澜不惊，今日却风生水起；彼时忍气吞声，今日却声动寰宇？
平心而论，广东媒体的自由度和受管制状况绝不是最糟的。我们还应该替庹某人说一句公道话，他虽然不是个好人，但也未必就是宣传系统里最坏的人。或许，王岐山推崇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为南周事件提供一个理论注脚。托氏告诫，正是在旧制度逐渐退却的地方，人们对残存的旧制度反而更加痛恨，当麻木的人们恢复了挣脱枷锁的信念，枷锁的束缚也就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南周人的情况大致如此：并非他们受到的监控、管制最重，而是他们因得风气之先，内心里有了更多的抵制强权、获得自由的美好愿望，所以他们对管制的痛感比从前更加敏锐，抗争的意志比从前更加坚决。
我们与其说南周抗议行动的理由是“庹震糟透了”，还不如说抗议的潜台词是“我们受够了”。这句潜台词不仅是说给庹震听的，也不仅是说给胡春华、刘云山听的，更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如果习近平足够聪明，他早就理解了南周抗议的政治涵义：新闻审查旧制、媒体管控恶政，是该改一改了。
应该说，正是习近平本人为此次南周抗议事件提供了理由、创造了契机。习近平上任以来，国博馆谈“中国梦”，南巡途中谈改革，宪法周年日谈“宪法实施”（但习近平未提“宪政”二字，这一点似乎比不上十年前空谈宪政的胡锦涛）。南周新年献辞围绕“中国梦”大作文章，说宪政梦、自由梦也罢，说复兴梦、强国梦也罢，就是正面回应习近平，积极配合，至少也是拉总书记的大旗作自己的虎皮。所以，习近平和南周事件，无论在宏观上、微观上，都脱不了干系。一个当政者，你点燃了别人的梦想，激发起别人的冲动，却不许别人有所言说、有所行动，那是完全说不通的，是缺乏政治诚信的表现，也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
中共各级宣传部的唯一职能就是与言论自由为敌，亦即公然与宪法第35条唱对台戏，所以中宣部、省宣部们与宪法、宪政势不两立。慢说庹震“为官霸道”、“刚愎愚蠢”，“以一己之官威，视公器如私产，挟酷吏之苛严，毁名刊如割草，所过之处，万马齐喑”（见陆港两地知识界联署的“关于罢免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的公开建议书”），即使庹先生本是善良明智之辈，只要放在中共的宣传机器里磨砺熏染，也非变成言论罪人、媒体屠夫不可，否则他根本就混不下去。这个万恶的宣传机构如果尚不能立即废除，那么至少它的权力范围、功能、方式方法，是必须大刀阔斧地改一改了。
在因南周事件而动员起来的汹涌民意面前，习近平也许会备感压力，但套用一句中共的官话来说，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南周事件检验“习李新政”的成色，考验习近平的政治诚信和智慧。习近平若本着改革的精神，向着宪政的方向，解决好了此次南周事件，他将获得一次赢取民意支持、树立开明形象的绝好机会，否则所谓改革，所谓“新政”，只怕未出生就“速朽”了。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政治局的“新风”刚刚刮起，“习李新政”初露端倪，在此微妙时刻，勇敢的《南方周末》人发起了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抗争。这场抗争表面上是针对一位省级宣传官员和一篇被“篡改”的文章，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言论出版审查制度和媒体管控体制。
南周“篡改”事件一经披露，就迅速在网络传播开来，沸沸扬扬。于是乎，民间和媒体人同仇敌忾，庹部长为千夫所指。几乎所有知名网友，都旗帜鲜明地加入了这场媒体抗争运动，风向完全是一边倒的。
想必庹震本人也一肚子冤屈：做的是威风八面的大官，干的是谄上欺下、阿谀取容的贱活；以省级宣传首脑之尊，休假也不敢，冒着极高风险，去替小小记者编辑改稿审稿——如此忠心赤胆，却落得举国上下指责嘲讽，凄惶惶如过街老鼠，真是何苦来哉！
这件事情给大大小小的庹震们一个深刻的教训：靠献谀辞、堵言路而混饭吃的中共宣传诸君，千万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公信力。须知，与敢言、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的《南方周末》相比，庹震部长的官威不足一提；即使是党国宣传首脑刘云山，其舆论影响也远不如一个意见“公知”。
二
在印度，一名女大学生被轮奸杀害的案件点燃了人民的怒火；在中国，一篇文章被“强奸”的事件引发了人民的抗议。为什么令群情激愤的只是一篇文章，而不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山西官员瞒报爆炸和污染、兰考弃婴葬身火海等人命关天的事件？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在此之前，胡锦涛时代曾经发生过恶整《新京报》事件、蓄意报复《南方都市报》事件、“冰点事件”、“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公然下达禁书名单）、“逼走Google”事件，更有“燕园评论”、“中国选举与治理”、“乌有之乡”等众多知名网站被强行关闭……。中宣部早就恶行累累，上述桩桩件件，哪一桩哪一件又不比南周删改事件更加恶劣？可是，为什么彼时波澜不惊，今日却风生水起；彼时忍气吞声，今日却声动寰宇？
平心而论，广东媒体的自由度和受管制状况绝不是最糟的。我们还应该替庹某人说一句公道话，他虽然不是个好人，但也未必就是宣传系统里最坏的人。或许，王岐山推崇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为南周事件提供一个理论注脚。托氏告诫，正是在旧制度逐渐退却的地方，人们对残存的旧制度反而更加痛恨，当麻木的人们恢复了挣脱枷锁的信念，枷锁的束缚也就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南周人的情况大致如此：并非他们受到的监控、管制最重，而是他们因得风气之先，内心里有了更多的抵制强权、获得自由的美好愿望，所以他们对管制的痛感比从前更加敏锐，抗争的意志比从前更加坚决。
我们与其说南周抗议行动的理由是“庹震糟透了”，还不如说抗议的潜台词是“我们受够了”。这句潜台词不仅是说给庹震听的，也不仅是说给胡春华、刘云山听的，更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如果习近平足够聪明，他早就理解了南周抗议的政治涵义：新闻审查旧制、媒体管控恶政，是该改一改了。
应该说，正是习近平本人为此次南周抗议事件提供了理由、创造了契机。习近平上任以来，国博馆谈“中国梦”，南巡途中谈改革，宪法周年日谈“宪法实施”（但习近平未提“宪政”二字，这一点似乎比不上十年前空谈宪政的胡锦涛）。南周新年献辞围绕“中国梦”大作文章，说宪政梦、自由梦也罢，说复兴梦、强国梦也罢，就是正面回应习近平，积极配合，至少也是拉总书记的大旗作自己的虎皮。所以，习近平和南周事件，无论在宏观上、微观上，都脱不了干系。一个当政者，你点燃了别人的梦想，激发起别人的冲动，却不许别人有所言说、有所行动，那是完全说不通的，是缺乏政治诚信的表现，也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
中共各级宣传部的唯一职能就是与言论自由为敌，亦即公然与宪法第35条唱对台戏，所以中宣部、省宣部们与宪法、宪政势不两立。慢说庹震“为官霸道”、“刚愎愚蠢”，“以一己之官威，视公器如私产，挟酷吏之苛严，毁名刊如割草，所过之处，万马齐喑”（见陆港两地知识界联署的“关于罢免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的公开建议书”），即使庹先生本是善良明智之辈，只要放在中共的宣传机器里磨砺熏染，也非变成言论罪人、媒体屠夫不可，否则他根本就混不下去。这个万恶的宣传机构如果尚不能立即废除，那么至少它的权力范围、功能、方式方法，是必须大刀阔斧地改一改了。
在因南周事件而动员起来的汹涌民意面前，习近平也许会备感压力，但套用一句中共的官话来说，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南周事件检验“习李新政”的成色，考验习近平的政治诚信和智慧。习近平若本着改革的精神，向着宪政的方向，解决好了此次南周事件，他将获得一次赢取民意支持、树立开明形象的绝好机会，否则所谓改革，所谓“新政”，只怕未出生就“速朽”了。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