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0日讯】（新唐人记者王逍奇报导）中共十八大推出以保守派为主导的领导班子，来应对中共面临大厦将倾崩溃的危机。习近平上任总书记以来的所谓“新政”，让党内外一些人抱有幻想。近日在中共内部传达的习近平“新南巡讲话”，强调汲取苏共解体教训，紧握专政工具，坚持马列毛思想，加强共产主义信念教育，等等。外界分析指出，这个讲话揭示了习近平维护中共专政的真实面目，习总坚持保守立场将会加大解体中共转型的代价。
习近平与外界的“宪政梦”不是一回事
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首次谈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当时习还吟诵了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等两句诗。随后，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
《南方周末》2013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把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宪政梦”加以诠释，表达党内外宪政派的愿望。经过江派前常委李长春的亲信、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干涉删改后，最终发表的版本其实更接近习近平的“中国梦”含义。此事件引发南周采编人员集体抗议；支持者在南周总部外集会，并与左派发生冲突；多家党媒加入论战。
外媒将南周事件的责任归咎于李长春的亲信、前中宣部长刘云山。但随后1月15日，刘云山接任习近平的中央党校校长重要职位。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指出，习近平和刘云山在政治理念上是契合的，曾两次共同合作编写党史，且在政治上都“偏左”。
习近平上任后效仿邓小平南巡视察改革门户广东，他重申改革、反腐、改作风“三板斧”，其用意实际上是为了树立权威、重拾人心、缓解中共危机，而海内外一些舆论却予以热捧。流亡民主人士魏京生讥讽习总书记是“知识精英们的第三任大救星”。
《北京之春》2013年1月号刊登了《习近平南巡讲话摘要》，习再次谈到“中国梦”，他说：“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理想。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对此表示：“习一直说中国梦是复兴梦，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说法就成共产主义梦，这两个梦差别很大，如果同时拿出来这是精神分裂！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凭藉经济实力受大家接受、拥戴和尊重；而军事硬实力、列宁党的专政，不是我们说的中国梦。”
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指出，新政“蜜月期”还未结束，南周事件昭示的朝野不可能共有的“中国梦”已被击碎。
时政评论员、专栏作家郑公燮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说：“外界的‘宪政梦’，只是党内外一些人希望通过宪政实现民主转型的一厢情愿，与习近平的‘中国梦’差之千里，与习的‘宪政梦’也不是一回事。而在中共体制内，按照宪法施政的‘宪政’本身就是死胡同，因为《宪法》总纲第一条就强调中共一党专政，党大于法是中共不可逾越的底线。”
魏京生刊文表示，一党专政作为宪法总纲的总纲成为了宪法的实质，就没有了什么言论自由、人身保障。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其实质也就是一个坚持：一党专政而已。所以小习明白无误的告诉傻乎乎的精英们，别再做什么民主宪政的黄粱美梦了。俺习总书记所说的宪政，就是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不是你们自以为是的什么民主宪政。你们一厢情愿都理解错了。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发文指出，习近平在纪念宪法30周年讲话中强调依宪治国，是依一党专政之宪治一党专政之国，充其量表达了新极权国家政治愿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两者都是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与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信仰不同，汪洋说“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网络拼图）
习强调共产主义信仰 成红色政权守护者
习近平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
习近平在南巡这番讲话之后，他1月5日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对此，陈子明指出这是重拾新左派的观点。
习近平还在南巡讲话中说：“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当苏共解体的时候，退党人数是420万，当时苏共党员总数在1千万到2千万左右。毛泽东曾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九评共产党》引发的退党大潮至今已持续了8个年头，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1亿3千多万，每天以5、6万的人数递增。中共十八大宣誓“不走邪路”，促使更多的中国民众觉醒。
习近平1月28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承认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等。会议要求强化党员管理，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面对千疮百孔溃烂的党的肌体，习近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提高干部素质第一位的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我说过，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习近平还说：“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要树立信心。”高瑜披露，有传写入十八大报告里的“三个自信”，就是刚刚因淫乱倒台的前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
郑公燮说：“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中共不可逆转的全面彻底腐败，使中共党内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越来越少，在中共高层，像习近平这样强调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也十分罕见。在2013新的一年，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中共政权将面临土崩瓦解，罪孽深重的中共将受到清算，退出中共、解体中共，不要为中共殉葬，才是明智正确的选择。”
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近日在博客文章中表示，无论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仇恨情绪，还是“阿拉伯之春”后各国统治者覆亡的经验，都让中共认定：放弃一党专制是自取灭亡之道。基于此，中共挑选大管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可靠。
她指出，从中共的立场与利益看，习近平确实是接替党魁的最佳人选，第一，无论是与中共政权的家世渊源还是本人思想，都绝对可靠，决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二、习近平行事张驰有度，在各种矛盾关系中较能收敛，不至于使党内高层矛盾激化。可以说，习近平是中共红色政权的守护者，如果指望他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那是缘木求鱼。
王歧山力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双重用意
《人民日报》1月18日刊文解读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承认，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相似性，停滞、不改革会使中国陷入动荡。但文章同时警告，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提供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何清涟指出，王歧山多年来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大家千呼万唤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郑公燮说：“中共本身才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中共垮台之后并不会像党报解读的那样陷入动乱。党报解读强调‘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会带来动荡，其实是在给习近平做表面官样文章找理由。习式的改革反腐雷声大雨点小，只是针对官场腐败的表面现象，而中共制度性腐败无所不在，不触及中共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徒劳。”
以习近平近日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例，提到“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但却避重就轻、不敢明令禁止“三公消费”。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
最近，有胡锦涛智囊之称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一个财经峰会上演讲，警告“改革没有突破，政局必有突变”。针对胡、习警告“腐败亡党”，俞可平十八大后指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但习近平上任以来至今不提政改。
习近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习近平还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高瑜指出，“这说明习会维护一党专政，不会有制度改造，恢复共产党执政权威和合法性才是习的目标。他不想中共江山毁在他的手上，会推进一个强势的政府，重整朝纲整肃贪腐。但问题是一党专政不改，腐败就难以根治。”
《纽约时报》引述分析指出，中共太子党们已经瓜分了中国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警告，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人民日报》1月18日的文章称，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
郑公燮说：“习李寄希望于改革先锋汪洋上任副总理后，推行包括大部制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来冲击中央部委和权贵利益集团。习近平过去从没有与权贵集团冲突的经历，扮演的都是左右逢源的角色，包括在远华案和陈良宇案中不作为，薄熙来案也是在胡温主导之下。而汪洋却敢于大刀阔斧，他要在中央拿出在广东的改革反腐劲头，那会有好戏看。”
与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信仰不同的是，汪洋面对中央和地方利益集团阻力，喊出了“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利益格局”、“一个好的制度比一个好的领导更重要”、“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等惊人言论，让党内保守派担忧。
主张改革的胡锦涛团派常委候选人汪洋和李源潮，在十八大前最后一刻非正式投票中，遭到江泽民、李鹏等保守派元老阻挠而出局。香港《明报》指出，汪洋与李源潮虽然民望相对较高，但在中共元老眼中，他们过去的言行超越了底线，政治忠诚度受到质疑。根据元老们在苏共崩溃中得到的经验，他们两人都具潜质成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必须严加防范。
郑公燮说：“中共政权将面临选择：是自欺欺人做改革反腐表面文章，坐等革命到来；还是主动大胆针对体制进行改革反腐，以图和平转型。但无论如何改革，中共的本质不会改变，汪洋主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势必会引起权贵利益集团反弹。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倒逼改革、乃至解体中共，将不可避免。而主动改革可以减少社会动荡，习近平坚持保守立场将会加大转型的代价。”
劳教制度沦为打击异己、维护腐败的工具，也是中共政法委滥权、生财的工具。（网络图片）
废除劳教制度并不意味中共终止迫害政策
江泽民1999年发动镇压法轮功以来，把亿万修炼“真、善、忍”的普通民众推向政府的敌对面，同时把中共拖进了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造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灾难，社会道德沦丧，假、恶、暴与贪腐盛行，各种社会矛盾危机和乱象丛生，中共政权而今已坐在火山口上。
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动用了四分之一国家财力，主管公检法系统的政法委无限制坐大，成为祸乱之源。中共近年来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开支，上访大军高达2千万，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已超过20万起，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罗干所推行的暴力维稳模式越来越可能成为中共崩溃的导火索。
胡锦涛2011年开始倡导创新社会管理。随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默许数千村民打着“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游行示威，警车开道为农民工讨薪游行护航，树立乌坎民选模式。去年，广东21个地级市政法委书记换届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汪洋率先架空政法委。
香港《动向》指出，汪洋在卸任前的省委第二次学习十八大精神会议上说：“要树立新观念、新思维，社会上有民众示威、游行抗争、有上访请愿等，是一个开放民主法制社会的正常活动，要保护而不应害怕甚至打压。”
另一方面，成为社会不稳定根源的劳教制度，多年来成为民间和官媒舆论批评的焦点。近十年来，学界与政界不断推动废除劳教制度。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后释放，近日对劳教委起诉；以及薄熙来在重庆“黑打”期间，将转发微博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判劳教两年，任建宇仍在上诉。这两起事件激起了公众对劳教制度的愤恨，废除劳教呼声高涨。
郑公燮说：“劳教制度是中共专制野蛮暴政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多年来民愤太大，习李当局为缓解中共危机，也须废除劳教。但是，各界多年来推动废除劳教，并不是以中共迫害法轮功为由。即使废除劳教，也并不意味着中共终止迫害政策。而迫害法轮功才是中国社会不公、天怒人怨最大、最根本的问题，中共高层有识之士应当站出来推动终止迫害政策。”
据大陆知情学者透露，2011年初，胡锦涛访美的时候，他有一个与奥巴马总统“3+3会谈”的私人宴会，胡锦涛口头承诺：在他任内不再镇压法轮功。温家宝也曾在高层会议上提出平反法轮功；反对平反法轮功的人，是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江泽民派系人物。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通过民间途径能够证实的至少已有3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死亡发生的场所包括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劳教监禁、暴力洗脑、敲诈勒索、流离失所，数千法轮功学员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数万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超出了人类良知的底线。
中共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种种酷刑：老虎凳、暴打、死人床、电棍电击、抻床、吊铐、灌食（鼻饲）、铁椅子、打毒针、野蛮灌食、电棍殴打等演示图。（明慧网图片）
习近平与外界的“宪政梦”不是一回事
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首次谈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当时习还吟诵了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等两句诗。随后，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
《南方周末》2013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把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宪政梦”加以诠释，表达党内外宪政派的愿望。经过江派前常委李长春的亲信、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干涉删改后，最终发表的版本其实更接近习近平的“中国梦”含义。此事件引发南周采编人员集体抗议；支持者在南周总部外集会，并与左派发生冲突；多家党媒加入论战。
外媒将南周事件的责任归咎于李长春的亲信、前中宣部长刘云山。但随后1月15日，刘云山接任习近平的中央党校校长重要职位。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指出，习近平和刘云山在政治理念上是契合的，曾两次共同合作编写党史，且在政治上都“偏左”。
习近平上任后效仿邓小平南巡视察改革门户广东，他重申改革、反腐、改作风“三板斧”，其用意实际上是为了树立权威、重拾人心、缓解中共危机，而海内外一些舆论却予以热捧。流亡民主人士魏京生讥讽习总书记是“知识精英们的第三任大救星”。
《北京之春》2013年1月号刊登了《习近平南巡讲话摘要》，习再次谈到“中国梦”，他说：“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理想。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对此表示：“习一直说中国梦是复兴梦，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说法就成共产主义梦，这两个梦差别很大，如果同时拿出来这是精神分裂！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凭藉经济实力受大家接受、拥戴和尊重；而军事硬实力、列宁党的专政，不是我们说的中国梦。”
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指出，新政“蜜月期”还未结束，南周事件昭示的朝野不可能共有的“中国梦”已被击碎。
时政评论员、专栏作家郑公燮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说：“外界的‘宪政梦’，只是党内外一些人希望通过宪政实现民主转型的一厢情愿，与习近平的‘中国梦’差之千里，与习的‘宪政梦’也不是一回事。而在中共体制内，按照宪法施政的‘宪政’本身就是死胡同，因为《宪法》总纲第一条就强调中共一党专政，党大于法是中共不可逾越的底线。”
魏京生刊文表示，一党专政作为宪法总纲的总纲成为了宪法的实质，就没有了什么言论自由、人身保障。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其实质也就是一个坚持：一党专政而已。所以小习明白无误的告诉傻乎乎的精英们，别再做什么民主宪政的黄粱美梦了。俺习总书记所说的宪政，就是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不是你们自以为是的什么民主宪政。你们一厢情愿都理解错了。
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发文指出，习近平在纪念宪法30周年讲话中强调依宪治国，是依一党专政之宪治一党专政之国，充其量表达了新极权国家政治愿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两者都是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与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信仰不同，汪洋说“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网络拼图）
习强调共产主义信仰 成红色政权守护者
习近平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
习近平在南巡这番讲话之后，他1月5日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对此，陈子明指出这是重拾新左派的观点。
习近平还在南巡讲话中说：“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当苏共解体的时候，退党人数是420万，当时苏共党员总数在1千万到2千万左右。毛泽东曾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九评共产党》引发的退党大潮至今已持续了8个年头，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1亿3千多万，每天以5、6万的人数递增。中共十八大宣誓“不走邪路”，促使更多的中国民众觉醒。
习近平1月28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承认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等。会议要求强化党员管理，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面对千疮百孔溃烂的党的肌体，习近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提高干部素质第一位的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我说过，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习近平还说：“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要树立信心。”高瑜披露，有传写入十八大报告里的“三个自信”，就是刚刚因淫乱倒台的前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
郑公燮说：“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中共不可逆转的全面彻底腐败，使中共党内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越来越少，在中共高层，像习近平这样强调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也十分罕见。在2013新的一年，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中共政权将面临土崩瓦解，罪孽深重的中共将受到清算，退出中共、解体中共，不要为中共殉葬，才是明智正确的选择。”
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近日在博客文章中表示，无论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仇恨情绪，还是“阿拉伯之春”后各国统治者覆亡的经验，都让中共认定：放弃一党专制是自取灭亡之道。基于此，中共挑选大管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可靠。
她指出，从中共的立场与利益看，习近平确实是接替党魁的最佳人选，第一，无论是与中共政权的家世渊源还是本人思想，都绝对可靠，决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二、习近平行事张驰有度，在各种矛盾关系中较能收敛，不至于使党内高层矛盾激化。可以说，习近平是中共红色政权的守护者，如果指望他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那是缘木求鱼。
王歧山力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双重用意
《人民日报》1月18日刊文解读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承认，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相似性，停滞、不改革会使中国陷入动荡。但文章同时警告，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提供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何清涟指出，王歧山多年来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大家千呼万唤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郑公燮说：“中共本身才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中共垮台之后并不会像党报解读的那样陷入动乱。党报解读强调‘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会带来动荡，其实是在给习近平做表面官样文章找理由。习式的改革反腐雷声大雨点小，只是针对官场腐败的表面现象，而中共制度性腐败无所不在，不触及中共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徒劳。”
以习近平近日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例，提到“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但却避重就轻、不敢明令禁止“三公消费”。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
最近，有胡锦涛智囊之称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一个财经峰会上演讲，警告“改革没有突破，政局必有突变”。针对胡、习警告“腐败亡党”，俞可平十八大后指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但习近平上任以来至今不提政改。
习近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习近平还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高瑜指出，“这说明习会维护一党专政，不会有制度改造，恢复共产党执政权威和合法性才是习的目标。他不想中共江山毁在他的手上，会推进一个强势的政府，重整朝纲整肃贪腐。但问题是一党专政不改，腐败就难以根治。”
《纽约时报》引述分析指出，中共太子党们已经瓜分了中国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警告，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人民日报》1月18日的文章称，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
郑公燮说：“习李寄希望于改革先锋汪洋上任副总理后，推行包括大部制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来冲击中央部委和权贵利益集团。习近平过去从没有与权贵集团冲突的经历，扮演的都是左右逢源的角色，包括在远华案和陈良宇案中不作为，薄熙来案也是在胡温主导之下。而汪洋却敢于大刀阔斧，他要在中央拿出在广东的改革反腐劲头，那会有好戏看。”
与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信仰不同的是，汪洋面对中央和地方利益集团阻力，喊出了“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利益格局”、“一个好的制度比一个好的领导更重要”、“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等惊人言论，让党内保守派担忧。
主张改革的胡锦涛团派常委候选人汪洋和李源潮，在十八大前最后一刻非正式投票中，遭到江泽民、李鹏等保守派元老阻挠而出局。香港《明报》指出，汪洋与李源潮虽然民望相对较高，但在中共元老眼中，他们过去的言行超越了底线，政治忠诚度受到质疑。根据元老们在苏共崩溃中得到的经验，他们两人都具潜质成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必须严加防范。
郑公燮说：“中共政权将面临选择：是自欺欺人做改革反腐表面文章，坐等革命到来；还是主动大胆针对体制进行改革反腐，以图和平转型。但无论如何改革，中共的本质不会改变，汪洋主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势必会引起权贵利益集团反弹。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倒逼改革、乃至解体中共，将不可避免。而主动改革可以减少社会动荡，习近平坚持保守立场将会加大转型的代价。”
劳教制度沦为打击异己、维护腐败的工具，也是中共政法委滥权、生财的工具。（网络图片）
废除劳教制度并不意味中共终止迫害政策
江泽民1999年发动镇压法轮功以来，把亿万修炼“真、善、忍”的普通民众推向政府的敌对面，同时把中共拖进了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造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灾难，社会道德沦丧，假、恶、暴与贪腐盛行，各种社会矛盾危机和乱象丛生，中共政权而今已坐在火山口上。
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动用了四分之一国家财力，主管公检法系统的政法委无限制坐大，成为祸乱之源。中共近年来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开支，上访大军高达2千万，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已超过20万起，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罗干所推行的暴力维稳模式越来越可能成为中共崩溃的导火索。
胡锦涛2011年开始倡导创新社会管理。随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默许数千村民打着“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游行示威，警车开道为农民工讨薪游行护航，树立乌坎民选模式。去年，广东21个地级市政法委书记换届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汪洋率先架空政法委。
香港《动向》指出，汪洋在卸任前的省委第二次学习十八大精神会议上说：“要树立新观念、新思维，社会上有民众示威、游行抗争、有上访请愿等，是一个开放民主法制社会的正常活动，要保护而不应害怕甚至打压。”
另一方面，成为社会不稳定根源的劳教制度，多年来成为民间和官媒舆论批评的焦点。近十年来，学界与政界不断推动废除劳教制度。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后释放，近日对劳教委起诉；以及薄熙来在重庆“黑打”期间，将转发微博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判劳教两年，任建宇仍在上诉。这两起事件激起了公众对劳教制度的愤恨，废除劳教呼声高涨。
郑公燮说：“劳教制度是中共专制野蛮暴政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多年来民愤太大，习李当局为缓解中共危机，也须废除劳教。但是，各界多年来推动废除劳教，并不是以中共迫害法轮功为由。即使废除劳教，也并不意味着中共终止迫害政策。而迫害法轮功才是中国社会不公、天怒人怨最大、最根本的问题，中共高层有识之士应当站出来推动终止迫害政策。”
据大陆知情学者透露，2011年初，胡锦涛访美的时候，他有一个与奥巴马总统“3+3会谈”的私人宴会，胡锦涛口头承诺：在他任内不再镇压法轮功。温家宝也曾在高层会议上提出平反法轮功；反对平反法轮功的人，是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江泽民派系人物。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通过民间途径能够证实的至少已有3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死亡发生的场所包括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劳教监禁、暴力洗脑、敲诈勒索、流离失所，数千法轮功学员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数万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超出了人类良知的底线。
中共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种种酷刑：老虎凳、暴打、死人床、电棍电击、抻床、吊铐、灌食（鼻饲）、铁椅子、打毒针、野蛮灌食、电棍殴打等演示图。（明慧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