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6日讯】中共官员的买官和卖官，随着买卖被曝光的事例越来越多，卖官的“价位”和“行情”也开始形成体系，成为市场上的流行价和参考价，这也为人们探究中共的特权究竟有多少油水，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以前，海内外人士看中共内部的内斗，多少有些摸不到门道，想着他们是否真的值得去那么你死我活的恶斗呢？就为着一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或者总理级以及以上的官位？这些位置究竟有多少好处、多少特权，它究竟有多么值钱呢？
卖官鬻爵当然让百姓深恶痛绝，但卖官鬻爵的一个“好处”，就是把特权的“权益”数量化、金钱化、价格化，可以让人们去了解，去比较，去研究特权的本质。有钱的人或者肯花钱的人，可以去买官；没有钱的人，可以知道这个位置上的贪官，会在任期内捞到多少权益。再者，如果中共官员官位的价格越来越低，说明社会资讯的透明让贪官越来越无利可图；而如果中共官员官位的价格越来越高，则说明特权的垄断越来越有利润，特权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而两极分化、官逼民反的结局也会越来越近。
中共官员的官价
两年前，一份公布出来的卖官“指导价格”说，中共的县委书记是200万人民币，县长是120万，县委副书记是60万，而副县长是50万。很发人深省的是，县公安局长的价钱是150万，比县长还高，仅次于县委书记。这说明在中共的罪恶体制下，掌握司法的权力之后，可以有多少贪赃枉法的事情在幕后进行，黑幕的交易又有多么的惨烈。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卖官，64万元就可以当上市委书记。中共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卖了57顶官帽，赚了1700万，平均每顶30万。中共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王虎林，卖出430顶官帽。中共陕西商州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5年时间卖了官帽27顶，中共安徽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先后卖出110顶官帽。
山西一个中共的副处级干部想提职为正处级，希望出价180万元人民币实现目标。他甚至预付了9万元的“先期活动”经费。虽然后来事情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如果这个副处级干部的出价是“合乎”市场行情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副处到正处，其“价值”是普通中国民众大约90年的薪资。
中共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出官帽110顶，价格平均1万多元，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相比之下，中共政协委员5万，人大代表10万的明码标价，也正好说明了人大和政协的花瓶地位之轻，和在体制内毫无份量的地位。
从“高端市场”的行情看，中共贪官许宗衡公开列出的卖官标价，是区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的局长在500万到600万之间。香港媒体披露了中共政治局级别的买官内幕。官至正部级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准备花钱买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级别的职位，要向政治局常委行贿，每个常委1000万，如果买已经退位的江泽民“开口”，则以3000万元为起步。
历史上的卖官鬻爵
学者们说，中国官场卖官鬻爵的历史，从秦汉时代开始，清朝时达到鼎盛。但目前看来，清朝的顶峰还只是一个前奏，其登峰造极，在当今社会。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始皇时因为飞蝗成灾，秦皇下诏出售爵位。老百姓上缴粟一千石，就可以拜爵位一级。会考据的推算说，“粟千石”是600石小米，相当于目前的20～30吨粮食，也就是10～12万元人民币。这是购买秦朝最低官职的价钱，买最高的官爵，则需要200～300万元人民币。更深入的推算表明，按如果要买秦朝的三公的侯爵，若想收回投资的成本，需要10年的时间。
秦代卖官用粮食作价，还有救济饥民的意思。汉代的卖官，就赤裸裸的是直接收钱了。当时的价格是最低一级17万铜钱，最高爵位（第八级“乐卿”）是31万铜钱。当时，一万铜钱值一斤黄金。所以，按今天的黄金价格算，汉代卖官的价钱是人民币15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之间。
如此看来，红朝的卖官鬻爵，在规模上超越古人，在价格上随机浮动，在价位上也绝无仅有。
动态定价和卖官的后果
谈及价格的浮动，就不能不谈到“动态定价”（dynamic pricing）。它目前在各国商业界也普遍流行。今年圣诞节的购物季，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在零售业历史上第一次，网路零售商以极快的速度在随时变更商品的价钱。美国西雅图一家管理自动定价系统的公司叫“Mercent”，它的总裁告诉《时代周刊》，网上更改价钱最快的公司，每10～15分钟就更改一次价钱。这也是为什么它叫做“动态定价”的原因。
当然，动态定价人们并不陌生，美国的航空公司从1980年代开始，就采取了灵活的动态定价系统。那些航空公司成功的把空座位的风险，转移到了航空旅客的身上，其交换条件是给旅客一点折价。其中的奥秘是，对那些必须飞行的旅客来说，只要你愿意多付点钱，也许是两倍于你的邻座的价钱，就永远不用担心没有座位。有的人得，有的人失。后来呢，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都开始采用这样一个方法。
再后来，球队、剧院、高尔夫球场，所有这些具有“随时间消逝的库存”的企业，后来都在运用这一策略。因为对球队、剧院和高尔夫球场来说，如果比赛开始、演出开始、时间过去，而他们还有空馀的座位，那这部分收入就永远失去了。美国零售业原本有一个“制造商的建议零售价”（MSRP)，现在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开始不理会这个价格了，而是定一个底价，而让实际价格按动态定价的软件程序自发调节。
有人说，卖官鬻爵古今中外都有，外国人也买官卖官，这的确如此。法国从路易十五时代开始大量增加军事开支，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无法承担，为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政府除了举借新债，也盛行卖官。贵族头衔可以买卖，并且封爵的价钱越来越高。从1700年到1789年，法国就增加了5万新的贵族。俄国人也擅长卖官，前苏联的卖官也非常盛行。但有一点，大肆卖官不久，价钱也越来越高时，所有这些王朝就都一个个覆亡了。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
卖官鬻爵当然让百姓深恶痛绝，但卖官鬻爵的一个“好处”，就是把特权的“权益”数量化、金钱化、价格化，可以让人们去了解，去比较，去研究特权的本质。有钱的人或者肯花钱的人，可以去买官；没有钱的人，可以知道这个位置上的贪官，会在任期内捞到多少权益。再者，如果中共官员官位的价格越来越低，说明社会资讯的透明让贪官越来越无利可图；而如果中共官员官位的价格越来越高，则说明特权的垄断越来越有利润，特权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而两极分化、官逼民反的结局也会越来越近。
中共官员的官价
两年前，一份公布出来的卖官“指导价格”说，中共的县委书记是200万人民币，县长是120万，县委副书记是60万，而副县长是50万。很发人深省的是，县公安局长的价钱是150万，比县长还高，仅次于县委书记。这说明在中共的罪恶体制下，掌握司法的权力之后，可以有多少贪赃枉法的事情在幕后进行，黑幕的交易又有多么的惨烈。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卖官，64万元就可以当上市委书记。中共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卖了57顶官帽，赚了1700万，平均每顶30万。中共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王虎林，卖出430顶官帽。中共陕西商州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5年时间卖了官帽27顶，中共安徽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先后卖出110顶官帽。
山西一个中共的副处级干部想提职为正处级，希望出价180万元人民币实现目标。他甚至预付了9万元的“先期活动”经费。虽然后来事情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如果这个副处级干部的出价是“合乎”市场行情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副处到正处，其“价值”是普通中国民众大约90年的薪资。
中共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出官帽110顶，价格平均1万多元，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相比之下，中共政协委员5万，人大代表10万的明码标价，也正好说明了人大和政协的花瓶地位之轻，和在体制内毫无份量的地位。
从“高端市场”的行情看，中共贪官许宗衡公开列出的卖官标价，是区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的局长在500万到600万之间。香港媒体披露了中共政治局级别的买官内幕。官至正部级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准备花钱买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级别的职位，要向政治局常委行贿，每个常委1000万，如果买已经退位的江泽民“开口”，则以3000万元为起步。
历史上的卖官鬻爵
学者们说，中国官场卖官鬻爵的历史，从秦汉时代开始，清朝时达到鼎盛。但目前看来，清朝的顶峰还只是一个前奏，其登峰造极，在当今社会。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始皇时因为飞蝗成灾，秦皇下诏出售爵位。老百姓上缴粟一千石，就可以拜爵位一级。会考据的推算说，“粟千石”是600石小米，相当于目前的20～30吨粮食，也就是10～12万元人民币。这是购买秦朝最低官职的价钱，买最高的官爵，则需要200～300万元人民币。更深入的推算表明，按如果要买秦朝的三公的侯爵，若想收回投资的成本，需要10年的时间。
秦代卖官用粮食作价，还有救济饥民的意思。汉代的卖官，就赤裸裸的是直接收钱了。当时的价格是最低一级17万铜钱，最高爵位（第八级“乐卿”）是31万铜钱。当时，一万铜钱值一斤黄金。所以，按今天的黄金价格算，汉代卖官的价钱是人民币15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之间。
如此看来，红朝的卖官鬻爵，在规模上超越古人，在价格上随机浮动，在价位上也绝无仅有。
动态定价和卖官的后果
谈及价格的浮动，就不能不谈到“动态定价”（dynamic pricing）。它目前在各国商业界也普遍流行。今年圣诞节的购物季，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在零售业历史上第一次，网路零售商以极快的速度在随时变更商品的价钱。美国西雅图一家管理自动定价系统的公司叫“Mercent”，它的总裁告诉《时代周刊》，网上更改价钱最快的公司，每10～15分钟就更改一次价钱。这也是为什么它叫做“动态定价”的原因。
当然，动态定价人们并不陌生，美国的航空公司从1980年代开始，就采取了灵活的动态定价系统。那些航空公司成功的把空座位的风险，转移到了航空旅客的身上，其交换条件是给旅客一点折价。其中的奥秘是，对那些必须飞行的旅客来说，只要你愿意多付点钱，也许是两倍于你的邻座的价钱，就永远不用担心没有座位。有的人得，有的人失。后来呢，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都开始采用这样一个方法。
再后来，球队、剧院、高尔夫球场，所有这些具有“随时间消逝的库存”的企业，后来都在运用这一策略。因为对球队、剧院和高尔夫球场来说，如果比赛开始、演出开始、时间过去，而他们还有空馀的座位，那这部分收入就永远失去了。美国零售业原本有一个“制造商的建议零售价”（MSRP)，现在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开始不理会这个价格了，而是定一个底价，而让实际价格按动态定价的软件程序自发调节。
有人说，卖官鬻爵古今中外都有，外国人也买官卖官，这的确如此。法国从路易十五时代开始大量增加军事开支，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无法承担，为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政府除了举借新债，也盛行卖官。贵族头衔可以买卖，并且封爵的价钱越来越高。从1700年到1789年，法国就增加了5万新的贵族。俄国人也擅长卖官，前苏联的卖官也非常盛行。但有一点，大肆卖官不久，价钱也越来越高时，所有这些王朝就都一个个覆亡了。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