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日讯】据报道，近日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阐述分析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总结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提出“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什么要讲“决不允许”？是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正是今日中共官场生态的真实写照。当下中共政府的执政能力非常低下，行政系统已处于基本失控的境地，社会管理也已陷入严重的混乱。日前温家宝在《求是》撰文，应系惜别之言：“我们确实也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一些该管的事情却没管好，特别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社会管理比较薄弱。各级政府还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强化。”把温家宝和习近平的两段话对读，就知道“权力部门化、利益化”导致了“下有对策”，“各级政府”热衷于“集中公共资源”并不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是为了“利益”。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所以“上有政策”就更像是领导者良知未泯的感慨而已。如何力挽狂澜，用尽可能平稳的方式终结一个溃烂至膏肓的官僚体系，这对刚刚交接权力的新任领导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近几个月来，舆论不断曝光官员秘密拥有多套房产，“房叔”“房嫂”“房妹”“房祖宗”一时间成为媒体、网路热议的话题。正当人们期待更多的腐败官员通过房产信息检索的方式被揭发出来的时候，多地政府管理部门突然加紧出台政策，对房屋信息“以人查房”的查询加以严格限制。福建漳州、江苏盐城、广州、深圳都通过各种方式明文阻止公民以人名为检索条件自由查询房产信息。虽然打着“保护个人隐私”的名义，但由于这些政策规定发布的时机，任何人都知道“保护隐私”只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公民隐私保护作为人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依赖于一个普遍有效力的、公正、健康的行政治理系统。在基本可谓全面腐败的行政系统的治理下，普通公民个人信息被滥用、隐私被侵犯从未停止过，而公务员、官员的“隐秘”却始终难受监督。人人心知肚明，还有太多的“房氏家族”成员逍遥法外，限制房产信息查询的实质决非所谓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明摆着就是腐败官员正在通过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以及整个特权利益共同体的财产（房产）腐败链条。
其实，自房屋限购令颁布以来，国家住建部为有效限制异地炒房，一直试图将国内主要四十座城市的住房信息资源进行联网，可是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消极对抗，虽然三令五申并明确了截止时间，但几年拖过去，2012年6月时只有18个城市宣布互联工作完成，北京市却不在其列。一个最简单的数据互联工程却难有实质性的推进，是官方声称的技术问题吗？知情人士对记者说：“最关键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财产隐私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问题，而不愿意主动配合完成40城联网。”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地方官员简直就是在用一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告诉中央政府：我们的房子超标了又怎样？反正你们查不得。这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胁迫：一旦联网成功，数据查清，看首先受不了的是谁？是地方贪官？还是中央政府？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13年初，40城市的联网工作实际已经完成，但住建部迟迟没有公开，显然是在等待最高层的决定。看来数据汇总之后的问题很严重，也许严重程度超出每个人的想象。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陪同习近平走访甘肃贫困户的一张视频截图，近期在网上流传甚广。王三运的神情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此图片是由新浪微博“学习粉丝团”发出的，图中习近平拉着一位农民的手，抬头望向屋顶。“粉丝团”配的旁白是：“老人家，房间这么暗，你家的灯在哪里？”截图中老农转脸看向习近平身旁的一名陪同官员，这个官员板着脸，眼神凶恶，恐吓之神态毕现无馀。网民们一搜索，这个官员正是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人们嘲讽加鄙夷地称之为“板脸哥”。
细细品味，这张截图照片堪称经典。习近平拉着的一双手有一种符号象征的意义。它传达出一个信号：这个领导者正在努力走一条贴近百姓的路线；可百姓的反应却不同，他贫寒而又卑微，身躯和情感都已被经年的苦难压弯。他的手虽然牵着领导，身体却转向后面，恐慌地望着那些直接管理着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心里的官吏们；官吏们无言而自威，他们的一个眼神就足以灭掉一名普通百姓说出真心话的勇气。他们站在暗影中，恰好是那句成语“阳奉阴违”的形象诠释，然而正是暗影给了他们一种上欺下瞒的力量，也给了他们一个捞足油水的空间。“阴违”的“淫威”让“阳奉”成了皇帝的新装。
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朱回忆了在他任国家总理时一次被欺骗的经过：“还有一件事，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落落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面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的，热情的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多么繁荣热闹的人民生活！那却是为应付他的检查临时表演的一出戏。堂堂一个国家总理就这样像哄小孩子一样被哄骗了，政府拨出的大笔下岗工人再就业资金就这样被各层官员收进自己的腰包。经网友检索报章，这一天是1998年3月25日，这个“省会城市”是长春。骗他的人是时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的米凤君，从1998年3月25日造假至2008年4月28日被“双规”，骗了总理之后，又作威作福十年之久。不可思议的是，即使知道是被骗，朱身为政府总理，却没有办法依规依法处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实米凤君清楚，在“党天下”之内，演出戏给你看都算是尊重你，无非大家一起骗骗百姓，分分赃款，难道你要当真为百姓做事？朱镕基被特权利益共同体打个耳光，除了哭哭，真的没别的办法。只要这个“党天下”没有还权于民，就像1999年4月25日在中南海新华门，他作为政府首脑和“法轮功”请愿代表当场达成共识，旋即被这个“党”撕成碎片，公信力无存，他又能有何办法？
无数的事例证明，真正阻碍中国前进的力量并非什么国外的“反华势力”，并非什么国民的“低素质”，并非什么人口众多、资源不足。一个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群体才是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最大阻力。在下一步社会趋向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才能除去这个巨大的毒瘤？首先需要认清这颗毒瘤产生的根源：它是中共“党天下”极权统治到“弥留状态”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种极权统治形式的“合法性”都是来自于在上者的洗脑和欺骗：他们用种种冠冕堂皇的高尚字眼包装自己，把所有的道德律令用来管理和塑造别人，其实骨子里，自己却骄奢淫逸，为所欲为，不受约束。共产党的极权政治虽然在理论上更具有迷惑性，“共产信仰”似乎句句不离公平、平等，但其极权本质却与其它的极权政治形式异曲同工。今天的形势，则是以“共产信仰”为遮羞布的极权统治已经走到作恶无须理由、抗争犹如星火的“后极权”状态，其最后的表现是撤掉遮羞布之后的裸奔。权贵资本掠夺财富时已没有遮羞布，无论习近平还是薄熙来，都只能以“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来自我论证；“斗争”治国的纲领已然变成为“维稳”（既得利益阶层保住权力）而斗争，“人民共和”这种左味十足的大旗已经是一件空无一物的皇帝的新衣。人们嘲笑着、谩骂着这些招摇过市的当权者，丧心病狂的官员们决心抱着他们掠夺的财宝这样一路走下去，或者随时跳车逃掉，或者尽量走远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做为新一任国家的领导者，正在努力广开言路，打造亲民形象，即所谓的“接地气”，大力惩治腐败，呼吁“关进笼子”，以及从新确立法律的尊严，这些措施是在扭转“党国思想”专政状态的一种良性尝试。特别是已经有了一点扩大公民言论空间和恢复法律的主体地位的气息，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必须具备的、人性化的社会监督与管束权力的基本手段。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当下公民意识逐步觉醒，党化思维逐渐清除，社会正气逐渐提升的历史时期，领导者的作为也必须要积极顺应这种变化。不仅如此，领导者还应该有对未来趋势的清醒把握：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就必须剔除掉那些不合理甚至罪恶的因素；要建立合乎人性的社会，就必须剔除那些肆虐六十多年的反人性的、恶的思想。
在随波逐流、昏昏噩噩的人世中，要保持心智的清明与敏锐并非一件易事。然而，对于一名承担公职的领导者来说，这却是应有的起码素质。可叹的是，在中国当下腐败泛滥、权斗升级、残忍险恶、浊浪翻腾的官场，清醒者已成稀罕之物。习近平需要知道，整个特权利益共同体已经和中共自上而下“党、国”不分的权力体制血肉交融，这才是今日潜在有效力的“党章”。它所要求每个成员的“党性”实际就是在不触动特权利益的前提下如何拖延解体时间，增强与民众抗衡的意志。在公权力公然作恶而不受制约的社会现实之下，参与作恶链条、在“吃人”机器中分一杯羹，是某些人处心积虑加入中共、考取公职的重要原因。这种“作恶不需理由、只需谎言自欺”的“皇帝新衣”状态不仅严重毒化了社会道德，也直接造成党治之下作恶的自循环。习近平日前曾感慨苏共解体时无勇士救党：其实这正是他的糊涂所在：苏共在1989年也已只是残损锈蚀的一架“吃人”机器而已，毫无价值合法性，大难临头当然只能作鸟兽散。“党”在共产极权体制与思维中只是工具，而且是充满任意性、不确定性的“杀人”斗争工具，习近平倘若真想有所作为，在“党”仍存在的状态下就极其危险：与特权利益共同体同流合污，必然高估了底层民众继续隐忍的耐心；与特权利益共同体分道扬镳，对方必然会挟全党而相抗，被淘汰出局甚至被长期幽禁都是可能的。人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有底牌的。“决不允许”有用吗？朱镕基、温家宝都试过了。救党其实只是妄谈，自救才是当务之急吧。如何自救？只有退出“党”从思维到体制的束缚，摆脱共党所谓“党性”的局囿，甚至率领党内残存的清醒者摆脱“共产极权思维”从思想到体制的历史缠缚，才合乎自由、自然的健康人性。或许，领导一个真正合乎文明、人道、遵守规则的现代政党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中共内部做个被贪官群体裹挟的傀儡“总书记”，才可能带领一个国家回复到一个人性的社会。习近平先生，请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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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舆论不断曝光官员秘密拥有多套房产，“房叔”“房嫂”“房妹”“房祖宗”一时间成为媒体、网路热议的话题。正当人们期待更多的腐败官员通过房产信息检索的方式被揭发出来的时候，多地政府管理部门突然加紧出台政策，对房屋信息“以人查房”的查询加以严格限制。福建漳州、江苏盐城、广州、深圳都通过各种方式明文阻止公民以人名为检索条件自由查询房产信息。虽然打着“保护个人隐私”的名义，但由于这些政策规定发布的时机，任何人都知道“保护隐私”只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公民隐私保护作为人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依赖于一个普遍有效力的、公正、健康的行政治理系统。在基本可谓全面腐败的行政系统的治理下，普通公民个人信息被滥用、隐私被侵犯从未停止过，而公务员、官员的“隐秘”却始终难受监督。人人心知肚明，还有太多的“房氏家族”成员逍遥法外，限制房产信息查询的实质决非所谓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明摆着就是腐败官员正在通过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以及整个特权利益共同体的财产（房产）腐败链条。
其实，自房屋限购令颁布以来，国家住建部为有效限制异地炒房，一直试图将国内主要四十座城市的住房信息资源进行联网，可是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消极对抗，虽然三令五申并明确了截止时间，但几年拖过去，2012年6月时只有18个城市宣布互联工作完成，北京市却不在其列。一个最简单的数据互联工程却难有实质性的推进，是官方声称的技术问题吗？知情人士对记者说：“最关键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财产隐私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问题，而不愿意主动配合完成40城联网。”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地方官员简直就是在用一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告诉中央政府：我们的房子超标了又怎样？反正你们查不得。这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胁迫：一旦联网成功，数据查清，看首先受不了的是谁？是地方贪官？还是中央政府？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13年初，40城市的联网工作实际已经完成，但住建部迟迟没有公开，显然是在等待最高层的决定。看来数据汇总之后的问题很严重，也许严重程度超出每个人的想象。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陪同习近平走访甘肃贫困户的一张视频截图，近期在网上流传甚广。王三运的神情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此图片是由新浪微博“学习粉丝团”发出的，图中习近平拉着一位农民的手，抬头望向屋顶。“粉丝团”配的旁白是：“老人家，房间这么暗，你家的灯在哪里？”截图中老农转脸看向习近平身旁的一名陪同官员，这个官员板着脸，眼神凶恶，恐吓之神态毕现无馀。网民们一搜索，这个官员正是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人们嘲讽加鄙夷地称之为“板脸哥”。
细细品味，这张截图照片堪称经典。习近平拉着的一双手有一种符号象征的意义。它传达出一个信号：这个领导者正在努力走一条贴近百姓的路线；可百姓的反应却不同，他贫寒而又卑微，身躯和情感都已被经年的苦难压弯。他的手虽然牵着领导，身体却转向后面，恐慌地望着那些直接管理着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心里的官吏们；官吏们无言而自威，他们的一个眼神就足以灭掉一名普通百姓说出真心话的勇气。他们站在暗影中，恰好是那句成语“阳奉阴违”的形象诠释，然而正是暗影给了他们一种上欺下瞒的力量，也给了他们一个捞足油水的空间。“阴违”的“淫威”让“阳奉”成了皇帝的新装。
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朱回忆了在他任国家总理时一次被欺骗的经过：“还有一件事，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落落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面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的，热情的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多么繁荣热闹的人民生活！那却是为应付他的检查临时表演的一出戏。堂堂一个国家总理就这样像哄小孩子一样被哄骗了，政府拨出的大笔下岗工人再就业资金就这样被各层官员收进自己的腰包。经网友检索报章，这一天是1998年3月25日，这个“省会城市”是长春。骗他的人是时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的米凤君，从1998年3月25日造假至2008年4月28日被“双规”，骗了总理之后，又作威作福十年之久。不可思议的是，即使知道是被骗，朱身为政府总理，却没有办法依规依法处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实米凤君清楚，在“党天下”之内，演出戏给你看都算是尊重你，无非大家一起骗骗百姓，分分赃款，难道你要当真为百姓做事？朱镕基被特权利益共同体打个耳光，除了哭哭，真的没别的办法。只要这个“党天下”没有还权于民，就像1999年4月25日在中南海新华门，他作为政府首脑和“法轮功”请愿代表当场达成共识，旋即被这个“党”撕成碎片，公信力无存，他又能有何办法？
无数的事例证明，真正阻碍中国前进的力量并非什么国外的“反华势力”，并非什么国民的“低素质”，并非什么人口众多、资源不足。一个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群体才是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最大阻力。在下一步社会趋向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才能除去这个巨大的毒瘤？首先需要认清这颗毒瘤产生的根源：它是中共“党天下”极权统治到“弥留状态”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种极权统治形式的“合法性”都是来自于在上者的洗脑和欺骗：他们用种种冠冕堂皇的高尚字眼包装自己，把所有的道德律令用来管理和塑造别人，其实骨子里，自己却骄奢淫逸，为所欲为，不受约束。共产党的极权政治虽然在理论上更具有迷惑性，“共产信仰”似乎句句不离公平、平等，但其极权本质却与其它的极权政治形式异曲同工。今天的形势，则是以“共产信仰”为遮羞布的极权统治已经走到作恶无须理由、抗争犹如星火的“后极权”状态，其最后的表现是撤掉遮羞布之后的裸奔。权贵资本掠夺财富时已没有遮羞布，无论习近平还是薄熙来，都只能以“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来自我论证；“斗争”治国的纲领已然变成为“维稳”（既得利益阶层保住权力）而斗争，“人民共和”这种左味十足的大旗已经是一件空无一物的皇帝的新衣。人们嘲笑着、谩骂着这些招摇过市的当权者，丧心病狂的官员们决心抱着他们掠夺的财宝这样一路走下去，或者随时跳车逃掉，或者尽量走远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做为新一任国家的领导者，正在努力广开言路，打造亲民形象，即所谓的“接地气”，大力惩治腐败，呼吁“关进笼子”，以及从新确立法律的尊严，这些措施是在扭转“党国思想”专政状态的一种良性尝试。特别是已经有了一点扩大公民言论空间和恢复法律的主体地位的气息，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必须具备的、人性化的社会监督与管束权力的基本手段。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当下公民意识逐步觉醒，党化思维逐渐清除，社会正气逐渐提升的历史时期，领导者的作为也必须要积极顺应这种变化。不仅如此，领导者还应该有对未来趋势的清醒把握：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就必须剔除掉那些不合理甚至罪恶的因素；要建立合乎人性的社会，就必须剔除那些肆虐六十多年的反人性的、恶的思想。
在随波逐流、昏昏噩噩的人世中，要保持心智的清明与敏锐并非一件易事。然而，对于一名承担公职的领导者来说，这却是应有的起码素质。可叹的是，在中国当下腐败泛滥、权斗升级、残忍险恶、浊浪翻腾的官场，清醒者已成稀罕之物。习近平需要知道，整个特权利益共同体已经和中共自上而下“党、国”不分的权力体制血肉交融，这才是今日潜在有效力的“党章”。它所要求每个成员的“党性”实际就是在不触动特权利益的前提下如何拖延解体时间，增强与民众抗衡的意志。在公权力公然作恶而不受制约的社会现实之下，参与作恶链条、在“吃人”机器中分一杯羹，是某些人处心积虑加入中共、考取公职的重要原因。这种“作恶不需理由、只需谎言自欺”的“皇帝新衣”状态不仅严重毒化了社会道德，也直接造成党治之下作恶的自循环。习近平日前曾感慨苏共解体时无勇士救党：其实这正是他的糊涂所在：苏共在1989年也已只是残损锈蚀的一架“吃人”机器而已，毫无价值合法性，大难临头当然只能作鸟兽散。“党”在共产极权体制与思维中只是工具，而且是充满任意性、不确定性的“杀人”斗争工具，习近平倘若真想有所作为，在“党”仍存在的状态下就极其危险：与特权利益共同体同流合污，必然高估了底层民众继续隐忍的耐心；与特权利益共同体分道扬镳，对方必然会挟全党而相抗，被淘汰出局甚至被长期幽禁都是可能的。人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有底牌的。“决不允许”有用吗？朱镕基、温家宝都试过了。救党其实只是妄谈，自救才是当务之急吧。如何自救？只有退出“党”从思维到体制的束缚，摆脱共党所谓“党性”的局囿，甚至率领党内残存的清醒者摆脱“共产极权思维”从思想到体制的历史缠缚，才合乎自由、自然的健康人性。或许，领导一个真正合乎文明、人道、遵守规则的现代政党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中共内部做个被贪官群体裹挟的傀儡“总书记”，才可能带领一个国家回复到一个人性的社会。习近平先生，请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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