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2日讯】在又一次“美国孩子家长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之际，具有“中国良知记者”美誉的王克勤又一次“辞职”（法新社报导），我感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我问苍天：三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为何容不下一个“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良知记者！
是“辞职”，还是“被辞职”？据我统计，王克勤干新闻这行已经“四起四落”，超过邓小平。2001年2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甘肃经济日报》新闻部主任王克勤的调查报告“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国内包括《甘肃经济日报》在内的近400家媒体转发，得到朱镕基总理的连续批示，揭开了全国证券市场清理整顿的序幕。此时，《甘肃经济日报》以经营不善为由宣布停刊，王克勤下岗。当年 8月15日，《甘肃经济日报》宣布复刊，王克勤立即提交工作申请，但报社领导始终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无奈之下，他应聘到《西部商报》任特稿部主任。因为那篇揭露证券黑幕的调查得罪了省委书记，一边是黑社会以500万元悬赏他的头颅，一边是省委、省政府的专案组要把他送进监狱。专案组在他采访过的所有地方寻找他所谓的“问题”，好在没有任何把柄，最后他们使出了“开除公职”的损招。王克勤被《西部商报》开除后，这个每天接待上访人的“青天大老爷”本身成为上访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包月阳聘用了他并给予重用。2010年3月17日，王克勤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签发这篇稿件的包月阳被调离报社，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2011年9月，王克勤加盟《经济观察报》，任总编辑助理负责组建新闻调查部，但这个新闻调查部又是短命的，因在北京雨灾的报导中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而被解散。2013年2月27日，王克勤离开《经济观察报》。
中国老百姓最喜欢的媒体人，当权者偏偏不喜欢！从胡舒立在《财经》“出走”到长平在《南都》被要求承诺“不再写评论”，从笑蜀在《南周》“被放假”到王克勤再“辞职”，其背后独裁者针对的不是媒体人个体，而是党报之外的市场化媒体（报业集团的子报）。2008年，伴随着南方一场冰雪灾害的到来，市场化媒体遇到了一场“倒春寒”，到“十八大”召开后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造成市场化媒体独立精神全面受挫。《中国经济时报》被和谐了，《经济观察报》被阉割了，《南方周末》被强奸了，一连串事件说明，市场化媒体的“倒春寒”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是刚刚开始。
这场“倒春寒”来自权贵资本主义。我们的体制下半身是市场经济的，上半身是计划经济的，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身处体制上半身，垄断和控制着包括一袋食盐在内的所有国家资源，对上打着“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公开抢劫民众财产。近年来，一些市场化媒体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集中的严重危险。这就自然得罪了体制内利益集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不容挑战，不能“走邪路”。从这个角度考察市场化媒体遭遇的一连串困惑与王克勤的“辞职”，就都可以明白了，
市场化媒体与利益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平民与利益集团的生死博弈，这场博弈已经达到了白热化。2011年8月，大陆许多媒体对“中非希望工程”和背后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提出了众多质疑。随后该协会发起反攻，聘请了大陆着名的律师组建了超强律师团，在自己官方网站上，向《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发难，连发公告，并在第八份公告中，对《南方都市报》下了最后通碟，要求公开道歉，在六号公告中则出资百万奖赏提供舆论风波幕后黑手的举报者。在市场化媒体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斗争中，涌现出以王克勤为代表的一批调查型记者，这样的记者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仅仅是一种散兵游击式的存在，但他们的新闻调查让弱势群体坚强，让利益集团胆颤。
调查型记者又称“警犬记者”，其概念来自于西方，主要指那些探明、揭露被个人或集体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真相的记者。在调查型记者的定性思维中，揭露是他们的崇高责任，出于对公众负责的崇高目的，有些时候，可以不考虑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为揭露比掩盖更符合法律精神与伦理道德。调查型记者为了达到揭黑目的，可能动用一切调查手段，包括改变身份甚至卧底等。西方对一些优秀的调查型记者的评价是：不愿意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尊重报导的客观中立立场，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新闻的纯洁性，不惜牺牲已经获得的职业成就和丰厚待遇。
调查型记者在中国的出现，是特殊利益集团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已经意识到，王克勤在中国新闻界的出现，可能带来一场中国式的“扒粪运动”。19世纪下半叶，控制了美国经济命脉的经济巨头为了巩固垄断地位，对内无视员工的利益，对外以损害公众利益作为赚钱手段，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以新闻记者为主体、大众报纸经营者为后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揭露黑幕运动，并写出了2000多篇揭露实业界丑闻的文章，形成了近代美国史上着名的“扒粪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成了美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罗斯福新政”，还最终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调查型新闻界”。
特殊利益集团要把市场化媒体发起的“扒粪运动”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是王克勤“被辞职”的真正原因，正像王克勤“辞职”后在微博上说的那样：“不为权贵唱赞歌，祇替苍生说人话，当下中国，为权贵代言者众，替苍生直言者稀。因此，以监督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为已任的调查性报导尤显珍贵！调查记者，决不与政府苟合，更不会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真正的职业记者永远是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的监督者！尤其是调查记者决不与政府苟合，更不可能为政府提供服务。只有如此，才能独立、客观地守护公众利益。”
在2010年王克勤离开《中国经济时报》时，我在凤凰网博客写到：“王克勤的成功是中国新闻界的个案，他遇到了一个报社好领导包月阳，但他的成功不可复制，他的道路仍然充满挫折和荆棘。”我的理由是原《南风窗》总编朱学东说过的话：“近十年间无数的天才的报人折戟沉沙，无数的悲欢离合，背后都是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殊死搏斗。这是阴阳两界，这是冰火两重天，是生下来的不平等。这种雌雄同体的报业结构，从中国报纸开始市场化之后便已存在，因为没有这种的转基因怪胎，就难以承担党报天下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包袱，而如果没有‘体制内’对‘体制外’报人的箝制、压力和控制，就无法实现对新闻界的“组织控制”，无法践行‘政治家办报’的方针，报纸的方向和导向就会‘错乱’。无数心怀理想的报人，最终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体制内’的怀抱，洗白‘体制外’的身份，无外乎三个宿命：或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或偏安一方，潦倒终身；再或是佯狂装傻，架鹰走狗！”(《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离职启示录》)
我是王克勤的铁杆粉丝，在我所崇拜的新闻英雄中，有的已经死了，死在异国他乡，有的还活着，活在“边缘化”。当我看到朱珠在《胡舒立“出走”启示录》中说“新闻理想难敌资本与制度的双重重压，媒体终将告别‘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我有一种恐惧感。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要沉痛“悼念”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时代英雄——调查型记者。不让他们写揭黑稿件，就等于判了他们死刑，中国的反腐败只能靠小三和小偷去举报了，只能靠网民们“搜表”了。国家之大却容不下一个调查型记者，但那个“影帝”却在“两会”做报告时咬牙切齿地说“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谁信啊？演出到此结束吧！
王克勤已经59岁了，他还能遇到一个好报社领导吗？在中国只有遇到一个好领导，才有调查型记者的短暂生存空间。写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人一直按照毛的话办事，凡事先整明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主要问题不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了，而是谁是“我们”都整不明白了。王克勤在调查中所经历的危险和所受到的迫害，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那些调查型记者与那些上访人都不在“我们”之列。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是“辞职”，还是“被辞职”？据我统计，王克勤干新闻这行已经“四起四落”，超过邓小平。2001年2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甘肃经济日报》新闻部主任王克勤的调查报告“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国内包括《甘肃经济日报》在内的近400家媒体转发，得到朱镕基总理的连续批示，揭开了全国证券市场清理整顿的序幕。此时，《甘肃经济日报》以经营不善为由宣布停刊，王克勤下岗。当年 8月15日，《甘肃经济日报》宣布复刊，王克勤立即提交工作申请，但报社领导始终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无奈之下，他应聘到《西部商报》任特稿部主任。因为那篇揭露证券黑幕的调查得罪了省委书记，一边是黑社会以500万元悬赏他的头颅，一边是省委、省政府的专案组要把他送进监狱。专案组在他采访过的所有地方寻找他所谓的“问题”，好在没有任何把柄，最后他们使出了“开除公职”的损招。王克勤被《西部商报》开除后，这个每天接待上访人的“青天大老爷”本身成为上访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包月阳聘用了他并给予重用。2010年3月17日，王克勤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签发这篇稿件的包月阳被调离报社，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2011年9月，王克勤加盟《经济观察报》，任总编辑助理负责组建新闻调查部，但这个新闻调查部又是短命的，因在北京雨灾的报导中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而被解散。2013年2月27日，王克勤离开《经济观察报》。
中国老百姓最喜欢的媒体人，当权者偏偏不喜欢！从胡舒立在《财经》“出走”到长平在《南都》被要求承诺“不再写评论”，从笑蜀在《南周》“被放假”到王克勤再“辞职”，其背后独裁者针对的不是媒体人个体，而是党报之外的市场化媒体（报业集团的子报）。2008年，伴随着南方一场冰雪灾害的到来，市场化媒体遇到了一场“倒春寒”，到“十八大”召开后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造成市场化媒体独立精神全面受挫。《中国经济时报》被和谐了，《经济观察报》被阉割了，《南方周末》被强奸了，一连串事件说明，市场化媒体的“倒春寒”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是刚刚开始。
这场“倒春寒”来自权贵资本主义。我们的体制下半身是市场经济的，上半身是计划经济的，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身处体制上半身，垄断和控制着包括一袋食盐在内的所有国家资源，对上打着“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公开抢劫民众财产。近年来，一些市场化媒体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集中的严重危险。这就自然得罪了体制内利益集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不容挑战，不能“走邪路”。从这个角度考察市场化媒体遭遇的一连串困惑与王克勤的“辞职”，就都可以明白了，
市场化媒体与利益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平民与利益集团的生死博弈，这场博弈已经达到了白热化。2011年8月，大陆许多媒体对“中非希望工程”和背后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提出了众多质疑。随后该协会发起反攻，聘请了大陆着名的律师组建了超强律师团，在自己官方网站上，向《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发难，连发公告，并在第八份公告中，对《南方都市报》下了最后通碟，要求公开道歉，在六号公告中则出资百万奖赏提供舆论风波幕后黑手的举报者。在市场化媒体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斗争中，涌现出以王克勤为代表的一批调查型记者，这样的记者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仅仅是一种散兵游击式的存在，但他们的新闻调查让弱势群体坚强，让利益集团胆颤。
调查型记者又称“警犬记者”，其概念来自于西方，主要指那些探明、揭露被个人或集体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真相的记者。在调查型记者的定性思维中，揭露是他们的崇高责任，出于对公众负责的崇高目的，有些时候，可以不考虑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为揭露比掩盖更符合法律精神与伦理道德。调查型记者为了达到揭黑目的，可能动用一切调查手段，包括改变身份甚至卧底等。西方对一些优秀的调查型记者的评价是：不愿意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尊重报导的客观中立立场，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新闻的纯洁性，不惜牺牲已经获得的职业成就和丰厚待遇。
调查型记者在中国的出现，是特殊利益集团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已经意识到，王克勤在中国新闻界的出现，可能带来一场中国式的“扒粪运动”。19世纪下半叶，控制了美国经济命脉的经济巨头为了巩固垄断地位，对内无视员工的利益，对外以损害公众利益作为赚钱手段，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以新闻记者为主体、大众报纸经营者为后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揭露黑幕运动，并写出了2000多篇揭露实业界丑闻的文章，形成了近代美国史上着名的“扒粪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成了美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罗斯福新政”，还最终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调查型新闻界”。
特殊利益集团要把市场化媒体发起的“扒粪运动”消灭在萌芽之中，这是王克勤“被辞职”的真正原因，正像王克勤“辞职”后在微博上说的那样：“不为权贵唱赞歌，祇替苍生说人话，当下中国，为权贵代言者众，替苍生直言者稀。因此，以监督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为已任的调查性报导尤显珍贵！调查记者，决不与政府苟合，更不会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真正的职业记者永远是政治权力与商业权力的监督者！尤其是调查记者决不与政府苟合，更不可能为政府提供服务。只有如此，才能独立、客观地守护公众利益。”
在2010年王克勤离开《中国经济时报》时，我在凤凰网博客写到：“王克勤的成功是中国新闻界的个案，他遇到了一个报社好领导包月阳，但他的成功不可复制，他的道路仍然充满挫折和荆棘。”我的理由是原《南风窗》总编朱学东说过的话：“近十年间无数的天才的报人折戟沉沙，无数的悲欢离合，背后都是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殊死搏斗。这是阴阳两界，这是冰火两重天，是生下来的不平等。这种雌雄同体的报业结构，从中国报纸开始市场化之后便已存在，因为没有这种的转基因怪胎，就难以承担党报天下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包袱，而如果没有‘体制内’对‘体制外’报人的箝制、压力和控制，就无法实现对新闻界的“组织控制”，无法践行‘政治家办报’的方针，报纸的方向和导向就会‘错乱’。无数心怀理想的报人，最终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体制内’的怀抱，洗白‘体制外’的身份，无外乎三个宿命：或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或偏安一方，潦倒终身；再或是佯狂装傻，架鹰走狗！”(《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离职启示录》)
我是王克勤的铁杆粉丝，在我所崇拜的新闻英雄中，有的已经死了，死在异国他乡，有的还活着，活在“边缘化”。当我看到朱珠在《胡舒立“出走”启示录》中说“新闻理想难敌资本与制度的双重重压，媒体终将告别‘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我有一种恐惧感。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要沉痛“悼念”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时代英雄——调查型记者。不让他们写揭黑稿件，就等于判了他们死刑，中国的反腐败只能靠小三和小偷去举报了，只能靠网民们“搜表”了。国家之大却容不下一个调查型记者，但那个“影帝”却在“两会”做报告时咬牙切齿地说“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谁信啊？演出到此结束吧！
王克勤已经59岁了，他还能遇到一个好报社领导吗？在中国只有遇到一个好领导，才有调查型记者的短暂生存空间。写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人一直按照毛的话办事，凡事先整明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主要问题不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了，而是谁是“我们”都整不明白了。王克勤在调查中所经历的危险和所受到的迫害，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那些调查型记者与那些上访人都不在“我们”之列。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