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9日讯】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新任国主席习近平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习再次强调了“中国梦”一词，并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梦一词的走红，最初源于习在接任中共总书记后一次参观活动中的讲话。他曾在参加《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讲话通过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后，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党内理论家随即开始歌颂“中国梦”一词，并为之寻求理论依据。
此次国家领导人换届的两会上，习再次郑重提及中国梦，可见习对“中国梦”一词的酝酿已久，绝非当时参加展览的随口提及，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向公众公布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党内理论家能如此速度之快地发表诸多有关中国梦的论述，一切都像是一场事先精心准备好了的舞台剧。
从习在各个不同场合的讲话来看，他对中国梦的外延做了很严格的界定，即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并非御用理论家提及的“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当然，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以及人民幸福或许包含在习的“中国梦”一词当中，但这些绝非主要，或者说绝非习的讲话中所必须包含的元素，否则他完全可以直接提及这些词，而不会只用一个笼而统之的“中国梦”代替。
因此，习所提及的“中国梦”与民众所理解的“中国梦”，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微妙的差异。前者侧重民族，后者倾向个人；前者期盼国家富强，后者希望生活富足；前者强调的是宏达的集体叙事，后者关心的是现实的利益考虑。正因如此，所以各方对中国梦的表述出现了一个极为有意思的现象，即自说自话。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党国要员，还是漂泊江湖的乡野村夫；不管是官方的舆论阵地，还是民间的资讯平台，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做着中国梦，可结果却是“同床异梦”。
剥离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民众期盼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暂且不提。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就连领导层所希望的中国梦也未必能实现。因为民族的复兴除了需要经济上的腾飞和综合国力地增强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制度和文化的后续支撑力，而从制度和文化这两方面来看，中国的境况无疑是非常糟糕。
这种糟糕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过程中表露得尤为明显。也正是因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破产，所以才会有“中国梦”的出炉。中国梦与之前的共产主义社会、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时常提及的小康生活，其本质上都是执政者对于民众的许诺，或者是执政者自身的政治理想或执政目标。从共产主义社会到中国梦，这是一条连续跳跃的政治理想光谱，而这种变迁也并非简单的文字变化，它是执政集团不断自我调整后的结果。
如果把“美国梦”同“中国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极为有意思的地方，即美国梦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化的结果，而中国梦则定义了一个具体可见的目标。美国梦，这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梦想很难被证伪，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果我成功了，那证明了美国梦的正确性，如果我没有成功，那只能说我自身努力不够，美国梦依旧正确；中国梦则不同，执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对臣民许下承诺，所以则很容易被验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能如此急遽的衰落，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政集团无法兑现执政之初许下的一系列承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正统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执政集团领导层在游离之中不停转换各种执政目标，直至最近的“中国梦”。换言之，中国梦与之前的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本质上并无差异，强调的都是国家层面的强大和复兴，是领导人意志一以贯之的语言表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梦除了是执政集团领导人意志的表现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因而成为凝聚执政向心力的一道重要法码。习提出中国梦，多少有点现代版的士大夫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植入最深的文化基因之一，它借助圣贤书和一代代士大夫之口口，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家国情怀也曾一度被放到中国人生命最至高无上的制高点。
如果说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等宏大辞汇太过虚无缥缈，那么中国梦就更具本土化色彩，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其感召力也更明显。正因如此，所以习提及中国梦，除了是个人政治理想和执政目标的外在表露外，更大程度上是借助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来增强执政集团的理论自信和道德自信。这点在他17日的讲话之中便可窥端倪，在面对数千人大代表和亿万电视机前的民众，习以他一贯自信的语调说道，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正是因为原意识形态的衰落，所以才会衍生出今日的“中国梦”。如果说当初的共产主义是所有亿万中国人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至高无上的梦想图腾，那么今日的中国梦则是昔日共产主义破产后的无奈选择。因此，“中国梦”一词归根结底是原意识形态破产后，执政集团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衍生出来的一个从属性价值观，是国家领导人对于自身政治理想和个人豪情的一种外在表现，是执政迷茫之中的慌乱选择。它并非什么神圣不可亵渎的辞汇，它只是层层红旗包裹之下的一个蛋，而这面曾经高高飘扬的红如今旗早已泛黄发白，残破不堪。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中国梦一词的走红，最初源于习在接任中共总书记后一次参观活动中的讲话。他曾在参加《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讲话通过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后，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党内理论家随即开始歌颂“中国梦”一词，并为之寻求理论依据。
此次国家领导人换届的两会上，习再次郑重提及中国梦，可见习对“中国梦”一词的酝酿已久，绝非当时参加展览的随口提及，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向公众公布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党内理论家能如此速度之快地发表诸多有关中国梦的论述，一切都像是一场事先精心准备好了的舞台剧。
从习在各个不同场合的讲话来看，他对中国梦的外延做了很严格的界定，即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并非御用理论家提及的“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当然，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以及人民幸福或许包含在习的“中国梦”一词当中，但这些绝非主要，或者说绝非习的讲话中所必须包含的元素，否则他完全可以直接提及这些词，而不会只用一个笼而统之的“中国梦”代替。
因此，习所提及的“中国梦”与民众所理解的“中国梦”，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微妙的差异。前者侧重民族，后者倾向个人；前者期盼国家富强，后者希望生活富足；前者强调的是宏达的集体叙事，后者关心的是现实的利益考虑。正因如此，所以各方对中国梦的表述出现了一个极为有意思的现象，即自说自话。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党国要员，还是漂泊江湖的乡野村夫；不管是官方的舆论阵地，还是民间的资讯平台，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做着中国梦，可结果却是“同床异梦”。
剥离了民主制度的保障，民众期盼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暂且不提。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就连领导层所希望的中国梦也未必能实现。因为民族的复兴除了需要经济上的腾飞和综合国力地增强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制度和文化的后续支撑力，而从制度和文化这两方面来看，中国的境况无疑是非常糟糕。
这种糟糕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过程中表露得尤为明显。也正是因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破产，所以才会有“中国梦”的出炉。中国梦与之前的共产主义社会、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时常提及的小康生活，其本质上都是执政者对于民众的许诺，或者是执政者自身的政治理想或执政目标。从共产主义社会到中国梦，这是一条连续跳跃的政治理想光谱，而这种变迁也并非简单的文字变化，它是执政集团不断自我调整后的结果。
如果把“美国梦”同“中国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极为有意思的地方，即美国梦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化的结果，而中国梦则定义了一个具体可见的目标。美国梦，这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梦想很难被证伪，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果我成功了，那证明了美国梦的正确性，如果我没有成功，那只能说我自身努力不够，美国梦依旧正确；中国梦则不同，执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对臣民许下承诺，所以则很容易被验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能如此急遽的衰落，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政集团无法兑现执政之初许下的一系列承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正统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执政集团领导层在游离之中不停转换各种执政目标，直至最近的“中国梦”。换言之，中国梦与之前的民族复兴、大国崛起本质上并无差异，强调的都是国家层面的强大和复兴，是领导人意志一以贯之的语言表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梦除了是执政集团领导人意志的表现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因而成为凝聚执政向心力的一道重要法码。习提出中国梦，多少有点现代版的士大夫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植入最深的文化基因之一，它借助圣贤书和一代代士大夫之口口，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家国情怀也曾一度被放到中国人生命最至高无上的制高点。
如果说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等宏大辞汇太过虚无缥缈，那么中国梦就更具本土化色彩，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其感召力也更明显。正因如此，所以习提及中国梦，除了是个人政治理想和执政目标的外在表露外，更大程度上是借助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来增强执政集团的理论自信和道德自信。这点在他17日的讲话之中便可窥端倪，在面对数千人大代表和亿万电视机前的民众，习以他一贯自信的语调说道，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正是因为原意识形态的衰落，所以才会衍生出今日的“中国梦”。如果说当初的共产主义是所有亿万中国人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至高无上的梦想图腾，那么今日的中国梦则是昔日共产主义破产后的无奈选择。因此，“中国梦”一词归根结底是原意识形态破产后，执政集团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衍生出来的一个从属性价值观，是国家领导人对于自身政治理想和个人豪情的一种外在表现，是执政迷茫之中的慌乱选择。它并非什么神圣不可亵渎的辞汇，它只是层层红旗包裹之下的一个蛋，而这面曾经高高飘扬的红如今旗早已泛黄发白，残破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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