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在中共两会期间，类似于火山烟雾的雾霾笼罩着北京，污染严重的空气，导致当地居民剧烈咳嗽；同时，超过1.3万头死猪在给上海提供饮用水的河流中顺水漂流，阴森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被外媒称为“末日般的景象”。日前，有外媒发表调查报导，探讨中国大陆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愈演愈烈的原因，称激烈的官场内斗导致环境污染难以治理。
目前，中国的环境的严重恶化，已成为普通中国人的首要关切事件之一。
《纽约时报》3月22日发表调查报导称，据政府资料及对参与政策谈判的人士进行的采访显示，政府官僚机构的内斗是制定更有力的环境政策最大的障碍之一。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国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对一些官员试图推行的限制污染物的新规则阳奉阴违，甚至公开抵制。能否迫使那些“始终把利润置于民众健康之前”的企业遵从而不是阻挠环境限制条例，将是对新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新任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重大考验。
中国汽车使用的燃油严重影响环境
中国各地的卡车和大客车这类车辆所用的柴油，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恶劣。四年前，中共政府有关部门曾推出过较严格的燃油新标准，但相关的政令却遭到石油行业官员的抵制。石油企业为了确保自己的暴利，拒绝提高燃油等级。结果是，中国柴油的硫含量通常是美国产品的23到33倍。
《纽约时报》称，有北京官员已经指出，当前中国空气中主要的危险污染物PM2.5有22%来自汽车尾气，另外40%来自北京及附近省份以煤炭为燃料的工厂。因此，尾气排放标准、新燃料标准以及燃煤电厂排放标准就成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核心。
今年2月28日，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发表了分析人士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现行经济政策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导致煤炭消耗和汽车销售出现巨大增长。同时分析认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为了他们的产品在全球更适销，愿意支援以清洁技术来实现车辆更新换代。但是燃油品质低劣的现状，却使更好的技术无法得到充分的应用。
环保部是提倡提高燃料标准和升级汽车技术的主要政府部门。但中国大陆的环保部虽然有权颁布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却不能单方面制定新燃料标准，也不能强制石油公司遵守。当燃料标准与汽车技术不相匹配时，环保部只能推迟颁布新的尾气排放标准，这样一来，汽车就不会升级。
燃油标准的制定体制导致了激烈的官场内斗
在中国大陆，燃料标准是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然而，参加该委员会的一个名为岳欣的科学家告诉《纽约时报》，环保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各有30到40名成员，他们几乎全都来自石油公司，这些来自石油公司的成员“会更多地考虑公司利益”。
报导表示，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两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一直坚称，消费者或者政府应该为他们升级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买单，如果不能就谁来买单的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就会一直推迟批准更高标准。而岳欣和其他一些人都表示，由于石油公司不断讨价还价，政府几年来一直在推迟发布与欧洲标准统一的国四柴油升级标准。
今年2月份，在大陆民众对恶性爆发的空气污染表示极大愤怒之后，以时任总理温家宝为首的官员试图打破僵局，再次推出了被石油企业封杀多年的燃油新标准，要求在2014年底之前，在全国采用新柴油标准，也就是国四标准。但外界怀疑，升级成本仍然可能使石油公司“漠视新标准”，因为在 2009年国务院下令在中国逐步实施国三柴油标准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报导表示，国务院甚至还为出台和逐步实施更清洁的国五标准设定了最后期限，但在委员会讨论中，中石化称，要达到该标准对硫含量的要求，成本太高。
而在公开场合，石油公司高管试图转移罪责。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今年3月曾公开对外宣称“罪魁祸首是煤炭”。
违规电厂遍及整个中国
报导表示，根据部委的资料，国有电力公司对一些官员试图推行的限制污染物的新规则也一样“抗令不遵”，电力企业常常对政府升级燃煤电厂的命令不予理会，违规的电厂遍及整个中国。中国三家最大的电力企业则一再带头违反政府的燃煤电厂排放限令。
2011年，在一轮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的讨论中，代表电力企业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大力反对拟议之中的限制措施，说升级电厂的成本太高。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甚至公开在一篇社评里称“政府的环境监管计画将使其成为笑柄”。
报导称，环保部每年发布的违反排放规定的工厂名单显示，这些违规工厂都属于规模最大的那些电力公司。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能源方面的学者涂建军称，中国很多工厂的监测设备安装得不规范，这些设备的读数都是可以被操控的。绿色和平(Greenpeace)代表周嵘则认为，当局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低，没有太大的威慑力，是污染问题无法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分析人士呼吁当局以“强烈的政府意愿”来“克服利益集团的反对”，因为“中国业已无法忍受的空气污染还将大幅度恶化”。
众所周知，石油产业背后的政治势力是周永康家族，而电力企业的命脉则一直掌握在李鹏家族的手中。因此有舆论认为，习、李如果要怼这两个行业“动真格的”，那么以这两大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与习、李之间的尖锐斗争将不可避免。
目前，中国的环境的严重恶化，已成为普通中国人的首要关切事件之一。
《纽约时报》3月22日发表调查报导称，据政府资料及对参与政策谈判的人士进行的采访显示，政府官僚机构的内斗是制定更有力的环境政策最大的障碍之一。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国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对一些官员试图推行的限制污染物的新规则阳奉阴违，甚至公开抵制。能否迫使那些“始终把利润置于民众健康之前”的企业遵从而不是阻挠环境限制条例，将是对新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新任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重大考验。
中国汽车使用的燃油严重影响环境
中国各地的卡车和大客车这类车辆所用的柴油，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恶劣。四年前，中共政府有关部门曾推出过较严格的燃油新标准，但相关的政令却遭到石油行业官员的抵制。石油企业为了确保自己的暴利，拒绝提高燃油等级。结果是，中国柴油的硫含量通常是美国产品的23到33倍。
《纽约时报》称，有北京官员已经指出，当前中国空气中主要的危险污染物PM2.5有22%来自汽车尾气，另外40%来自北京及附近省份以煤炭为燃料的工厂。因此，尾气排放标准、新燃料标准以及燃煤电厂排放标准就成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核心。
今年2月28日，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发表了分析人士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现行经济政策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导致煤炭消耗和汽车销售出现巨大增长。同时分析认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为了他们的产品在全球更适销，愿意支援以清洁技术来实现车辆更新换代。但是燃油品质低劣的现状，却使更好的技术无法得到充分的应用。
环保部是提倡提高燃料标准和升级汽车技术的主要政府部门。但中国大陆的环保部虽然有权颁布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却不能单方面制定新燃料标准，也不能强制石油公司遵守。当燃料标准与汽车技术不相匹配时，环保部只能推迟颁布新的尾气排放标准，这样一来，汽车就不会升级。
燃油标准的制定体制导致了激烈的官场内斗
在中国大陆，燃料标准是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然而，参加该委员会的一个名为岳欣的科学家告诉《纽约时报》，环保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各有30到40名成员，他们几乎全都来自石油公司，这些来自石油公司的成员“会更多地考虑公司利益”。
报导表示，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两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一直坚称，消费者或者政府应该为他们升级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买单，如果不能就谁来买单的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就会一直推迟批准更高标准。而岳欣和其他一些人都表示，由于石油公司不断讨价还价，政府几年来一直在推迟发布与欧洲标准统一的国四柴油升级标准。
今年2月份，在大陆民众对恶性爆发的空气污染表示极大愤怒之后，以时任总理温家宝为首的官员试图打破僵局，再次推出了被石油企业封杀多年的燃油新标准，要求在2014年底之前，在全国采用新柴油标准，也就是国四标准。但外界怀疑，升级成本仍然可能使石油公司“漠视新标准”，因为在 2009年国务院下令在中国逐步实施国三柴油标准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报导表示，国务院甚至还为出台和逐步实施更清洁的国五标准设定了最后期限，但在委员会讨论中，中石化称，要达到该标准对硫含量的要求，成本太高。
而在公开场合，石油公司高管试图转移罪责。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今年3月曾公开对外宣称“罪魁祸首是煤炭”。
违规电厂遍及整个中国
报导表示，根据部委的资料，国有电力公司对一些官员试图推行的限制污染物的新规则也一样“抗令不遵”，电力企业常常对政府升级燃煤电厂的命令不予理会，违规的电厂遍及整个中国。中国三家最大的电力企业则一再带头违反政府的燃煤电厂排放限令。
2011年，在一轮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的讨论中，代表电力企业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大力反对拟议之中的限制措施，说升级电厂的成本太高。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甚至公开在一篇社评里称“政府的环境监管计画将使其成为笑柄”。
报导称，环保部每年发布的违反排放规定的工厂名单显示，这些违规工厂都属于规模最大的那些电力公司。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能源方面的学者涂建军称，中国很多工厂的监测设备安装得不规范，这些设备的读数都是可以被操控的。绿色和平(Greenpeace)代表周嵘则认为，当局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低，没有太大的威慑力，是污染问题无法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分析人士呼吁当局以“强烈的政府意愿”来“克服利益集团的反对”，因为“中国业已无法忍受的空气污染还将大幅度恶化”。
众所周知，石油产业背后的政治势力是周永康家族，而电力企业的命脉则一直掌握在李鹏家族的手中。因此有舆论认为，习、李如果要怼这两个行业“动真格的”，那么以这两大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与习、李之间的尖锐斗争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