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6日讯】（新唐人记者刘嵩综合报导）24日，大陆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有中共常委出席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尖锐指出，近些年，政府通过造城卖地，掠走农民至少30万亿。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城镇化过程 政府从农民身上掠走30万亿
24日，以中国改革方向、推进城镇化、房产调控为主要议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在北京开幕。中共常委、副总理张高丽及财政部长、发改委主任等部委高官均有出席。
据陆媒报导，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年会上表示，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制度。他形容，“土地表面上看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吃，地产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级政府想吃，但是主人——农民吃不到。”
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 “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吴敬琏说，“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
按中共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以一亩农地每年产出2000元计，最高也不过6万元。而当被征用的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后，其拍卖价格可达到每亩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可谓“一本万利”。
以地价快速上涨的2010年为例。中国房地产资料研究院提供的资料显示，当年各地都迎来“土地盛宴”，不少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创下新高。比如，大连当年的“卖地钱”达到1157.75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31.2%！
在今年的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回答媒体质疑"重庆因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是否背负债务危机"的问题时透露，重庆十年间卖地收入4000亿元人民币，一时引起舆论哗然。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楯认为，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对比，这显示出政府对公众的一种掠夺。
陆媒报导称，相关调查显示，耕地征用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和当地政府拿大头，村级组织留下两三成，农民拿到的往往不到10%。而据2012年10月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捍卫我们的土地》报告，从1979年至2005年，农民仅收到开发商向政府买地所交付金额的5%，巨大的利益空间为政府所占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也不得不承认：“现行征地制度，很大程度上将不少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
农民问题核心为土地问题 政府应负全责
今年1月30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接受陆媒采访时称，“户籍改革必须同时辅之以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对土地有更多的选择权。不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化有可能变成对农民的新的剥夺。”
秦晖认为，“我们现在说实在的以户籍改革为理由，把农民强制变成市民，什么农民上楼啊，什么这个消灭村庄啊，这种制度非常可怕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所谓户籍改革的那个名义进行的，这个就很麻烦了。”
一直致力于拆迁案件维权的重庆律师郑建伟向《德国之声》表示，很多“上楼”的农民已开始尝到苦头。“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原来是没有期限的，上楼后，有使用期限70年，还有其它的物管费，开发商、政府会补贴给农民吗？虽然从旧的房子住到新房子，（但）显然农民的经济负担增加了，他们怎样增加收入维持开支，有什么样的技能立足、生存和发展？慢慢他们就会沦为低收入家庭，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
郑建伟还称，30万亿这个巨额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失地家庭聚合起来的辛酸史，无不指向土地制度，但遗憾的是土地维权案件因为牵涉地方政府利益，难于被地方法院受理和立案。
秦晖指出，“说到底，就是你是不是尊重人权，你是不是对这些人有同情心，你是不是把他们当人看待，讲得简单点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如何对待农民和城镇化的问题上，秦晖表示，“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一个宪政化的过程中，它根本就不是问题。宪政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政府能够承担多大的公共服务责任，为此公民应该让步给政府多大的权力，这都是由契约决定的。”
秦晖认为政府应该对农民工承担责任，对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百姓可以无限问责。他称，“在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下，如果你不能限制政府权力，你就不能够约束老百姓向政府问责。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是可以进行无限问责的，一直要问到他承受不了为止。他承受不了就逼他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支持农民工，或者说城市的新移民，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面对这至少30万亿的巧取豪夺，面对2.5亿农民工和由此产生的3亿离散人口的家庭，面对诸多强拆维权甚至由此导致的自焚案例，政府究竟对此承担了怎样的责任？又提供了怎样的保障？也许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永远是个问号。
城镇化过程 政府从农民身上掠走30万亿
24日，以中国改革方向、推进城镇化、房产调控为主要议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在北京开幕。中共常委、副总理张高丽及财政部长、发改委主任等部委高官均有出席。
据陆媒报导，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年会上表示，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制度。他形容，“土地表面上看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吃，地产商、地方政府想吃，上级政府想吃，但是主人——农民吃不到。”
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 “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吴敬琏说，“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
按中共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以一亩农地每年产出2000元计，最高也不过6万元。而当被征用的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后，其拍卖价格可达到每亩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可谓“一本万利”。
以地价快速上涨的2010年为例。中国房地产资料研究院提供的资料显示，当年各地都迎来“土地盛宴”，不少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创下新高。比如，大连当年的“卖地钱”达到1157.75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31.2%！
在今年的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回答媒体质疑"重庆因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是否背负债务危机"的问题时透露，重庆十年间卖地收入4000亿元人民币，一时引起舆论哗然。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楯认为，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对比，这显示出政府对公众的一种掠夺。
陆媒报导称，相关调查显示，耕地征用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和当地政府拿大头，村级组织留下两三成，农民拿到的往往不到10%。而据2012年10月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捍卫我们的土地》报告，从1979年至2005年，农民仅收到开发商向政府买地所交付金额的5%，巨大的利益空间为政府所占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也不得不承认：“现行征地制度，很大程度上将不少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
农民问题核心为土地问题 政府应负全责
今年1月30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接受陆媒采访时称，“户籍改革必须同时辅之以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对土地有更多的选择权。不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化有可能变成对农民的新的剥夺。”
秦晖认为，“我们现在说实在的以户籍改革为理由，把农民强制变成市民，什么农民上楼啊，什么这个消灭村庄啊，这种制度非常可怕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所谓户籍改革的那个名义进行的，这个就很麻烦了。”
一直致力于拆迁案件维权的重庆律师郑建伟向《德国之声》表示，很多“上楼”的农民已开始尝到苦头。“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原来是没有期限的，上楼后，有使用期限70年，还有其它的物管费，开发商、政府会补贴给农民吗？虽然从旧的房子住到新房子，（但）显然农民的经济负担增加了，他们怎样增加收入维持开支，有什么样的技能立足、生存和发展？慢慢他们就会沦为低收入家庭，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
郑建伟还称，30万亿这个巨额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失地家庭聚合起来的辛酸史，无不指向土地制度，但遗憾的是土地维权案件因为牵涉地方政府利益，难于被地方法院受理和立案。
秦晖指出，“说到底，就是你是不是尊重人权，你是不是对这些人有同情心，你是不是把他们当人看待，讲得简单点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如何对待农民和城镇化的问题上，秦晖表示，“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一个宪政化的过程中，它根本就不是问题。宪政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政府能够承担多大的公共服务责任，为此公民应该让步给政府多大的权力，这都是由契约决定的。”
秦晖认为政府应该对农民工承担责任，对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百姓可以无限问责。他称，“在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下，如果你不能限制政府权力，你就不能够约束老百姓向政府问责。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是可以进行无限问责的，一直要问到他承受不了为止。他承受不了就逼他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支持农民工，或者说城市的新移民，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面对这至少30万亿的巧取豪夺，面对2.5亿农民工和由此产生的3亿离散人口的家庭，面对诸多强拆维权甚至由此导致的自焚案例，政府究竟对此承担了怎样的责任？又提供了怎样的保障？也许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永远是个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