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6日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中共法西斯独裁政府对八九民运的镇压及对学生和市民的抓捕是从6月4日开始的，而且李鹏的代言人袁木在5月中旬的讲话中，信誓旦旦，以他特有的一脸诚恳与严肃的表情撒着一个弥天大谎，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但为抓一个学生，而且连一个市民也未抓捕”。下面我就把我在八九民运中被抓的经过公布于世，以揭露李鹏政府的谎言。
胡耀邦逝世的前两天，我恰好在北京，4月15日晚，我在北京南站的旅馆里的电视中得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两天后，在西长安街上，就看到一小队打着标语的游 行队伍，于是我就跟随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广场纪念碑旁边已出现三四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少量的标语及为数不多的围观群众。
接下来几天，我每日都去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里聚集的人群和码放的花圈都与日俱增。随着广场效应不断扩大，人们从京城的大街小巷汇集到这一政治敏感地带，站脚助威，凝聚力量。人群中不时有人登上纪念碑进行演讲，每到精彩之处，人们都报以热烈掌声。大家都心潮澎湃，忘情地讲着真话，我与大家一道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际歌，呼喊着“耀邦不死、兴国耀邦”“新华门前，警察打人”“新闻联播，我们不信”等各种口号。歌声、口号声犹如沉闷的雷声，交错从天安门 广场上阴沉的天空滚过，传向京城四面八方，几天下来我的嗓子就沙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期间，我还去了胡耀邦家设的灵堂，前来这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人人表情都悲哀肃穆，我与众人在胡耀邦遗像前，向这位民主领袖深深地鞠上一躬。在这里，我还看到了曾经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原天津市市委书记张再旺（曾担任过南开大学党委书记）也专程从天津赶来到胡家吊唁慰问，可见当时的民心所向、党心所向。
4月21日晚，由于转天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局要对天安门广场戒严管制、不准进入，首都各高校数万名大学生提前一宿游行进入广场，整齐排列，坐等明天上午参加追悼大会。我和一千馀名市民当晚也未离开广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大门口一字排开，等待参加明日的追悼大会。其间，王丹来到广场西侧，告诉大家，据可靠消息，今晚当局准备了四个师的兵力，以应对广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嘱咐大家，在广场上的行动，一定要讲究策略、注意方式，不要让当局抓住把柄。人们在广场上熬过了案冷的一夜，平安无事。
上午，在追悼大会即将开始之时，胡耀邦夫人李昭，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走下台阶，可能是已经得到劝告，不让靠近广场群众，于是她就站在远处的台阶下，目视了一阵广场上坐等了一宿的广大学生和市民，以示谢意。这在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下，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10点，追悼大会开始，广场上所有的人都肃立默哀，认真听着广场喇叭传出的实况；仔细聆听着赵紫阳致的悼词......。
追悼会结束后，三名学生代表走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递交请愿书，但无人受理；于是三名学生代表双手托起请愿书，跪在台阶上，希望政府收下请愿书，但还是无人出来接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空气似乎凝固了，在三名学生代表头顶的上方，共和国国徽麻木地俯视着爱国学生长跪不起，默不作声；大会堂内，邓小平等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无动于衷、无人理会，此情此景，广场上所有的人无不悲愤难抑，人们的心碎了，愤怒的眼泪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人们一边又一遍高呼：“李鹏出来、李鹏出来”，但无论怎样千呼万唤，大会堂内的党政要人依旧装聋作哑、漠视外边发生的一切。
下午，学生们依次撤离广场，看着学生们远去的背影，我误认为此次“天安门运动”随着胡耀邦追悼大会的结束而结束了。于是转天上午11点左右，我带着悲愤的心情登上了回津的列车。
走出天津站，看到站前广场平静如常，暗自抱怨天津人不给力，北京、天津两重天。但走到公交车站等公交车时，听到有人议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了，8路公交车已受阻无法通行，闻听此讯，压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
回到家中草草吃过饭，再次回到天津站前广场。此时学生队伍已游行至此，部分交通有交警管制，我穿过警方设立的隔离线，来到游行队伍旁，一路跟随他们并不时带领学生呼喊口号，数小时后我和学生们一同回到南开大学。
在南开大学校园内，我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新华门前警察打人及人民大会堂门前学生跪交请愿书的情景，详细地向学生们进行了描述，以此激发学生们的斗志；同时我就对时局的看法进行了演说，叮嘱学生一定要把握住此次运动，不可半途而废；要建立运动的纲领，使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让自由民主之花在中华大地盛开。
晚上10点许，刚刚与学生们分手，便被跟踪监视的便衣警察“请进”了派出所（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相通相连），五分钟后迅速把我塞进一辆刚刚驶来的黑色轿车内，我欲喊叫，但被摀住了嘴，轿车迅即离开南开大学，驶向公安南开分局。
在政保科立即展开审讯，让我交代所讲言论及在北京的情况，我一直拒不承认。转天中午，审讯人员把我跟随游行队伍并带领学生呼喊口号，及在南开大学演说时，便衣警察给我拍的十几张照片及录音带都摆在我面前，并对我说，录音带经过技术处理，已无任何杂音，就是你的声音，无奈只好承认。下午，在一张收容审查决定书上签字后，即被送进监号，一直关押到八月份释放。
可以说，我是在八九民运中全国第一个被抓捕的异议人士，时间为1989年4月23日。“六四”屠城后，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因在镇压“八九民运”中的作为，得到邓小平的赞赏，而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
【作者注】此文原本打算是在4月15日，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四周年之际公开发表的，但由于境外某个已被中共用金钱收买的网站，已得到中共的秘密指令而故意不予刊登、掩盖真相、封锁消息。这已是该网站先后第四次扣押我的投稿，不予刊登了。
二十四年来，中共国保对我的迫害，采用的是超限战迫害手段，无比残忍、下作、粗卑；不惜动用了最高级别的国安系统；启用了隐藏最深的间谍资源，疯狂封堵迫害我的黑幕，围堵我与外界的联系，并对我进行造谣中伤、恶意诽谤。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胡耀邦逝世的前两天，我恰好在北京，4月15日晚，我在北京南站的旅馆里的电视中得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两天后，在西长安街上，就看到一小队打着标语的游 行队伍，于是我就跟随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广场纪念碑旁边已出现三四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少量的标语及为数不多的围观群众。
接下来几天，我每日都去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里聚集的人群和码放的花圈都与日俱增。随着广场效应不断扩大，人们从京城的大街小巷汇集到这一政治敏感地带，站脚助威，凝聚力量。人群中不时有人登上纪念碑进行演讲，每到精彩之处，人们都报以热烈掌声。大家都心潮澎湃，忘情地讲着真话，我与大家一道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际歌，呼喊着“耀邦不死、兴国耀邦”“新华门前，警察打人”“新闻联播，我们不信”等各种口号。歌声、口号声犹如沉闷的雷声，交错从天安门 广场上阴沉的天空滚过，传向京城四面八方，几天下来我的嗓子就沙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期间，我还去了胡耀邦家设的灵堂，前来这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人人表情都悲哀肃穆，我与众人在胡耀邦遗像前，向这位民主领袖深深地鞠上一躬。在这里，我还看到了曾经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原天津市市委书记张再旺（曾担任过南开大学党委书记）也专程从天津赶来到胡家吊唁慰问，可见当时的民心所向、党心所向。
4月21日晚，由于转天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局要对天安门广场戒严管制、不准进入，首都各高校数万名大学生提前一宿游行进入广场，整齐排列，坐等明天上午参加追悼大会。我和一千馀名市民当晚也未离开广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大门口一字排开，等待参加明日的追悼大会。其间，王丹来到广场西侧，告诉大家，据可靠消息，今晚当局准备了四个师的兵力，以应对广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嘱咐大家，在广场上的行动，一定要讲究策略、注意方式，不要让当局抓住把柄。人们在广场上熬过了案冷的一夜，平安无事。
上午，在追悼大会即将开始之时，胡耀邦夫人李昭，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走下台阶，可能是已经得到劝告，不让靠近广场群众，于是她就站在远处的台阶下，目视了一阵广场上坐等了一宿的广大学生和市民，以示谢意。这在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下，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10点，追悼大会开始，广场上所有的人都肃立默哀，认真听着广场喇叭传出的实况；仔细聆听着赵紫阳致的悼词......。
追悼会结束后，三名学生代表走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递交请愿书，但无人受理；于是三名学生代表双手托起请愿书，跪在台阶上，希望政府收下请愿书，但还是无人出来接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空气似乎凝固了，在三名学生代表头顶的上方，共和国国徽麻木地俯视着爱国学生长跪不起，默不作声；大会堂内，邓小平等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无动于衷、无人理会，此情此景，广场上所有的人无不悲愤难抑，人们的心碎了，愤怒的眼泪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人们一边又一遍高呼：“李鹏出来、李鹏出来”，但无论怎样千呼万唤，大会堂内的党政要人依旧装聋作哑、漠视外边发生的一切。
下午，学生们依次撤离广场，看着学生们远去的背影，我误认为此次“天安门运动”随着胡耀邦追悼大会的结束而结束了。于是转天上午11点左右，我带着悲愤的心情登上了回津的列车。
走出天津站，看到站前广场平静如常，暗自抱怨天津人不给力，北京、天津两重天。但走到公交车站等公交车时，听到有人议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了，8路公交车已受阻无法通行，闻听此讯，压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
回到家中草草吃过饭，再次回到天津站前广场。此时学生队伍已游行至此，部分交通有交警管制，我穿过警方设立的隔离线，来到游行队伍旁，一路跟随他们并不时带领学生呼喊口号，数小时后我和学生们一同回到南开大学。
在南开大学校园内，我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新华门前警察打人及人民大会堂门前学生跪交请愿书的情景，详细地向学生们进行了描述，以此激发学生们的斗志；同时我就对时局的看法进行了演说，叮嘱学生一定要把握住此次运动，不可半途而废；要建立运动的纲领，使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让自由民主之花在中华大地盛开。
晚上10点许，刚刚与学生们分手，便被跟踪监视的便衣警察“请进”了派出所（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相通相连），五分钟后迅速把我塞进一辆刚刚驶来的黑色轿车内，我欲喊叫，但被摀住了嘴，轿车迅即离开南开大学，驶向公安南开分局。
在政保科立即展开审讯，让我交代所讲言论及在北京的情况，我一直拒不承认。转天中午，审讯人员把我跟随游行队伍并带领学生呼喊口号，及在南开大学演说时，便衣警察给我拍的十几张照片及录音带都摆在我面前，并对我说，录音带经过技术处理，已无任何杂音，就是你的声音，无奈只好承认。下午，在一张收容审查决定书上签字后，即被送进监号，一直关押到八月份释放。
可以说，我是在八九民运中全国第一个被抓捕的异议人士，时间为1989年4月23日。“六四”屠城后，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因在镇压“八九民运”中的作为，得到邓小平的赞赏，而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
【作者注】此文原本打算是在4月15日，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四周年之际公开发表的，但由于境外某个已被中共用金钱收买的网站，已得到中共的秘密指令而故意不予刊登、掩盖真相、封锁消息。这已是该网站先后第四次扣押我的投稿，不予刊登了。
二十四年来，中共国保对我的迫害，采用的是超限战迫害手段，无比残忍、下作、粗卑；不惜动用了最高级别的国安系统；启用了隐藏最深的间谍资源，疯狂封堵迫害我的黑幕，围堵我与外界的联系，并对我进行造谣中伤、恶意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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