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中国红十字会与谁有关?

2013年04月24日时政
【新唐人2013年4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与中国红会无关,请放心捐款!”已成为中国大陆民间慈善组织募集善款的一句口号,中国红十字会(民间简称“中红会”)的社会信用已破产。大陆网络舆论纷纷质问,红十字会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国都属于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在中国竟然沦落到民心尽丧的地步,这究竟是谁之过?日前,有德媒发文,探讨了民办慈善机构纷纷与“中红会”划清界限、撇清关系的现象,并澄清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的真实关系。

德媒:中国红十字会只是中共权力系统的一部分

四川雅安“4.20”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微博立即发布了鼓动民间为地震救灾捐款的呼吁,其评论栏中却收到了数百页的“滚”字。

随后,为众多慈善人士所信任的民办慈善机构“壹基金”,被网民质疑其英文网站上有“所有的捐款都将存入中国红十字会”的提示而遭遇信任危机。以致于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不得不通过新浪微博解释称,英文版的内容是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之前的内容,因未及时更新而造成网民的误会。壹基金创办人着名武打电影明星李连杰也在其微博上回应说:“壹基金是注册在深圳的独立法人组织……所有善款由招商银行托管,为专用帐户。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可能私自动用。”

随后,网络上开始盛传一张据称是北京某儿童学校在一个募捐活动的“郑重声明”的照片,照片显示,活动现场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道:“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请大家放心捐赠!”

几乎同时,有网民发消息称:在地震灾区宝兴县看到,红会摆出捐款箱号召募捐,仅募集到捐款10元零5毛。并贴出一张现场照片。


中国大陆民间慈善组织的“郑重声明” (网络图片)


中国红十字会的分支机构宝兴县红十字会募捐箱。(网络图片)


尽管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官方微博称,至4月22日17时其总会已收到救灾捐款4247万元,但外界确信,中国红十字会通过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分派捐款任务的方式是带有强制性质的,其所获得的钱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愿捐款。

多年以来一直积极为中国大陆捐献救灾善款的香港,在这次雅安地震发生后,也出现越来越多劝阻捐款的声音。多次进出灾区的前香港记者吕秉权公开表示,他不会捐款予给中共官方组织,因为有关方面“钱和物资都不缺,缺的是制度”。

对此,德国之声中文网发文表示,这些现象体现了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信用的破产。而中国网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怀疑,只是他们对整个权力系统不信任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红十字会是整个中共权力系统的一部分。

文章并引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简称ICRC)东亚代表处官员、国际人道法传播交流代表马文德(Martin Unternaehrer)向《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番解释,来澄清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会的真实关系。

马文德说:“确实,ICRC的总部设立于日内瓦,我们与各国的红十字会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虽然中国在国际红会网路之内,但是,ICRC并无权要求中国红会公开账目,也无权监督中国红会的具体运作”,“受ICRC的感召,各国随后纷纷成立了自己国家的红十字会,并统一使用ICRC的会标。但各国的红十字会都按照自己的模式管理和运转”。

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中国红十字会因为与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多年来一直被批评官僚作风严重,账目不公开透明,腐败嫌疑明显。2011年4月,网路上流传一张金额高达9859元的餐饮发票,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后经证明属实,引起社会舆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两个月后,中国大陆又爆发了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用户郭美美在微博中炫富的事件,引发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

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商业红会的关联公司“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首席执行官翁涛接受大陆《新京报》采访时声称,郭美美男友是中红博爱公司前董事王军。炫富事件发生后,王军已辞去董事职务。试图以此来否认郭美美本人与“中红会”的直接关系。

然而,2012年3月27日中共官媒新华网发布消息证实,中红博爱董事长翁涛因“容留吸毒”而被警方刑拘。所谓“容留吸毒”,是指当时在场的不止翁涛一个人,大家聚集在一起轮流吸毒。而报导中提及翁涛居住的深圳怡景花园,也被网民证实是当地有名的富豪居住地。

一系列的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的声望一落千丈、覆水难收。

雅安地震发生后,512汶川地震死难者家属刘艳萍在网络留言说:“一个能拿出数千亿财政资金去维稳的国家,发生灾难时候轮不到公民去捐款,公民唯一要做的是睁大眼睛盯好政府去履行它应尽的职责,做不好就板砖伺候。”

网民【@CatChen】宣称:“我不会捐款给任何不能拒绝和中国政府合作的机构的。只要一进入中国,政府就会想方设法强迫你跟它合作,反正你不合作还有无数竞争者。如果一家机构没有 Google那样必要时能撤出中国的决心,我一分钱也不会捐给它。我宁愿看到一家机构在坚持原则失败后把钱用于中国以外的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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