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7日讯】编者按：中共统治大陆六十多年的软手段洗脑术之一，是制造一个接一个的“英雄”，粉饰残暴镇压的恐怖，欺骗和毒化青少年，从“对敌人要残酷无情”的学雷锋走向红卫兵的打砸抢杀，是一显例。对此没有教训，今天仍然在树立愚忠样板。记录真相之馀，亦盼大陆千万文艺家深思。
每年的三月五日，是“革命样板”雷锋同志的纪念日。今年这一天，南京推出一部由湖南潇湘厂制作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据报导，当天连放四场，竟无一人购票观看！
一九六三年以来，雷锋一直是中共从上到下刻意塑造的典型。当年除毛泽东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歪字之外，题词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
六十年代：雷锋和王杰
在中共制造的所有“英雄”中，雷锋是最历久不衰的一个。每一茬领导人都要时时祭起“学习雷锋”的红幡，要人民像雷锋一样，老老实实做党的螺丝钉。连胡锦涛“裸退”前还要号召人民要好好“学习雷锋”！
这里不想去探究学雷锋的究竟。我只是回忆起，当年宣扬雷锋的时候，我就对他的死算不算牺牲有怀疑。
一九六二年雷锋死的那年，我已读完大学三年级。他当时是汽车兵，死前是个班长。八月十五日上午，他与助手乔安山出车回来后，准备把车开去清洗。因为抄小路，雷锋下车指挥乔安山倒车。汽车拐弯时撞断了营房前面一根柞木杆子，倒下来的木杆正好砸在雷锋的头上，把他给砸死了，你说邪也不邪？
这本来是一桩开车意外事故，雷锋最多也只能算是因公死亡，有什么可学习的？可那正是三年饿死几千万人之后，才缓过一口气来，共产党要转移人民痛苦的记忆，就立一个为民牺牲的好青年，消费老百姓的同情心。
为此炮制出大量的文字、歌曲和照片：中央领导题词；出版《雷锋日记》；创作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的“好人好事”照片⋯⋯在全国主要是青少年中掀起学雷锋高潮。
一九六五年又出了一个王杰，是济南军区一个坦克师工兵班的班长。一次在地雷实爆演习时，他违规用一个炸药包代替地雷作示范，在摆弄时拉火管冒出火花，燃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王杰被炸死，周围的十多个民兵受重伤。
这又是一桩意外事故！王杰是工兵班班长，违规操作，导致死亡，却吹嘘他“在大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扑向炸药包，保卫了民兵和干部。接踵而来的又是一系列宣传：《王杰日记》和《王杰专辑》；歌曲有《王杰，我们的好榜样》、《愿把青春献人民》、《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小唱》⋯⋯
还记得当年一位中文系教授对我说过的话：你读读《雷锋日记》和《王杰日记》，一样的笔调，一样的语气，无疑是同一人或同一小撮人所写。只是我读理科，没有兴趣。
意外事故造就了两个“英雄”！今天打个对折，留下一个“雷锋精神”。可是早在文革中批走资派时，就揭露了相关领导假造《雷锋日记》的事，今天还会有人信吗？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由张良主演，拍电影，搞得人人不得安宁。文革后才有人提出质疑。
战场英雄：邱少云和董存瑞
过去大陆的小学课本有一篇教材叫《我的战友邱少云》，写抗美援朝志愿军邱少云的“英雄事迹”：邱少云的连队要发动突袭，拿下敌人控制的“三九一”高地，天没亮就摸进高地下面的山坳潜伏。“前面六十多米的地方就是敌人的前沿阵地，不但可以看见铁丝网和胸墙，还可以看见地堡和火力点，甚至连敌人讲话都听得见。敌人居高临下，当然更容易发现我们。我们趴在地上必须纹丝不动，咳嗽一声或者蜷一下腿，都可能被敌人发觉。”
突然，邱少云被敌人乱打过来的燃烧弹烧着了。课文说：“邱少云只要从火里跳出来，就地打几个滚，就可以把身上的火扑灭。”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了不暴露部队，“像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
当时《人民日报》的随军记者郑大藩在看了邱少云的简要事迹后，产生两个疑问：一是燃烧弹落在什么地方？是打中头部死亡后燃烧起来，还是从远处烧过来？二是谁看见邱少云烧死的经过？他一直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是部队作战行踪不定，无法调查清楚。
还有人提出质疑。邱少云在战斗前被烧死，他随身携带的武器（如手榴弹、爆破筒等）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没有爆炸？埋伏的地点离敌人那么近（只有六十多米），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半个多小时，居高临下的敌人大白天为什么没能发现目标？
事实上，邱少云是一个被“解放”的前国军士兵，并不“根正苗红”，在部队里被目为相对落后的份子，在即将执行潜伏任务时内心忐忑不安，充满恐惧。他很可能是被燃烧弹直接击中而死，课文里所写的情节完全是后来编造的“官方故事”。
一九五五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百分钟的黑白电影《董存瑞》，由郭维导演，张良主演。是当年一部十分有名的片子。
1964 年一对蒙族女孩在风暴中迷路的故事。编成《草原英雄小姐妹》，闹得家喻户晓，后来两人成了内蒙干部，零八奥运还出来传圣火。造孽。
导演郭维说真话，被控告
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董存瑞舍身炸桥形碉堡那一幕。他没有死的战友郅顺义到处做报告说：“突然间，董存瑞猛地托着炸药包，就手拉下了导火索。我见到这个情景，惊呆了，就奔着董存瑞跑去，边跑边喊：‘你放下，你放下⋯⋯’董存瑞瞪着我喊：‘卧倒！卧倒！快趴下⋯⋯’接着，一声巨响，桥是炸断了，敌人的机枪也哑巴了，可我们的战友，却壮烈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我的心像刀绞一样，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
二○○六年，郭维已经八十四岁了。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大众电影》第八期发表了署名沙丹的文章：《〈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文章介绍郭维讲述《董存瑞》的创作过程，强调“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柱上也不能放炸药。”
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影传奇——董存瑞》中，郭维接受访问。他说：“郅振标（顺义）是真正跟着董存瑞冲上去了。但董存瑞冲到碉堡前头后，他找不着他了。以后怎么知道、确定他是托着炸药包炸的呢？就来了一些军事专家，因为谁炸的不知道。这是一个英雄啊！怎么着呢？那就是托。托可能吗？最后有人建议挖桥底下。结果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挖出一个袜底来，就是董存瑞媳妇（老婆）给董存瑞缝的。班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董存瑞的袜底，就这么确定这是董存瑞 ⋯⋯”
郅顺义的瞎吹加上电影的情节，使“董存瑞英勇献身”从“极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英雄”就是这样诞生的。
郭导演的爆料引起董存瑞生前战友和亲属的强烈不满。董存瑞年近七十岁的妹妹董存梅状告《大众电影》杂志社、导演郭维和中央电视台，称三被告侵犯了董存瑞的名誉权，要求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停止销售播放《电影传奇——董存瑞》，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代理费、其他经济损失共计十万元。
为什么提出诉讼，因为三被告揭出了弄虚作假的老底，损害了他们过去赚得的名声和利益。知情人说，郭维老人之所以要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披露出人们不知道的秘密，是因为作为一个一九五七年的“错划右派”，他相信只有坚持说真话才能真正永远记取“反右”的教训；还有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再不还原历史的真相，就没有机会了。
冒名顶替的“铁人”王进喜
一九七四年，“文革”已经进入尾声，长春厂拍了一部名叫《创业》的电影，宣扬“铁人”王进喜的“奋斗精神”。
“铁人”是如何出炉的呢？根据教材所说，一九六○年三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因而被誉为“铁人”。当然还离不开他也和雷锋一样，出身“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有着高度的政治思想境界，经常带领石油工人们在井下点起篝火学习马列着作，等等等等。
根据当年石油工人的回忆，王进喜从玉门油矿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已经打出了二十口油井，并不是王进喜来后才创业出油。泥浆固井也只是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采取的紧急措施。当年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的人是两位技术员，是他们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石油部长康世恩了解情况后，想树立典型，但不能是“臭老九”，一位元老工程师领会了领导的意思后，推荐了自己的手下王进喜。至于点起篝火学马列，是因为当年工人工作辛苦，而油田只给他们菜窝窝团吃，吃不饱而怨气很大，领导才强制他们学习马列。
《创业》是名副其实的文革产物，从阶级斗争的概念出发，歪曲历史，丑化知识份子，虚假地创造出一个冒名顶替的“无产阶级英雄”——“铁人”王进喜。
尽情编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另一个故事说：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蒙古族女孩龙梅（十一岁）和玉荣（八岁）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中午时份，低垂的云层洒下了一串串的鹅毛大雪，怒吼着的狂风席卷着飞扬的雪花。刹那间，白毛风吞没了茫茫的草原：暴风雪来了！”
故事说：为了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姐妹俩始终追赶着羊群，与暴风雪搏斗，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两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因为这个英勇事迹，她们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三月十二日零时，新华社向全国媒体播发《暴风雪中一昼夜》通稿，当日《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都转载；一九六四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彩色动画片，其主题歌《草原赞歌》后来被改编为多种器乐曲和无伴奏合唱；一九七三年，名作曲家吴祖强、王燕樵和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合作创作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琵琶协奏曲》；一九七四年又有人改编成古筝独奏曲；其他还有京剧、话剧、木偶剧、现代舞剧、油画、连环画、剪纸、幼儿园教学挂图、唱片等，再加上数不清的文学作品⋯⋯
真实的故事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牧羊人吴添喜喝酒去了，把羊群交给女儿龙梅和玉荣照看。突然起了暴风雪，小女孩失去方向感，盲目地跟着羊群乱走了七十多公里。二月十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牧民哈斯朝禄和他九岁的儿子那仁满都拉看见了羊群，并发现了龙梅。他把龙梅救到白云鄂博火车站的扳道房交给扳道工王福臣，然后呼叫其他铁路工人一起到山里救出了已经休克的玉荣。两姐妹被送到矿区医院抢救，由于严重冻伤，龙梅失去左拇趾，玉荣右膝以下、左踝以下被截肢。
王福臣得到了极高的荣誉。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哈斯朝禄，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后来还不断被批斗，被诬陷成“偷羊贼”、“反动牧主巴音”（蒙语“巴音”是地主、牧主），“偷偷把羊群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为什么？只因为耿直的哈斯朝禄得罪了领导，被定为“反动份子”“内控右派”。哈斯朝禄后来活了下来。
二○○五年哈斯朝禄离世。二○○六年三月十日，某电视台记者与当年那个九岁男孩那仁满都拉一起回到达茂旗草原，对当事人作了采访。年过七十的王福臣终于承认第一个发现龙梅的人是哈斯朝禄。对于当年他顶替哈斯朝禄受表彰，他说没有办法，人们不准他说出真情，他必须保护自己。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王福臣是情有可原的。（待续）
文章来源：开放
每年的三月五日，是“革命样板”雷锋同志的纪念日。今年这一天，南京推出一部由湖南潇湘厂制作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据报导，当天连放四场，竟无一人购票观看！
一九六三年以来，雷锋一直是中共从上到下刻意塑造的典型。当年除毛泽东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歪字之外，题词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
六十年代：雷锋和王杰
在中共制造的所有“英雄”中，雷锋是最历久不衰的一个。每一茬领导人都要时时祭起“学习雷锋”的红幡，要人民像雷锋一样，老老实实做党的螺丝钉。连胡锦涛“裸退”前还要号召人民要好好“学习雷锋”！
这里不想去探究学雷锋的究竟。我只是回忆起，当年宣扬雷锋的时候，我就对他的死算不算牺牲有怀疑。
一九六二年雷锋死的那年，我已读完大学三年级。他当时是汽车兵，死前是个班长。八月十五日上午，他与助手乔安山出车回来后，准备把车开去清洗。因为抄小路，雷锋下车指挥乔安山倒车。汽车拐弯时撞断了营房前面一根柞木杆子，倒下来的木杆正好砸在雷锋的头上，把他给砸死了，你说邪也不邪？
这本来是一桩开车意外事故，雷锋最多也只能算是因公死亡，有什么可学习的？可那正是三年饿死几千万人之后，才缓过一口气来，共产党要转移人民痛苦的记忆，就立一个为民牺牲的好青年，消费老百姓的同情心。
为此炮制出大量的文字、歌曲和照片：中央领导题词；出版《雷锋日记》；创作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的“好人好事”照片⋯⋯在全国主要是青少年中掀起学雷锋高潮。
一九六五年又出了一个王杰，是济南军区一个坦克师工兵班的班长。一次在地雷实爆演习时，他违规用一个炸药包代替地雷作示范，在摆弄时拉火管冒出火花，燃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王杰被炸死，周围的十多个民兵受重伤。
这又是一桩意外事故！王杰是工兵班班长，违规操作，导致死亡，却吹嘘他“在大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扑向炸药包，保卫了民兵和干部。接踵而来的又是一系列宣传：《王杰日记》和《王杰专辑》；歌曲有《王杰，我们的好榜样》、《愿把青春献人民》、《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小唱》⋯⋯
还记得当年一位中文系教授对我说过的话：你读读《雷锋日记》和《王杰日记》，一样的笔调，一样的语气，无疑是同一人或同一小撮人所写。只是我读理科，没有兴趣。
意外事故造就了两个“英雄”！今天打个对折，留下一个“雷锋精神”。可是早在文革中批走资派时，就揭露了相关领导假造《雷锋日记》的事，今天还会有人信吗？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由张良主演，拍电影，搞得人人不得安宁。文革后才有人提出质疑。
战场英雄：邱少云和董存瑞
过去大陆的小学课本有一篇教材叫《我的战友邱少云》，写抗美援朝志愿军邱少云的“英雄事迹”：邱少云的连队要发动突袭，拿下敌人控制的“三九一”高地，天没亮就摸进高地下面的山坳潜伏。“前面六十多米的地方就是敌人的前沿阵地，不但可以看见铁丝网和胸墙，还可以看见地堡和火力点，甚至连敌人讲话都听得见。敌人居高临下，当然更容易发现我们。我们趴在地上必须纹丝不动，咳嗽一声或者蜷一下腿，都可能被敌人发觉。”
突然，邱少云被敌人乱打过来的燃烧弹烧着了。课文说：“邱少云只要从火里跳出来，就地打几个滚，就可以把身上的火扑灭。”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了不暴露部队，“像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
当时《人民日报》的随军记者郑大藩在看了邱少云的简要事迹后，产生两个疑问：一是燃烧弹落在什么地方？是打中头部死亡后燃烧起来，还是从远处烧过来？二是谁看见邱少云烧死的经过？他一直想弄个水落石出，可是部队作战行踪不定，无法调查清楚。
还有人提出质疑。邱少云在战斗前被烧死，他随身携带的武器（如手榴弹、爆破筒等）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没有爆炸？埋伏的地点离敌人那么近（只有六十多米），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半个多小时，居高临下的敌人大白天为什么没能发现目标？
事实上，邱少云是一个被“解放”的前国军士兵，并不“根正苗红”，在部队里被目为相对落后的份子，在即将执行潜伏任务时内心忐忑不安，充满恐惧。他很可能是被燃烧弹直接击中而死，课文里所写的情节完全是后来编造的“官方故事”。
一九五五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百分钟的黑白电影《董存瑞》，由郭维导演，张良主演。是当年一部十分有名的片子。
1964 年一对蒙族女孩在风暴中迷路的故事。编成《草原英雄小姐妹》，闹得家喻户晓，后来两人成了内蒙干部，零八奥运还出来传圣火。造孽。
导演郭维说真话，被控告
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董存瑞舍身炸桥形碉堡那一幕。他没有死的战友郅顺义到处做报告说：“突然间，董存瑞猛地托着炸药包，就手拉下了导火索。我见到这个情景，惊呆了，就奔着董存瑞跑去，边跑边喊：‘你放下，你放下⋯⋯’董存瑞瞪着我喊：‘卧倒！卧倒！快趴下⋯⋯’接着，一声巨响，桥是炸断了，敌人的机枪也哑巴了，可我们的战友，却壮烈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我的心像刀绞一样，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
二○○六年，郭维已经八十四岁了。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大众电影》第八期发表了署名沙丹的文章：《〈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文章介绍郭维讲述《董存瑞》的创作过程，强调“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柱上也不能放炸药。”
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影传奇——董存瑞》中，郭维接受访问。他说：“郅振标（顺义）是真正跟着董存瑞冲上去了。但董存瑞冲到碉堡前头后，他找不着他了。以后怎么知道、确定他是托着炸药包炸的呢？就来了一些军事专家，因为谁炸的不知道。这是一个英雄啊！怎么着呢？那就是托。托可能吗？最后有人建议挖桥底下。结果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挖出一个袜底来，就是董存瑞媳妇（老婆）给董存瑞缝的。班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董存瑞的袜底，就这么确定这是董存瑞 ⋯⋯”
郅顺义的瞎吹加上电影的情节，使“董存瑞英勇献身”从“极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英雄”就是这样诞生的。
郭导演的爆料引起董存瑞生前战友和亲属的强烈不满。董存瑞年近七十岁的妹妹董存梅状告《大众电影》杂志社、导演郭维和中央电视台，称三被告侵犯了董存瑞的名誉权，要求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停止销售播放《电影传奇——董存瑞》，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代理费、其他经济损失共计十万元。
为什么提出诉讼，因为三被告揭出了弄虚作假的老底，损害了他们过去赚得的名声和利益。知情人说，郭维老人之所以要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披露出人们不知道的秘密，是因为作为一个一九五七年的“错划右派”，他相信只有坚持说真话才能真正永远记取“反右”的教训；还有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再不还原历史的真相，就没有机会了。
冒名顶替的“铁人”王进喜
一九七四年，“文革”已经进入尾声，长春厂拍了一部名叫《创业》的电影，宣扬“铁人”王进喜的“奋斗精神”。
“铁人”是如何出炉的呢？根据教材所说，一九六○年三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因而被誉为“铁人”。当然还离不开他也和雷锋一样，出身“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有着高度的政治思想境界，经常带领石油工人们在井下点起篝火学习马列着作，等等等等。
根据当年石油工人的回忆，王进喜从玉门油矿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已经打出了二十口油井，并不是王进喜来后才创业出油。泥浆固井也只是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采取的紧急措施。当年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的人是两位技术员，是他们不顾一切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石油部长康世恩了解情况后，想树立典型，但不能是“臭老九”，一位元老工程师领会了领导的意思后，推荐了自己的手下王进喜。至于点起篝火学马列，是因为当年工人工作辛苦，而油田只给他们菜窝窝团吃，吃不饱而怨气很大，领导才强制他们学习马列。
《创业》是名副其实的文革产物，从阶级斗争的概念出发，歪曲历史，丑化知识份子，虚假地创造出一个冒名顶替的“无产阶级英雄”——“铁人”王进喜。
尽情编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另一个故事说：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蒙古族女孩龙梅（十一岁）和玉荣（八岁）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中午时份，低垂的云层洒下了一串串的鹅毛大雪，怒吼着的狂风席卷着飞扬的雪花。刹那间，白毛风吞没了茫茫的草原：暴风雪来了！”
故事说：为了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姐妹俩始终追赶着羊群，与暴风雪搏斗，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两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因为这个英勇事迹，她们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三月十二日零时，新华社向全国媒体播发《暴风雪中一昼夜》通稿，当日《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都转载；一九六四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彩色动画片，其主题歌《草原赞歌》后来被改编为多种器乐曲和无伴奏合唱；一九七三年，名作曲家吴祖强、王燕樵和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合作创作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琵琶协奏曲》；一九七四年又有人改编成古筝独奏曲；其他还有京剧、话剧、木偶剧、现代舞剧、油画、连环画、剪纸、幼儿园教学挂图、唱片等，再加上数不清的文学作品⋯⋯
真实的故事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牧羊人吴添喜喝酒去了，把羊群交给女儿龙梅和玉荣照看。突然起了暴风雪，小女孩失去方向感，盲目地跟着羊群乱走了七十多公里。二月十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牧民哈斯朝禄和他九岁的儿子那仁满都拉看见了羊群，并发现了龙梅。他把龙梅救到白云鄂博火车站的扳道房交给扳道工王福臣，然后呼叫其他铁路工人一起到山里救出了已经休克的玉荣。两姐妹被送到矿区医院抢救，由于严重冻伤，龙梅失去左拇趾，玉荣右膝以下、左踝以下被截肢。
王福臣得到了极高的荣誉。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哈斯朝禄，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后来还不断被批斗，被诬陷成“偷羊贼”、“反动牧主巴音”（蒙语“巴音”是地主、牧主），“偷偷把羊群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为什么？只因为耿直的哈斯朝禄得罪了领导，被定为“反动份子”“内控右派”。哈斯朝禄后来活了下来。
二○○五年哈斯朝禄离世。二○○六年三月十日，某电视台记者与当年那个九岁男孩那仁满都拉一起回到达茂旗草原，对当事人作了采访。年过七十的王福臣终于承认第一个发现龙梅的人是哈斯朝禄。对于当年他顶替哈斯朝禄受表彰，他说没有办法，人们不准他说出真情，他必须保护自己。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王福臣是情有可原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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