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3日讯】中共数十位官方智囊与学者11日聚会北京。有“吴市场”之称的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过去几年里所谓“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中国模式已是“强弩之末”，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早有共识，却未见实效。他指出,“强势政府”式“中国模式”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
“强势政府、高投资”是“一条死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主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在共议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座谈会上吴敬琏说：“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吴敬琏表示，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叫高铁奇迹，一个奇迹叫重庆奇迹。这个趋势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这两个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吴敬琏还援引第一季度经济资料说，GDP7.7%的增长率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吴敬琏说，“十二五计划”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
吴敬琏认为，这样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
吴敬琏称，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
改革不完整 需要打破垄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走的是渐进的双轨的道路，一方面，继续给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那些大型但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避免它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崩溃带来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放开在改革开放前受到抑制的但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的禁锢，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的发展。
林毅夫同时指出，这种改革在当时虽然符合国情，但是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比如，金融受到抑制，金融以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而绝大多数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造成收入低的人补贴收入高的人，产业受到扭曲。
林毅夫认为，“除了军工国防相关行业外，不应该再给其它国企补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晖亦认为，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让民营资本摆脱国有经济的不良压制，在所有制上不应该有歧视，不同领域内什么资本配置最有效，就应允许进入。这不仅是经济改革，法治宪政等改革亦须有所推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则提出，“所有制鸿沟”已成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企业政策、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所有制的烙印，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
陈清泰建议，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强势政府、高投资”是“一条死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主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在共议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座谈会上吴敬琏说：“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吴敬琏表示，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叫高铁奇迹，一个奇迹叫重庆奇迹。这个趋势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这两个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吴敬琏还援引第一季度经济资料说，GDP7.7%的增长率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吴敬琏说，“十二五计划”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
吴敬琏认为，这样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
吴敬琏称，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
改革不完整 需要打破垄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走的是渐进的双轨的道路，一方面，继续给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那些大型但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避免它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崩溃带来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放开在改革开放前受到抑制的但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的禁锢，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的发展。
林毅夫同时指出，这种改革在当时虽然符合国情，但是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比如，金融受到抑制，金融以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而绝大多数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造成收入低的人补贴收入高的人，产业受到扭曲。
林毅夫认为，“除了军工国防相关行业外，不应该再给其它国企补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晖亦认为，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让民营资本摆脱国有经济的不良压制，在所有制上不应该有歧视，不同领域内什么资本配置最有效，就应允许进入。这不仅是经济改革，法治宪政等改革亦须有所推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则提出，“所有制鸿沟”已成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企业政策、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所有制的烙印，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
陈清泰建议，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