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5日讯】4月27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香港透露，习李将在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大胆改革举措”。他还表示，中国民众民主要求的增长和社会管制危机的出现“将推动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俞可平的这一宣告，立即得到海外中文媒体的大肆传播和渲染，再度激起了人们对中共推行其政治制度改革的热望。习李当政以来所宣示和推行的那些保守倒退的政治纲领和施政措施，似乎一下子被人们遗忘殆尽。俞可平的“改革放言”之所以被外界视如珍宝，是因为他在2006年曾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遂被看作是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人物。习李果真会像俞可平宣布的那样在下半年推出所谓大胆的政改措施？中共高层目前在政治上究竟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曾被视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共高级智囊俞可平到底持有什么样的民主观和改革思想？这些问题，笔者将试着通过对习李新政的走向及其运作的观察与分析、对俞可平的民主和改革言论的剖析以及借助有关的学术理论和观点来予以回答。
习李新政的实际走向
习李新班子上台以来所推出的主要政策和政治举措大致可以归纳如下：推行反腐倡廉与整党整风运动，打造“中国梦”、复兴中华和“三爱”（爱党、爱国家、爱民族）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精神，宣示中共对其制度、理论和道路的“三个自信”，坚持所谓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和放言“不能否定毛泽东”和不能否定中共建国来的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打出重视民生和“依法治国”的旗号，继续胡温时期的强力操控舆论的策略（如监督、引导媒体和网路及压制言论和打击异议人士），调整政府机构（如“大部制”和降级政法委），改革某些管控制度（如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推出《精神卫生法》等），对外持续展示强硬姿态（如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等主权争端中力显强势）和提出所谓要准备打仗的“强军梦”，等等。
习李政权推行上述政策的基本策略是：迎合民众对官员贪腐和社会贫富悬殊不满的心态（如高喊“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强化民众的国家或民族“共同体意识”（如“爱党就是爱国爱民族”或只有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复兴富强），以此为中共政权在民意中和意识形态上建立更多的合法性。习李推行其新政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在其新一届的执政期间实行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是要更有效地稳固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从实质上来看，习李体制跟其前任一样，在政治改革上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大的动作，只是在一些形式和口号上较胡温或江朱时期稍有些区别，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法比“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表述要更鲜明和更富于诱惑性而已。另外，在管治技巧和方法上，习李也稍有一些“不同”，如对南周事件的处理与废除劳教制度等。
习李新政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对社会的控制上，逐渐地由原先的“强制式”而转为所谓的“疏导式”，试着让社会各利益族群获得少许的发声或表达利益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的某些诉求，以减缓官民之间以及强势利益集团与非组织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也就是说，北京正力图用一种新的、更结合利益多元化社会的管治方式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以达到民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起码认可或基本承受。然而，习李新政的一切政策和行为（包括改革举措）却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那就是，任何改革都必须在中共威权体制的框架下进行，即改革仅限于政策或政府的转型而已，无论怎么改都不能危及中共的领导地位，也不容许任何形式的“颜色革命”发生。也就如目前网上所传的中央精神那样：“中共不更名易帜”，“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不是完蛋社会主义”。前段时间王岐山曾推崇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用意不仅是提示中国目前的发展局势跟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的很相近，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在中国重演，而且还在于警示中共高层，北京不能对社会各阶层轻易地放权，否则将遭遇社会革命的危险，如路易十六恢复停止了150多年的“三级会议”，从而导致之后的大革命的不可避免。王岐山的“我们恐怕还没有吃够苦头，*付出*足够的*代价*”的言下之意即可以理解为：目前中共在政治制度改革上还用不着动真格的，因为中国社会对革命尚没未形成普遍共识，各阶层基本还能够承受现行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果中共在其政治制度上作出较大的松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那样的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会导致中共的人亡政息。因此，习李在政治改革上绝不会越雷池一步。今天，在中共高层和权力集团中，“不改”或“尽量少改”业已成为其基本的共识。北京现在推行反腐、整风、经济、政府机构和政策性制度的改革，其用意是，为中共打造一个既能“自新”且又富于长期执政和领导能力的执政党形象，并不表明任何要在政改上动一番干戈的意向。
从西方《精英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权力精英，中共现在的统治方式首先表现在打造其“共同命运的象征”（即树立中共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上，正如拉斯维尔所称，统治精英通常“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口号。在一些精英理论学者看来，精英一般以高压和操纵两种手段来实现其统治，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控制来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并使其具有持久性。习李新政的一个“亮点”也就在于建立了所谓的“共同命运的象征”和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有效操纵，如对去年夏天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操控和对今年中共第一夫人彭丽媛出访效应的炒作等。
M．E．奥尔森和M．N．马杰尔认为：精英只有在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时才与其他利益族群分享权力，他们向来不主动让出权力；尽管精英允许有限的社会变迁，但却力图将其程度限制在有利于实现其利益且不威胁其权力的范围之内，他们反对任何重大的社会转型，等等。
汤玛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在《民主的嘲讽》一书中指出：统治精英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维护现行制度等方面大都保持一致的意见，只是对很少的一些问题才持有分歧；国家政策主要反映精英阶层的价值观，而不体现民众的利益诉求；政策的改变是缓慢的且不具革命性；精英很少受到民众意志的直接影响，相反，他们的价值观却对民众的思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述理论和观点对精英特性的表述（尽管在某些地方略显偏激），很适合用来描绘现实的中共统治集团，即：在社会政治制度上保持绝不改变的共识，国家政策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大多只体现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改革步履维艰且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严重脱节（如：官员财产公示、收入分配、土地、税收、独立司法及违宪审查等制度长期未能的建立通过等），民众利益和诉求大多得不到体现和应有的表达（如民众对政府专制、人权、强拆、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反对声音难以找到合法表达管道等），有效而巧妙地炒作和操控媒体舆论和对思想教育的垄断，以及权贵精英拒绝制度变革和不愿放权分利给民众，等等。
另外，如果用政治心理学的某些观点（如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统治的意志，而是领导人的意志。民众“只能接受意志，不能表达意志”。如果领导人引导民众的方法得当，民众必会服服帖帖地顺从，等等）来解释中共现行的统治行为和方式，那么中共高层精英们则应该算得上是非常谙熟怎样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催眠和控制民众的佼佼者了。长期以来，北京成功地通过各种文宣和控制手段（如利用学校教育、政治学习、官方宣传、媒体代言人、网路水军、御用公知操控民众的思想意识和误导舆论等）让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共的统治价值观，从而达到其无需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做出任何大的改变而能保持其江山的基本稳定的目的。简单地说，现在不是中共要改变自己，而是民众和社会在被中共权力精英们牵着鼻子转。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张明澍在其于2011和2012年所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的专案中揭示，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居中间立场的占51.5%，右的占8%。他发现，中国人想要的民主是，“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等等。可见，中共政府对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催眠与忽悠（至今为止）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俞可平的民主观与改革思想
身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被视为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并在外界名噪一时，是因为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俞可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派”？他究竟对民主和政治改革是怎样理解和阐释的？对此，人们不难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言论中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俞可平谈及了民主在与其他政治制度的比较中的诸多优越性，认为民主是在人类迄今所有政治制度中弊端最少的一种，因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予人们平等机会，实属人类的基本价值，等等。然而，在对民主进行一般的肯定时，俞可平也在文章中却用大量的篇幅不断地强调“民主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不等于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等等。在另一篇题为《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的文章里，他把民主与中共的政治制度、中共的统治任务和政治追求等联系在一起，将民主解释为中共党的政治目标和中共现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质，即所谓：“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等等。在谈到“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时，俞可平对民主在中国运用的特殊性作了明确的阐述。他称，人们“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只有一种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在他看来，西方衡量政治民主的三个基本标准即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普选制，只适用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是所有民主的标准。他称，“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区别于西方。例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不推行多党制，而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度；在权力的制衡方面，中国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而推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重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以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在选举制度方面，国家领导人不搞全国性普选，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它的成功需要长期的探索。”综观俞可平上述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俞可平的民主观是“中国式”或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普世式的民主观相去甚远。他所理解的民主，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按照俞可平的思路，西方民主虽然看上去是个好东西，但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不能照搬到中国。因此，中国应该且必须推行适合自身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政治。如此看来，俞可平并不是什么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而是中共内部一个比较了解西方民主理念及制度但又不崇尚它的政治智囊罢了。很明显，俞可平对民主的论述没有一点新意和突破，都是大陆学界和官方在这个方面的老生常谈，是中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简单翻版而已。
俞可平在其《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一文中指出，中共的政治改革应该建立在所谓的“增量民主”的思路上。俞可平的“增量民主”指的即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来“达到政治生活中的‘帕累托最优’”，即“善治”的最佳状态。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或推行“善治”的目的是，“通过与合法的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官民共治的理想政治格局”，“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从而使“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俞可平所指的增量民主“主张优先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而“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则应该是中共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口”。所谓的“深化党内民主”意即，“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并对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负责”。而“深化基层民主”则意味着，“在已经推行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或其他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探索和扩大新的基层民主形式，如乡镇领导和县市领导的选举方式和决策方式的改革等”。在俞可平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因为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特别是中共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进程”。再则，“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它“不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核心力量”。最后，俞可平还指出，“民主化过程最大的威胁是社会的稳定”，“中国的所有改革必须维持社会安定，‘稳定压倒一切’有其合理基础”。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即改革服从于稳定）。但是，中共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即“传统的稳定”），而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即“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通过各种手段禁止公民表达其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用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现存的政治平衡”（但俞可平在这里却避而不谈公民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仅将官民冲突限制在民众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上）。现代的稳定“是让公民通过合适的管道表达其不满”，“用新的政治平衡去替代旧的平衡”。俞可平建立在其“增量民主”思路上的政治改革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通过“善治”来协调或减少“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达到公民“自愿”地与政府“合作”和对中共权威的“自觉认同”的目的（即为威权获得更多的合法性），也就是让民众自觉地接受中共的统治，从而使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延续；
二、俞可平所指的“政治改革”仅限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
三、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在坚持中共党的领导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来推行，而“以疏为主”的动态维稳方式则是以实现“新的政治平衡”（即防止民众造反）为目的的。一句话，中共的政治改革应该意味着，通过“民主治理”或“善治”来获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的长治久安。这里，“民主”只是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而不是一种制度性的确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况且，俞可平所指的“民主”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即威权制度）下的所谓“人民民主”。
俞可平在去年12月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上发言表示，*中共官员“没有自信，改革难有新动力”，“*今天改革要突破，必须要有自信”。俞可平认为，中共的改革目前之所以难有新的动力，是因为很多官员不自信和没有担当，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即是：“好多官员干脆就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出现了所谓的‘裸官’，数量可能还不少。官员把老婆、孩子送出国外，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民族没有信心，什么都不自信。”因此，他说，“中共十八大报告，有很多亮点，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认为，这一提法对中共目前的改革“有极强的针对性”。俞可平还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深水区，需要突破。”如果在某些改革问题上没有突破，就会出现突变，而“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其“代价将不可估计”。这里，俞可平所指的“突破”是要敢于去“碰一些敏感领域和敏感问题”，并要有“邓小平同志那种‘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劲头。”但他举出的一个应该急需突破的改革领域却仅仅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而不是诸如在言论、结社、权力制衡、立法程式和选举等领域的制度性改革。他呼吁，中共官员“要相信我们这个民族”，要相信习近平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我们的中华民族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另外，俞可平去年12月在接受《人民日报》的一次采访时，针对“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的话题，作了一个关于凝聚“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共识重要性的表述，他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
忽悠民众，防止颜色革命
从习李上任以来所释放的言论和推行的（包括权力和知识精英）政策来看，中共高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其任期里）无意在政改上作出任何大的动作，习李高喊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大都意味着某些政策和政府管治及职能方面的改革，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整党整风和打击官员贪腐等。北京的这一政治走向，亦可以从中共高层智囊如俞可平等学者对民主宪政和政治改革的言论与表述中得到印证。俞可平作为中共高级政治智囊，并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和大陆知识精英中的“自由派”，其对民主和政改的观点应该代表了中共高层决策的方向，亦应是中共高层决策的理论基础。俞可平在香港称，习李“新政将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预计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李将有大胆改革举措”。这里，继续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则意味着“虽开放但绝不改制”。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原则是，即坚持改革开放，又不放弃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是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偏离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中共内部所谓的“自由派”智囊都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和范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并把中国的政治改革限制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制度框架之下，那就可见中共内部非自由派学者和智囊们以及中共高层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和界定中国政治改革路径的了。这完全可以从习李当前所推行的政策和管治方式上找到依据，正如本文上述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也就是说，习李现在提倡和做的正是俞可平等智囊所表述和建言的，或反过来，俞可平等智囊所表述和建言的正是习李现在所推行和主张的。
当然，北京也可能对社会的某些呼声和要求（往往通过群体事件如乌坎、南周、什坊、大连、厦门、启东等）做出一些政策及制度性的让步，如之前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新闻事先审查制度和取消“被精神病”等（尽管这些改革大多属于形式上的作为），以缓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改进政府的管治方式和提高其公信力与社会诚信度等。但这并非意味着一定会导致秦晖所指的那样，最终将出现一个可作为宪政起点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的格局。中共在政策和体制改革上会做出一些让步，是为了在技术上因应“中国民众民主要求的增长和社会管制危机出现”的危局（如俞可平所说）。
另外，从精英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中共的统治方式和习李新政的现实作为，也不难发现如下的事实：中共高层现在并不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或冲动要去推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不改”已成为中共内部的共识；北京力图要做的不是改变其政治制度，而是尽其全力去维护和稳固其现存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权力精英，中共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致力打造新的“民族精神”或“国家意识”（如“中国梦”等口号），影响和掌控“社会意识形态”（如在学校进行“中国梦”教育，禁止媒体自由报导评论，要求高校教师对学生不得讲诸如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的“七个不要讲”等），实现所谓的“社会共识的最大化”，以长期稳固其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中国自由知识份子期待政治改革、要求司法独立、实行宪政民主的诉求与呼声则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反而遭到打压和噤声，等等。简而言之，作为统治者和权力精英，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或自觉地站到民众的立场上去决策和施政，而只会本能地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辩护，并极尽全力地去维护其现行政权。
中共高层拒绝政治改革的原因除了自身利益的推动外，还由于如下的几个现实因素：一、中国经济未来虽然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至于出现崩溃或停滞，中共政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经济绩效上的“合法性”；二、政府还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尚具备因应突发和群体事件的能力，公民反抗事件的发生大多还局限在乡村和市镇的层级上，地区、省级和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和抗议事件还难以发生；三、除了一些自由派知识精英外，由于中共教化的原因，中国多数公众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认同尚处于蒙昧状态，其对“革命”或“改制”还未形成足够的共识；四、中共权贵精英和智囊普遍持有“放权越多，垮得越快”的“不改”共识。拿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另外，在中共高层及其智囊看来，中国社会离一场新的大革命还“很远”，正如王岐山所说的，中国人还没有吃够苦头，还没有为一场革命的到来*付出*足够的*代价，亦即：中共还能赖着不改而“长时间”地维持其统治。
综上所述，中共目前和今后将着力采取的动作可以归纳如下：
一、强化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控制，长期推行全民“毛化”和“中国化”的洗脑运动。
二、在资本主义加专制以及价值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与分化、微博微信左右民意和公民维权活动日增的中国社会，中共作为执政党需要且将采取一种新的、适应这一社会发展的统治手段，即以疏导为主、严控为辅的管治方式。但这不应该如中共智囊们所称的，是一种由革命党的方式向执政党的方式的转变，而应该将其视为由完全专制式向某种类似“官民共治”（即诱使民众协助中共维护其政权）的形态转变，也就是以增加所谓“软实力”和催眠术的方式来管治社会。
三、建立一套新的且复旧的政治话语系统，以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体舆论，控制和愚弄民众。
四、在政权内部强化“坚决不改”的共识，对民众全力打造“共同命运的象征”，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精神等，以实现全社会自觉认可和接受中共权威的“最大共识”。
五、在某些社会利益诉求激化的情况下（如群体事件的爆发），北京会适度地推出一些政策和仅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制度性改革，比如在收入分配制度、行政问责和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健全上作出一些调整和让步，以减少政府公信力和社会诚信的流失，防止政府更深地陷入“塔西陀困境”（民众再也不相信政府），等等。
在中共当权者及其利益集团的眼里，不改是等死，但改却是找死，与其说因为改而迅速地招来死亡，倒不如不改而慢慢地呆在权位上等死。例如北朝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个极权主义国家虽从未改革过，但还“没有”面临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威胁，金正恩政权尚能“安然无恙”和耀武扬威地在那儿“等死”，尽管朝鲜的经济早已崩溃和停滞，其政治专横亦到了极点。由是，中共现在的座右铭即是：能熬则熬，能拖则拖！好死不如赖活着！ **
习李新政的实际走向
习李新班子上台以来所推出的主要政策和政治举措大致可以归纳如下：推行反腐倡廉与整党整风运动，打造“中国梦”、复兴中华和“三爱”（爱党、爱国家、爱民族）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精神，宣示中共对其制度、理论和道路的“三个自信”，坚持所谓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和放言“不能否定毛泽东”和不能否定中共建国来的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打出重视民生和“依法治国”的旗号，继续胡温时期的强力操控舆论的策略（如监督、引导媒体和网路及压制言论和打击异议人士），调整政府机构（如“大部制”和降级政法委），改革某些管控制度（如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推出《精神卫生法》等），对外持续展示强硬姿态（如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等主权争端中力显强势）和提出所谓要准备打仗的“强军梦”，等等。
习李政权推行上述政策的基本策略是：迎合民众对官员贪腐和社会贫富悬殊不满的心态（如高喊“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强化民众的国家或民族“共同体意识”（如“爱党就是爱国爱民族”或只有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复兴富强），以此为中共政权在民意中和意识形态上建立更多的合法性。习李推行其新政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在其新一届的执政期间实行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是要更有效地稳固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从实质上来看，习李体制跟其前任一样，在政治改革上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大的动作，只是在一些形式和口号上较胡温或江朱时期稍有些区别，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法比“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等表述要更鲜明和更富于诱惑性而已。另外，在管治技巧和方法上，习李也稍有一些“不同”，如对南周事件的处理与废除劳教制度等。
习李新政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对社会的控制上，逐渐地由原先的“强制式”而转为所谓的“疏导式”，试着让社会各利益族群获得少许的发声或表达利益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的某些诉求，以减缓官民之间以及强势利益集团与非组织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也就是说，北京正力图用一种新的、更结合利益多元化社会的管治方式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以达到民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起码认可或基本承受。然而，习李新政的一切政策和行为（包括改革举措）却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那就是，任何改革都必须在中共威权体制的框架下进行，即改革仅限于政策或政府的转型而已，无论怎么改都不能危及中共的领导地位，也不容许任何形式的“颜色革命”发生。也就如目前网上所传的中央精神那样：“中共不更名易帜”，“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不是完蛋社会主义”。前段时间王岐山曾推崇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用意不仅是提示中国目前的发展局势跟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的很相近，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在中国重演，而且还在于警示中共高层，北京不能对社会各阶层轻易地放权，否则将遭遇社会革命的危险，如路易十六恢复停止了150多年的“三级会议”，从而导致之后的大革命的不可避免。王岐山的“我们恐怕还没有吃够苦头，*付出*足够的*代价*”的言下之意即可以理解为：目前中共在政治制度改革上还用不着动真格的，因为中国社会对革命尚没未形成普遍共识，各阶层基本还能够承受现行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果中共在其政治制度上作出较大的松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像当年法国大革命时那样的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会导致中共的人亡政息。因此，习李在政治改革上绝不会越雷池一步。今天，在中共高层和权力集团中，“不改”或“尽量少改”业已成为其基本的共识。北京现在推行反腐、整风、经济、政府机构和政策性制度的改革，其用意是，为中共打造一个既能“自新”且又富于长期执政和领导能力的执政党形象，并不表明任何要在政改上动一番干戈的意向。
从西方《精英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权力精英，中共现在的统治方式首先表现在打造其“共同命运的象征”（即树立中共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上，正如拉斯维尔所称，统治精英通常“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口号。在一些精英理论学者看来，精英一般以高压和操纵两种手段来实现其统治，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控制来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并使其具有持久性。习李新政的一个“亮点”也就在于建立了所谓的“共同命运的象征”和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有效操纵，如对去年夏天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操控和对今年中共第一夫人彭丽媛出访效应的炒作等。
M．E．奥尔森和M．N．马杰尔认为：精英只有在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时才与其他利益族群分享权力，他们向来不主动让出权力；尽管精英允许有限的社会变迁，但却力图将其程度限制在有利于实现其利益且不威胁其权力的范围之内，他们反对任何重大的社会转型，等等。
汤玛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在《民主的嘲讽》一书中指出：统治精英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维护现行制度等方面大都保持一致的意见，只是对很少的一些问题才持有分歧；国家政策主要反映精英阶层的价值观，而不体现民众的利益诉求；政策的改变是缓慢的且不具革命性；精英很少受到民众意志的直接影响，相反，他们的价值观却对民众的思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述理论和观点对精英特性的表述（尽管在某些地方略显偏激），很适合用来描绘现实的中共统治集团，即：在社会政治制度上保持绝不改变的共识，国家政策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大多只体现了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改革步履维艰且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严重脱节（如：官员财产公示、收入分配、土地、税收、独立司法及违宪审查等制度长期未能的建立通过等），民众利益和诉求大多得不到体现和应有的表达（如民众对政府专制、人权、强拆、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反对声音难以找到合法表达管道等），有效而巧妙地炒作和操控媒体舆论和对思想教育的垄断，以及权贵精英拒绝制度变革和不愿放权分利给民众，等等。
另外，如果用政治心理学的某些观点（如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统治的意志，而是领导人的意志。民众“只能接受意志，不能表达意志”。如果领导人引导民众的方法得当，民众必会服服帖帖地顺从，等等）来解释中共现行的统治行为和方式，那么中共高层精英们则应该算得上是非常谙熟怎样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催眠和控制民众的佼佼者了。长期以来，北京成功地通过各种文宣和控制手段（如利用学校教育、政治学习、官方宣传、媒体代言人、网路水军、御用公知操控民众的思想意识和误导舆论等）让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共的统治价值观，从而达到其无需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做出任何大的改变而能保持其江山的基本稳定的目的。简单地说，现在不是中共要改变自己，而是民众和社会在被中共权力精英们牵着鼻子转。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张明澍在其于2011和2012年所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的专案中揭示，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居中间立场的占51.5%，右的占8%。他发现，中国人想要的民主是，“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等等。可见，中共政府对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催眠与忽悠（至今为止）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俞可平的民主观与改革思想
身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被视为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并在外界名噪一时，是因为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俞可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派”？他究竟对民主和政治改革是怎样理解和阐释的？对此，人们不难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言论中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俞可平谈及了民主在与其他政治制度的比较中的诸多优越性，认为民主是在人类迄今所有政治制度中弊端最少的一种，因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予人们平等机会，实属人类的基本价值，等等。然而，在对民主进行一般的肯定时，俞可平也在文章中却用大量的篇幅不断地强调“民主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不等于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等等。在另一篇题为《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的文章里，他把民主与中共的政治制度、中共的统治任务和政治追求等联系在一起，将民主解释为中共党的政治目标和中共现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质，即所谓：“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等等。在谈到“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时，俞可平对民主在中国运用的特殊性作了明确的阐述。他称，人们“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只有一种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在他看来，西方衡量政治民主的三个基本标准即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普选制，只适用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是所有民主的标准。他称，“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区别于西方。例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不推行多党制，而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度；在权力的制衡方面，中国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而推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重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以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在选举制度方面，国家领导人不搞全国性普选，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它的成功需要长期的探索。”综观俞可平上述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俞可平的民主观是“中国式”或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普世式的民主观相去甚远。他所理解的民主，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按照俞可平的思路，西方民主虽然看上去是个好东西，但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不能照搬到中国。因此，中国应该且必须推行适合自身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政治。如此看来，俞可平并不是什么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而是中共内部一个比较了解西方民主理念及制度但又不崇尚它的政治智囊罢了。很明显，俞可平对民主的论述没有一点新意和突破，都是大陆学界和官方在这个方面的老生常谈，是中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简单翻版而已。
俞可平在其《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一文中指出，中共的政治改革应该建立在所谓的“增量民主”的思路上。俞可平的“增量民主”指的即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来“达到政治生活中的‘帕累托最优’”，即“善治”的最佳状态。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或推行“善治”的目的是，“通过与合法的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官民共治的理想政治格局”，“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从而使“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俞可平所指的增量民主“主张优先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而“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则应该是中共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口”。所谓的“深化党内民主”意即，“党的各级领导真正由党员或党员代表选举产生，并对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负责”。而“深化基层民主”则意味着，“在已经推行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或其他社会自治”的基础上，“探索和扩大新的基层民主形式，如乡镇领导和县市领导的选举方式和决策方式的改革等”。在俞可平看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因为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特别是中共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进程”。再则，“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它“不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核心力量”。最后，俞可平还指出，“民主化过程最大的威胁是社会的稳定”，“中国的所有改革必须维持社会安定，‘稳定压倒一切’有其合理基础”。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即改革服从于稳定）。但是，中共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即“传统的稳定”），而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即“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通过各种手段禁止公民表达其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用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现存的政治平衡”（但俞可平在这里却避而不谈公民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仅将官民冲突限制在民众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上）。现代的稳定“是让公民通过合适的管道表达其不满”，“用新的政治平衡去替代旧的平衡”。俞可平建立在其“增量民主”思路上的政治改革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通过“善治”来协调或减少“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达到公民“自愿”地与政府“合作”和对中共权威的“自觉认同”的目的（即为威权获得更多的合法性），也就是让民众自觉地接受中共的统治，从而使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延续；
二、俞可平所指的“政治改革”仅限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
三、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在坚持中共党的领导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来推行，而“以疏为主”的动态维稳方式则是以实现“新的政治平衡”（即防止民众造反）为目的的。一句话，中共的政治改革应该意味着，通过“民主治理”或“善治”来获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的长治久安。这里，“民主”只是作为一种治理方式，而不是一种制度性的确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况且，俞可平所指的“民主”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即威权制度）下的所谓“人民民主”。
俞可平在去年12月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凤凰财经峰会”上发言表示，*中共官员“没有自信，改革难有新动力”，“*今天改革要突破，必须要有自信”。俞可平认为，中共的改革目前之所以难有新的动力，是因为很多官员不自信和没有担当，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即是：“好多官员干脆就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出现了所谓的‘裸官’，数量可能还不少。官员把老婆、孩子送出国外，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国家、对党、对民族没有信心，什么都不自信。”因此，他说，“中共十八大报告，有很多亮点，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认为，这一提法对中共目前的改革“有极强的针对性”。俞可平还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深水区，需要突破。”如果在某些改革问题上没有突破，就会出现突变，而“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其“代价将不可估计”。这里，俞可平所指的“突破”是要敢于去“碰一些敏感领域和敏感问题”，并要有“邓小平同志那种‘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劲头。”但他举出的一个应该急需突破的改革领域却仅仅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而不是诸如在言论、结社、权力制衡、立法程式和选举等领域的制度性改革。他呼吁，中共官员“要相信我们这个民族”，要相信习近平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我们的中华民族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另外，俞可平去年12月在接受《人民日报》的一次采访时，针对“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的话题，作了一个关于凝聚“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共识重要性的表述，他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
忽悠民众，防止颜色革命
从习李上任以来所释放的言论和推行的（包括权力和知识精英）政策来看，中共高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其任期里）无意在政改上作出任何大的动作，习李高喊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大都意味着某些政策和政府管治及职能方面的改革，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整党整风和打击官员贪腐等。北京的这一政治走向，亦可以从中共高层智囊如俞可平等学者对民主宪政和政治改革的言论与表述中得到印证。俞可平作为中共高级政治智囊，并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和大陆知识精英中的“自由派”，其对民主和政改的观点应该代表了中共高层决策的方向，亦应是中共高层决策的理论基础。俞可平在香港称，习李“新政将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预计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李将有大胆改革举措”。这里，继续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则意味着“虽开放但绝不改制”。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原则是，即坚持改革开放，又不放弃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是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偏离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中共内部所谓的“自由派”智囊都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和范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并把中国的政治改革限制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制度框架之下，那就可见中共内部非自由派学者和智囊们以及中共高层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和界定中国政治改革路径的了。这完全可以从习李当前所推行的政策和管治方式上找到依据，正如本文上述分析所揭示的那样。也就是说，习李现在提倡和做的正是俞可平等智囊所表述和建言的，或反过来，俞可平等智囊所表述和建言的正是习李现在所推行和主张的。
当然，北京也可能对社会的某些呼声和要求（往往通过群体事件如乌坎、南周、什坊、大连、厦门、启东等）做出一些政策及制度性的让步，如之前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新闻事先审查制度和取消“被精神病”等（尽管这些改革大多属于形式上的作为），以缓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改进政府的管治方式和提高其公信力与社会诚信度等。但这并非意味着一定会导致秦晖所指的那样，最终将出现一个可作为宪政起点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的格局。中共在政策和体制改革上会做出一些让步，是为了在技术上因应“中国民众民主要求的增长和社会管制危机出现”的危局（如俞可平所说）。
另外，从精英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中共的统治方式和习李新政的现实作为，也不难发现如下的事实：中共高层现在并不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或冲动要去推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不改”已成为中共内部的共识；北京力图要做的不是改变其政治制度，而是尽其全力去维护和稳固其现存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权力精英，中共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致力打造新的“民族精神”或“国家意识”（如“中国梦”等口号），影响和掌控“社会意识形态”（如在学校进行“中国梦”教育，禁止媒体自由报导评论，要求高校教师对学生不得讲诸如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的“七个不要讲”等），实现所谓的“社会共识的最大化”，以长期稳固其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中国自由知识份子期待政治改革、要求司法独立、实行宪政民主的诉求与呼声则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反而遭到打压和噤声，等等。简而言之，作为统治者和权力精英，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或自觉地站到民众的立场上去决策和施政，而只会本能地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辩护，并极尽全力地去维护其现行政权。
中共高层拒绝政治改革的原因除了自身利益的推动外，还由于如下的几个现实因素：一、中国经济未来虽然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至于出现崩溃或停滞，中共政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经济绩效上的“合法性”；二、政府还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尚具备因应突发和群体事件的能力，公民反抗事件的发生大多还局限在乡村和市镇的层级上，地区、省级和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和抗议事件还难以发生；三、除了一些自由派知识精英外，由于中共教化的原因，中国多数公众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认同尚处于蒙昧状态，其对“革命”或“改制”还未形成足够的共识；四、中共权贵精英和智囊普遍持有“放权越多，垮得越快”的“不改”共识。拿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另外，在中共高层及其智囊看来，中国社会离一场新的大革命还“很远”，正如王岐山所说的，中国人还没有吃够苦头，还没有为一场革命的到来*付出*足够的*代价，亦即：中共还能赖着不改而“长时间”地维持其统治。
综上所述，中共目前和今后将着力采取的动作可以归纳如下：
一、强化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控制，长期推行全民“毛化”和“中国化”的洗脑运动。
二、在资本主义加专制以及价值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与分化、微博微信左右民意和公民维权活动日增的中国社会，中共作为执政党需要且将采取一种新的、适应这一社会发展的统治手段，即以疏导为主、严控为辅的管治方式。但这不应该如中共智囊们所称的，是一种由革命党的方式向执政党的方式的转变，而应该将其视为由完全专制式向某种类似“官民共治”（即诱使民众协助中共维护其政权）的形态转变，也就是以增加所谓“软实力”和催眠术的方式来管治社会。
三、建立一套新的且复旧的政治话语系统，以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体舆论，控制和愚弄民众。
四、在政权内部强化“坚决不改”的共识，对民众全力打造“共同命运的象征”，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精神等，以实现全社会自觉认可和接受中共权威的“最大共识”。
五、在某些社会利益诉求激化的情况下（如群体事件的爆发），北京会适度地推出一些政策和仅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制度性改革，比如在收入分配制度、行政问责和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健全上作出一些调整和让步，以减少政府公信力和社会诚信的流失，防止政府更深地陷入“塔西陀困境”（民众再也不相信政府），等等。
在中共当权者及其利益集团的眼里，不改是等死，但改却是找死，与其说因为改而迅速地招来死亡，倒不如不改而慢慢地呆在权位上等死。例如北朝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个极权主义国家虽从未改革过，但还“没有”面临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威胁，金正恩政权尚能“安然无恙”和耀武扬威地在那儿“等死”，尽管朝鲜的经济早已崩溃和停滞，其政治专横亦到了极点。由是，中共现在的座右铭即是：能熬则熬，能拖则拖！好死不如赖活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