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血腥的中央苏区“肃反运动”(中)

2013年05月21日私密档案
【新唐人2013年5月22日讯】【导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很多地方杀戮如麻,致使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一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一排左三为王震,左四为夏曦、左五为肖克(网路图片)


(接上期)湘鄂西苏区“肃反”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夏曦还取消湘鄂西特委,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也被秘密杀害。第一次肃反结束后,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造谣“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杀害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


湘鄂西〝大肃反〞始作俑者 — 夏曦(网路图片)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1000馀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2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人。[4]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湘鄂两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是年中秋节前一天,与柳直荀、万涛、段德昌等红军将领同时遇害,时年29岁。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5]

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杀害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红9军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边教导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夏曦立刻决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结果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6]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逮捕了红6军军长段德昌(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段不但被连续毒打,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3军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红3军独立1团政委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数千红军将士被捕被杀。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000多人。党中央派毛泽东去调查,结果毛下令又抓杀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公审”后被杀害。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因此被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胜利后才得解脱。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刀下救出的。[7]

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8]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9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红3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

(待续)

原标题:在肃反中被血腥屠杀的共产党人 (文章有增节)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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