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6日讯】【导读】1967年5月，香港亲共的左派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丧失性命，另外超过800人受伤，是香港历史上最卑鄙残忍的事件，作者沉痛反思之馀，指出香港左派至今还在为暴行张目，逃避责任。
当年中共香港地下党发动“六七暴动”，组织群众使用真假炸弹向港英政府抗争，进而惨杀林彬，制造了香港史上一件牵涉人命的悬案，地下党罪责难逃。
林彬是商业电台节目“欲罢不能”的播音员，他在节目中评论暴动新闻，谴责亲共份子的暴行，8月24日与堂弟在上班途中，有3人走出来挡路，一人举红旗示意停车，一人泼上汽油，一人燃火焚烧，在车内的林氏兄弟双双被暴徒活活地烧死。翌日大公报刊登了“地下锄奸突击队”的公告，承认杀人的责任。
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被港共活活烧死 （网路图片）
组织战斗队锄奸队进行暴力斗争
40多年来，我从未曾忘记过这一案件。一些事件的出现常常触动我的神经，比如那年郑经翰被袭、前“六七暴动斗委会”主任杨光接受特区政府大紫金奖章时，林彬的容颜都会浮现在我眼前中。
林彬案发后，我所属的地下党组织一次也没有对事件进行过讨论，像没事发生过似的。我心内很不安，为甚么斗争竟然要搞到杀人的境地？我直觉地认为这一定是自己人所干的。我曾问领导人欧阳成潮：“为甚么取命？”，他回答：“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无形中承认以阶级斗争之名可以杀人。但是当时的我，在中共意识形态窠臼中成长，没有能力独立思考出别的见解，因而不存有异议。
地下斗委会确曾在暴动中组织过属下的战斗队或锄奸队进行暴力斗争，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容推托，学友社中乐组有三位组员的经历就是明证。其中1位叫杨甘川的告诉我，他与阿施和杰仔3人本是一间私立学校的同学，认识香岛中学毕业生发仔，在发仔的介绍下又认识了中资新华银行林某，并在林的领导下组织学习小组。“六七暴动”期间这个小组讨论组织战斗队的计划，商量如何摆放真假炸弹行动，响应斗委会的号召，实行暴力斗争。当炸弹制作完成，计划亦已拟定，正要行动之际，林某突然通知取消计划。但他们3人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正是如箭在弦，不愿停止行动，决心在某夜自行把炸弹摆到街上，却遇上警察，3人赶快逃走。结果，杨及阿施逃脱，杰仔被捕入狱，遭毒打并饮头发水。
警方搜查杰仔之家，没有搜获证据，因所有器材均在杨甘川家里。杰仔一年后出狱，没有向警方供出其他两人，很讲义气。后来他们3人经由发仔介绍先后来到学友社参加由我做负责人的中乐组，因此我很熟识他们，认为他们原本都是好青年。杨甘川已于2010年5月因肝癌病逝，以上讯息是他得知重病之后专门来电告诉我的亲身经历，并让我记录在案，也是他自觉死神将至的临别觉醒。他的经历足以证明当年地下斗委会确曾利用中资机构的无知青年，组织战斗队损害香港安定的事实。
林彬被左派纵火杀害遗下的私家车 （网路图片）
凶犯是某总商会斗委会战斗队
至于林彬一案，从几位党员和多位在暴动中加入 “青年先锋队”的队员以及一些亲共者的口中辗转相传，知道是 “××总商会斗委会”属下的 “战斗队”干的，该战斗队其中一名成员后来移民了澳洲。为要赢取斗争，战胜港英，地下党不惜牺牲那些有胆色有活力的热血青年充当敢死队开赴前线，满街满巷的真假炸弹“真炸弹1,167个，引爆炸弹8,074个”，确是他们密谋的暴行，把与港英的殊死斗争升级为暴力行动的罪证。这绝不是所谓某暴徒的个别行为。
那些总商会的年青战斗队员们，那些好青年们，个个接受良好教育，甚至是富家子弟，不是黑社会份子，为甚么就能如此狠得下心去杀害林彬呢？主要原因是地下党传达斗争形势和政策，宣扬对敌人的仇恨，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更宣扬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采用断然手段，使用暴力在所不惜的指导思想。在这些不断升级的极端暴力思想鼓吹下，足以对那些年轻战斗队员们洗脑而走向极端。因此，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之名， 在 “阶级斗争”总纲之下，草菅人命，轻率杀人！
左派报纸欢呼“锄奸胜利”（网路图片）
“六七暴动”造成51人死亡
“六七暴动”造成51人死亡，包括亲共阵营人士，港英纪律部队以及普通市民。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原谅过自己当年对各类人士死亡的不同反应和感受。自己当时坐在徐田波、黎松、曾明、何枫等工人追悼会上，可以泪如雨下，义愤填膺，悲愤莫名。但是对于警员，英军之死却是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都是“白皮猪”“黄皮狗”，是所谓阶级敌人。对市民之死也毫无感觉，甚至对惨遭活活烧死的林彬也没有同情，没有愤慨，也没有得胜的喜悦──这一回顾引起我巨大的心灵震撼。是甚么使我对于同样的生命毁灭产生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反应？原来这就是中共“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所致，即所谓的“阶级感情”是也。人道没有了，人性也没有了。红卫兵是这样，“六七暴动”的左派是这样，当然我也不能幸免了。
上天赐予人类的重要礼物就是生命，生命无分种族阶级，无分贵贱，都是最珍贵的。珍惜每一个生命是每个人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无论哪一个政权，以何种理由，采何种手段去强加于别人生命之中，制造死亡，都是令人发指的。从此，我为自己曾经把死亡阶级化而歉疚自责。我要向死亡忏悔，要为林彬兄弟之死而哀悼，要向他们的家人致歉，请求宽恕。
抗议人士游行到港督府，张贴大字报。骤眼看过去，以为是大陆文革照片。 （网路图片）
今日中共还在可耻掩盖真相
“林彬惨案”是否会重演？我说“会！”，因为中共本质没变。香港如果放弃对民主的追求，让中共为所欲为，将来再次流血是完全可能的。
去年（2010年），两位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鉴林，黄定光关于林彬的言论又再触动了我的神经。事缘商业电台把广播时段卖给民建联播放政治广告，节目主持人潘小涛仗义执言，重提“六七暴动”中林彬被暴徒烧死一事，直斥商台愧对死去的林彬。黄定光及陈鉴林却可耻地掩饰真相歪曲历史进行辩护，认为暴动中死者不止林彬一人，不能归咎于左派（即亲共派）身上，又认为林彬之死，死于社会动乱，相信置林彬于死地的人并非左派。并企图逃避当时斗委会杀人的责任。可见中共开始扭曲淡化林彬惨案真相，为地下党杀人放火翻案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香港市民要加紧监督了。
林彬先生是香港坚守言论自由的先驱，他是首位也是唯一公开反对中共的暴力行动，坚持发出公义声音的传媒斗士，他为敢言精神作出了壮烈的牺牲，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的一位自由烈士。目前就我所知，只有长寿广播剧“十八楼Ｃ座”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一直播放至今，因为他就是住在十八楼Ｃ座。而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览“香港故事”的四千件展品和照片中，只有一张展板简略介绍“六七暴动”，非常低调处理，更罔论关于林彬的事迹了。
据报，经过文化人历时十年的奔走争取，香港政府终于承诺为跑马地香港坟场的一个无名碑立牌：“烈士墓碑”，还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的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先生一个历史名份，安抚他的孤寂英灵。而记者屈颖妍也在跑马地天主教坟场找到一座孤坟，写着“林少波”，就是林彬的墓，没有相片，没有未亡人名字。林彬一定死不瞑目！
香港市民实应为林彬先生树碑立传，永远怀念他，也应为所有在暴动中的受害者立一个纪念碑，以为鉴戒。
（初稿一九九八年九月，二○一一年四月完稿）
原标题：回忆林彬兄弟惨案
文章来源：《开放网》
相关视频：民建联窜改67暴动史 否认左派杀林彬
当年中共香港地下党发动“六七暴动”，组织群众使用真假炸弹向港英政府抗争，进而惨杀林彬，制造了香港史上一件牵涉人命的悬案，地下党罪责难逃。
林彬是商业电台节目“欲罢不能”的播音员，他在节目中评论暴动新闻，谴责亲共份子的暴行，8月24日与堂弟在上班途中，有3人走出来挡路，一人举红旗示意停车，一人泼上汽油，一人燃火焚烧，在车内的林氏兄弟双双被暴徒活活地烧死。翌日大公报刊登了“地下锄奸突击队”的公告，承认杀人的责任。
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被港共活活烧死 （网路图片）
组织战斗队锄奸队进行暴力斗争
40多年来，我从未曾忘记过这一案件。一些事件的出现常常触动我的神经，比如那年郑经翰被袭、前“六七暴动斗委会”主任杨光接受特区政府大紫金奖章时，林彬的容颜都会浮现在我眼前中。
林彬案发后，我所属的地下党组织一次也没有对事件进行过讨论，像没事发生过似的。我心内很不安，为甚么斗争竟然要搞到杀人的境地？我直觉地认为这一定是自己人所干的。我曾问领导人欧阳成潮：“为甚么取命？”，他回答：“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无形中承认以阶级斗争之名可以杀人。但是当时的我，在中共意识形态窠臼中成长，没有能力独立思考出别的见解，因而不存有异议。
地下斗委会确曾在暴动中组织过属下的战斗队或锄奸队进行暴力斗争，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容推托，学友社中乐组有三位组员的经历就是明证。其中1位叫杨甘川的告诉我，他与阿施和杰仔3人本是一间私立学校的同学，认识香岛中学毕业生发仔，在发仔的介绍下又认识了中资新华银行林某，并在林的领导下组织学习小组。“六七暴动”期间这个小组讨论组织战斗队的计划，商量如何摆放真假炸弹行动，响应斗委会的号召，实行暴力斗争。当炸弹制作完成，计划亦已拟定，正要行动之际，林某突然通知取消计划。但他们3人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正是如箭在弦，不愿停止行动，决心在某夜自行把炸弹摆到街上，却遇上警察，3人赶快逃走。结果，杨及阿施逃脱，杰仔被捕入狱，遭毒打并饮头发水。
警方搜查杰仔之家，没有搜获证据，因所有器材均在杨甘川家里。杰仔一年后出狱，没有向警方供出其他两人，很讲义气。后来他们3人经由发仔介绍先后来到学友社参加由我做负责人的中乐组，因此我很熟识他们，认为他们原本都是好青年。杨甘川已于2010年5月因肝癌病逝，以上讯息是他得知重病之后专门来电告诉我的亲身经历，并让我记录在案，也是他自觉死神将至的临别觉醒。他的经历足以证明当年地下斗委会确曾利用中资机构的无知青年，组织战斗队损害香港安定的事实。
林彬被左派纵火杀害遗下的私家车 （网路图片）
凶犯是某总商会斗委会战斗队
至于林彬一案，从几位党员和多位在暴动中加入 “青年先锋队”的队员以及一些亲共者的口中辗转相传，知道是 “××总商会斗委会”属下的 “战斗队”干的，该战斗队其中一名成员后来移民了澳洲。为要赢取斗争，战胜港英，地下党不惜牺牲那些有胆色有活力的热血青年充当敢死队开赴前线，满街满巷的真假炸弹“真炸弹1,167个，引爆炸弹8,074个”，确是他们密谋的暴行，把与港英的殊死斗争升级为暴力行动的罪证。这绝不是所谓某暴徒的个别行为。
那些总商会的年青战斗队员们，那些好青年们，个个接受良好教育，甚至是富家子弟，不是黑社会份子，为甚么就能如此狠得下心去杀害林彬呢？主要原因是地下党传达斗争形势和政策，宣扬对敌人的仇恨，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更宣扬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采用断然手段，使用暴力在所不惜的指导思想。在这些不断升级的极端暴力思想鼓吹下，足以对那些年轻战斗队员们洗脑而走向极端。因此，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之名， 在 “阶级斗争”总纲之下，草菅人命，轻率杀人！
左派报纸欢呼“锄奸胜利”（网路图片）
“六七暴动”造成51人死亡
“六七暴动”造成51人死亡，包括亲共阵营人士，港英纪律部队以及普通市民。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原谅过自己当年对各类人士死亡的不同反应和感受。自己当时坐在徐田波、黎松、曾明、何枫等工人追悼会上，可以泪如雨下，义愤填膺，悲愤莫名。但是对于警员，英军之死却是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都是“白皮猪”“黄皮狗”，是所谓阶级敌人。对市民之死也毫无感觉，甚至对惨遭活活烧死的林彬也没有同情，没有愤慨，也没有得胜的喜悦──这一回顾引起我巨大的心灵震撼。是甚么使我对于同样的生命毁灭产生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反应？原来这就是中共“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所致，即所谓的“阶级感情”是也。人道没有了，人性也没有了。红卫兵是这样，“六七暴动”的左派是这样，当然我也不能幸免了。
上天赐予人类的重要礼物就是生命，生命无分种族阶级，无分贵贱，都是最珍贵的。珍惜每一个生命是每个人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无论哪一个政权，以何种理由，采何种手段去强加于别人生命之中，制造死亡，都是令人发指的。从此，我为自己曾经把死亡阶级化而歉疚自责。我要向死亡忏悔，要为林彬兄弟之死而哀悼，要向他们的家人致歉，请求宽恕。
抗议人士游行到港督府，张贴大字报。骤眼看过去，以为是大陆文革照片。 （网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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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彬惨案”是否会重演？我说“会！”，因为中共本质没变。香港如果放弃对民主的追求，让中共为所欲为，将来再次流血是完全可能的。
去年（2010年），两位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鉴林，黄定光关于林彬的言论又再触动了我的神经。事缘商业电台把广播时段卖给民建联播放政治广告，节目主持人潘小涛仗义执言，重提“六七暴动”中林彬被暴徒烧死一事，直斥商台愧对死去的林彬。黄定光及陈鉴林却可耻地掩饰真相歪曲历史进行辩护，认为暴动中死者不止林彬一人，不能归咎于左派（即亲共派）身上，又认为林彬之死，死于社会动乱，相信置林彬于死地的人并非左派。并企图逃避当时斗委会杀人的责任。可见中共开始扭曲淡化林彬惨案真相，为地下党杀人放火翻案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香港市民要加紧监督了。
林彬先生是香港坚守言论自由的先驱，他是首位也是唯一公开反对中共的暴力行动，坚持发出公义声音的传媒斗士，他为敢言精神作出了壮烈的牺牲，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的一位自由烈士。目前就我所知，只有长寿广播剧“十八楼Ｃ座”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一直播放至今，因为他就是住在十八楼Ｃ座。而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览“香港故事”的四千件展品和照片中，只有一张展板简略介绍“六七暴动”，非常低调处理，更罔论关于林彬的事迹了。
据报，经过文化人历时十年的奔走争取，香港政府终于承诺为跑马地香港坟场的一个无名碑立牌：“烈士墓碑”，还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的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先生一个历史名份，安抚他的孤寂英灵。而记者屈颖妍也在跑马地天主教坟场找到一座孤坟，写着“林少波”，就是林彬的墓，没有相片，没有未亡人名字。林彬一定死不瞑目！
香港市民实应为林彬先生树碑立传，永远怀念他，也应为所有在暴动中的受害者立一个纪念碑，以为鉴戒。
（初稿一九九八年九月，二○一一年四月完稿）
原标题：回忆林彬兄弟惨案
文章来源：《开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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