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27日讯】中国互联网研究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古川，从2003年起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后来一直低调地参与维权事件，并因此两次被国保抄家和禁止出境。他在写过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曾被一群素质低下、蛮横无耻、为党国充当打手的狗奴才强迫失踪63天。
惨无人道的酷刑发生在黑监狱中
这篇题为《‘茉莉花’飞来‘黑头套’—被绑架失踪63天的日子里》的文章，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2011年2月19日，是一个让我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区分局的20多名国保警察闯入我租住的天通西苑二区5号楼5单元802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之后到4月22日的63天‘被失踪’的日子里，我先后被关押在三个‘黑监狱’，对我实施的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就发生在这三个‘黑监狱’中”。
“这一切都是因为2月17日下午，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18日晚上，我就接到昌平区国保陈世杰的电话，说第二天早上9点要来我家找我‘喝茶’，19日上午国保来谈了一阵后走了。下午却再次返回，这次国保几十个人强行闯进我家，几个人围着我，他们抓住我的双手，试图将我的双手反剪到背后，但由于我使劲反抗，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一看这样不行，就试图将我抬起来，但由于我紧紧抓住一个国保的衣服，他们又没有成功，这名国保当时还喊‘他紧紧抓住了我’。后来他们变换姿势，才将我抬了起来，四个人分别抓住我的双臂与双腿，将我抬出了门。反抗之中，我的眼镜掉在了地上，穿的拖鞋也掉了一只在地上。我就这样四肢朝天被他们抬走了。”
“不过我认为，国保只是借茉莉花之机整我，可能认为我之前很不听话想趁机教训我，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夫妻常年为维权网工作。”
他认为，三个黑监狱都是位于北京郊区的宾馆。第一个秘密关押地大概是在昌平区，第二个大概是在密云区，第三个可能是昌平区的‘九华山庄’。“不过这些都是猜测，还无法证实。”
63个黑暗昼夜
古川在文章中描写了自己在黑监狱渡过的63个黑暗昼夜。
“在63天中，前后有15天不让睡觉。最初三个北京市局国保审讯我的时候要求我跪下，被我拒绝后，他们强行将我踢打跪下，又强行脱光我的衣服，其中一个国保还对我进行‘性骚扰’，用脚碰我的生殖器。最后还恐吓说如果明天真发生‘茉莉花革命’，今天就将我杀了。还说这荒郊野岭的，有的是地方，可以将我挖个坑埋了。并说到了这里就要守‘规矩’。所谓‘规矩’，就是有人进入房间要说‘领导好’，有事情，比如要上厕所、喝水、吃饭要喊‘报告’。”
“正式的审问是从2月20日下午开始的。集中在关于我在推特上转发信息的问题上，认定我的转推就是对‘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进行了宣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月22日下午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审问，从下午持续到深夜，这次审问主要提到的是维权网的事情，他们认定我参与了维权网的工作。期间还有很多次提审，还会打探各种隐私问题，非常无耻。最后并没有给我具体定什么罪名，只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在第一个黑监狱，由十名昌平区警察24小时看守，两人一组共五组，每两小时一班轮流看着我，上厕所、洗澡都贴身监视。后来换成四小时一班。换到第二个‘黑监狱’之后，他们变成八个人共四组，两人一组六小时一班轮流看守，一直持续到我获释。”
“悔过”与“保证”非真心
古川还提到：“2011年2月28日，国保逼我写了一份保证书，但是说写得不深刻不行。3月17日，我又被迫写了一份，说还是不够深刻。4月21日，市局国保领导来了，要求我写一份悔过书，他给我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而写，内容包括我和妻子李昕艾的个人情况、违反的法律、悔过反省、今后的打算等五部分。4月22日早上，又要求我写一份保证书，并让我把我们夫妇二人的姓名与身分证号码填上，按他们提供的模板抄写一遍就行。其内容大致如下：一、拥护党和政府，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二、不再发表反对党和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三、不再为维权网工作以及不再参与维权活动；四、不接受媒体或其他人的约谈；五、不得将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六、说服我妻子李昕艾，让她也不再与政府作对。”
但他表示，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所谓的“认识”、“悔过”与“保证”，自己都不会当真，“因为那是在暴力威胁之下所作的，不是出自我的良知与真心。”
中共“受惊” 开始红色恐怖抓捕
中共当局对于当时“号召茉莉花集会”的消息“受惊”过度，开始在全国大肆抓捕。2月19日开始，大批异见人士被失踪，不少网友被警察找上门，要求提供服务器记录，希望能揪出是谁发出的信息。
据维权网统计，此次声势浩大的红色恐怖行动，导致有至少百馀人被抓捕，更多的人被警方约谈。
在今年2月19日，中国“茉莉花”革命被镇压两周年的日子，大陆网友开始在网路揭露中共国保的罪行，收集受害者的名单、被关押失踪时间以及遭遇。
惨无人道的酷刑发生在黑监狱中
这篇题为《‘茉莉花’飞来‘黑头套’—被绑架失踪63天的日子里》的文章，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2011年2月19日，是一个让我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区分局的20多名国保警察闯入我租住的天通西苑二区5号楼5单元802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之后到4月22日的63天‘被失踪’的日子里，我先后被关押在三个‘黑监狱’，对我实施的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就发生在这三个‘黑监狱’中”。
“这一切都是因为2月17日下午，我在推特（TWITTER）上转发了有关‘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18日晚上，我就接到昌平区国保陈世杰的电话，说第二天早上9点要来我家找我‘喝茶’，19日上午国保来谈了一阵后走了。下午却再次返回，这次国保几十个人强行闯进我家，几个人围着我，他们抓住我的双手，试图将我的双手反剪到背后，但由于我使劲反抗，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一看这样不行，就试图将我抬起来，但由于我紧紧抓住一个国保的衣服，他们又没有成功，这名国保当时还喊‘他紧紧抓住了我’。后来他们变换姿势，才将我抬了起来，四个人分别抓住我的双臂与双腿，将我抬出了门。反抗之中，我的眼镜掉在了地上，穿的拖鞋也掉了一只在地上。我就这样四肢朝天被他们抬走了。”
“不过我认为，国保只是借茉莉花之机整我，可能认为我之前很不听话想趁机教训我，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夫妻常年为维权网工作。”
他认为，三个黑监狱都是位于北京郊区的宾馆。第一个秘密关押地大概是在昌平区，第二个大概是在密云区，第三个可能是昌平区的‘九华山庄’。“不过这些都是猜测，还无法证实。”
63个黑暗昼夜
古川在文章中描写了自己在黑监狱渡过的63个黑暗昼夜。
“在63天中，前后有15天不让睡觉。最初三个北京市局国保审讯我的时候要求我跪下，被我拒绝后，他们强行将我踢打跪下，又强行脱光我的衣服，其中一个国保还对我进行‘性骚扰’，用脚碰我的生殖器。最后还恐吓说如果明天真发生‘茉莉花革命’，今天就将我杀了。还说这荒郊野岭的，有的是地方，可以将我挖个坑埋了。并说到了这里就要守‘规矩’。所谓‘规矩’，就是有人进入房间要说‘领导好’，有事情，比如要上厕所、喝水、吃饭要喊‘报告’。”
“正式的审问是从2月20日下午开始的。集中在关于我在推特上转发信息的问题上，认定我的转推就是对‘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进行了宣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月22日下午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审问，从下午持续到深夜，这次审问主要提到的是维权网的事情，他们认定我参与了维权网的工作。期间还有很多次提审，还会打探各种隐私问题，非常无耻。最后并没有给我具体定什么罪名，只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在第一个黑监狱，由十名昌平区警察24小时看守，两人一组共五组，每两小时一班轮流看着我，上厕所、洗澡都贴身监视。后来换成四小时一班。换到第二个‘黑监狱’之后，他们变成八个人共四组，两人一组六小时一班轮流看守，一直持续到我获释。”
“悔过”与“保证”非真心
古川还提到：“2011年2月28日，国保逼我写了一份保证书，但是说写得不深刻不行。3月17日，我又被迫写了一份，说还是不够深刻。4月21日，市局国保领导来了，要求我写一份悔过书，他给我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而写，内容包括我和妻子李昕艾的个人情况、违反的法律、悔过反省、今后的打算等五部分。4月22日早上，又要求我写一份保证书，并让我把我们夫妇二人的姓名与身分证号码填上，按他们提供的模板抄写一遍就行。其内容大致如下：一、拥护党和政府，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二、不再发表反对党和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三、不再为维权网工作以及不再参与维权活动；四、不接受媒体或其他人的约谈；五、不得将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六、说服我妻子李昕艾，让她也不再与政府作对。”
但他表示，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所谓的“认识”、“悔过”与“保证”，自己都不会当真，“因为那是在暴力威胁之下所作的，不是出自我的良知与真心。”
中共“受惊” 开始红色恐怖抓捕
中共当局对于当时“号召茉莉花集会”的消息“受惊”过度，开始在全国大肆抓捕。2月19日开始，大批异见人士被失踪，不少网友被警察找上门，要求提供服务器记录，希望能揪出是谁发出的信息。
据维权网统计，此次声势浩大的红色恐怖行动，导致有至少百馀人被抓捕，更多的人被警方约谈。
在今年2月19日，中国“茉莉花”革命被镇压两周年的日子，大陆网友开始在网路揭露中共国保的罪行，收集受害者的名单、被关押失踪时间以及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