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六成中共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2013年06月18日时政
【新唐人2013年6月19日讯】(记者张旖旎综合报导)中共官场超过六成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大陆评论人士认为“带病提拔”并非中共官场的新问题,旨在主仆效忠、合伙“闷头发大财” 的“带病提拔”与中共体制内领导一言堂、互相之间建立关系网帮派以及越行贿越升迁的规律无法分开。

63%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近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落马”,再次让媒体的目光聚焦到“带病提拔”这一现象。
在中共官场,“带病提拔”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

“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在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带病提拔”现象似乎如影随形。

据中共喉舌《中国青年报》18日的报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资料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今年5月刚刚“落马”的原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经历,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

据媒体报导,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对其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在再次考核并未进行的情况下, 2006年年底,刘铁男仍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彼时,东北办的官员听闻,发改委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带病提拔”官员普遍贪腐跨度时间长

《中国青年报》在其报导中还提到,一项以“落马”官员为样本的研究报告显示,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在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近四成(38%)。贪腐跨度时间长,是“带病提拔”官员的一个显着特点。

近日倪发科“落马”,也引发媒体对同在一省内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三名省部级贪官的关注。媒体梳理发现,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的受贿史长达15年,从其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就已开始了。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的贪腐史长达12年,从1994年在杭州家中收受了第一笔贿赂5000元人民币开始,单笔收受数额一路飙至索贿160万元。而这12年,也是何闽旭不断晋升的12年。

祝振强分析“带病提拔”的三个要件

据祝振强在其博客文章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带病提拔’已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若上溯前推的话,恐怕可以初步估算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前——讲政治、结帮伙、论山头、依靠山等等,实际上就算是给了‘带病提拔’以绿色通行证,什么组织原则,什么任用选拔升迁标准,什么纪律规范,统统给我玩去!主仆效忠才是最重要的,‘自己人’才是最重要的,一起合伙‘闷头发大财’才是最重要的。”

祝振强认为,“带病提拔”的普遍性、难于治理以及其危害本源,在于“带病提拔”的构成有三个要件——这三个要件无解,则“带病提拔”无从连根拔除。

祝振强详细的阐述了他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三个要件也是当前中共的真实写照。。第一,长官意志第一,一言堂普遍,领导一句话定干坤,领导意图就是最终结果。

第二,层层叠叠的关系网、山头帮派,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法律法制、纪律规章、组织原则以及提拔任用准则。

第三,相关人员出事后大肆行贿以逃避法律政纪制裁现象普遍,因而形成越行贿越升迁、越出问题越升迁得快的独特景观。

祝振强在其博客文章中质问:“带病提拔”病入膏肓,法制法律的庄严性何在?公平正义何在?人心顺畅归顺何在?“中国梦”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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