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9日讯】（记者张旖旎综合报导）中共官场超过六成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大陆评论人士认为“带病提拔”并非中共官场的新问题，旨在主仆效忠、合伙“闷头发大财” 的“带病提拔”与中共体制内领导一言堂、互相之间建立关系网帮派以及越行贿越升迁的规律无法分开。
63%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近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落马”，再次让媒体的目光聚焦到“带病提拔”这一现象。
在中共官场，“带病提拔”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
“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在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带病提拔”现象似乎如影随形。
据中共喉舌《中国青年报》18日的报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资料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今年5月刚刚“落马”的原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经历，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
据媒体报导，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对其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在再次考核并未进行的情况下， 2006年年底，刘铁男仍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彼时，东北办的官员听闻，发改委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带病提拔”官员普遍贪腐跨度时间长
《中国青年报》在其报导中还提到，一项以“落马”官员为样本的研究报告显示，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在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近四成（38%）。贪腐跨度时间长，是“带病提拔”官员的一个显着特点。
近日倪发科“落马”，也引发媒体对同在一省内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三名省部级贪官的关注。媒体梳理发现，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的受贿史长达15年，从其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就已开始了。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的贪腐史长达12年，从1994年在杭州家中收受了第一笔贿赂5000元人民币开始，单笔收受数额一路飙至索贿160万元。而这12年，也是何闽旭不断晋升的12年。
祝振强分析“带病提拔”的三个要件
据祝振强在其博客文章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带病提拔’已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若上溯前推的话，恐怕可以初步估算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前——讲政治、结帮伙、论山头、依靠山等等，实际上就算是给了‘带病提拔’以绿色通行证，什么组织原则，什么任用选拔升迁标准，什么纪律规范，统统给我玩去！主仆效忠才是最重要的，‘自己人’才是最重要的，一起合伙‘闷头发大财’才是最重要的。”
祝振强认为，“带病提拔”的普遍性、难于治理以及其危害本源，在于“带病提拔”的构成有三个要件——这三个要件无解，则“带病提拔”无从连根拔除。
祝振强详细的阐述了他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三个要件也是当前中共的真实写照。。第一，长官意志第一，一言堂普遍，领导一句话定干坤，领导意图就是最终结果。
第二，层层叠叠的关系网、山头帮派，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法律法制、纪律规章、组织原则以及提拔任用准则。
第三，相关人员出事后大肆行贿以逃避法律政纪制裁现象普遍，因而形成越行贿越升迁、越出问题越升迁得快的独特景观。
祝振强在其博客文章中质问：“带病提拔”病入膏肓，法制法律的庄严性何在？公平正义何在？人心顺畅归顺何在？“中国梦”何在？
63%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近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落马”，再次让媒体的目光聚焦到“带病提拔”这一现象。
在中共官场，“带病提拔”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
“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在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带病提拔”现象似乎如影随形。
据中共喉舌《中国青年报》18日的报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资料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今年5月刚刚“落马”的原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经历，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
据媒体报导，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对其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在再次考核并未进行的情况下， 2006年年底，刘铁男仍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彼时，东北办的官员听闻，发改委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带病提拔”官员普遍贪腐跨度时间长
《中国青年报》在其报导中还提到，一项以“落马”官员为样本的研究报告显示，官员腐败一般9年后东窗事发。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在55个有明确的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者近四成（38%）。贪腐跨度时间长，是“带病提拔”官员的一个显着特点。
近日倪发科“落马”，也引发媒体对同在一省内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三名省部级贪官的关注。媒体梳理发现，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的受贿史长达15年，从其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就已开始了。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的贪腐史长达12年，从1994年在杭州家中收受了第一笔贿赂5000元人民币开始，单笔收受数额一路飙至索贿160万元。而这12年，也是何闽旭不断晋升的12年。
祝振强分析“带病提拔”的三个要件
据祝振强在其博客文章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带病提拔’已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若上溯前推的话，恐怕可以初步估算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前——讲政治、结帮伙、论山头、依靠山等等，实际上就算是给了‘带病提拔’以绿色通行证，什么组织原则，什么任用选拔升迁标准，什么纪律规范，统统给我玩去！主仆效忠才是最重要的，‘自己人’才是最重要的，一起合伙‘闷头发大财’才是最重要的。”
祝振强认为，“带病提拔”的普遍性、难于治理以及其危害本源，在于“带病提拔”的构成有三个要件——这三个要件无解，则“带病提拔”无从连根拔除。
祝振强详细的阐述了他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三个要件也是当前中共的真实写照。。第一，长官意志第一，一言堂普遍，领导一句话定干坤，领导意图就是最终结果。
第二，层层叠叠的关系网、山头帮派，事实上已经取代了法律法制、纪律规章、组织原则以及提拔任用准则。
第三，相关人员出事后大肆行贿以逃避法律政纪制裁现象普遍，因而形成越行贿越升迁、越出问题越升迁得快的独特景观。
祝振强在其博客文章中质问：“带病提拔”病入膏肓，法制法律的庄严性何在？公平正义何在？人心顺畅归顺何在？“中国梦”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