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日讯】近日据媒体报导，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的光棍将达到3000万至3500万。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给出的解释还是人口部门的老一套，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是重男轻女，丝毫不提计划生育的原因。
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计划生育部门的利益。如果承认计划生育造成了性别比失衡，那计划生育部门就等于承认自己在犯罪。同样，在两次人口普查显示的1.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部门也照样不承认。如果承认让未来中国人口大崩溃的超低生育率，那计划生育部门不仅失去每年300亿“社会抚养费”，还要失业了，而且也等于承认部门利益绑架了民族未来！
实际上，中国的性别比失衡更严重！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11591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宜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8262万，男比女高出3300多万。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仅从1991年到2010年这20年期间，累积新生男性比女性多5565万。而现在每年新生男性仍比女性多130多万，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将产生6000万左右的光棍大军！
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7：100，而中国竟高达120：100左右，只有政策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和二胎试点地区出生婴儿性别比例正常。这说明，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不仅仅和重男轻女思想有关，也与计划生育的强度密切相关。
从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起，中国就开始持续的新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从1980年的107.4：100，上升到1990年的114.7:100,2000年的119.9:100,2007年达到125.5: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资料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
由于父母不能决定胎儿性别，要男孩就具有不确定性，这样生育数量限制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就有矛盾之处。若想要男孩又不想接受“超生”惩罚，或惩罚确定又想保证要男孩，若不进行性别比鉴定，要男孩失败风险高达50%。特别是“超生”代价高的人群（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多胎“超生”面临加倍罚款的人（一次以上“超生”者罚款加倍），由于“超生”代价十分高昂，更可能被迫选择性别鉴定。结果必然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即二胎比一胎性别比失衡严重，三胎比二胎性别比失衡严重），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第一胎107.12：100，第二胎151.92：100，第三胎160.3：100。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100，“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100 “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10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100，“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100！
计划生育宽松地区和二胎试点地区，计划生育的惩罚或没有或比较少，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偏高，再对比上述理论分析和现实例证，我们可以得出：决定新生儿童性别比失衡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重男轻女，而是在于有关部门是否开出惩罚措施和惩罚的力度——“超生”代价越高则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反之则相反。
按中国传统结婚买房成本由男方家庭负担，在要男孩的父母付出比要女孩大得多的情况下，如果男孩的政策成本为零，有几个父母还去性别鉴定呢？由于要男孩的平均物质收益大，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重男轻女，或许中国重男轻女更严重一些，但同时中国文化又是儿女双全、视儿女为自己骨肉，至少绝大多数父母不会在要男孩政策成本为零的情况下选择性的剥夺未出生女儿的生命。
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总体儿童性别比失衡没有资料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为了展示控制性别比失衡的成绩，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一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人口普查员反映儿童性别被修改。
据2011年8月11日《海峡都市报》报导：“记者从福建省人口计生委获悉，近期，省人口计生委在全省开展了独生子女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省目前独生子女人数约为303万人，其中男性229万人，女性74万人，城镇138万人，农村165万人。”如果这个资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福建省独生子女男女性别比为309.46:100，令人毛骨悚然！福建如此，其他省份呢？如果这样的资料是真的，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可能比人口抽查或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的还要严重。
现在严重的儿童性别比失衡，意味着未来每四五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人类社会生活与繁衍的核心是男女的组合，人生幸福的主体是婚姻的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是社会和谐安宁的细胞，女人也是男人心灵的港湾和克制自身情绪与行为的心灵按钮。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未来光棍更容易带来稳定问题：光棍一般处于经济底层，生活压力大；没有物件没有家庭，心理问题更严重；违法犯罪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更低；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如2010年3月23日，被称为“郑一刀”的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
“超生”惩罚措施每持续一年，未来就会增加130多万光棍！也许有人认为，“二胎”和“三胎”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放开生育或鼓励生育（即取消了“超生”惩罚）性别比更失衡。“二胎”和“三胎”比“一胎“性别比失衡严重，这是“超生”惩罚措施的结果，计生政策宽松地区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放开生育或停止“超生”惩罚，虽然已经不能减少已经形成的潜在光棍总量，但可以稀释光棍的比例，阻止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和潜在光棍的继续增长。
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帮……《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书中说：由于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光棍阶层……
恐怖的性别比失衡资料，潜在的未来巨大风险，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为了其利益，不敢承认也不敢说。但掩盖人口炸弹的存在，只会让人口炸弹积累的更多，总有一天会爆发更大的风险。
（部分内容摘自作者的新着《大国危途》）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计划生育部门的利益。如果承认计划生育造成了性别比失衡，那计划生育部门就等于承认自己在犯罪。同样，在两次人口普查显示的1.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部门也照样不承认。如果承认让未来中国人口大崩溃的超低生育率，那计划生育部门不仅失去每年300亿“社会抚养费”，还要失业了，而且也等于承认部门利益绑架了民族未来！
实际上，中国的性别比失衡更严重！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11591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宜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8262万，男比女高出3300多万。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仅从1991年到2010年这20年期间，累积新生男性比女性多5565万。而现在每年新生男性仍比女性多130多万，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将产生6000万左右的光棍大军！
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7：100，而中国竟高达120：100左右，只有政策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和二胎试点地区出生婴儿性别比例正常。这说明，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不仅仅和重男轻女思想有关，也与计划生育的强度密切相关。
从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起，中国就开始持续的新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从1980年的107.4：100，上升到1990年的114.7:100,2000年的119.9:100,2007年达到125.5: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资料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
由于父母不能决定胎儿性别，要男孩就具有不确定性，这样生育数量限制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就有矛盾之处。若想要男孩又不想接受“超生”惩罚，或惩罚确定又想保证要男孩，若不进行性别比鉴定，要男孩失败风险高达50%。特别是“超生”代价高的人群（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多胎“超生”面临加倍罚款的人（一次以上“超生”者罚款加倍），由于“超生”代价十分高昂，更可能被迫选择性别鉴定。结果必然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即二胎比一胎性别比失衡严重，三胎比二胎性别比失衡严重），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第一胎107.12：100，第二胎151.92：100，第三胎160.3：100。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100，“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100 “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10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100，“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100！
计划生育宽松地区和二胎试点地区，计划生育的惩罚或没有或比较少，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偏高，再对比上述理论分析和现实例证，我们可以得出：决定新生儿童性别比失衡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重男轻女，而是在于有关部门是否开出惩罚措施和惩罚的力度——“超生”代价越高则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反之则相反。
按中国传统结婚买房成本由男方家庭负担，在要男孩的父母付出比要女孩大得多的情况下，如果男孩的政策成本为零，有几个父母还去性别鉴定呢？由于要男孩的平均物质收益大，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重男轻女，或许中国重男轻女更严重一些，但同时中国文化又是儿女双全、视儿女为自己骨肉，至少绝大多数父母不会在要男孩政策成本为零的情况下选择性的剥夺未出生女儿的生命。
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总体儿童性别比失衡没有资料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为了展示控制性别比失衡的成绩，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一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人口普查员反映儿童性别被修改。
据2011年8月11日《海峡都市报》报导：“记者从福建省人口计生委获悉，近期，省人口计生委在全省开展了独生子女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省目前独生子女人数约为303万人，其中男性229万人，女性74万人，城镇138万人，农村165万人。”如果这个资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福建省独生子女男女性别比为309.46:100，令人毛骨悚然！福建如此，其他省份呢？如果这样的资料是真的，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可能比人口抽查或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的还要严重。
现在严重的儿童性别比失衡，意味着未来每四五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人类社会生活与繁衍的核心是男女的组合，人生幸福的主体是婚姻的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是社会和谐安宁的细胞，女人也是男人心灵的港湾和克制自身情绪与行为的心灵按钮。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未来光棍更容易带来稳定问题：光棍一般处于经济底层，生活压力大；没有物件没有家庭，心理问题更严重；违法犯罪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更低；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如2010年3月23日，被称为“郑一刀”的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
“超生”惩罚措施每持续一年，未来就会增加130多万光棍！也许有人认为，“二胎”和“三胎”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放开生育或鼓励生育（即取消了“超生”惩罚）性别比更失衡。“二胎”和“三胎”比“一胎“性别比失衡严重，这是“超生”惩罚措施的结果，计生政策宽松地区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放开生育或停止“超生”惩罚，虽然已经不能减少已经形成的潜在光棍总量，但可以稀释光棍的比例，阻止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和潜在光棍的继续增长。
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帮……《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书中说：由于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光棍阶层……
恐怖的性别比失衡资料，潜在的未来巨大风险，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为了其利益，不敢承认也不敢说。但掩盖人口炸弹的存在，只会让人口炸弹积累的更多，总有一天会爆发更大的风险。
（部分内容摘自作者的新着《大国危途》）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