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0日讯】8月19日，媒体消息称穆巴拉克将很快获释，并且洗清贪污罪名。此前，埃及军政府新任命的25名省长中有19名是将领，6名文职省长当中有两名法官，都是穆巴拉克的忠实支持者。世界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可悲的现实：在2011革命后建立的埃及民主制度已经香消玉殒。
流沙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塞西上将（Abdul-Fattah el-Sisi）建立的新政府只是没有穆巴拉克而已，在扩大极权控制范围，利用省长职位培养高级军官的忠诚方面并无二致。原来为埃及军事政变喝彩、认为埃及军方将效法“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军功成身退的人士不得不面对事实，埃及军政府还魂已成定局。
一些舆论曾看着埃及政治反对派高调反美而兴高采烈，如今又开始埋怨美国态度软弱，没能给予更强的干预。这些批评者没想到的是，埃及政局并非美国（哪怕加上所有西方国家）道义谴责这种“文明干预”所能改变。更何况，希望美国对埃及实施军事干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好不容易才从伊拉克战争泥潭里拔出腿来，此时对外实施军事干预，既无财政能力，也无民意基础。更何况，埃及的问题不是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埃及本国人民不知道如何守护民主制度。
埃及内部民主因素本就非常脆弱，其生成主要得益于“外铄”。如果要溯源，还得归功于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这位长期研究极权政治的学者在担任国务卿时，将促进民主化的重点放在非洲与中东地区。埃及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经济上都获得美国大量援助。赖斯充分利用这一点，很有远见地敦促埃及做过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穆巴拉克结束2005年以前埃及选举总统那种“一个人的游戏”。
穆氏前四次当选总统，并无其他候选人竞争，程序是先由其控制的埃及议会提名和通过候选人，再由全体 公民投票选举总统，每次都是穆巴拉克作为唯一候选人高票当选。美国认为这种选举是有名无实的不公平竞争，要求其改变游戏规则，面对美国的压力，埃及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回应。总统穆巴拉克被迫提出修改埃及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结束了总统选举沦为一个人的游戏这一局面。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埃及政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当年埃及历史上有了第一次共有十位候选人竞选的总统选举，这十位候选人当中，有迫于美国压力而释放的政治犯努尔。
上述改变让埃及人民预习了一次民主选举，但民主意识的养成还处于起步阶段。建成民主社会的其他必要条件，如基于权利与责任之上的公民意识，民间组织充分发育后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政党政治的基础）、良好的选举文化等等，埃及社会并不具备。应该说，2011年埃及革命，就是在这种内部民主意识发育不充分状态下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民主制，有如流沙之上的建筑，需要巩固基础。
埃及人不懂如何守护民主成果
因为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发育不充分，埃及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守护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首先，埃及人当中的大多数并未认识到，民主革命不是共产革命，也不是政变。共产革命与政变的特点是将政权看作应该摘取的果实，由胜利者享有。民主宪政的功能只是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秩序：民主解决政府合法性来源问题，宪政只能保护人的自由。作为革命参与者的穆斯林兄弟会与政治反对者，都各有利益盘算。
穆尔西为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通过民选的方式获取执政权，但却不知道民主政权是民享，这“民”还应包括其他非穆斯林兄弟会的各类埃及人，而是将执政权当作穆斯林兄弟会的胜利果实，希图据为私器。作为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地下组织，在以微弱多数让自己的代理人当选后，他们一是忘记了自身只有51%的支持率，民意基础并不强大；二是不知宪法乃是国之根本，并非执政者根据本集团利益可以擅加修改之物；三是未能汲取穆氏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疲软，民众备受失业与通胀之苦，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而是忙于排斥异己、巩固地盘。这些举措让穆斯林兄弟会之外的埃及人民非常失望，产生怨恨。
2011年埃及革命的发动者与主体是青年反对者。他们曾在抗议活动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敢、善于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型传播手段组织街头抗议的能力。但这些组织的短处却在选举中充分暴露，他们甚至无法组合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参与竞选，通过民主选举，让自身从街头政治走向议会政治。革命盛宴结束后，这些青年反对派领袖人物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认为他们种下果树，果实却由穆斯林兄弟会占有（这种情结即中国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加之埃及经济受革命影响严重衰退，穆巴拉克后期已非常严重的失业现象愈加恶化，那些期待革命成功后会改善自身经济状态的人非常失望。这些都是反对派再度发动“街头政治”凭藉的民意。反对派政治上的幼稚，在于他们以为可以凭藉军政府的支持将穆尔西赶下台后，自己取而代之。
其次，穆斯林兄弟会及政治反对者都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没有意识到在革命中毫发未伤的军方对权力始终虎视眈眈。2011年革命中，埃及军方确实离权力最近，但老练的军方经过一番精密盘算，勉强交出权力，原因之一是他们当时不想面对来自美国与国内各种反对势力的巨大压力；二是在失去穆巴拉克这位军功起家的“法老”之后，埃及军中并无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能够领袖群伦。这才有了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获胜的机会。当政治反对者与穆尔西政府长期对峙、势成水火之时，形成了对军方干政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军方抓住时机，先是以支持民意的正义之师形象赢得了满堂喝彩，继而将政权攫为己有。用中国成语来说，这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早在2011年埃及革命初起之时，我在“埃及革命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过，由于军方离权力最近，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有成熟组织形态的政治势力，埃及当时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干坤，要经历一个反覆博奕的过程。
在民主基础脆弱的国家，民主建设是一项相当艰苦的长期工作，它既需要各利益群体能够考虑其他群体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妥协精神与妥协技巧，这些必须依赖议会政治而不是街头政治。在这一利益博弈过程中，千万不要抄近路，借助博弈双方谁也控制不了的军方势力。当军队这只魔鬼从魔瓶里出来之后，所谓民主制度也就名存实亡。
这是埃及2013年街头革命为世界上所有同类国家提供的教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流沙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塞西上将（Abdul-Fattah el-Sisi）建立的新政府只是没有穆巴拉克而已，在扩大极权控制范围，利用省长职位培养高级军官的忠诚方面并无二致。原来为埃及军事政变喝彩、认为埃及军方将效法“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军功成身退的人士不得不面对事实，埃及军政府还魂已成定局。
一些舆论曾看着埃及政治反对派高调反美而兴高采烈，如今又开始埋怨美国态度软弱，没能给予更强的干预。这些批评者没想到的是，埃及政局并非美国（哪怕加上所有西方国家）道义谴责这种“文明干预”所能改变。更何况，希望美国对埃及实施军事干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好不容易才从伊拉克战争泥潭里拔出腿来，此时对外实施军事干预，既无财政能力，也无民意基础。更何况，埃及的问题不是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埃及本国人民不知道如何守护民主制度。
埃及内部民主因素本就非常脆弱，其生成主要得益于“外铄”。如果要溯源，还得归功于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这位长期研究极权政治的学者在担任国务卿时，将促进民主化的重点放在非洲与中东地区。埃及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经济上都获得美国大量援助。赖斯充分利用这一点，很有远见地敦促埃及做过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穆巴拉克结束2005年以前埃及选举总统那种“一个人的游戏”。
穆氏前四次当选总统，并无其他候选人竞争，程序是先由其控制的埃及议会提名和通过候选人，再由全体 公民投票选举总统，每次都是穆巴拉克作为唯一候选人高票当选。美国认为这种选举是有名无实的不公平竞争，要求其改变游戏规则，面对美国的压力，埃及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回应。总统穆巴拉克被迫提出修改埃及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结束了总统选举沦为一个人的游戏这一局面。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埃及政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当年埃及历史上有了第一次共有十位候选人竞选的总统选举，这十位候选人当中，有迫于美国压力而释放的政治犯努尔。
上述改变让埃及人民预习了一次民主选举，但民主意识的养成还处于起步阶段。建成民主社会的其他必要条件，如基于权利与责任之上的公民意识，民间组织充分发育后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政党政治的基础）、良好的选举文化等等，埃及社会并不具备。应该说，2011年埃及革命，就是在这种内部民主意识发育不充分状态下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民主制，有如流沙之上的建筑，需要巩固基础。
埃及人不懂如何守护民主成果
因为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发育不充分，埃及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守护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首先，埃及人当中的大多数并未认识到，民主革命不是共产革命，也不是政变。共产革命与政变的特点是将政权看作应该摘取的果实，由胜利者享有。民主宪政的功能只是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秩序：民主解决政府合法性来源问题，宪政只能保护人的自由。作为革命参与者的穆斯林兄弟会与政治反对者，都各有利益盘算。
穆尔西为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通过民选的方式获取执政权，但却不知道民主政权是民享，这“民”还应包括其他非穆斯林兄弟会的各类埃及人，而是将执政权当作穆斯林兄弟会的胜利果实，希图据为私器。作为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地下组织，在以微弱多数让自己的代理人当选后，他们一是忘记了自身只有51%的支持率，民意基础并不强大；二是不知宪法乃是国之根本，并非执政者根据本集团利益可以擅加修改之物；三是未能汲取穆氏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疲软，民众备受失业与通胀之苦，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而是忙于排斥异己、巩固地盘。这些举措让穆斯林兄弟会之外的埃及人民非常失望，产生怨恨。
2011年埃及革命的发动者与主体是青年反对者。他们曾在抗议活动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敢、善于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型传播手段组织街头抗议的能力。但这些组织的短处却在选举中充分暴露，他们甚至无法组合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参与竞选，通过民主选举，让自身从街头政治走向议会政治。革命盛宴结束后，这些青年反对派领袖人物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认为他们种下果树，果实却由穆斯林兄弟会占有（这种情结即中国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加之埃及经济受革命影响严重衰退，穆巴拉克后期已非常严重的失业现象愈加恶化，那些期待革命成功后会改善自身经济状态的人非常失望。这些都是反对派再度发动“街头政治”凭藉的民意。反对派政治上的幼稚，在于他们以为可以凭藉军政府的支持将穆尔西赶下台后，自己取而代之。
其次，穆斯林兄弟会及政治反对者都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没有意识到在革命中毫发未伤的军方对权力始终虎视眈眈。2011年革命中，埃及军方确实离权力最近，但老练的军方经过一番精密盘算，勉强交出权力，原因之一是他们当时不想面对来自美国与国内各种反对势力的巨大压力；二是在失去穆巴拉克这位军功起家的“法老”之后，埃及军中并无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能够领袖群伦。这才有了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获胜的机会。当政治反对者与穆尔西政府长期对峙、势成水火之时，形成了对军方干政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军方抓住时机，先是以支持民意的正义之师形象赢得了满堂喝彩，继而将政权攫为己有。用中国成语来说，这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早在2011年埃及革命初起之时，我在“埃及革命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过，由于军方离权力最近，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有成熟组织形态的政治势力，埃及当时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干坤，要经历一个反覆博奕的过程。
在民主基础脆弱的国家，民主建设是一项相当艰苦的长期工作，它既需要各利益群体能够考虑其他群体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妥协精神与妥协技巧，这些必须依赖议会政治而不是街头政治。在这一利益博弈过程中，千万不要抄近路，借助博弈双方谁也控制不了的军方势力。当军队这只魔鬼从魔瓶里出来之后，所谓民主制度也就名存实亡。
这是埃及2013年街头革命为世界上所有同类国家提供的教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