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28日讯】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明。
至于什么是共党帮伙们的党性，从马、恩、列、斯到毛、邓、江、胡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明白的定义，无非是用主义、阶级工具论、螺丝钉、服从和不惜送命等等的词句，绕着圈子的说，但是始终也没能说明白，纵观共党从起家至今的这八、九十年的一贯所为，党性与人性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更是与道德、公益无关的。
是个人就有人性，对于反人类罪的这种指控，并不是指动物、畜生或者是自然界的灾害而设立的，而是对同是人类中的人的指控。既然同是人类，又怎么会有人犯下反人类罪呢？事实的根据是什么呢？反人类罪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反人性和反人性的事实和表现，人性是人类的通性，反人性当然就是反人类了。
八月十九日共党的《学习日报》中刊登了一篇文章，大谈党性与人性的关系，甚至提出党性是人性的升华的说法，遭到了民间一片的骂声。罪行累累、穷途末路的共党抛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只能被人们认为是不知耻已极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人性的升华那就是圣贤，这是根据孔夫子育人的四个步骤而来的。
也就是在幼儿时期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叫做童蒙养正；到了六、七岁开始的少年时期，就要培养他们人性和明白人文的知识，这叫做少年养性；到了十八、九岁进入成年的时期，要培养他们人论、道德，这叫做成年养德；在完成了正、性、德三个阶段的教育之后，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为人品行、良知、道义的明德教育。
孔夫子所说的三十而立，不是指成家立业，而是指能够在社会上利德、利言、利行，担负起社会正义的职责，并且成为社会的楷模，这就达到了儒家所期望的人人可以成为圣贤的要求了。孔夫子从来没有认为他自己的人性升华了，更是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圣贤，所以也不会说出儒家的人性是人性的升华这种蠢话的。去管理国家事物的人，首先必须具备高贵的人品道德，也就是人性充实，道德行为堪称为典范的人。
第二就是具备渊博的学识，由这样的人管理众人之事和国家事务，就不会使国家的尊严和国格蒙羞，而国内的大环境也会是清平祥和的。从中国大陆上的种种败象和民情的激愤上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共党们既不具备人性，至于道德就更提不到了；又不具备作为人应该有的最起码的常识，学识那又是提不到的。
庸人治国，古今中外都发生过，所谓的庸人通常指的是能力不足、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以及在个人性情方面的不足或偏差。一旦成为了国家的管理者，任何一方面的不足或毛病都可能对一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造成损害，或者是停滞不前。可是这种庸人一旦下了台，他们所造成的问题或困境都是可以被继任者们修复或重新恢复起来的。
庸人当政仅仅是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但不会去害民。共党则完全不同，它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全做，一个政府的管理国家的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和功能全被共党破坏了，变成了共党控制国家和人民的爪牙部门和为了谋求私利的工具部门。
共党当政六十多年，中国大陆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农、工、商三大行业全面破产，对于贫穷落后、破产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庸人当政的结果，可是当一国上亿民众惨死在这个政权下，对民众的屠杀和镇压成为了政权统治常用的手段，这就证明当政的共党们不是庸人。
庸人搞垮的是农、工、商，共党们不仅把农、工、商搞破产了，更是把国家资源卖枯竭了，把国家的生态环境破坏了，把空气、水、土壤全污染了，把中国人祖祖辈辈吃的食品全毒化了，破坏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出路，断了中华民族子孙们的生路，而暴富了的却是共党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顾别人死活的事情呢？看起来就只有是土匪强盗了。
固然说，柳下拓说出了盗亦有道的名言，但是盗匪毕竟就是盗匪，不可以与人类同日而语，他或许是盗匪们的楷模，但是没有几个老百姓愿意去做盗匪的。盗匪们至少还要遵守盗匪们的道，但是共党们却是连这个道都没有。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们都在讲道，共党们就高举它们的道的旗号在行者盗匪的勾当。
其实一旦讲道的人太多了，这个道也就变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道了，也就是说，这个道已经不成其为道了。于是我们可以说，共党们是无道的盗匪们，共党的祖师爷们知道自己无道，于是就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期间拼命的祭起了西方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的大旗，欺骗了世界，更是欺骗了中国人。篡政成功以后，共党无道的本质就彻底暴露了，一小撮盗匪混迹在泱泱大国众多的人口之中，那是很明显的。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国民众不太容易接受共党这种政权，此时此刻党性发挥了作用，一是杀人；二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破坏文化，给中国人喝狼奶、洗脑，六十多年如一日的泯灭掉中国人的人性，沦丧掉中国人的道德。共党也确实使几千万中国人的人性跌落进党性的深渊之中，为虎作伥。
近十年来又把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们组织了起来，成为了暴力维稳的城管；又把一批人渣子五毛们训练成了共党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本人也坚信，数量越来越大的国人民众们正走在正、信、德的传统的自我修养的道路上，正在钻研着民德的意义，力求使自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良心和人类道义的捍卫者。
这也正是本人从不怀疑的，道德与正义的力量永远都在民间的原因。人们说，乱世出盗匪，但是从古到今的事实证明，乱世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古人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远。
盗匪当政必将造成乱世，民间的道德正义的力量中，有无数的英雄们在担忧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思考着救国救民的变革之路。他们就是变革中国现状，引领民众走向全新的政治制度之路的英雄们。有人怕变革，但是天下事没有不变的，通常的规律那是越变越好，这是指引和领导变革的人的道德正义之士们。
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共党，把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和的政体推翻，变成了极权专制的政体，这不是变革，而是倒退。前三十年共党搞垮了经济，为了自救，共党也不得不打出经济改革的旗号，由于共党意识形态所限制，就只能说是改革，而不能说是变革，这是由于极权的本质和拒绝承认私有制所造成的。
因此就不能从计划经济变革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机制，于是才造成了今天的全面崩溃的现状。共党的改革是越改革越混乱，现在连共党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证明了共党的改革不但没有取得所谓的巨大成就，反而是彻底的失败了，那就需要彻底的变革了。
但是习近平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八月的十九日和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说，宣传思想工作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积极培养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品质，培育知荣辱、讲正义、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作风。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国民们，虽然破产了，崩溃了，全都发生了，哀鸿遍野、前程黑暗，但共党的意识形态那是不能变，全国人民也必须跟着共党走进死路，甚至为共党殉葬。共党的决心已下，现在就要看全体国人民众打算怎么办了，看起来无论共党们如何的照镜子正衣冠，只要马、列、毛的外衣不脱掉，那就只能是一群衣冠禽兽们。
近日读《新唐书》，其中有一段是《魏征传》的文章，在一千三、四百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天天照镜子正衣冠，只是那个时候的镜子是用铜磨出来的，叫做鉴，不如现在的镜子清楚，所以李世民要用三面镜子来照自己，这里的原文是：魏征死了，皇帝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新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这就是说照镜子的目的就只能是正衣冠，要想内防己过，也就是说防止自己出错或者犯下过失，那是要用后两面镜子的，一个是以古为鉴，另一人是以人为鉴。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鉴臣，常常不顾皇帝的面子直接的批评皇帝的错误和决策。而李世民却能虚心的接受，所以才有了贞观之治。
共党缺少了两个镜子，一个是不读书，不明白当今世界大事的镜子，这是由于共党们不学无术所致，当然就谈不到审时度势了；另一个镜子是共党们永远也不会有的镜子，因为共党自以为永远正确，所以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甚至连民间的疾苦都视而不见。
习近平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同时只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从这段话里，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习在思维逻辑上的糊涂和颠倒，任何一个政府当政，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富民强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可以采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方法和其优越性去达到富民强国这个目的。
而习近平的这段话所释放出来的却是只要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了，特色社会主义就前进了也成功了，这是把富民强国作为了手段，而目的是要去证明一种主义的正确，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错误思维，可以说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在把一国的民众推进了实验室，去实验共党所推行的主义是否正确。
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这种当实验品的惨痛的教训我们是经历过的。共党当政之处大肆宣传的是建设共产主义，把全国人民赶进了实验室，去建设共产天堂。结果是在共党当政十年的时候大饥荒就发生了，活活饿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接下来就是共党为了证明自己是马列之原教旨主义者，大批修正主义，又把中国人推进了实验室，挑动国民之间的对立和敌视，自相残杀，还要人民凭票凭证限量吃饭。
这次是实验的结果使共党明白了，共产是行不通了，修正是必要的了，于是才搞起了经济改革，但是共党的思维方式仍然是离不开主义的，刚刚取消了票证，不再提共产主义的共党又大喊社会主义了，并且由赵紫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赵紫阳倒了台，中国人民再次的被赶进了共党的实验室，去实验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共党们一次次的拿全体中国人做实验的过程，中共党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无人性、爱贪个小便宜享受特权，一步步退化到了兽性的本质公开的表现了出来，从贪污一步跨进到了腐败，又到了公开抢劫民财，抢到了共党们都成了富翁，抢到了国破民穷，抢到了国格尊严全面扫地，抢到了国民们看不到今后的生活出路在哪里？
可是从习近平的这段话里去分析，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验仍将继续进行，丝毫没有改弦易辙或者是停止的打算，原因很简单，在共党的意识里既没有国家，更没有人民，共党们抢劫致富了，那么他们的二代们则更是有恃无恐的抢劫发财，他们巴望着第三代、第四代以至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抢劫发财，这就要看中国人是否还愿意继续当共党的实验品了。
在没有法制的国家里，当政者们都喜欢打出民意这个旗号，然后就是疯狂的满足自己兽性的物欲，不到一百年前的袁世凯就是个例子，当上了大总统，又想要当终身大总统，接着又想着子承父位，实行家天下的统治，于是就组织了一群地痞流氓们包围国会，摇旗呐喊，拥护他当皇帝，就在他当上了弘宪皇帝的当天，袁世凯还满怀信心的对周围的人说，我这个皇帝至少可以传上二十代。当时的中国人不想跟着袁世凯做实验品，所以仅仅八十三天以后，袁世凯的朝廷就倒了台。
习近平是给出了一个一百年不动摇的时间，也就是说要保住至少四代到五代人都能够抢劫致富。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了，一是经过这三十多年共党们的疯狂抢劫，中国大陆究竟还有什么可供共党后代们继续抢劫的呢？二是这种公开的抢劫中国人能否容忍和承受。
既然共党实验的主义们都失败了，那么中国人就大可不必再陪着共党作实验了，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的政治制度早在两、三百年以前已经有西方的人民实验成功了，于是才能够成为了普世的理念，中国人当了六十多年的共党的实验品，所取得的成果应该是共党这种极权统治是人类公敌的结果，那就铲除它，把在西方成功了的政治制度搬过来，我们用。
什么叫做国情？国情就是民情，东西方的人没有不同，也就是说民情相同，国情也相同，西方人感觉好的东西，中国人当然也会感觉好的。
－－原载希望之声
至于什么是共党帮伙们的党性，从马、恩、列、斯到毛、邓、江、胡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明白的定义，无非是用主义、阶级工具论、螺丝钉、服从和不惜送命等等的词句，绕着圈子的说，但是始终也没能说明白，纵观共党从起家至今的这八、九十年的一贯所为，党性与人性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更是与道德、公益无关的。
是个人就有人性，对于反人类罪的这种指控，并不是指动物、畜生或者是自然界的灾害而设立的，而是对同是人类中的人的指控。既然同是人类，又怎么会有人犯下反人类罪呢？事实的根据是什么呢？反人类罪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反人性和反人性的事实和表现，人性是人类的通性，反人性当然就是反人类了。
八月十九日共党的《学习日报》中刊登了一篇文章，大谈党性与人性的关系，甚至提出党性是人性的升华的说法，遭到了民间一片的骂声。罪行累累、穷途末路的共党抛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只能被人们认为是不知耻已极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人性的升华那就是圣贤，这是根据孔夫子育人的四个步骤而来的。
也就是在幼儿时期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叫做童蒙养正；到了六、七岁开始的少年时期，就要培养他们人性和明白人文的知识，这叫做少年养性；到了十八、九岁进入成年的时期，要培养他们人论、道德，这叫做成年养德；在完成了正、性、德三个阶段的教育之后，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为人品行、良知、道义的明德教育。
孔夫子所说的三十而立，不是指成家立业，而是指能够在社会上利德、利言、利行，担负起社会正义的职责，并且成为社会的楷模，这就达到了儒家所期望的人人可以成为圣贤的要求了。孔夫子从来没有认为他自己的人性升华了，更是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圣贤，所以也不会说出儒家的人性是人性的升华这种蠢话的。去管理国家事物的人，首先必须具备高贵的人品道德，也就是人性充实，道德行为堪称为典范的人。
第二就是具备渊博的学识，由这样的人管理众人之事和国家事务，就不会使国家的尊严和国格蒙羞，而国内的大环境也会是清平祥和的。从中国大陆上的种种败象和民情的激愤上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共党们既不具备人性，至于道德就更提不到了；又不具备作为人应该有的最起码的常识，学识那又是提不到的。
庸人治国，古今中外都发生过，所谓的庸人通常指的是能力不足、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以及在个人性情方面的不足或偏差。一旦成为了国家的管理者，任何一方面的不足或毛病都可能对一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造成损害，或者是停滞不前。可是这种庸人一旦下了台，他们所造成的问题或困境都是可以被继任者们修复或重新恢复起来的。
庸人当政仅仅是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但不会去害民。共党则完全不同，它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全做，一个政府的管理国家的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和功能全被共党破坏了，变成了共党控制国家和人民的爪牙部门和为了谋求私利的工具部门。
共党当政六十多年，中国大陆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农、工、商三大行业全面破产，对于贫穷落后、破产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庸人当政的结果，可是当一国上亿民众惨死在这个政权下，对民众的屠杀和镇压成为了政权统治常用的手段，这就证明当政的共党们不是庸人。
庸人搞垮的是农、工、商，共党们不仅把农、工、商搞破产了，更是把国家资源卖枯竭了，把国家的生态环境破坏了，把空气、水、土壤全污染了，把中国人祖祖辈辈吃的食品全毒化了，破坏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出路，断了中华民族子孙们的生路，而暴富了的却是共党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出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顾别人死活的事情呢？看起来就只有是土匪强盗了。
固然说，柳下拓说出了盗亦有道的名言，但是盗匪毕竟就是盗匪，不可以与人类同日而语，他或许是盗匪们的楷模，但是没有几个老百姓愿意去做盗匪的。盗匪们至少还要遵守盗匪们的道，但是共党们却是连这个道都没有。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们都在讲道，共党们就高举它们的道的旗号在行者盗匪的勾当。
其实一旦讲道的人太多了，这个道也就变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道了，也就是说，这个道已经不成其为道了。于是我们可以说，共党们是无道的盗匪们，共党的祖师爷们知道自己无道，于是就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期间拼命的祭起了西方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的大旗，欺骗了世界，更是欺骗了中国人。篡政成功以后，共党无道的本质就彻底暴露了，一小撮盗匪混迹在泱泱大国众多的人口之中，那是很明显的。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国民众不太容易接受共党这种政权，此时此刻党性发挥了作用，一是杀人；二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破坏文化，给中国人喝狼奶、洗脑，六十多年如一日的泯灭掉中国人的人性，沦丧掉中国人的道德。共党也确实使几千万中国人的人性跌落进党性的深渊之中，为虎作伥。
近十年来又把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们组织了起来，成为了暴力维稳的城管；又把一批人渣子五毛们训练成了共党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本人也坚信，数量越来越大的国人民众们正走在正、信、德的传统的自我修养的道路上，正在钻研着民德的意义，力求使自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良心和人类道义的捍卫者。
这也正是本人从不怀疑的，道德与正义的力量永远都在民间的原因。人们说，乱世出盗匪，但是从古到今的事实证明，乱世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古人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远。
盗匪当政必将造成乱世，民间的道德正义的力量中，有无数的英雄们在担忧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思考着救国救民的变革之路。他们就是变革中国现状，引领民众走向全新的政治制度之路的英雄们。有人怕变革，但是天下事没有不变的，通常的规律那是越变越好，这是指引和领导变革的人的道德正义之士们。
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共党，把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和的政体推翻，变成了极权专制的政体，这不是变革，而是倒退。前三十年共党搞垮了经济，为了自救，共党也不得不打出经济改革的旗号，由于共党意识形态所限制，就只能说是改革，而不能说是变革，这是由于极权的本质和拒绝承认私有制所造成的。
因此就不能从计划经济变革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机制，于是才造成了今天的全面崩溃的现状。共党的改革是越改革越混乱，现在连共党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证明了共党的改革不但没有取得所谓的巨大成就，反而是彻底的失败了，那就需要彻底的变革了。
但是习近平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八月的十九日和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说，宣传思想工作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积极培养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品质，培育知荣辱、讲正义、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作风。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国民们，虽然破产了，崩溃了，全都发生了，哀鸿遍野、前程黑暗，但共党的意识形态那是不能变，全国人民也必须跟着共党走进死路，甚至为共党殉葬。共党的决心已下，现在就要看全体国人民众打算怎么办了，看起来无论共党们如何的照镜子正衣冠，只要马、列、毛的外衣不脱掉，那就只能是一群衣冠禽兽们。
近日读《新唐书》，其中有一段是《魏征传》的文章，在一千三、四百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天天照镜子正衣冠，只是那个时候的镜子是用铜磨出来的，叫做鉴，不如现在的镜子清楚，所以李世民要用三面镜子来照自己，这里的原文是：魏征死了，皇帝临朝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新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这就是说照镜子的目的就只能是正衣冠，要想内防己过，也就是说防止自己出错或者犯下过失，那是要用后两面镜子的，一个是以古为鉴，另一人是以人为鉴。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鉴臣，常常不顾皇帝的面子直接的批评皇帝的错误和决策。而李世民却能虚心的接受，所以才有了贞观之治。
共党缺少了两个镜子，一个是不读书，不明白当今世界大事的镜子，这是由于共党们不学无术所致，当然就谈不到审时度势了；另一个镜子是共党们永远也不会有的镜子，因为共党自以为永远正确，所以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甚至连民间的疾苦都视而不见。
习近平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同时只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从这段话里，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习在思维逻辑上的糊涂和颠倒，任何一个政府当政，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富民强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可以采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方法和其优越性去达到富民强国这个目的。
而习近平的这段话所释放出来的却是只要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了，特色社会主义就前进了也成功了，这是把富民强国作为了手段，而目的是要去证明一种主义的正确，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错误思维，可以说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在把一国的民众推进了实验室，去实验共党所推行的主义是否正确。
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这种当实验品的惨痛的教训我们是经历过的。共党当政之处大肆宣传的是建设共产主义，把全国人民赶进了实验室，去建设共产天堂。结果是在共党当政十年的时候大饥荒就发生了，活活饿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接下来就是共党为了证明自己是马列之原教旨主义者，大批修正主义，又把中国人推进了实验室，挑动国民之间的对立和敌视，自相残杀，还要人民凭票凭证限量吃饭。
这次是实验的结果使共党明白了，共产是行不通了，修正是必要的了，于是才搞起了经济改革，但是共党的思维方式仍然是离不开主义的，刚刚取消了票证，不再提共产主义的共党又大喊社会主义了，并且由赵紫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赵紫阳倒了台，中国人民再次的被赶进了共党的实验室，去实验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共党们一次次的拿全体中国人做实验的过程，中共党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无人性、爱贪个小便宜享受特权，一步步退化到了兽性的本质公开的表现了出来，从贪污一步跨进到了腐败，又到了公开抢劫民财，抢到了共党们都成了富翁，抢到了国破民穷，抢到了国格尊严全面扫地，抢到了国民们看不到今后的生活出路在哪里？
可是从习近平的这段话里去分析，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验仍将继续进行，丝毫没有改弦易辙或者是停止的打算，原因很简单，在共党的意识里既没有国家，更没有人民，共党们抢劫致富了，那么他们的二代们则更是有恃无恐的抢劫发财，他们巴望着第三代、第四代以至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抢劫发财，这就要看中国人是否还愿意继续当共党的实验品了。
在没有法制的国家里，当政者们都喜欢打出民意这个旗号，然后就是疯狂的满足自己兽性的物欲，不到一百年前的袁世凯就是个例子，当上了大总统，又想要当终身大总统，接着又想着子承父位，实行家天下的统治，于是就组织了一群地痞流氓们包围国会，摇旗呐喊，拥护他当皇帝，就在他当上了弘宪皇帝的当天，袁世凯还满怀信心的对周围的人说，我这个皇帝至少可以传上二十代。当时的中国人不想跟着袁世凯做实验品，所以仅仅八十三天以后，袁世凯的朝廷就倒了台。
习近平是给出了一个一百年不动摇的时间，也就是说要保住至少四代到五代人都能够抢劫致富。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了，一是经过这三十多年共党们的疯狂抢劫，中国大陆究竟还有什么可供共党后代们继续抢劫的呢？二是这种公开的抢劫中国人能否容忍和承受。
既然共党实验的主义们都失败了，那么中国人就大可不必再陪着共党作实验了，宪政、民主、人权、自由的政治制度早在两、三百年以前已经有西方的人民实验成功了，于是才能够成为了普世的理念，中国人当了六十多年的共党的实验品，所取得的成果应该是共党这种极权统治是人类公敌的结果，那就铲除它，把在西方成功了的政治制度搬过来，我们用。
什么叫做国情？国情就是民情，东西方的人没有不同，也就是说民情相同，国情也相同，西方人感觉好的东西，中国人当然也会感觉好的。
－－原载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