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4日讯】在中共18大之前，中国大陆学界和线民曾一度热衷于讨论有关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一些课题，如：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使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得以和平地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转化，等等。但在习近平中央上台之后，这种讨论似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其天然的现实基础。因为，习李新政所推行的一系列‘左倾’的政治路线，几乎把民间对中共‘切割过去’的一线希望都给切割掉了。
不过，这一讨论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沉，其中一个凸现的例子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提出的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观点，如他在其题为《十八大与未来中国的改革》演讲中所提到的‘同过去切割论’，目前仍然在大陆和海外自由派学者中持续地受到关注。孙立平提出的这一‘切割论’，是否在现实中国社会的条件下有其推行的可能性？对此，笔者试图在这里做一个间短的分析或评述。
孙立平在其演讲中，呼吁中共高层‘及早同过去分割’。他说，中国要转型，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过去‘拦腰一刀切断’，越早切割和越主动越好。孙立平的意思是，政府通过对其历史遗留问题和‘授权作恶’的事实（如‘六四’镇压和后30年的社会不公机制等）的切割，即承认自己的过失与罪过，改弦易张，求得社会的谅解与宽容，以此为社会的和平转型铺平道路。
这种同过去‘一刀切’的说法，早前也有人在大陆提过。类似的观点，有吴思的‘大赦贪官论’。去年底，大陆学者吴思在一次《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的访谈中指出：特赦贪官污吏可以‘换取政改的顺利进行’，因为这样可使阻碍政改的官员既得利益集团丢掉顾虑，进而支持政改。故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划算的政治交易。为证明其观点的合理性，吴思还举了两个历史事件来说明赦与不赦的利弊：一个是，70年代香港总督通过赦免香港警员的贪污罪行，平息了员警闹事，而使新成立的廉政公署最终得以站稳脚跟；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王允不愿赦免董卓旧部官兵犯下的罪行，逼其铤而走险，攻破长安，最后王允全家被李傕杀掉，等等。
在社会和政治转型中同过去切割或对其‘理性清算’的典型事例有两个：一个是台湾，另一个是南非。在台湾，蒋经国先生推行‘赎罪式’的政治改革（开放党禁，实行民选，如实施‘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和‘五项公职人员选举’等），顺势而为，使国民党得以全身而退，其历史过失（如‘二二八’事件等）得以受到人民的豁免。
在南非，总统曼德拉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主教，为南非寻找到了一条种族和解的道路，亦即：那些曾经作恶的人，向专门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坦白罪行，说明事实真相，以换取赦免。南非通过对过去的宽容（理性切割）和与种族的和解，和平地完成了其‘转型正义’（历史清算）。除了上述这两个事例外，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缅甸的政治转型进程。在缅甸，吴登盛总统上台后，让全国民主国盟（民盟）为代表的反对派参加议会补选并进入议会，积极推动与政治反对派及民族的和解，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停火协定，释放政治犯，逐渐开放报禁，等等。对此，缅甸的反对派也采取宽容和妥协的态度，理性而适度地因应政府的政策转变（除开初的抵制外），没有坚持走极端对抗或绝不妥协的道路。缅甸‘和平’转型的基础是，执政党和反对派各方都能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去‘切割过去’，并有序地实现对军政府历史的‘理性清算’。
从台湾和南非（以及缅甸）成功转型的事例来看，以‘切割过去’来实现社会和平转型的路径起码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转型由政府至上而下地主导，需要强权人物和强大的中央权威来推行；二、执政党敢于切割过去，有勇气主动而大胆地推行民主改革；三、社会及反对派有宽容与和解的心愿或理性应对的能力。在台湾，政治平稳转型的一个关键是，有大权在握的威权人物（如蒋经国先生）愿意并且有能力推行大胆的民主改革。而南非和解的成功则在于，其宗教的力量和传统精神中的宽容与宽恕在转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缅甸平稳转型的关键则是，其‘协议转型’的各方均有相互妥协的精神，从而得以减少分歧和避免冲突，为改革顺利的推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目前的大陆，这三种条件看来都不充分具备。习近平虽为一党一国之首，但却不如邓小平那样有铁腕，其政令亦难保不出多门。况且，习近平中央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并无诚意切割中共的‘历史共业’，相反却不容许否定毛泽东和中共的前后两个30年，不愿检讨中共造成的过失与历史遗留问题。而即使习近平中央有能力和意愿‘切割过去’，大陆社会和民众是否愿意和有心力去豁免或宽恕中共的‘历史共业’，理性地切割和清算中共的过去，同样还是个极大的问题。在大陆，上述吴思的‘特赦贪官论’，亦频频遭到学界和舆论界自由派们的大加鞑伐与质疑。去年，柴玲发出其着名的宽恕‘六四’责任人的心愿之后，立即招来海内外民运人士和反对派们的强烈反弹和声讨，遂演化为一大政治丑闻。
概括地说，目前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转型’尚不可能通过执政党对其‘授权作恶’或‘历史共业’的切割来平稳地实现。因为，不管是从政治文化还是从利益博銮的视角来看，其所必备的条件尚不具备或不充足。在笔者看来，人们现在谈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或平稳地实现社会变革中的‘转型正义’），似乎还为时过早或过于天真。
不过，这一讨论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沉，其中一个凸现的例子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提出的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观点，如他在其题为《十八大与未来中国的改革》演讲中所提到的‘同过去切割论’，目前仍然在大陆和海外自由派学者中持续地受到关注。孙立平提出的这一‘切割论’，是否在现实中国社会的条件下有其推行的可能性？对此，笔者试图在这里做一个间短的分析或评述。
孙立平在其演讲中，呼吁中共高层‘及早同过去分割’。他说，中国要转型，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过去‘拦腰一刀切断’，越早切割和越主动越好。孙立平的意思是，政府通过对其历史遗留问题和‘授权作恶’的事实（如‘六四’镇压和后30年的社会不公机制等）的切割，即承认自己的过失与罪过，改弦易张，求得社会的谅解与宽容，以此为社会的和平转型铺平道路。
这种同过去‘一刀切’的说法，早前也有人在大陆提过。类似的观点，有吴思的‘大赦贪官论’。去年底，大陆学者吴思在一次《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的访谈中指出：特赦贪官污吏可以‘换取政改的顺利进行’，因为这样可使阻碍政改的官员既得利益集团丢掉顾虑，进而支持政改。故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划算的政治交易。为证明其观点的合理性，吴思还举了两个历史事件来说明赦与不赦的利弊：一个是，70年代香港总督通过赦免香港警员的贪污罪行，平息了员警闹事，而使新成立的廉政公署最终得以站稳脚跟；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王允不愿赦免董卓旧部官兵犯下的罪行，逼其铤而走险，攻破长安，最后王允全家被李傕杀掉，等等。
在社会和政治转型中同过去切割或对其‘理性清算’的典型事例有两个：一个是台湾，另一个是南非。在台湾，蒋经国先生推行‘赎罪式’的政治改革（开放党禁，实行民选，如实施‘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和‘五项公职人员选举’等），顺势而为，使国民党得以全身而退，其历史过失（如‘二二八’事件等）得以受到人民的豁免。
在南非，总统曼德拉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主教，为南非寻找到了一条种族和解的道路，亦即：那些曾经作恶的人，向专门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坦白罪行，说明事实真相，以换取赦免。南非通过对过去的宽容（理性切割）和与种族的和解，和平地完成了其‘转型正义’（历史清算）。除了上述这两个事例外，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缅甸的政治转型进程。在缅甸，吴登盛总统上台后，让全国民主国盟（民盟）为代表的反对派参加议会补选并进入议会，积极推动与政治反对派及民族的和解，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停火协定，释放政治犯，逐渐开放报禁，等等。对此，缅甸的反对派也采取宽容和妥协的态度，理性而适度地因应政府的政策转变（除开初的抵制外），没有坚持走极端对抗或绝不妥协的道路。缅甸‘和平’转型的基础是，执政党和反对派各方都能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去‘切割过去’，并有序地实现对军政府历史的‘理性清算’。
从台湾和南非（以及缅甸）成功转型的事例来看，以‘切割过去’来实现社会和平转型的路径起码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转型由政府至上而下地主导，需要强权人物和强大的中央权威来推行；二、执政党敢于切割过去，有勇气主动而大胆地推行民主改革；三、社会及反对派有宽容与和解的心愿或理性应对的能力。在台湾，政治平稳转型的一个关键是，有大权在握的威权人物（如蒋经国先生）愿意并且有能力推行大胆的民主改革。而南非和解的成功则在于，其宗教的力量和传统精神中的宽容与宽恕在转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缅甸平稳转型的关键则是，其‘协议转型’的各方均有相互妥协的精神，从而得以减少分歧和避免冲突，为改革顺利的推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目前的大陆，这三种条件看来都不充分具备。习近平虽为一党一国之首，但却不如邓小平那样有铁腕，其政令亦难保不出多门。况且，习近平中央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并无诚意切割中共的‘历史共业’，相反却不容许否定毛泽东和中共的前后两个30年，不愿检讨中共造成的过失与历史遗留问题。而即使习近平中央有能力和意愿‘切割过去’，大陆社会和民众是否愿意和有心力去豁免或宽恕中共的‘历史共业’，理性地切割和清算中共的过去，同样还是个极大的问题。在大陆，上述吴思的‘特赦贪官论’，亦频频遭到学界和舆论界自由派们的大加鞑伐与质疑。去年，柴玲发出其着名的宽恕‘六四’责任人的心愿之后，立即招来海内外民运人士和反对派们的强烈反弹和声讨，遂演化为一大政治丑闻。
概括地说，目前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转型’尚不可能通过执政党对其‘授权作恶’或‘历史共业’的切割来平稳地实现。因为，不管是从政治文化还是从利益博銮的视角来看，其所必备的条件尚不具备或不充足。在笔者看来，人们现在谈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或平稳地实现社会变革中的‘转型正义’），似乎还为时过早或过于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