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30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近日，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8.19”讲话一个月来，从最初官方正式解读回避“舆论斗争”，到“舆论斗争”杀到前台，再到军方“亮剑”，控制舆论的高压态势已十分清楚。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指出，中共的“心魔”是不放心任何组织力量。
9月26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海外媒体发表题为《“舆论斗争”是一个危险信号》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共正宣传贯彻习近平“8.19”讲话。一个刺目的关键词——“舆论斗争”，在媒体上升温。有媒体甚至用“正面宣传，舆论斗争”八字概括习的讲话。这是危险信号。
钱钢表示，这一个月，通过“慧科搜索”，发现关键词“舆论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中国媒体上的使用量接近中共18大后至“8.19”之前8个多月的总量。
钱钢指出，胡锦涛时期，舆论工作的核心口号是“舆论引导”，这与江泽民时期的“舆论导向”有微妙不同。“舆论导向”明言严控，而“舆论引导”则试图以柔性手段掌握话语权。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交媒体迅猛发展。
钱钢说，江、胡无疑都坚持“党管媒体”，他们在任时期，媒体之灾屡见不鲜。不过他们提出的方针，至少有包装，顾及国际观瞻，未轻言“斗争”。
然而，习近平“8.19”讲话之后，从军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的传达到各省的表态，联系到“8.19”之后对网际网路和公民运动活跃人物的严打，可以相信，继“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之后，“舆论斗争”已成为当前中共的舆论控制总方针。
钱钢指出，“舆论斗争”的剑锋，已从中共过去主要指向所谓的西方、邪教、民族分裂势力，扩大到指向国内知识界和普通网民。这使得中国政治有重蹈毛时代覆辙的危险。
中共不担心暴力而害怕组织
时事评论家李怡在香港《蘋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的心魔是不放心任何组织力量。
李怡说，无论发起“占领中环”运动如何一再强调“爱与和平”，在中共指挥棒下，梁振英、中联办、北京传媒、香港左派喉舌、“帮港出声”的所谓学者与名嘴，都一迭连声地说占中是“暴力”，是“动乱”。
李怡指出，中共对占中的敏感，不在于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力”、“动乱”，影响经济民生。中共掌权以来何时担心过这些？占中最让中共担心的是组织性，也就是一次商讨、二次商讨凝聚出组织性的对真普选共识，这是中共最不想见到的组织性的力量。一万人有组织地占领中环是一股具凝聚力的力量。
李怡认为，中共并不愿给香港人一个真正的普选，因为一旦特首有香港民意授权，即使选出的是目前的建制派，中共也认为会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中共设计的所谓普选，必须是中共能控制提名权、即在中共掌握中的普选。从近来中共对占中、对英美的反应，香港人真是除了抗争，没有别的出路。
薄熙来道路换人就能走通吗？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近日在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指出，造成薄熙来的悲剧结局，除了薄个人因素，缺乏透明、公平竞争机制的中共政治制度是根本原因。在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中，成王败寇，任何不甘居他人之下，欲有所作为者或在政治斗争中取胜者都不可能不冒些风险，采取些非常措施，以凸显自己的存在，增加博弈的政治资本。
张伦指出，所有征兆预示，薄案或许只是一个前奏。专制者往往造就自己的悲剧。中共及其领导人包括其治下的中国，要想彻底脱离悲剧，必须结束专制，强化法治。然而，中共近来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却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不叫“重庆模式”的重庆模式，倒退与专制色彩明显。这让人在为中国的未来感到忧虑的同时不禁要问：以反专制为名推翻别人的中共会不会也像薄那样走上悲剧性的历史轮回，而终因专制而让人推翻？
9月26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海外媒体发表题为《“舆论斗争”是一个危险信号》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共正宣传贯彻习近平“8.19”讲话。一个刺目的关键词——“舆论斗争”，在媒体上升温。有媒体甚至用“正面宣传，舆论斗争”八字概括习的讲话。这是危险信号。
钱钢表示，这一个月，通过“慧科搜索”，发现关键词“舆论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中国媒体上的使用量接近中共18大后至“8.19”之前8个多月的总量。
钱钢指出，胡锦涛时期，舆论工作的核心口号是“舆论引导”，这与江泽民时期的“舆论导向”有微妙不同。“舆论导向”明言严控，而“舆论引导”则试图以柔性手段掌握话语权。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交媒体迅猛发展。
钱钢说，江、胡无疑都坚持“党管媒体”，他们在任时期，媒体之灾屡见不鲜。不过他们提出的方针，至少有包装，顾及国际观瞻，未轻言“斗争”。
然而，习近平“8.19”讲话之后，从军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的传达到各省的表态，联系到“8.19”之后对网际网路和公民运动活跃人物的严打，可以相信，继“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之后，“舆论斗争”已成为当前中共的舆论控制总方针。
钱钢指出，“舆论斗争”的剑锋，已从中共过去主要指向所谓的西方、邪教、民族分裂势力，扩大到指向国内知识界和普通网民。这使得中国政治有重蹈毛时代覆辙的危险。
中共不担心暴力而害怕组织
时事评论家李怡在香港《蘋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的心魔是不放心任何组织力量。
李怡说，无论发起“占领中环”运动如何一再强调“爱与和平”，在中共指挥棒下，梁振英、中联办、北京传媒、香港左派喉舌、“帮港出声”的所谓学者与名嘴，都一迭连声地说占中是“暴力”，是“动乱”。
李怡指出，中共对占中的敏感，不在于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力”、“动乱”，影响经济民生。中共掌权以来何时担心过这些？占中最让中共担心的是组织性，也就是一次商讨、二次商讨凝聚出组织性的对真普选共识，这是中共最不想见到的组织性的力量。一万人有组织地占领中环是一股具凝聚力的力量。
李怡认为，中共并不愿给香港人一个真正的普选，因为一旦特首有香港民意授权，即使选出的是目前的建制派，中共也认为会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中共设计的所谓普选，必须是中共能控制提名权、即在中共掌握中的普选。从近来中共对占中、对英美的反应，香港人真是除了抗争，没有别的出路。
薄熙来道路换人就能走通吗？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近日在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指出，造成薄熙来的悲剧结局，除了薄个人因素，缺乏透明、公平竞争机制的中共政治制度是根本原因。在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中，成王败寇，任何不甘居他人之下，欲有所作为者或在政治斗争中取胜者都不可能不冒些风险，采取些非常措施，以凸显自己的存在，增加博弈的政治资本。
张伦指出，所有征兆预示，薄案或许只是一个前奏。专制者往往造就自己的悲剧。中共及其领导人包括其治下的中国，要想彻底脱离悲剧，必须结束专制，强化法治。然而，中共近来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却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不叫“重庆模式”的重庆模式，倒退与专制色彩明显。这让人在为中国的未来感到忧虑的同时不禁要问：以反专制为名推翻别人的中共会不会也像薄那样走上悲剧性的历史轮回，而终因专制而让人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