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2日讯】2013年9月25日，曾刺死两名城管队员的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一个曾报导过夏案的媒体同行在微信里说，“三年多的努力，仍留不住夏俊峰一命。无语绝望之晨。”
粗略算一下，国内关注此案的媒体记者，恐怕有数十人甚至更多。大多数人，在得知夏俊峰死刑后，哀伤一片、忧愤不已。
我，也参与过这个案子的报导。那是2010年的一月，沈阳街头滴水成冰，气温都在零下20度左右。我是南方人，感觉那是三十多年来所经历的最冷的冬天。为体验小贩们生存的艰难，连续两个早晨去夏俊峰夫妻摆摊的路口查看、访谈其他小贩。手冻得生疼，几乎拿不住笔。
下岗，失去生活来源，夫妻俩不得不在路边摆摊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在冰冷的街头，我的同情几乎要氾滥。而被夏俊峰杀死的申凯家的情形，同样让人同情。
2010年1月15日上午，在夏俊峰妻子张晶的指引下，找到了申凯母亲李佩霞家里。
一审判决前，张晶、夏母和夏俊峰的大姐，先后两次去申凯父母家求情。她们跪倒在地，希望能得到申凯父母的谅解，能救夏俊峰一命。李佩霞哭着、骂着，把夏家人和她们买去的水果，都赶出了家门。
李佩霞说，自己不能原谅那个杀死自己独子的人。申家4代单传，从此绝后。
我也买了水果，商量了一下，张晶若陪同去，申家人恐怕仍是会很激动。最后张晶回避，我独自上门。李佩霞把我拦在门外，情绪激动。我递上水果，表明自己的身份，老人情绪缓和下来，让我进门。
时年57岁的李佩霞，给我翻看申凯的照片，让我一起看地方政府举行的追悼会视频。整个过程，她几乎一直在哭，边哭边抽烟。
哭泣的李佩霞，同时表现出某种坚持，那就是坚持希望夏俊峰判死刑，否则就去告，一直告到北京。我曾试图劝说化解这种仇恨，但很快发现没有用。我理解，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中国人眼中，始终是一种无法舒缓消减的痛苦。我们这些局外人轻飘飘的几句话，不可能让老人放下。
另一名遇刺者孙旭东，我未能找到他的家人。据说34岁的他，生前带着老婆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因病未婚的哥哥挤在一间五六十平米的房子里。孙旭东意外死亡，让这个家庭失去了支柱。
在沈阳，我曾用手机拍过两张照片。画面构图、光线毫无讲究，但内容却是刻意选择的。一张，是张晶无助地拿着失业证，站在执法车前。另一张，是李佩霞拿着一张照片泪光闪闪。之所以选取这样两个画面，是想凸显这场凶杀案对于双方而言，都同样的悲情。
在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三个家庭至此全部破碎。三个家庭，父母们失去儿子，妻子们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
很长时间，我都在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三个家庭的悲剧。申凯的一名同事对我说，“管，小商小贩的饭碗就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
人的生存权，与一个城市的形象，居然会形成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矛盾激化到必须用死亡去消解。这是何等的可悲，这又是何等的无奈。
离开沈阳后，我写了一些关于此案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百姓肚子何时才能重于城市面子》，意在呼吁更多人关注底层人的生存不易，也是追问此类悲剧发生的根源。
此后三年后，夏俊峰案一直纠结，社会激愤、舆论哗然，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那个“他”，至今无动于衷、稳坐在台上，看着弱势者相互厮杀。
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城市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重要。在部分官员畸形政绩观的直接指挥下，在家里是好丈夫、孝顺儿子、好爸爸的城管们变得凶神恶煞，为了城市面貌整洁好看，四处驱赶、殴打路边的小贩。
有人质问我，当你家楼下的道路被小贩挤占、油烟侵扰你家窗台时，你还会这么想吗？我不得不诚恳地回答：若取缔这些摊贩会导致他们失去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我宁愿道路不畅、油烟袭窗。
有些所谓的体面人追求的生活质量和品质，难道比让那些街头摆摊人能活下去更重要？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粗略算一下，国内关注此案的媒体记者，恐怕有数十人甚至更多。大多数人，在得知夏俊峰死刑后，哀伤一片、忧愤不已。
我，也参与过这个案子的报导。那是2010年的一月，沈阳街头滴水成冰，气温都在零下20度左右。我是南方人，感觉那是三十多年来所经历的最冷的冬天。为体验小贩们生存的艰难，连续两个早晨去夏俊峰夫妻摆摊的路口查看、访谈其他小贩。手冻得生疼，几乎拿不住笔。
下岗，失去生活来源，夫妻俩不得不在路边摆摊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在冰冷的街头，我的同情几乎要氾滥。而被夏俊峰杀死的申凯家的情形，同样让人同情。
2010年1月15日上午，在夏俊峰妻子张晶的指引下，找到了申凯母亲李佩霞家里。
一审判决前，张晶、夏母和夏俊峰的大姐，先后两次去申凯父母家求情。她们跪倒在地，希望能得到申凯父母的谅解，能救夏俊峰一命。李佩霞哭着、骂着，把夏家人和她们买去的水果，都赶出了家门。
李佩霞说，自己不能原谅那个杀死自己独子的人。申家4代单传，从此绝后。
我也买了水果，商量了一下，张晶若陪同去，申家人恐怕仍是会很激动。最后张晶回避，我独自上门。李佩霞把我拦在门外，情绪激动。我递上水果，表明自己的身份，老人情绪缓和下来，让我进门。
时年57岁的李佩霞，给我翻看申凯的照片，让我一起看地方政府举行的追悼会视频。整个过程，她几乎一直在哭，边哭边抽烟。
哭泣的李佩霞，同时表现出某种坚持，那就是坚持希望夏俊峰判死刑，否则就去告，一直告到北京。我曾试图劝说化解这种仇恨，但很快发现没有用。我理解，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中国人眼中，始终是一种无法舒缓消减的痛苦。我们这些局外人轻飘飘的几句话，不可能让老人放下。
另一名遇刺者孙旭东，我未能找到他的家人。据说34岁的他，生前带着老婆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因病未婚的哥哥挤在一间五六十平米的房子里。孙旭东意外死亡，让这个家庭失去了支柱。
在沈阳，我曾用手机拍过两张照片。画面构图、光线毫无讲究，但内容却是刻意选择的。一张，是张晶无助地拿着失业证，站在执法车前。另一张，是李佩霞拿着一张照片泪光闪闪。之所以选取这样两个画面，是想凸显这场凶杀案对于双方而言，都同样的悲情。
在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后，三个家庭至此全部破碎。三个家庭，父母们失去儿子，妻子们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
很长时间，我都在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三个家庭的悲剧。申凯的一名同事对我说，“管，小商小贩的饭碗就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
人的生存权，与一个城市的形象，居然会形成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矛盾激化到必须用死亡去消解。这是何等的可悲，这又是何等的无奈。
离开沈阳后，我写了一些关于此案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百姓肚子何时才能重于城市面子》，意在呼吁更多人关注底层人的生存不易，也是追问此类悲剧发生的根源。
此后三年后，夏俊峰案一直纠结，社会激愤、舆论哗然，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那个“他”，至今无动于衷、稳坐在台上，看着弱势者相互厮杀。
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城市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重要。在部分官员畸形政绩观的直接指挥下，在家里是好丈夫、孝顺儿子、好爸爸的城管们变得凶神恶煞，为了城市面貌整洁好看，四处驱赶、殴打路边的小贩。
有人质问我，当你家楼下的道路被小贩挤占、油烟侵扰你家窗台时，你还会这么想吗？我不得不诚恳地回答：若取缔这些摊贩会导致他们失去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我宁愿道路不畅、油烟袭窗。
有些所谓的体面人追求的生活质量和品质，难道比让那些街头摆摊人能活下去更重要？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