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8日讯】最近，中国内地有网页摘要介绍了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该书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这是2006年，普京总统提出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二）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员警“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德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当普京再度走上克里姆林宫的红地毯，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就随即提名梅德韦杰夫为新一届总理。哥俩对换角色，重玩一轮“二人转”。
俄国社会，自戈巴契夫发轫而开始转型，中经叶利钦，再到普京，政治学界通常称之为“威权型转型”。自那以来，中俄关系就国际外交与社会经济两大领域而言，说得上是渐入佳境。对转型中俄国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也许本着“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的例话，中国主流话语回避公开地说三道四。但在某些以邻为鉴的研究中，也颇有议论指责戈巴契夫与叶利钦亲手葬送了列宁打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众目睽睽下，普梅哥们把总统与总理的宝座像玩蹬椅杂耍那样地踢来蹬去，无论谁做观众，都有一种智商被低估的戏弄感。难怪早在2005年，前不久去世的美国传奇媒体人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咄咄逼人地对普京说：“承认吧，这绝不是真正的民主！”
这里不想评判在普梅的治下，俄国是否已然“真正的民主”，却想说说普京对史达林时代那段历史的态度。普京在前克格勃干过，曾声言“要为苏联时代自豪”，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威权型的政治家，对当年唯一能与美国叫板的苏联轰然解体，他也深感痛惜，直到2005年还认为，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俄国反对派据此抨击他在前两届总统任内试图粉饰前苏联的独裁历史；而原苏联体制的拥趸们却以此作为坚持旧模式的说辞之一。来自相反取向的这些误读，至少都有断章取义片面诠释之嫌，委实让普京有点儿抱屈叫冤。
实际上，早在叶利钦时代担任总理时，普京就坦承：“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他说：“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2000年，普京以代总统身份竞选总统时，引用了当时俄罗斯民谚说：“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应是其最初的肺腑之言：他的政治生涯起步于前苏联体制，所以有前半句的表态；但他对转型有一个基本底线的认识，所以才有后半句的棒喝。至少，普京已经正视历史：过去是病根，而不是药方，绝不能倒退到过去。
2006年，时任总统的普京提议为高年级中学生编写一部“非苏联味”的历史教科书。他希望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终因索氏年事已高，最后由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了《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索尔仁尼琴在出版前审阅并修改了相当一部分书稿。据报导，出版以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原因就在于尊重历史真实的“非苏联味”。
毋须赘述索尔仁尼琴其人其事，他在国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岛》，以亲身经历与同时代人的相同遭遇，描写了史达林统治下的劳改集中营。这部被誉为“人类尊严的纪念碑”的作品，如今已成为人类反独裁的不朽读物（写出《夹皮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中国作家杨显惠曾说过：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份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索氏荣获了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却因最高当局阻止，未能亲赴奥斯陆领奖，他对外界发表了书面领奖演说，结尾的名言广为传诵：“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所做的这一切，连同说真话的三大卷《古拉格群岛》，让当时苏联最高统治者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流亡异国20年，才回归祖国。
2007年，普京特意在俄罗斯独立日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将份量最重的国家贡献奖颁给了这位饱经异议的诺奖得主。据说，叶利钦也曾打算为索氏颁奖，却横遭其白眼拒绝，作为其继承人，普京却终于赢得了“俄罗斯良心”的青眼。这年，普京还以总统身份参加了纪念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受迫害者的公开活动，明确强调“政治理念应该是建立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上”，公开认同普世价值。
2008年，索氏去世，其遗孀索尔仁尼琴娜将三大卷《古拉格群岛》缩编为一个适合中学生的版本，建议国家将其列入中学生阅读书目。2010年，特意选在俄国“大清洗纪念日”（10月30日）前夕，时任总理的普京会见索氏遗孀，感谢她的提议并准备了 这本书，告诉她政府已做出决定，将在“大清洗纪念日”前一天向中学生发行这部书。他还指出，“这是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不了解书中所讲述的一切，我们就不会彻底了解我们的国家，也很难想像未来”。
这年的“大清洗纪念日”，俄罗斯几十个城市同时举行纪念活动，追悼史达林统治下受迫害的死难者。其中包括在原克格勃办公大楼前排队宣读当年遇害者名录，作为仪式的象征，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率先登台，宣读了当年10名被处决者的第一批姓名。而梅德韦杰夫在这年卫国战争纪念日接受采访时更是明确指出：“史达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其时，梅氏还在总统位上，但作为普京的影子与铁哥，他的这番话无疑应视为两人的共识。梅氏还指出：“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压制。”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向他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去史达林化方案，其中提议，禁止任何公开否认原苏联极权专制制度犯罪行为，或是为这种犯罪行为辩护的人在政府或国家机关中工作。
普梅联手，通过国家行为，颁布有力政令，借助多种形式，清除历史包袱，让历史真相永远成为全体国民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这种做法，不能不让我们刮目相看。
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去史达林化，在反腐问题上，普梅也率先示范，敢于从自己做起。2008年12月，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法》，自次年起俄罗斯开始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任总理的普京与总统梅德韦杰夫分别在政府与总统府网站公示个人财产与收入情况，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普京还发狠话：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官都是贪官，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就开除。
邓小平在会见波兰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曾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确实，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史达林主政后的苏联，尽管在具体历史上，两家还有各自的特色与走势，但在政治体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基本面上，无疑是一个葫芦两半的瓢，伯仲之间彼此彼此。难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老百姓曾尊称对方为“苏联老大哥”，还流行这么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倘若扪心反思，在相关传统的历史悠久与文化深厚上，中国也许还是前苏联的大哥辈，在面临转型时背上的历史包袱也许比咱们的邻居还要沉重。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像当年中苏蜜月那样，一切惟其马首是瞻；但还应该有孔子宣导的器度与眼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普梅哥俩一再互换场地大秀“二人转”，自然不足取（但在苏联解体后，至少在形式上，多党竞选与全民直选的民主机制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普京倚恃的只是他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而已；即便如此，在其就任总统前一天，至少还允许百万反对派举行抗议游行）。至于表彰饱受异议的诺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为下一代的教育编纂“非苏联味”的真实历史的教科书，设立“大清洗纪念日”向全体受害者举行国家追悼，普京在清算史达林主义与去史达林化上的所作所为上，其义无反顾的决断与雷厉风行的力度，都让人不容小觑。普京明白，倘若拒绝清算这些历史旧债，正如他所说，俄罗斯“也很难想像未来”。
目睹昔日的“老大哥”业已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对曾“以俄为师”的国人来说，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奖的书面演说中有一段话，恐怕大有必要三复斯言：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
然而，在中国大陆，列宁和史达林还大有市场。比如前不久，中国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就分别同俄罗斯的列宁博物馆、格鲁吉亚的史达林博物馆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据悉，中国韶山市以及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以及格鲁吉亚的哥里市，分别同当地的列宁博物馆、史达林博物馆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和哥里市是列宁和史达林的家乡。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和当地新闻媒体透露，当地的列宁博物馆在1970年为纪念列宁出生100年建成，是前苏联境内规模最大的列宁博物馆。苏联时代就有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朝圣，中国代表团也专程到当地列宁塑像前献花。列宁博物馆和毛泽东博物馆签订的合作协定内容包括：共同出版研究资料，互换展品，相互举行展览和放映电影等等。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文化和艺术部部长茹拉夫廖夫说，两个博物馆合作会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他说，列宁博物馆将举办毛泽东图片展，主要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和政治活动。两家博物馆还将共同举行一些列宁和毛泽东诞生日的纪念活动。格鲁吉亚哥里史达林博物馆领导人马格拉寇里泽说，他的博物馆也将同毛泽东纪念馆相互举办展览，介绍史达林和毛泽东两人的生平和政治活动。两家博物馆还将加强交流，派代表团互访。
专门研究十月革命的俄国作家邦达列夫说，俄国社会目前更关注史达林而忽视列宁。邦达列夫说：“要是没有众多的以列宁名字命名的街道，俄国社会已逐渐把列宁忘记。人们关注的是史达林，围绕史达林在争论。有人认为，史达林建立了专制政权并犯下罪行，也有人认为史达林有功绩。”邦达列夫说，更多的人认为史达林是食人恶魔。毛泽东纪念馆同史达林和列宁博物馆合作，这个举动传出来的资讯似乎是中国人在主动对号入座，把毛泽东同史达林等同起来。邦达列夫说：“可以认为，史达林同希特勒一样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列宁其实是个过渡人物，列宁的神话也是史达林制造出来的，这也违反了列宁的本意。这就是俄国社会目前对这两人的总体看法。”
邦达列夫说，他无法理解为何列宁和史达林这两人在中国仍然还有市场。格鲁吉亚在2011年6月曾通过了名叫《自由宪章》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法律，把共产党同纳粹法西斯等同，在哥里市的史达林塑像也已被推倒。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首先，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列宁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俄罗斯教授潘佐夫认为不能因此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列宁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二十世纪俄国史》强烈谴责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列宁称“契卡（秘密警察）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员警“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因苏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档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三分之一。
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德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当普京再度走上克里姆林宫的红地毯，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就随即提名梅德韦杰夫为新一届总理。哥俩对换角色，重玩一轮“二人转”。
俄国社会，自戈巴契夫发轫而开始转型，中经叶利钦，再到普京，政治学界通常称之为“威权型转型”。自那以来，中俄关系就国际外交与社会经济两大领域而言，说得上是渐入佳境。对转型中俄国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也许本着“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的例话，中国主流话语回避公开地说三道四。但在某些以邻为鉴的研究中，也颇有议论指责戈巴契夫与叶利钦亲手葬送了列宁打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众目睽睽下，普梅哥们把总统与总理的宝座像玩蹬椅杂耍那样地踢来蹬去，无论谁做观众，都有一种智商被低估的戏弄感。难怪早在2005年，前不久去世的美国传奇媒体人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咄咄逼人地对普京说：“承认吧，这绝不是真正的民主！”
这里不想评判在普梅的治下，俄国是否已然“真正的民主”，却想说说普京对史达林时代那段历史的态度。普京在前克格勃干过，曾声言“要为苏联时代自豪”，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威权型的政治家，对当年唯一能与美国叫板的苏联轰然解体，他也深感痛惜，直到2005年还认为，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俄国反对派据此抨击他在前两届总统任内试图粉饰前苏联的独裁历史；而原苏联体制的拥趸们却以此作为坚持旧模式的说辞之一。来自相反取向的这些误读，至少都有断章取义片面诠释之嫌，委实让普京有点儿抱屈叫冤。
实际上，早在叶利钦时代担任总理时，普京就坦承：“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他说：“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2000年，普京以代总统身份竞选总统时，引用了当时俄罗斯民谚说：“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应是其最初的肺腑之言：他的政治生涯起步于前苏联体制，所以有前半句的表态；但他对转型有一个基本底线的认识，所以才有后半句的棒喝。至少，普京已经正视历史：过去是病根，而不是药方，绝不能倒退到过去。
2006年，时任总统的普京提议为高年级中学生编写一部“非苏联味”的历史教科书。他希望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终因索氏年事已高，最后由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了《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索尔仁尼琴在出版前审阅并修改了相当一部分书稿。据报导，出版以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原因就在于尊重历史真实的“非苏联味”。
毋须赘述索尔仁尼琴其人其事，他在国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岛》，以亲身经历与同时代人的相同遭遇，描写了史达林统治下的劳改集中营。这部被誉为“人类尊严的纪念碑”的作品，如今已成为人类反独裁的不朽读物（写出《夹皮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中国作家杨显惠曾说过：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份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索氏荣获了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却因最高当局阻止，未能亲赴奥斯陆领奖，他对外界发表了书面领奖演说，结尾的名言广为传诵：“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所做的这一切，连同说真话的三大卷《古拉格群岛》，让当时苏联最高统治者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流亡异国20年，才回归祖国。
2007年，普京特意在俄罗斯独立日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将份量最重的国家贡献奖颁给了这位饱经异议的诺奖得主。据说，叶利钦也曾打算为索氏颁奖，却横遭其白眼拒绝，作为其继承人，普京却终于赢得了“俄罗斯良心”的青眼。这年，普京还以总统身份参加了纪念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受迫害者的公开活动，明确强调“政治理念应该是建立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上”，公开认同普世价值。
2008年，索氏去世，其遗孀索尔仁尼琴娜将三大卷《古拉格群岛》缩编为一个适合中学生的版本，建议国家将其列入中学生阅读书目。2010年，特意选在俄国“大清洗纪念日”（10月30日）前夕，时任总理的普京会见索氏遗孀，感谢她的提议并准备了 这本书，告诉她政府已做出决定，将在“大清洗纪念日”前一天向中学生发行这部书。他还指出，“这是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不了解书中所讲述的一切，我们就不会彻底了解我们的国家，也很难想像未来”。
这年的“大清洗纪念日”，俄罗斯几十个城市同时举行纪念活动，追悼史达林统治下受迫害的死难者。其中包括在原克格勃办公大楼前排队宣读当年遇害者名录，作为仪式的象征，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率先登台，宣读了当年10名被处决者的第一批姓名。而梅德韦杰夫在这年卫国战争纪念日接受采访时更是明确指出：“史达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其时，梅氏还在总统位上，但作为普京的影子与铁哥，他的这番话无疑应视为两人的共识。梅氏还指出：“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压制。”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向他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去史达林化方案，其中提议，禁止任何公开否认原苏联极权专制制度犯罪行为，或是为这种犯罪行为辩护的人在政府或国家机关中工作。
普梅联手，通过国家行为，颁布有力政令，借助多种形式，清除历史包袱，让历史真相永远成为全体国民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这种做法，不能不让我们刮目相看。
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去史达林化，在反腐问题上，普梅也率先示范，敢于从自己做起。2008年12月，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法》，自次年起俄罗斯开始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任总理的普京与总统梅德韦杰夫分别在政府与总统府网站公示个人财产与收入情况，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普京还发狠话：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官都是贪官，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就开除。
邓小平在会见波兰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曾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确实，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史达林主政后的苏联，尽管在具体历史上，两家还有各自的特色与走势，但在政治体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基本面上，无疑是一个葫芦两半的瓢，伯仲之间彼此彼此。难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老百姓曾尊称对方为“苏联老大哥”，还流行这么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倘若扪心反思，在相关传统的历史悠久与文化深厚上，中国也许还是前苏联的大哥辈，在面临转型时背上的历史包袱也许比咱们的邻居还要沉重。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像当年中苏蜜月那样，一切惟其马首是瞻；但还应该有孔子宣导的器度与眼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普梅哥俩一再互换场地大秀“二人转”，自然不足取（但在苏联解体后，至少在形式上，多党竞选与全民直选的民主机制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普京倚恃的只是他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而已；即便如此，在其就任总统前一天，至少还允许百万反对派举行抗议游行）。至于表彰饱受异议的诺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为下一代的教育编纂“非苏联味”的真实历史的教科书，设立“大清洗纪念日”向全体受害者举行国家追悼，普京在清算史达林主义与去史达林化上的所作所为上，其义无反顾的决断与雷厉风行的力度，都让人不容小觑。普京明白，倘若拒绝清算这些历史旧债，正如他所说，俄罗斯“也很难想像未来”。
目睹昔日的“老大哥”业已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对曾“以俄为师”的国人来说，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奖的书面演说中有一段话，恐怕大有必要三复斯言：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
然而，在中国大陆，列宁和史达林还大有市场。比如前不久，中国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就分别同俄罗斯的列宁博物馆、格鲁吉亚的史达林博物馆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据悉，中国韶山市以及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以及格鲁吉亚的哥里市，分别同当地的列宁博物馆、史达林博物馆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和哥里市是列宁和史达林的家乡。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和当地新闻媒体透露，当地的列宁博物馆在1970年为纪念列宁出生100年建成，是前苏联境内规模最大的列宁博物馆。苏联时代就有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朝圣，中国代表团也专程到当地列宁塑像前献花。列宁博物馆和毛泽东博物馆签订的合作协定内容包括：共同出版研究资料，互换展品，相互举行展览和放映电影等等。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文化和艺术部部长茹拉夫廖夫说，两个博物馆合作会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他说，列宁博物馆将举办毛泽东图片展，主要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和政治活动。两家博物馆还将共同举行一些列宁和毛泽东诞生日的纪念活动。格鲁吉亚哥里史达林博物馆领导人马格拉寇里泽说，他的博物馆也将同毛泽东纪念馆相互举办展览，介绍史达林和毛泽东两人的生平和政治活动。两家博物馆还将加强交流，派代表团互访。
专门研究十月革命的俄国作家邦达列夫说，俄国社会目前更关注史达林而忽视列宁。邦达列夫说：“要是没有众多的以列宁名字命名的街道，俄国社会已逐渐把列宁忘记。人们关注的是史达林，围绕史达林在争论。有人认为，史达林建立了专制政权并犯下罪行，也有人认为史达林有功绩。”邦达列夫说，更多的人认为史达林是食人恶魔。毛泽东纪念馆同史达林和列宁博物馆合作，这个举动传出来的资讯似乎是中国人在主动对号入座，把毛泽东同史达林等同起来。邦达列夫说：“可以认为，史达林同希特勒一样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列宁其实是个过渡人物，列宁的神话也是史达林制造出来的，这也违反了列宁的本意。这就是俄国社会目前对这两人的总体看法。”
邦达列夫说，他无法理解为何列宁和史达林这两人在中国仍然还有市场。格鲁吉亚在2011年6月曾通过了名叫《自由宪章》的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法律，把共产党同纳粹法西斯等同，在哥里市的史达林塑像也已被推倒。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