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4日讯】【导读】作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无疑是她一个“文革”的受害者，然而同时她又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她一手创立的“桃园经验”成为是“文革”的序曲，几年后她亲自品尝到了自己种的苦果。
在中共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不计其数，然而，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桃园经验”事件
王光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1963年11月的这个冬季，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从那里总结出来的一套“四清”经验。本来，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是不干涉政事的，但事出紧急，王光美不得不出面开展“四清”。这主要是1958年大跃进，国家领导人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认为浮夸风中的农业收成是真实现象，特别是主持政务的小平同志也到亩产万斤粮田参观并拍照，认为那层层叠叠的粮食是地里真实长出来的，而毛泽东也就此请教了钱学森，钱在《人民日报》发表科普文章应证，说每亩地真的能出产万斤还以上。既然科学家都这么说了，任何人都很难怀疑。
大跃进时期，甘肃玉门敲着锣鼓送喜报的石油工人（网络图片）
因此决定提前偿还苏联债务，大量的农产品流向苏联。这一流动不要紧，国内供应立即捉襟见肘。本来高产就是浮夸，而且因浮夸而移动没有成熟的粮食秸秆，这造成大幅度减产，有的甚至绝收，不少村庄办大食堂时，很多连种子都吃掉了。这样一来全国饥荒遍野，特别是河南信阳一带， 在其省委书记吴芝圃极左政策贯彻下，饿死人数居全国之首，高达数十万人。
饿死人的消息虽然被下面遮掩，但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还是传到了上层耳朵里，这又带来了不少人的恐慌，就是搞浮夸政策的那些人，他们必然要承担责任。推卸责任成了必须，转移话题，寻找替罪羊，彭德怀因此在庐山倒霉了，撞到枪口上了，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彭德怀倒下后，饿死人的事就没有人再敢追究，反而将缺粮归咎为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是人民公社集体化和大食堂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刘少奇开始行使于国家而言的最大行政权。而刘少奇一上任就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
这种政策实行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开始爆发，到处贪腐横行，干部多吃多占，百姓极度不满，官僚阶层和民众对抗加剧，到了63年，干群关系已经到了火山要爆发边缘。对此，到底该怎么办？不可能派别人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刘少奇亲自拍板的，如果派别人，那就有可能变成“三自一包”是造成贪腐原因，制定这样政策的人必然承担政策错误的责任。如果用自己夫人来处理，然后积累一整套经验再推广，这样就能将自己的过失掩盖起来，当然， 自己作为国家主席，也不便于到一个大队去蹲点，王光美因此领着工作队出发了。
到了桃园大队，当然就不能真的是清工、清帐、清财、 清库那么简单，而是要引向政治斗争，要清理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后来所总结出来的就是“阶级斗争”，毛曾说的“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始作俑者其实是刘少奇，如果没有他和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也没有后来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既然已经将“四清”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步，王光美所率领的工作组所采用的斗争手段就有点骇人听闻，先搞扎根串联，再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这一整套程序走下来，越搞越复杂，到了对敌斗争这一块，办出了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让桃园大队干部“洗澡”互相“搓澡” 。但工作队觉得大队领导吴臣“不老实”,“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 混淆是非”最后公社党委批准把吴臣清除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当然，还牵涉到很多其他人。
就是这样的经验被向全国推广，据《抚宁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而全国更是一个庞大数字，并且还在不断升级中，一直到66年毛发动文革，“四清”在不少地方还没有结束。其实在“四清”中，已经不是惩治贪污腐败，更多的是政治站位，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支持刘少奇，支持他必然支持“桃园经验”，你那个地方就应该大量整人，如果不整人， 那你就要被整，就是发放“打老虎，打豺狼”名额，你那里找不出“老虎豺狼”，那你就是“老虎豺狼”，“老虎豺狼”意思是贪腐份子。
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等等，这都是“桃园经验”引导出来的，其实文革就是对“桃园经验”的一种深入。在文革中，不少在“桃园经验”中被迫害的冤假错案反而获得了平反，像那个桃园大队书记吴臣1967年4月23日被平反,抚宁县转达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园“造反派”名义, 宣布摘掉“四清”为其戴的坏分子帽子,恢复党籍。并在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召开抚宁县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区各县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和王光美。历史终于开了一个玩笑。
开文革政治迫害之先河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其次，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像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清华的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人数众多，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的现场（网络图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微妙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项目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诌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王光美的言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
晚年的王光美（网络图片）
无疑，王光美既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同时她又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让历史不再重演。
新唐人首发
在中共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不计其数，然而，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桃园经验”事件
王光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1963年11月的这个冬季，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从那里总结出来的一套“四清”经验。本来，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是不干涉政事的，但事出紧急，王光美不得不出面开展“四清”。这主要是1958年大跃进，国家领导人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认为浮夸风中的农业收成是真实现象，特别是主持政务的小平同志也到亩产万斤粮田参观并拍照，认为那层层叠叠的粮食是地里真实长出来的，而毛泽东也就此请教了钱学森，钱在《人民日报》发表科普文章应证，说每亩地真的能出产万斤还以上。既然科学家都这么说了，任何人都很难怀疑。
大跃进时期，甘肃玉门敲着锣鼓送喜报的石油工人（网络图片）
因此决定提前偿还苏联债务，大量的农产品流向苏联。这一流动不要紧，国内供应立即捉襟见肘。本来高产就是浮夸，而且因浮夸而移动没有成熟的粮食秸秆，这造成大幅度减产，有的甚至绝收，不少村庄办大食堂时，很多连种子都吃掉了。这样一来全国饥荒遍野，特别是河南信阳一带， 在其省委书记吴芝圃极左政策贯彻下，饿死人数居全国之首，高达数十万人。
饿死人的消息虽然被下面遮掩，但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还是传到了上层耳朵里，这又带来了不少人的恐慌，就是搞浮夸政策的那些人，他们必然要承担责任。推卸责任成了必须，转移话题，寻找替罪羊，彭德怀因此在庐山倒霉了，撞到枪口上了，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彭德怀倒下后，饿死人的事就没有人再敢追究，反而将缺粮归咎为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是人民公社集体化和大食堂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刘少奇开始行使于国家而言的最大行政权。而刘少奇一上任就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
这种政策实行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开始爆发，到处贪腐横行，干部多吃多占，百姓极度不满，官僚阶层和民众对抗加剧，到了63年，干群关系已经到了火山要爆发边缘。对此，到底该怎么办？不可能派别人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刘少奇亲自拍板的，如果派别人，那就有可能变成“三自一包”是造成贪腐原因，制定这样政策的人必然承担政策错误的责任。如果用自己夫人来处理，然后积累一整套经验再推广，这样就能将自己的过失掩盖起来，当然， 自己作为国家主席，也不便于到一个大队去蹲点，王光美因此领着工作队出发了。
到了桃园大队，当然就不能真的是清工、清帐、清财、 清库那么简单，而是要引向政治斗争，要清理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后来所总结出来的就是“阶级斗争”，毛曾说的“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始作俑者其实是刘少奇，如果没有他和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也没有后来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既然已经将“四清”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步，王光美所率领的工作组所采用的斗争手段就有点骇人听闻，先搞扎根串联，再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这一整套程序走下来，越搞越复杂，到了对敌斗争这一块，办出了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让桃园大队干部“洗澡”互相“搓澡” 。但工作队觉得大队领导吴臣“不老实”,“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 混淆是非”最后公社党委批准把吴臣清除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当然，还牵涉到很多其他人。
就是这样的经验被向全国推广，据《抚宁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而全国更是一个庞大数字，并且还在不断升级中，一直到66年毛发动文革，“四清”在不少地方还没有结束。其实在“四清”中，已经不是惩治贪污腐败，更多的是政治站位，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支持刘少奇，支持他必然支持“桃园经验”，你那个地方就应该大量整人，如果不整人， 那你就要被整，就是发放“打老虎，打豺狼”名额，你那里找不出“老虎豺狼”，那你就是“老虎豺狼”，“老虎豺狼”意思是贪腐份子。
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等等，这都是“桃园经验”引导出来的，其实文革就是对“桃园经验”的一种深入。在文革中，不少在“桃园经验”中被迫害的冤假错案反而获得了平反，像那个桃园大队书记吴臣1967年4月23日被平反,抚宁县转达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园“造反派”名义, 宣布摘掉“四清”为其戴的坏分子帽子,恢复党籍。并在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召开抚宁县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区各县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和王光美。历史终于开了一个玩笑。
开文革政治迫害之先河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其次，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像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清华的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人数众多，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的现场（网络图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微妙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项目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诌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王光美的言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
晚年的王光美（网络图片）
无疑，王光美既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同时她又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让历史不再重演。
新唐人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