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6日讯】最近，笔者与国内的学者（尊重对方意见，这里不予署名）以聊天方式讨论了关于中国知识人（及其他精英们）和他们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针对人性、资讯自由、统治者与精英视野及行为等话题，东拉西扯，凌乱中却有一根红线，觉得有些启发性，或许有助于对当前知识人、中共制度和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故将其中笔者的一些话语整理和摘录下来，以供读者讨论和参考。
*【知识人的失望与困惑】*
面对习近平中央在政治上的保守，很多知识人现在终于‘看清’了执政党及其利益集团的‘真相’，认为自己从睡梦中觉醒了过来，对现存制度及其维护者深恶痛觉。然而，愚昧的正是这些所谓‘觉醒’了的着名知识人或公知们。
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曾经(或许至今仍然)对那个制度报有幻想，并为其幻想鼓吹过，但不知自己本身就属于那个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公知或精英们，不管哪里（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实际上跟老共没有什么两样。
我早就说过，不要对天朝抱幻想，也不要对自己（所谓的精英们）抱幻想。咱们都是‘有罪’的，而不只是那些被我们指责的物件。认为自己才是站在真理和道德至高点一边的人（就像老共一样认为自己掌有‘宇宙真理’），本身就是个不可信和低俗的假人。
文字既是遮羞布和障眼法，也是权力、投枪和统治工具。
*【怎样看待‘真相’？】*
人只有在认清了自己之后，才能认清世上一切不平之事。孽都是人造的，而咱们都是人。至于‘真相’，一般来说，只有掌权者和统治者才能真正掌握和控制，而且也是由他们来解释和定义的。
在当今世界，很多‘真相’永远都无法被证实，因为必要的资讯都被阻断、封闭或销毁。所以，大多数‘真相’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伪命题。当你找到那些‘真相’时，你正好上了人（统治者）的当。而资讯也不会真正的自由流通，不管在哪儿。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能让自己老是处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愚人境地。
对真实的看待，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通常我们说所认识到的所谓‘真实’，其实是虚幻或表像的现实，即所谓‘真相’的载体。
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真相即是所谓的‘现实的现实’，或者说是难以企及的‘真实的真实’。拿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绝对真理’（拿国人的话来说即是‘至理’）。
是故，我们谈真相，应该上升到这个‘智慧’的境界上来，而不应仅仅停留在知识和资讯的层面上来讨论。那样会看不清世界的真面目，会迷在其中。看破红尘，方不偏不倚。
*【资讯、制度变更和统治】*
资讯在一定程度上有启迪人的作用，但不是促成制度变更的决定因素。因为大多数‘真相’实际上都不是新闻或鲜为人知的，都是常态或常情而已。知道统治者坏，并不等于知者就一定会有能力或意愿去阻止统治者的劣行。
资讯公开对认清现实有帮助，但对改变现实则不一定有或必须产生效力。谁不知道别人有毛病，这个知识并不一定能改变‘那些别人’的现状。
所谓‘唤醒’之类的东西，多是利用和愚弄百姓的事，目的是误导和掌控群众。按照统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大众总是易怒、善随大流、少有主见和非理性的，故易被蛊惑、操纵和利用。
从这个角度来讲，资讯的利用和发放则多是一种统治的手段，可以用来蛊惑和误导民众和舆论，以达到统治的目的。今天，你统治你会这样做，明天他统治他同样会这么做。改朝换代，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少数人愚弄多数人的现象（定律），却永远不会改变。
这就是我所说的‘至理’，或谓‘绝对的真理’。这种‘理’是很难变的，至少从盘古皇开天地到今天是如此。人类社会不公平的金字塔结构，从来就没有真正变更过。如果人冷静的看世界，就会得出这种令人不愿看到的真实或真相。‘真相’的揭示，不一定有助于公平的建立。
有人说，柏林墙倒塌是资讯积累的结果。其实，柏林墙的倒塌，不是因为‘资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结果，而是莫斯科领导层的内乱和动摇而导致。
如今，中国的资讯的发放和控制权，都在官方手里，一大批御用公知们在为官方舆论导向服务。表面上看似自由或无法控制的网路言论，实际上是在成功的控制和导向下的结果，即让民众有所发泄，以使其怨气得到一定的疏通而不至于采取极端的反抗行为，等等。
这在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也得到证实。拿俞可平的话来说，就是用一种疏导（而不是以纯压制）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
网路通讯的出现，咋一看好像是为公民带来了更多言论自由的空间，而实际上却为政府更精确和有效地掌控公民的思想及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现代数位通讯技术的发展，为世界性的（这里不是只指专制国家，而且包括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专制的建立和稳固创造了条件，民主自由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越来越遭到缩减和威胁。
*【精英们的视野和行为】*
中国人反专制总是把眼光只放在中国的层面上，而不是从全球的视角去把握，故显得很幼稚和不成熟。许多所谓知名学者和公知们在这方面，实在是表现得非常愚笨和无知。如果这些精英们都如此弱智，老共则大可高枕无忧了。
当然，作为被统治者，我们需要不断找路子和方法去与专制抗争，但不能仅仅指望靠小敲小打如资讯公开和财税透明等来改变专制制度，那或许正好上了政府的圈套。
一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主要靠那个制度下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们的反叛，这种反叛即是完全的不合作或与之决裂。
目前在中国的精英中（这里指的是体制内的中流砥柱们）没有多少人有能力、有勇气和有意愿去与那个专制制度决裂。
所以，我们对那个制度本身的自新或变更能力不应抱任何幻想，对我们自己也不要有任何大的幻想。在涉及到自己既得利益或生存利益的情况下，人一般是不会那么伟大和勇敢的。如有此种人，那他们则不是常人。
再则，外界和自由派学人并没有真诚和客观的去寻找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为什么至今不能变革的原因，大多只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评判或随大流地去看问题，因此他们大多对政治现实作出了误判或偏颇的结论。
如今，真正具有独立思考和有独到见解（即不人云亦云和随大流）的学人和公知没有几个。而公知这个词儿，本身就是对独立人士的一种亵渎或玷污。
*【人性、‘善人’和精英反叛】*
认清自己也好，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也好，都是国人应有的做人义务，自然不可疏漏怠慢。
但我们却不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洁身能力和操守，把人的第一自然性和第二自然性（即受自然法则制约的动物性和建立在理性或合理性基础上的社会性）混为一谈，导致误判自己和他人的‘真相’，最终陷入自我困惑或狂妄自恋之中。也即是说，在人的自然生存欲望与其社会化的规则之间，同时存在着分裂和共生两种‘自然’状态。
因此，做好一个常人，即意味着做一个正常的‘坏人’和有条件的‘好人’（甚至‘伟人’）。从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来看（如人既有循规蹈矩的要求和行为，也有非法乱纪和伤风败俗的欲望和尝试），人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产物可以即是好人（合理性的社会化产物），同时也可以是个坏人和做越轨的事（即人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性之间的冲突或分离），云云。
永远不变的是人性。人性而且是多重和多维的。
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善人，只有想做善人、试着去做和被迫去做善人的常人，而这种‘常人’正是难以保持其这一常态而时常公开或背地里‘作恶’的人，即多数的常人。
我对精英们不反叛的看法，不是从道德上来评判，而是从社会发展的‘定律’来谈中国社会不变的因素。
中国政治社会制度难以转型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些却被外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回避了。除了极权式的全能控制外，还有制度内外的各阶层对那个制度的承载和支撑。没有社会主要族群的托护，一个制度是难以为继的，正像精英们不反叛一样。
精英不反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也是那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靠它吃饭而存活）。这是一个怪圈，他们即知道其所依附的制度不公平不公正，但在生存上却不能与之轻易决裂，否则就没了饭碗，甚至会被投进监狱。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很少，也不是常人。
在体制内通过软性或修正式的方式改变那个制度的尝试（即所谓建构性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一切为改变那个专制政体而作的努力都是可嘉的。
我在上面的陈述，意在强调不要对那个制度本身的自新和改造能力抱幻想，也不要对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人’的改造或革命行为抱太大的幻想，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个制度的产物，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都与之很相近。要改造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难的事，何况要改变那个制度中的权贵和利益集团了。这也就涉及到了人性中一些不变的‘定律’，即自私与个人生存第一，公益和道义的持守第二，等等。
至于对善人一词的界定，老兄说的对，没有普世的定义。‘善人’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存在事实，而是人对其行为赋予的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这个境界可靠近，但不可能最终企及或达到，是谓无极的‘彼岸’。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的任何道德和理想追求行为，都不能予以过高的期待和评价。否则，那个期待者会陷入极度的失望和逻辑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
至于那些政客和公知们在道德上的自我粉饰和宣扬，则是他们愚弄大众和社会的手段和工具，也是他们自我欺骗和忽悠的麻醉剂。
所谓‘独立的精英’，大慨只有一种，就是那些被逼上梁山而别无他路的权贵和知识人。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而与专制制度发生冲突或被排除在那个体制之外，就像宋江之流一般，不得不与那个制度决裂。也就是说，不吃或吃不到皇粮，就可行‘不为五斗米折腰’之义，也就可成为‘独立’精英了。
所以，尽量不要轻易地去评判一个人（这里指那些吃皇粮的精英们）的‘好坏’，或他是否是个‘善人’，而应多关注一个人言行的深层原因，把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也就是说，在道德评价上，既不低估一个人，也不可过高地对他抱以期望。
人的‘神化’（或造神）运动由来已久，即人对他人、对自己和对某种思想或事物的神化。这种造神运动，是人们愚弄他人和自己的迷魂药，是掩盖事实真相和混淆视听的元凶。对此，一个‘独立’的知识人应该尽量与之远离或决裂。
*【知识人的失望与困惑】*
面对习近平中央在政治上的保守，很多知识人现在终于‘看清’了执政党及其利益集团的‘真相’，认为自己从睡梦中觉醒了过来，对现存制度及其维护者深恶痛觉。然而，愚昧的正是这些所谓‘觉醒’了的着名知识人或公知们。
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曾经(或许至今仍然)对那个制度报有幻想，并为其幻想鼓吹过，但不知自己本身就属于那个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公知或精英们，不管哪里（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实际上跟老共没有什么两样。
我早就说过，不要对天朝抱幻想，也不要对自己（所谓的精英们）抱幻想。咱们都是‘有罪’的，而不只是那些被我们指责的物件。认为自己才是站在真理和道德至高点一边的人（就像老共一样认为自己掌有‘宇宙真理’），本身就是个不可信和低俗的假人。
文字既是遮羞布和障眼法，也是权力、投枪和统治工具。
*【怎样看待‘真相’？】*
人只有在认清了自己之后，才能认清世上一切不平之事。孽都是人造的，而咱们都是人。至于‘真相’，一般来说，只有掌权者和统治者才能真正掌握和控制，而且也是由他们来解释和定义的。
在当今世界，很多‘真相’永远都无法被证实，因为必要的资讯都被阻断、封闭或销毁。所以，大多数‘真相’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伪命题。当你找到那些‘真相’时，你正好上了人（统治者）的当。而资讯也不会真正的自由流通，不管在哪儿。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能让自己老是处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愚人境地。
对真实的看待，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通常我们说所认识到的所谓‘真实’，其实是虚幻或表像的现实，即所谓‘真相’的载体。
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真相即是所谓的‘现实的现实’，或者说是难以企及的‘真实的真实’。拿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绝对真理’（拿国人的话来说即是‘至理’）。
是故，我们谈真相，应该上升到这个‘智慧’的境界上来，而不应仅仅停留在知识和资讯的层面上来讨论。那样会看不清世界的真面目，会迷在其中。看破红尘，方不偏不倚。
*【资讯、制度变更和统治】*
资讯在一定程度上有启迪人的作用，但不是促成制度变更的决定因素。因为大多数‘真相’实际上都不是新闻或鲜为人知的，都是常态或常情而已。知道统治者坏，并不等于知者就一定会有能力或意愿去阻止统治者的劣行。
资讯公开对认清现实有帮助，但对改变现实则不一定有或必须产生效力。谁不知道别人有毛病，这个知识并不一定能改变‘那些别人’的现状。
所谓‘唤醒’之类的东西，多是利用和愚弄百姓的事，目的是误导和掌控群众。按照统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大众总是易怒、善随大流、少有主见和非理性的，故易被蛊惑、操纵和利用。
从这个角度来讲，资讯的利用和发放则多是一种统治的手段，可以用来蛊惑和误导民众和舆论，以达到统治的目的。今天，你统治你会这样做，明天他统治他同样会这么做。改朝换代，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少数人愚弄多数人的现象（定律），却永远不会改变。
这就是我所说的‘至理’，或谓‘绝对的真理’。这种‘理’是很难变的，至少从盘古皇开天地到今天是如此。人类社会不公平的金字塔结构，从来就没有真正变更过。如果人冷静的看世界，就会得出这种令人不愿看到的真实或真相。‘真相’的揭示，不一定有助于公平的建立。
有人说，柏林墙倒塌是资讯积累的结果。其实，柏林墙的倒塌，不是因为‘资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结果，而是莫斯科领导层的内乱和动摇而导致。
如今，中国的资讯的发放和控制权，都在官方手里，一大批御用公知们在为官方舆论导向服务。表面上看似自由或无法控制的网路言论，实际上是在成功的控制和导向下的结果，即让民众有所发泄，以使其怨气得到一定的疏通而不至于采取极端的反抗行为，等等。
这在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也得到证实。拿俞可平的话来说，就是用一种疏导（而不是以纯压制）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
网路通讯的出现，咋一看好像是为公民带来了更多言论自由的空间，而实际上却为政府更精确和有效地掌控公民的思想及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现代数位通讯技术的发展，为世界性的（这里不是只指专制国家，而且包括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专制的建立和稳固创造了条件，民主自由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越来越遭到缩减和威胁。
*【精英们的视野和行为】*
中国人反专制总是把眼光只放在中国的层面上，而不是从全球的视角去把握，故显得很幼稚和不成熟。许多所谓知名学者和公知们在这方面，实在是表现得非常愚笨和无知。如果这些精英们都如此弱智，老共则大可高枕无忧了。
当然，作为被统治者，我们需要不断找路子和方法去与专制抗争，但不能仅仅指望靠小敲小打如资讯公开和财税透明等来改变专制制度，那或许正好上了政府的圈套。
一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主要靠那个制度下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们的反叛，这种反叛即是完全的不合作或与之决裂。
目前在中国的精英中（这里指的是体制内的中流砥柱们）没有多少人有能力、有勇气和有意愿去与那个专制制度决裂。
所以，我们对那个制度本身的自新或变更能力不应抱任何幻想，对我们自己也不要有任何大的幻想。在涉及到自己既得利益或生存利益的情况下，人一般是不会那么伟大和勇敢的。如有此种人，那他们则不是常人。
再则，外界和自由派学人并没有真诚和客观的去寻找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为什么至今不能变革的原因，大多只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评判或随大流地去看问题，因此他们大多对政治现实作出了误判或偏颇的结论。
如今，真正具有独立思考和有独到见解（即不人云亦云和随大流）的学人和公知没有几个。而公知这个词儿，本身就是对独立人士的一种亵渎或玷污。
*【人性、‘善人’和精英反叛】*
认清自己也好，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也好，都是国人应有的做人义务，自然不可疏漏怠慢。
但我们却不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洁身能力和操守，把人的第一自然性和第二自然性（即受自然法则制约的动物性和建立在理性或合理性基础上的社会性）混为一谈，导致误判自己和他人的‘真相’，最终陷入自我困惑或狂妄自恋之中。也即是说，在人的自然生存欲望与其社会化的规则之间，同时存在着分裂和共生两种‘自然’状态。
因此，做好一个常人，即意味着做一个正常的‘坏人’和有条件的‘好人’（甚至‘伟人’）。从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来看（如人既有循规蹈矩的要求和行为，也有非法乱纪和伤风败俗的欲望和尝试），人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产物可以即是好人（合理性的社会化产物），同时也可以是个坏人和做越轨的事（即人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性之间的冲突或分离），云云。
永远不变的是人性。人性而且是多重和多维的。
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善人，只有想做善人、试着去做和被迫去做善人的常人，而这种‘常人’正是难以保持其这一常态而时常公开或背地里‘作恶’的人，即多数的常人。
我对精英们不反叛的看法，不是从道德上来评判，而是从社会发展的‘定律’来谈中国社会不变的因素。
中国政治社会制度难以转型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些却被外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回避了。除了极权式的全能控制外，还有制度内外的各阶层对那个制度的承载和支撑。没有社会主要族群的托护，一个制度是难以为继的，正像精英们不反叛一样。
精英不反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也是那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靠它吃饭而存活）。这是一个怪圈，他们即知道其所依附的制度不公平不公正，但在生存上却不能与之轻易决裂，否则就没了饭碗，甚至会被投进监狱。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很少，也不是常人。
在体制内通过软性或修正式的方式改变那个制度的尝试（即所谓建构性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一切为改变那个专制政体而作的努力都是可嘉的。
我在上面的陈述，意在强调不要对那个制度本身的自新和改造能力抱幻想，也不要对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人’的改造或革命行为抱太大的幻想，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个制度的产物，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都与之很相近。要改造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难的事，何况要改变那个制度中的权贵和利益集团了。这也就涉及到了人性中一些不变的‘定律’，即自私与个人生存第一，公益和道义的持守第二，等等。
至于对善人一词的界定，老兄说的对，没有普世的定义。‘善人’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存在事实，而是人对其行为赋予的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这个境界可靠近，但不可能最终企及或达到，是谓无极的‘彼岸’。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的任何道德和理想追求行为，都不能予以过高的期待和评价。否则，那个期待者会陷入极度的失望和逻辑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
至于那些政客和公知们在道德上的自我粉饰和宣扬，则是他们愚弄大众和社会的手段和工具，也是他们自我欺骗和忽悠的麻醉剂。
所谓‘独立的精英’，大慨只有一种，就是那些被逼上梁山而别无他路的权贵和知识人。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而与专制制度发生冲突或被排除在那个体制之外，就像宋江之流一般，不得不与那个制度决裂。也就是说，不吃或吃不到皇粮，就可行‘不为五斗米折腰’之义，也就可成为‘独立’精英了。
所以，尽量不要轻易地去评判一个人（这里指那些吃皇粮的精英们）的‘好坏’，或他是否是个‘善人’，而应多关注一个人言行的深层原因，把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也就是说，在道德评价上，既不低估一个人，也不可过高地对他抱以期望。
人的‘神化’（或造神）运动由来已久，即人对他人、对自己和对某种思想或事物的神化。这种造神运动，是人们愚弄他人和自己的迷魂药，是掩盖事实真相和混淆视听的元凶。对此，一个‘独立’的知识人应该尽量与之远离或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