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9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12月18日下午，《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在香港中大康本国际学术园发表演讲，从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方面论述“文革”的成因和后果。他表示，“文革”的历史证明了中国目前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均是错误，但目前当局仍继续强调“三个自信”，只是他们心虚的表现。
在这个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的演讲中，杨继绳从道路、理论和制度三方面详细分析论述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他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扫清障碍，但社会主义理想几百年都无成功先例，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事实上在“大饥荒”和“文革”都制造了人间地狱。
他回顾历史说，毛泽东刚开始发动这场运动时，他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然而，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
杨继绳指出，毛泽东为实现乌托邦而建立了极权制度，但系统建成后又成为了社会的赘瘤，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集权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他表示，“大饥荒”和“文革”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倒塌，成为一堆“破砖烂瓦”，但官僚集团仍企图“用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杨说：“他们说的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杨继绳指出，“文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目前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均是错误的，但目前当局仍继续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简称“三个自信”），只是证明他们自己心虚。
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曾强调，全党要坚定所谓的“三个自信”。此后，新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提及“三个自信”，官方媒体也称，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坚持“三个自信”。
林保华：“七个不讲”否定了“三个自信”
在今年稍早时候，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发表评论文章批“七个不讲”，与杨继绳批“三个自信”可谓异曲同工。
林保华认为，中共当局规定的“七不讲”，实质上就是以行动来否定了中共当局一再强调的“三个自信”。
评论表示，中共当局如果真正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共产党就应该“风雨不动安如山，泰山压顶不弯腰，任凭风吹浪打，稳坐钓鱼船”。
然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今年中共中央的第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提出的 “七不讲”（即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就已经把“三个自信”变为“三个不信”。而且“七不讲”是偷偷摸摸的传达，显见中共当局也知道这个文件并不光彩，然而危机缠身，非这样做不可。
评论分析道：这七个不讲，可以概括到三个自信中的理论、道路、制度内容里。例如普世价值可以列入“理论”之中，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包括在“制度”里，而党的历史错误与权贵资产阶级则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七个不讲”的规定，恰恰说明了“三个不信”。
评论写道：“其实所谓‘三个自信’早就是‘三个破产’。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是‘西化’邪路的产物，也早就破产，否则何必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破产，早就‘走资’了，共产权贵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唯一还没有破产的是一党专政的制度，只是这个‘共产’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是这个专制制度迟早必然破产，这就是他们非要推出‘七不讲’的原因。”
十八大以来中共当局面对中国社会爆发的一系列事件都表现出严重的“三不自信”。例如，雅安发生强震，努力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些NGO组织到灾区赈灾，黄琦被扣，不许他去；被丑闻缠身的中国红十字会在被十万人喊“滚”后，表示要改革之意，但是马上被否定；面对社会危机带来的各种抗争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当政者还是“维稳”当先，所以上访人士与维权人士仍然纷纷被拘押；连异议人士张林的10岁女儿张安妮也难逃一劫，成为中国最小的良心犯……
最典型的是在今年的八月一日中共建军节这一天，中共喉舌新华网刊登了署名王小石的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评论文章，并下令‘各媒体转发’并保留48小时。该文章罔顾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的事实，罗列了一些陈旧的数据后得出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变得非常不堪的结论，并由此得出近中国一旦像苏联一样崩溃，将比苏联还要惨的结论。结果当时有评论人士抨击这篇文章为“明显大脑缺氧的文章”，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番举动，恰恰反映了其心中的忧虑，和对中共所奉行的道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严重“不自信”。当然，中共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因为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乱象，中共不仅一一占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个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的演讲中，杨继绳从道路、理论和制度三方面详细分析论述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他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扫清障碍，但社会主义理想几百年都无成功先例，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事实上在“大饥荒”和“文革”都制造了人间地狱。
他回顾历史说，毛泽东刚开始发动这场运动时，他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然而，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
杨继绳指出，毛泽东为实现乌托邦而建立了极权制度，但系统建成后又成为了社会的赘瘤，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集权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他表示，“大饥荒”和“文革”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倒塌，成为一堆“破砖烂瓦”，但官僚集团仍企图“用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杨说：“他们说的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杨继绳指出，“文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目前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均是错误的，但目前当局仍继续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简称“三个自信”），只是证明他们自己心虚。
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曾强调，全党要坚定所谓的“三个自信”。此后，新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提及“三个自信”，官方媒体也称，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坚持“三个自信”。
林保华：“七个不讲”否定了“三个自信”
在今年稍早时候，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发表评论文章批“七个不讲”，与杨继绳批“三个自信”可谓异曲同工。
林保华认为，中共当局规定的“七不讲”，实质上就是以行动来否定了中共当局一再强调的“三个自信”。
评论表示，中共当局如果真正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共产党就应该“风雨不动安如山，泰山压顶不弯腰，任凭风吹浪打，稳坐钓鱼船”。
然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今年中共中央的第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提出的 “七不讲”（即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就已经把“三个自信”变为“三个不信”。而且“七不讲”是偷偷摸摸的传达，显见中共当局也知道这个文件并不光彩，然而危机缠身，非这样做不可。
评论分析道：这七个不讲，可以概括到三个自信中的理论、道路、制度内容里。例如普世价值可以列入“理论”之中，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包括在“制度”里，而党的历史错误与权贵资产阶级则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七个不讲”的规定，恰恰说明了“三个不信”。
评论写道：“其实所谓‘三个自信’早就是‘三个破产’。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是‘西化’邪路的产物，也早就破产，否则何必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破产，早就‘走资’了，共产权贵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唯一还没有破产的是一党专政的制度，只是这个‘共产’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是这个专制制度迟早必然破产，这就是他们非要推出‘七不讲’的原因。”
十八大以来中共当局面对中国社会爆发的一系列事件都表现出严重的“三不自信”。例如，雅安发生强震，努力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些NGO组织到灾区赈灾，黄琦被扣，不许他去；被丑闻缠身的中国红十字会在被十万人喊“滚”后，表示要改革之意，但是马上被否定；面对社会危机带来的各种抗争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当政者还是“维稳”当先，所以上访人士与维权人士仍然纷纷被拘押；连异议人士张林的10岁女儿张安妮也难逃一劫，成为中国最小的良心犯……
最典型的是在今年的八月一日中共建军节这一天，中共喉舌新华网刊登了署名王小石的题为《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的评论文章，并下令‘各媒体转发’并保留48小时。该文章罔顾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的事实，罗列了一些陈旧的数据后得出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变得非常不堪的结论，并由此得出近中国一旦像苏联一样崩溃，将比苏联还要惨的结论。结果当时有评论人士抨击这篇文章为“明显大脑缺氧的文章”，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番举动，恰恰反映了其心中的忧虑，和对中共所奉行的道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严重“不自信”。当然，中共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因为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乱象，中共不仅一一占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