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2日讯】【导读】张学思，张作霖之第四子，张学良之弟。 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建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开始不久，张学思遭到非法关押，最终惨死。
一帆风顺的仕途路
1928年，12岁的张学思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 1931年初到北平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为是张作霖的儿子，所以1933年4 月年仅17岁就被加入中国共产党。遂受中共派遣，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 1934年7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军事政变”，逮捕了蒋介石，中共本想杀害蒋介石，但由于苏联另有打算，命令释放蒋介石，于是蒋安全离开西安。当时张学良成了万人唾骂的“千古罪人”，为了表示歉意，他坚决要送蒋介石到南京。周恩来曾频频暗示他不要上飞机，但张学良还是跟随而去。张学良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其有生之年，最痛心的是最喜爱的四弟54岁被中共折磨致死，张学良说：“红军长征后剩下了1万多人，蒋公在陕西重兵布下了铁桶，要剿灭红军。结果我抓了蒋公，救了他们。但是他们却杀了我的四弟张学思，蒋公软禁了我，但是却阴差阳错的保护了我，我能活到90多了。如果当年我留在了大陆，我早就没命了。”后来中共使尽招术，百馀岁老人张学良都未曾再踏足大陆一步。
张学良痛失爱弟，直到晚年都未再踏足大陆。（网络图片）
“西安军事政变”后，因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不久获释继续学习。 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进行活动。 1938年10月，张学思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 1949年4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中共建政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 1953年37岁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 1955年39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6年张学思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 1958年毕业回国后任海军参谋长。
1951年毛泽东接见时任海军总参谋长的张学思（左一）（网络图片）
由于“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
一路风顺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终于栽倒在1967年。至于说被打倒的罪名，那只有“莫须有”三个字最贴切。
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家里的红色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张学思从睡梦中惊起，拿起了电话筒，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军作战值班室的机要电话，只听对方传来低低的声音：“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你马上到第一招待所来。”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他急忙 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机。夫人谢雪萍也被电话铃惊醒了，她问丈夫有什么事，张学思只说有急事要去开会，便急急忙忙洗漱了一下就乘车走了。谢雪萍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丈夫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张学思到达海军第一招待所时，天还没亮，整个海军大院一片寂静，招待所门前也没有一个人影，门厅内透出一片微弱的灯光。张学思走进大门，只见门厅里有几个穿黄军装的人迎视着他，他没有理会，继续向小会议室走去。那几个人便尾随而来，紧接着李作鹏（时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的一个亲信从会议室门里迎了出来，张学思已被这伙人包围了起来。再看会议室，里边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开会的迹象。张学思目光严厉，直逼对方，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那个人冷笑着哼了一声说：“我向你宣布，根据上级决定，你被逮捕了！”对于这一遭遇，张学思是心里有数的，因为自己的出身原因，他也估计到会有这一天。但他不曾料到，他们竟会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张学思的愤怒很快变成了蔑视，而对镣铐他嗤之以鼻，用轻蔑、辛辣的语调说：“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几句话说得那人无言以对，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张学思架上了囚车。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营区的一角有一排陈旧的平房，这里原是一个连队的营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间，两边临时间壁成一间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还糊上了报纸，以阻止屋内的人向外观望。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张学思走进这个环境，心里充满了屈辱。第二天，张学思就写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鹏和海军党委提出询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关押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什么罪行？”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 9月16日，张学思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质问：“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你们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码也要告诉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问题吧？！ ”这次，李作鹏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做回答。 9月27日，张学思第三次写信质问，还是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张学思写信向周恩来申诉：“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30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谈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是依然是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1951年，周恩来与张学思在大连（网络图片）
在此后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比肉体上的摧残更加难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军大院批斗，发现以往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围到处是愤怒仇视的目光和震耳欲聋的吼叫，时常还会夹杂比拳打脚踢更侮辱人格的谩骂……张学思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外很少参加党内的政治运动，很少有党内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他的心目中，党一直是一幅纯洁完美的图画，一直是一个高大神圣的形象。他越是坚信党，就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处境。
曾与张学思同期受迫害，就关押在他隔壁房间里的吕正操将军，曾回忆到以下一段情节：“我们每顿吃的饭，是一碗发了霉的大米或一个又干又硬的馒头，我们都不够吃，可是张学思的精神压力大，经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许倒，要留着下顿吃，他就拿张报纸盖着，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战士就批他蔑视伟大领袖，他反驳，和战士吵，便受到围攻。每天晚上提审他的时候，他都据理反驳，和他们争吵得非常厉害……”吕正操认为，一是由于张学思对党内斗争认识上的单纯，缺乏接受这场空前严酷斗争的思想准备；二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比其他人严重得多。
临死前醒悟被“恶魔缠身”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也越来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治疗。 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源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菌几乎遍及全身。但是在他住院期间仍有七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藉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光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他重度营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两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想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藉故拒绝，并批他是“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住院期间曾经写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54岁的人还得肺病，一般的30岁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绝对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现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对犯人也要给一些宽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罚我都行，给我加罪也行，现在我不是来医院治罪的！” “我想从吃的方面来配合治疗，所以我提出买东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想吃点香肠、酸菜，他们说没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即使给我加罪，你们也要等我病好了再加呀！”“这里这么好的山林空气，对我这样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这里几个月不开门窗，还用铁丝把窗子拧起来，我这样的人还能跳楼自杀吗？能不能给我点宽大？！难道饭不给我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行吗？……”这是一个身临绝境的人发出的求生呼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
张学思的病情在继续发展，到1970年3月下旬进一步恶化，不断地发高烧。他已不能起床，连翻身都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医院检查发现，张学思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起了变化，呼吸加快，心肌损伤。眼见张学思病情危重，“专案组”才作出让家属看望的决定。在“文革”时期是“一人受难，祸及全家”。张学思的六个子女， 分别被赶到黑龙江、内蒙古、陕北、青海等边远地区插队劳动。最小的女儿才14岁，只是由于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关照，才得以留在京郊毛纺厂当了徒工。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张学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看见孩子们惊愕的眼光，拉着孩子的手说：“不认识爸爸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啊！（喻体重掉了90 斤）”谢雪萍见张学思骨瘦如柴，完全变了模样，禁不住一阵心酸。她还是强忍着悲痛，安慰张学思好好养病，告诉他老母亲健康，子女们也都好。这些话给病危的张学思带来一点安慰。
然而张学思病情最终恶化，于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覆追问：“是病魔缠身吧？ ”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共这个恶魔上身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悔误都是晚矣！
一帆风顺的仕途路
1928年，12岁的张学思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 1931年初到北平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为是张作霖的儿子，所以1933年4 月年仅17岁就被加入中国共产党。遂受中共派遣，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 1934年7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军事政变”，逮捕了蒋介石，中共本想杀害蒋介石，但由于苏联另有打算，命令释放蒋介石，于是蒋安全离开西安。当时张学良成了万人唾骂的“千古罪人”，为了表示歉意，他坚决要送蒋介石到南京。周恩来曾频频暗示他不要上飞机，但张学良还是跟随而去。张学良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其有生之年，最痛心的是最喜爱的四弟54岁被中共折磨致死，张学良说：“红军长征后剩下了1万多人，蒋公在陕西重兵布下了铁桶，要剿灭红军。结果我抓了蒋公，救了他们。但是他们却杀了我的四弟张学思，蒋公软禁了我，但是却阴差阳错的保护了我，我能活到90多了。如果当年我留在了大陆，我早就没命了。”后来中共使尽招术，百馀岁老人张学良都未曾再踏足大陆一步。
张学良痛失爱弟，直到晚年都未再踏足大陆。（网络图片）
“西安军事政变”后，因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不久获释继续学习。 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进行活动。 1938年10月，张学思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 1949年4月受命创建海军学校，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中共建政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 1953年37岁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 1955年39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6年张学思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 1958年毕业回国后任海军参谋长。
1951年毛泽东接见时任海军总参谋长的张学思（左一）（网络图片）
由于“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
一路风顺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终于栽倒在1967年。至于说被打倒的罪名，那只有“莫须有”三个字最贴切。
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家里的红色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张学思从睡梦中惊起，拿起了电话筒，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军作战值班室的机要电话，只听对方传来低低的声音：“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你马上到第一招待所来。”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他急忙 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机。夫人谢雪萍也被电话铃惊醒了，她问丈夫有什么事，张学思只说有急事要去开会，便急急忙忙洗漱了一下就乘车走了。谢雪萍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丈夫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张学思到达海军第一招待所时，天还没亮，整个海军大院一片寂静，招待所门前也没有一个人影，门厅内透出一片微弱的灯光。张学思走进大门，只见门厅里有几个穿黄军装的人迎视着他，他没有理会，继续向小会议室走去。那几个人便尾随而来，紧接着李作鹏（时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的一个亲信从会议室门里迎了出来，张学思已被这伙人包围了起来。再看会议室，里边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开会的迹象。张学思目光严厉，直逼对方，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那个人冷笑着哼了一声说：“我向你宣布，根据上级决定，你被逮捕了！”对于这一遭遇，张学思是心里有数的，因为自己的出身原因，他也估计到会有这一天。但他不曾料到，他们竟会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张学思的愤怒很快变成了蔑视，而对镣铐他嗤之以鼻，用轻蔑、辛辣的语调说：“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几句话说得那人无言以对，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张学思架上了囚车。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营区的一角有一排陈旧的平房，这里原是一个连队的营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间，两边临时间壁成一间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还糊上了报纸，以阻止屋内的人向外观望。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张学思走进这个环境，心里充满了屈辱。第二天，张学思就写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鹏和海军党委提出询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关押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什么罪行？”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 9月16日，张学思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质问：“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你们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码也要告诉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问题吧？！ ”这次，李作鹏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做回答。 9月27日，张学思第三次写信质问，还是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张学思写信向周恩来申诉：“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30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谈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是依然是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1951年，周恩来与张学思在大连（网络图片）
在此后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比肉体上的摧残更加难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军大院批斗，发现以往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围到处是愤怒仇视的目光和震耳欲聋的吼叫，时常还会夹杂比拳打脚踢更侮辱人格的谩骂……张学思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外很少参加党内的政治运动，很少有党内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他的心目中，党一直是一幅纯洁完美的图画，一直是一个高大神圣的形象。他越是坚信党，就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处境。
曾与张学思同期受迫害，就关押在他隔壁房间里的吕正操将军，曾回忆到以下一段情节：“我们每顿吃的饭，是一碗发了霉的大米或一个又干又硬的馒头，我们都不够吃，可是张学思的精神压力大，经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许倒，要留着下顿吃，他就拿张报纸盖着，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战士就批他蔑视伟大领袖，他反驳，和战士吵，便受到围攻。每天晚上提审他的时候，他都据理反驳，和他们争吵得非常厉害……”吕正操认为，一是由于张学思对党内斗争认识上的单纯，缺乏接受这场空前严酷斗争的思想准备；二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比其他人严重得多。
临死前醒悟被“恶魔缠身”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也越来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治疗。 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源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菌几乎遍及全身。但是在他住院期间仍有七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藉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光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他重度营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两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想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藉故拒绝，并批他是“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住院期间曾经写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54岁的人还得肺病，一般的30岁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绝对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现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对犯人也要给一些宽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罚我都行，给我加罪也行，现在我不是来医院治罪的！” “我想从吃的方面来配合治疗，所以我提出买东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想吃点香肠、酸菜，他们说没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即使给我加罪，你们也要等我病好了再加呀！”“这里这么好的山林空气，对我这样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这里几个月不开门窗，还用铁丝把窗子拧起来，我这样的人还能跳楼自杀吗？能不能给我点宽大？！难道饭不给我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行吗？……”这是一个身临绝境的人发出的求生呼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
张学思的病情在继续发展，到1970年3月下旬进一步恶化，不断地发高烧。他已不能起床，连翻身都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医院检查发现，张学思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起了变化，呼吸加快，心肌损伤。眼见张学思病情危重，“专案组”才作出让家属看望的决定。在“文革”时期是“一人受难，祸及全家”。张学思的六个子女， 分别被赶到黑龙江、内蒙古、陕北、青海等边远地区插队劳动。最小的女儿才14岁，只是由于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关照，才得以留在京郊毛纺厂当了徒工。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张学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看见孩子们惊愕的眼光，拉着孩子的手说：“不认识爸爸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啊！（喻体重掉了90 斤）”谢雪萍见张学思骨瘦如柴，完全变了模样，禁不住一阵心酸。她还是强忍着悲痛，安慰张学思好好养病，告诉他老母亲健康，子女们也都好。这些话给病危的张学思带来一点安慰。
然而张学思病情最终恶化，于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覆追问：“是病魔缠身吧？ ”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共这个恶魔上身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悔误都是晚矣！
